過往總想寫點兒有關許國璋先生的東西,  但覺得自己人微言輕, 提不起筆.  許老辭世至今晃眼十數年, 許老的身影在自己的記憶中漸行漸遠, 一切的浮光掠影都似已淘洗殆盡,所剩便只有最凸顯他人格閃光處的某些瞬間定格和隻言片語, 今記錄在此以做紀念.

到我七三年進入外院時 (即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 簡稱外院, 北外或一外)，許老已是霜染兩鬢年近花甲的人. 而當他四九年回國並於五十年代初到外院時還不過三十大幾,  卻已經和比他還小一年的佐良老師一起被同學老師並稱許老王公了.  這之前我自然從未見過許老,  他那套大名鼎鼎的英語教科書也是一兩年後解了禁才有所接觸,  但從學長老師們的竊竊私語中得知他是大學問家錢鍾書的得意門生, 曾留學牛津, 是同王佐良李輔寧等人齊名的英語權威, 那名字就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如雷貫耳.  有學長從人群中把他指給我看,  他中等個, 鼻子上架副深度近視鏡. 走路腰板筆直.  一九七五年緬甸吳奈溫來訪,  我在首都機場邊防檢查站實習參加機場警戒, 鄧小平赴機場迎賓從我身邊走過, 也是板直着腰, 雄赳赳氣昂昂的, 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許老走路的樣子和鄧公毫無二致,  因為謝了頂, 頭髮又向後梳着, 本來就高的額頭便顯得更高,  透過時間在那張稜角分明的臉上刻下的風霜,  仍能清楚看出當年牛津學子的勃勃英氣.

那年我們共有二百六十多人進入外院英語系, 加上上一屆一百多人, 當然是各系中人氣最旺的. 同年級又按英語程度分了快慢班, 前四班多上過外語附小附中,  是快班, 後面十幾個班則為慢班.  我入學前的英語是打着馬克思的 “外語是人生的一種武器” 的旗子跟着唱片和電台自學的.  每天一面在內蒙兵團上下磚窯的土道上穿梭來回,  一面口中念念有詞背誦英文單詞句型,  入學時大概有三千多的詞彙量,  但僅此而已, 於是分在慢班.  人多, 權威少,  我們這種慢班生輕易與許老王公們結識無緣, 只在全校大會和系裡的各種會議上看到他們的身影. 當然這是指大權威, 中權威小權威又不一樣, 很多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都是名人. 那時的一外很牛, 自稱中央外語學院, 除了因為直屬外交部, 在中美外交初開之際奉了毛和周的尚方寶劍而有超越其他任何學校招生之權, 有很多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校友, 諸如唐文生,  王海容, 章含之, 朱傳賢, 更重要的就是為了有很多的權威專家. 我在本科時曾從學於薄冰, 張道真, 王光(加三點水旁, 又名王易倉, 王光宗), 以及後來成為中美關係專家的梅仁毅和語言學及外語教學方面的專家吳一安等.

大權威們不在第一線教書, 也還沒能在院系擔責任, 那是七三年, 文革餘燼未熄, 一會兒張鐵生, 黃帥, 一會兒朝陽農學院, 老先生們頭上反動權威的帽子還在. 所以說大會小會看到許老的身影, 他卻不是坐在台上的達官, 而是台下角落裡的看客. 因為那名氣, 我有時不自覺會朝他那邊望過去, 大概因為已經沒有批鬥會, 又不再在湖北鄉下幹校里碌碌無為, 他臉上已偶爾能見到笑容. 那是一種很開朗的笑, 笑得很正, 一看就知道是個心裡不藏奸的人.  然而也只是偶爾一笑. 但是清楚記得, 有一次許老是很開心地笑了一回, 不只許老, 所有人都笑了, 那是一次全校大會, 由當時的院臨時領導小組組長, 後來成為院黨委書記的楊伯箴作學朝農的動員報告.  大概有人不熟悉或是忘記了朝農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裡摘一段那個時代的聲音:   

