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澤東讀《資治通鑑》知其思想之本 | 本文摘自《毛澤東品國學》 盧志丹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毛澤東晚年曾對人講，他將《資治通鑑》這部300多萬字的史書讀過“一十七遍”。這真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1956年，由當時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包括隨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據毛澤東提議，組成標點委員會，由顧頡剛等21位專家通力合作，重新點校後排印出來的。這個點校本一印再印，發行量很大。
毛澤東的藏書中，既有《資治通鑑》的線裝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這個點校本。這兩種不同版本的同一史書裡，都留有他圈點批畫的筆跡和記號。
《資治通鑑》這部編年體通史，論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鳴盛的一句話來概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寫出一部內容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用，形式有簡明扼要之長的通史。他於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將自己編成的從戰國到秦亡這一段歷史的編年體《通志》八卷進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讚賞和支持。英宗鼓勵他繼續編下去，給他配備了幾名得力助手，專門設置了書局，並賜書名為《歷代君臣事跡》。第二年（1067年），神宗繼位，以其所編具有“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之意，又新賜書名曰《資治通鑑》。
司馬光前後用了19年的時間，終於在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即司馬光去世前兩年，將編好的《資治通鑑》全書呈報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將校定的《資治通鑑》書稿予以刻印。可以說，司馬光傾其畢生精力，一絲不苟地完成了這部巨著。他在《進書表》中稱“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實屬記實之辭。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逐年記載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這1362年間發生的大事。除採用正史資料外，還博採雜史222種以上。書中記事，條理清晰，層次分明，詳而不亂。因此，這部編年體史書，體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實，而且文筆生動，特別是它的時間概念極為明確具體，讓人愛看，看了還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經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在一連投考實業、法政、商業幾個專門學校都不滿意而自動退學後，報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學，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被教育家符定一錄取。符定一對毛澤東十分器重，特地借給他一部《通鑑輯覽》。毛澤東反覆閱讀，由此開始奠定了解中國歷史的基礎，也激發了他對《資治通鑑》的濃厚的興趣。
據毛澤東的護士孟錦雲（毛澤東生前戲稱她為“孟夫子”）回憶，毛澤東的床頭總是放着一部《資治通鑑》，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有不少頁都用透明膠貼住，這部書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閱讀的印跡。
有一段時間，毛澤東讀《資治通鑑》，真是入了迷。他一讀就是半天，累了，翻個身，又讀好幾個小時，這樣持續了好長時間。毛澤東讀書的那種全神貫注的神態，讓孟錦雲終生難忘。
毛澤東還勸孟錦雲讀一讀《資治通鑑》，並且送給他一本介紹《資治通鑑》的小冊子作為入門讀物。在讀了這本小冊子後，孟錦雲請教毛澤東說：
“這部書叫《資治通鑑》，是讓統治者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照照自己，可為什麼不從有史以來就寫，而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呢？”
聽到這個提問，毛澤東的眼睛一亮，顯出異常高興的神情，笑着對小孟說：
“這個問題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動了腦筋。看來，你是嫌這面鏡子不夠大，怕照得不夠全面。其實，這面鏡子已經不小了，統治者如果認真照一下的話，恐怕不會一點益處沒有。如書裡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讚賞，並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孟錦雲說：“主席，您講的這個意思我明白，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可是為什麼不從頭寫起呢？從頭寫不是更完整嗎？”
毛澤東說：“司馬光之所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說是司馬光認為發生了一件大事。”
孟