遼寧朝陽農學院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大破因循守舊，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把學校搬到農村，堅持“社來社去"，大學畢業回鄉當農民，直接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發揮了學校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作用。這是教育革命中湧現的又一光輝奪目的新生事物。我們要學習朝陽農學院的先進經驗，狠批“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等反動謬論，把青少年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報告大會前學校里早已是風言風語,傳說要一鍋端回湖北沙洋幹校去辦學,學生畢業要回原單位,一時人心惶惶,開會時大家比平時專注很多,畢竟此事大大關係各人命運. 楊伯箴開場很長的一段當時的套話,無非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一而足. 論完天下, 楊書記又開始不遺餘力的大唱朝農讚歌,從朝農的做法到意義,沒完沒了,終於盼到他講正題了: “具體到我們外語學院學朝農嘛……” 全場一片安靜,那麼大的會場,那種掉根針都聽得見的寂靜也只有當年在兵團團部聽有關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時才體驗過. 楊賣了一個大大的關子才接着說:“我們主要是從精神上學.” 楊伯箴話音未落,全場就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笑聲,楊作報告受到聽眾如此發自內心的歡迎大概是空前絕後,我環顧會場,看到許老正開懷大笑,頭向後仰,口大張着,那種毫無顧忌的樣子,真是年已花甲卻又童真在在.  

真正有機會接觸許老是去四季青人民公社學農的時候,系裡決定許老和我們一起去.  我們當時好像是二年級. 所謂學農,無非是幫着夏收,體驗吃大苦耐大勞. 我們叫做工農兵學員,真真正正是來自工農兵,全班十八個人,三個來自東北內蒙兵團,一個來自陝北農村,一個復員軍人,三個來自工廠,剩下十個則來自部隊,無論來自哪裡, 都是十幾二十的人,大都幹過農活, 起碼也是年輕力壯, 學農難不倒我們. 許老卻不一樣,  六十的人, 身子骨再硬朗, 驕陽烈火下拔麥子也夠嗆. 我們都是在社會上闖過幾年的人, 經歷過世道艱辛, 通曉了人情世故,雖然文革還在進行,許老那頂反動權威的帽子還沒有完全摘掉,但我們均對他有崇敬之心,加上外院在周恩來照佛下在全國獨一無二的撤走了軍宣隊工宣隊,雖然外面的世界正被四人幫攪得天翻地覆,校園內卻相對安全,對反動權威表示尊敬不會惹大麻煩.學農時如何照顧許老的特殊情況呢? 正好生產隊要求派一個人去幫會計理賬,就由許老去了, 大家都覺得這個安排理所當然. 而許老一定感到了我們對他的尊重和愛戴, 學農完回校後對我們一直很友好, 每次見到我總是拍着我的肩膀說: “身體好,身體真好!” 我當時搞不懂他為什麼總誇我身體好,如今自己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對人生如白駒過隙的理解早已不限於字面,以自己現時的心態度之,大約猜到他當時一面是感嘆自己韶華已逝,另一方面我們又都是學識淺薄之輩,要夸也夸不出個所以然. 然而他對我們的好感卻一定是因為我們對他表現了那個時代普遍缺乏的人性,同是學生的紅衛兵就曾在數年前把寫了接續他那套著名教材的下面兩冊的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俞大絪逼去上吊自殺.

許老的重人性與他的人品有關,也與他的學識分不開.許老大約於六十年代時意識到西方在語言學方面因着喬姆斯基的學說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則裹足不前有時矣, 於是下大力推動國內語言學研究, 自己同時成為國內語言學方面的權威, 但許老學海一生更多是浸潤在英美文學研究之中,清華,西南聯大,倫敦大學,牛津大學都留下許老學海泛舟的身影, 環視宇內, 在莎士比亞以及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研究方面能出其右者即使有也必寥若晨星. 莎劇能流芳百世,正是由於其中幾乎無處不在的掙破中世紀桎梏的人性流露.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州文藝復興釋放出的厚重人性在莎劇中充分體現,無可避免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又由他們推向自己所在的周圍時空,許老正是這樣一位推波助瀾者. 許老的寬容也同他的閱歷分不開. 外院一位教授撰文回憶說:“我與許老相處四十餘年，深感他是一位很有特點的學者。自然，同許多人一樣，他也在變。50年代，他四十左右，其氣勢如日中天，上課時才華橫溢，讓學生為之傾倒，那學術魅力是難以被時代淹沒的。他瀟灑中流露出堅定的毅力和自信，也溢出少許自負。也許是由於中年的氣盛，他嚴厲有餘，而寬容、理解不足。但是，在他年過半百後，他的一些弱點在時間的磨合中逐漸淡化，而其固有的優點日益凸現出來，這使他越來越受人敬愛。”  我所見到的許老正已過了耳順之年,我們在他身上感到更多的是寬容和理解.  學農時,一次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當天報紙上一篇表示支持中東各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文章, 許老恰好在, 議論一陣, 有人問許老意見, 許老講了不多的幾句, 不很具體, 只記得大意是說討論這問題的前提是對歷史的全面理解. 我當時也沒有往心裡去,只以為他隨便講講應付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後來才聽人講, 早在六十年代, 國內一邊倒的支持中東各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 把以色列視為敵人. 而許老卻獨持異見, 堅稱猶太人民也有爭生存之權利, 並為此在文革中倍遭批判. 這才醒覺, 許老那番話是在含蓄的鼓勵我們多學習多思考, 特別是獨立思考, 而他對中東問題不偏不倚的立場則正是基於他的人道主義哲學. 後來我有機會在他指導下學習英美文學,關於莎士比亞的 “威尼斯商人”, 許老特別提醒我該劇對猶太商人夏洛克的處理反映了莎士比亞時代對猶太人的普遍的歧視態度, 要我閱讀有關這方面的評論.         

大事上如此, 小事上又何嘗不是如此. 那個特殊的年代, 那樣一所特殊的學校, 同學中高乾子弟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 家中背景從當時的中央顯貴如葉劍英, 李先念, 賽福鼎到軍隊首腦如陳賡, 韓先楚, 更有後來居上的喬石, 吳學謙.  由此向下各級領導的子弟就更多. 也許正因為太多, 所以誰也不突出, 學校對他們和別的同學一視同仁,並無特殊, 如果說有, 那就是專門為他們立了條規矩, 不管是誰, 都不許把小汽車開到學校里來. 李先念的兒子在校四年, 周末返校基本都是騎輛老掉牙的自行車, 偶爾有特殊情況家裡派車送他, 也一定把他放在離學校還很遠的魏公村路口, 再由他從那裡步行返校. 記得有一陣三十八軍一個單位不知為什麼原因借住我校, 正好該軍一位領導的小孩是我們英語系的學生, 因為軍隊借住給同學帶來一些不便, 這位同學就放出狠話要告訴他父親讓駐軍 ”滾蛋.”  很快系領導就找到他, 對他說,”你去呀,看看你能不能讓他們滾蛋.” 搞得這位同學灰溜溜的, 再也不敢亂吹了.  說是不搞特殊, 但終於還是有了例外, 這例外就開在毛的護士張玉鳳的妹妹張玉梅身上.  據說她是由毛遠新主事的中央辦公廳保送來的, 入校較晚, 我們都已經在進行入校勞動鍛練了她才來, 是中央辦公廳用輛大紅旗送來的, 車子一直開到校園裡. 我們都在一趟趟的從門頭溝齋堂往學校裝車拉煤, 系裡卻派了一位老師給她補習英文. 當時學校這樣做也實在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七十年代初, 毛預見到重開中美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勢必導致對大批外語人才的需要, 於是指示重開北外, 提出自任校長, 但馬上又要周恩來任校長. 周在文革中利用手中剩餘的權力保存老幹部是盡人皆知的, 廖承志就是由周安排送入中南海一直以監護的名義保護到七二年才 “解放”出來, 此時周便提議由廖承志任校長, 廖的院長職務一直兼到八零年, 然而日常院務則完全交給了楊伯箴. 周又指示給予外院超越所有其他學校任意招生的權利, 這當然可以保證外院招到最好的學生, 但還不僅於此. 大概周也想到很多老幹部的子女散在四方, 教育被文革打斷, 又到了上大學的年紀, 這個超級招生權正可把他們送入大學. 對於這一點楊可謂是心領神會, 派出諸路招生小組赴全國各地前給組員塞了很多寫有老幹部子女名字的條子, 於是就有了我們這一屆高乾子女眾多這一幕.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周的動作被江青看在眼裡, 抓作把柄, 在首都體育館開大會點名批外院, 此時賣毛遠新一個人情, 接受張玉梅為學生, 正好可以平衡利益, 保護自己. 內幕還不僅如此,當時外交部內喬老爺和夫人章含之正同王海容唐文生為爭奪外交部的領導權打得雞飛狗跳不可開交, 王身為毛的侄女, 手眼通天, 喬要見毛卻不得其路. 喬覺得向毛進陳自己立場的需要迫在眉睫, 而張玉鳳正是毛身邊燎手可熱的人物, 把她的妹妹招入自己下轄的學校等於是鋪下了覲見毛的路. 後來喬果然通過張玉梅得到了向毛進陳的機會.

凡此種種都是那高高紅牆內的秘事, 當時並不為我們這些平頭百姓所知, 然而對張的特殊待遇卻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大家眾說紛紜, 認為系裡不公, 而張玉梅也因此犯了眾怒, 周圍對她敵意甚深. 張很漂亮, 眼睛大大的, 膚色白皙, 面如滿月, 大家卻給她起個外號叫白王八. 有次有同學議論她, 白王八長, 白王八短, 許老走過時聽見, 說:  ”聽說她是願意幫助人的.”  這使大家想起有位同學有病需要一種稀缺藥, 遍尋不見, 她聽說了, 馬上幫助找了來. 許老這樣一說, 議論就停了, 後來也不再怎麼聽到, 原因可能各種各樣, 但許老的話無疑顯露出他不行偏頗不為己甚的處事哲學, 是他心底人性的流露.  如今想來, 張當時完全是身不由己, 因其姐得寵而入外院, 然而眾多在校的幹部子弟不也大同小異? 張同我們一樣, 不過十幾二十的人, 機心不深, 並無翻雲覆雨的害人手段, 只夠得上受人利用的資格.  張的單純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也有講到, 說張玉鳳生小孩,由張玉梅代為照顧毛,但後者太單純,無法幫助江青製造見毛的機會,於是江青一再要張玉鳳早日恢復工作云云. 許老的寬容態度與當時社會的嚴苛適成對照, 四人幫七六年倒台, 到來年夏, 距我們畢業只個把月時, 張竟然不得與同窗們一起畢業, 被抓去隔離”學習”了. 

人謂見微知著，我對許老的了解就是通過諸如此類的一樁樁小事得來的。 有次兩位同學有事去張道真先生家,  他們以前沒去過,  給他們開門的是位年輕女士, 其中一位就冒失的問: “你爸在家嗎?”  沒想到對方卻是張的夫人.  後來這件事被當作笑話傳了開來,  傳的人不無譏諷張老夫少妻的成分.  這事傳到許老耳里,  他說:”張勤於著述, 成家較晚.”  只這一句,  笑話就顯得很蒼白,  很快就消聲匿跡了.   有一段時間我們的老師是王光(加三點水旁).  王先生原名王光宗, 那時講出身,  據說王出身不好,  被迫改名,  這一點也有人拿來當笑話講.  許老卻告訴我們: ”王刻苦, 學問不錯.”   我們就此求證梅仁毅老師.  梅先生拖着他那典型的長腔說: ”那你們就去考考他的詞彙量吧.”  於是在首鋼學工的時候就有同學拿了本英文詞典考起王先生來,  結果怎麼都考不倒他,  從此大家對王先生都很尊敬.  又有一次, 那是多年以後了, 我在喬姆斯基的門生拉斯尼克教授指導下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 有人帶給我一本中譯本的喬的成名作 “句法結構”. 讀後覺得或可在精確性等方面加以改善, 正好那時我們每星期去麻省理工聽喬的課, 凡有疑問都可請教於他, 於是起意要重譯那本書, 並就此諮詢許老.  許老回復很簡短: “原譯尚可,不必重譯.”  

偶爾也有在校外見到許老的時候, 那大半是在周末, 我當時學習很刻苦,雖然家居北京, 但周末也很少回去, 多在圖書館看書. 有時書讀累了就出去打打籃球或跑跑步, 記得一個初秋周末的下午, 太陽暖融融的使人犯困, 書是讀不下去了, 便換好衣服跑了出去.  跑到隔開外院和工學院的幽靜小街上, 樹影婆沙中正看到許老和夫人迎面走來. 還是老樣子,許老昂首挺胸走在前面, 夫人黃懷仁小腳碎步打把陽傘落後幾步跟着,我早聽說許老夫婦有周末出去打牙祭的習慣, 猜想他們此番又是出去吃飯. 許老看到我便停下來, 這次沒有說我身體好, 而是問: “周末不回家?” 我說有幾本書想讀完. 許老於是說:  “多回家看看, 父母之心你要上些歲數才能體會.”  我當時只是點點頭,並沒太往心裡去. 時隔三十年, 望着桌前埋首讀書的兒子, 不時想到他將來總要離開父母出去闖世界, 心裡便很揪得慌, 會和太太商量將來孩子如到加州或其他地方上學我們也搬過去, 這時才體會到許老當時那番話的深意, 又想到, 許老並沒有孩子,但卻很懂得為人父母的心態.

寒窗砥礪四年,終於畢業,有消息說要我留校,我告訴系總支副書記梅仁毅老師自己對教書不感興趣, 於是分到外貿部. 外貿部下轄有外貿學院, 大概是想把自己學校的畢業生留在部里吧, 外貿部決定把北外分去的人發送到各省外貿局. 外院對此不滿, 乾脆把原擬分外貿部的人另行分配, 我和另外三位同學分在三機部, 又由三機部分到北京航空學院基礎部外語教研室, 轉了一大圈,不喜教書的人結果還是分了個教書的工作. 臨離校時見到許老,時值一九七七年,他頭上沒有了任何政治帽子,正當意氣風發. 我不過是數百即將畢業的學生之一, 也還從未直接從學於他, 但至今仍記得他當時一手把住我的臂膀一面用極其殷切的口吻鼓勵我要繼續努力學習. 臨行時許老這一番囑咐我牢記在心,不敢或忘, 去北航後仍按在外院的路子鑽研學問. 許老當時還講過將來不愁深造的機會. 我不知所指,並沒有往心裡去. 誰知過了大約不過半年, 便傳來大學恢復研究生制度的消息,且母校外院也要辦研究生班. 這才省覺許老關於深造機會的話並非隨便說說, 而是大有所指.自知學識尚淺,急需深造,便毫不猶豫的報考了外院的研究生. 其實並不是信心十足. 那是文革後第一次招研究生, 社會上響應積極非常. 老大學畢業生中想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有之, 希望通過進修而轉調大城市者有之, 更有眾多才畢業的工農兵學員, 因為社會上開始質疑他們的學問質量而希圖以升學進修改善地位. 雖然過去的考試證明自己可以在工農兵學員中一爭長短, 但與老大學生比則心中完全無底, 報名有一小半是準備以失敗換取經驗. 但也有點破釜沉舟的意思. 北航正準備開設英語專業, 老教師多是俄語轉行的, 我們四個北外畢業生和其他幾個也是剛分配來的英語專業畢業生就馬上成了業務骨幹, 而我又在一次教研室安排的考試中因為靈感突現而僥倖拔了頭籌，已被安排去教全校唯一的一個七七級快班的英語，所以教研室非常不希望我報考研究生,最後是在與院領導力爭下才得放行, 至於最終放行的原因, 後來有人悄悄告訴我,也是因為一方面認為我反正不一定考得上，另一方面估計我研究生畢業後也有可能再分回北航. 而我的一力堅持則大半要歸因於許老臨畢業時給我的關於要繼續深造的鼓勵. 許老待人以誠, 兼有很強的人格力量,對周圍感染至深, 以至於他的隻言片語也往往令人難忘. 說起來當初要求不留校卻是懵對一招, 原來外院竟不允許與我們同屆畢業留校的人報考.  雖然是不希望我報考，但在我得到允許報名之後，教研室仍給了我很大支持，為我專門安排了複習時間，對此我至今感激不盡。

筆試在外院主樓下一個大教室進行, 髮捲前環顧考場四周, 果然考生多為老大學畢業生, 此時許老推門進來,與考生中一些人打了招呼, 顯然他們早已認識, 走到我面前時, 又照以往拍了拍我肩膀, 卻沒有誇我身體好, 只是面帶鼓勵的笑笑. 考題具體記不清了, 只記得有一題問最近看了什麼英美文學名著並要求評論. 我哪裡讀過多少名著, 而那之前不久才讀完一本 “戰爭風雲”, 便把這本書搬上去大吹一番. 說實話, 看了考生情況, 我當時對成功實在不抱幻想. 然而沒想到的情況發生了, 不久後我居然接到了聽力和口試通知. 聽力考試在電教室進行, 我因為去晚了,分到的機器有毛病, 總調不好, 自覺有些影響成績. 而有些題沒答好則確實是水平問題, 例如有一題是關於World Cup (世界盃)的, 我因為對足球不感興趣, 根本不知所云. 緊接着是口試, 說出來現在的人大概不會相信, 當時主持口試的竟是中國英語界在外院的三大權威: 許國璋, 王佐良, 和劉世沐. 許老問我聽力考試自我感覺如何, 我實話實說, 告訴他機器有毛病, 又說有些題沒答好. 劉先生可能上了點年紀, 聽力不大好, 沒聽清我關於機器的評論, 還是許老給他解釋一番. 而後許老王公和我討論一番“戰爭風雲”, 這是筆試考題的繼續, 我那時是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但也正因如此, 便沒有任何緊張, 侃侃而談, 發揮了口語好的優勢.口試結束前, 許老盯住我面帶微笑說: “你喜歡這本書, 但‘戰爭風雲’可讀性高,卻算不上是名著.” 我當時心裡咯噔一下, 回去仔細想想, 認為許老大概是間接告訴我考試不成功, 於是寫了一信給他, 表示決不灰心, 要繼續努力, 請他開一張今後自學用的書單, 並告他我馬上要去國家體委參加接待世界籃球錦標賽. 不料信發出不久就收到許老回信, 告訴我準備九月入學, 要我安心實習, 所開書單列有 William Long 的”英國文學史”等. 我當時欣喜之態可想而知.

時隔一年, 我又以研究生的身份回到了母校. 雖只一年, 卻已是物是人非. 昔日同窗都已隨畢業而星流雲散. 此時王公已是外院副院長, 而許老也已是系主任了. 研究生班的新同學共十幾人,包括如今的語言學專家劉潤清,英語教學專家樓光慶, 范守義,英美文學專家錢兆明,中央電視台負責對外節目的趙宇輝, 以及新近由財政部副部長轉任亞洲開發銀行執行副總裁的金立群等. 大家入校後就在許老王公的親自指導下開始了緊張的學習. 許老是研究生班的總負責, 很多事情都由他親自處理. 那時外院圖書館藏書有限,為優先照顧老師們的教學需要, 系裡自設了一個小圖書室, 較重要的教學參考書收藏在那裡. 由於許老的堅持, 研究生們也得以使用那處圖書室. 另外還允許我們使用一個放有數台英文打字機的教師集體辦公室. 這樣的學習條件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好了. 更加上有許老, 王公, 熊得倪, 劉世沐等名家的指點, 大家都對學有所成充滿信心. 英文翻譯課由許老親自上。 這當然不再是本科時以學習英語為重點而設計的翻譯課，而是希圖以翻譯為媒介，使大家透視到所涉及的文化語言的深層。 至今仍記得許老總結中文英文的不同時這樣說: “英文是流水句, 可以利用關係代詞, 如 Who, When, Where, That 等不斷延伸下去.而中文則為竹節句, 句子短. 英翻中時要注意適當分句斷句.”  “流水句”,  “竹節句”, 只兩個詞, 英文中文的特點就給許老講得清清楚楚. 一次翻譯作業中有一句英文:  “The drastic eruption of Chinese power in East Asia”. (可譯成中國實力在東亞的迅速增強, 或中國實力在東亞的迅猛崛起.)  “Drastic” 一詞我舍“迅猛” 而譯成“大”, “Eruption” 則循常例譯作“崛起”. 到講評時, 許老特別講到“崛起”一詞源於日語,不提倡使用. 然後他掃視一遍大家, 一面搖頭一面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 “還有一個年輕人, 把 “drastic eruption” 譯成 ‘大崛起’”. 班裡男生我年歲最小, 許老這樣說,  大家當然知道是指我,  都看着我笑得前仰後合, 我自然很不好意思, 但也是心服口服. 學業上許老對我們很嚴格,其他方面則非常關心愛護. 一次我在教師辦公室用英文打字機打論文. 那時全系也沒有幾台打字機, 都放在教師集體辦公室, 但規定研究生可以使用辦公室和室內的設備. 正打着, 進來一位不認識的教師, 大概他看我像本科生, 以為我是違反規章溜進來的, 不由分說把我劈頭蓋腦臭罵一頓. 一個同學看到了告訴許老, 許老便一定要他給我道了歉才算. 

我畢業後留校給王公做助手, 協助他準備西方文化史課, 不久以後在許老的支持下赴美國匹茨堡大學留學, 修習語言學. 這裡說“支持”不是說客套話, 沒有許老的支持, 我當時確實出不了國. 做研究生時, 匹茨堡大學語言學系主任安東尼教授作為福布賴特學者來給我們上過一年課, 對我有較好的印象, 此時他轉任該校國際研究中心亞洲部主任, 要我去美國一面學習一面給他作助手, 一切手續都已辦妥, 系總支書記突然通知我, 說系裡頭一天開過會,決定不讓我走. 我去要求她給一個解釋, 她說研究生畢業或出過國的不能走. 我問她為什麼另一個來自高幹家庭而又出過國的同學卻可以走, 她推說關於那人的決定是早先做出的. 我認為這不公平, 總支副書記梅仁毅一向很關心我, 就去找他諮詢. 他要我去找許老, 說許老並沒有參加頭天的會. 我於是去了. 許老聽我陳述一切後並未表態, 只讓我先回去. 而當天下午我就接到系裡通知, 准許我出國. 後來梅告訴我是許老要求系裡重新開會改變了原來的決定. 臨行前去看許老, 他並未提起這一切, 只要我努力做學問, 不斷提高自己. 桂清楊撰文 “飛越無限的許國璋”, 其中談到許老自承 “一生官運不好”,  桂文評論說: “許老 ‘一生官運不好’，也許因為他始終是一個 ‘哲人’ 或者 ‘詩人’，具有真學者的令人感到威懾的人格力量吧！在這個傑出的學者身上，你能看到一種豪爽之氣，一種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的俠義之氣。也許，許老給人的印象有些恃才傲物，不乏知識分子的清高思想，這使他有着更重要的一面，即他的自尊自重，鐵骨錚錚，不媚世俗。他胸懷坦蕩，敢怒敢氣，思路開闊，一言一行盡顯大家風範。” 這番評論我以為非常貼切傳神. 許老九四年為 “外語教學與研究” 雜誌的題詞或可視為他對自己謀求兼善天下的處世哲學的總結:   “豈可獨善自身, 必欲達至天下.”

在匹大的兩年我同許老保持着聯繫, 根據他的指示為充實外院英語系的藏書做了一些工作. 結束匹大學習轉到康乃迪格大學攻讀博士前我曾回國, 並去探望了許老, 時值炎夏, 來到北外西院那棟年深日久的舊樓,推開通入許老從50年代起一直蝸居其中的二居室那扇深紅色的門，走過那條長長的門廳，與許老對面而坐, 一面吃着黃師母送過來的冰棒, 一面向許老匯報在美學習的情況. 二十年一晃而逝,許老親切慈祥的面容仍深深印刻在我腦海里, 然而那卻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老人家.

八七年秋季, 同在康大攻讀博士的太太以訪問學者身份去劍橋, 我在年底同她會合, 兩人一起在英法四處游訪. 牛津曾是許老留學之所, 往訪時正值下午, 落日的餘暉將周圍古老建築上林立的塔尖染成一片金色. 我用相機拍下那美景, 回美後將照片寄給許老. 不久接到許老回信, 信寫在一張明信片上, 上面是融融秋色中一抹斜陽下新落成於外院主樓前的亭子. 如果同我寄給許老的照片放在一起,就宛如舊體詩中對仗工整的排句. 我猜許老的意思是, 過往已渺, 他的歸宿是他為之奉獻了一生的外院, 是祖國的外語研究事業. 我的老師, 著名的英語教育家，英美文學專家, 語言學家和語言哲學家許國璋先生, 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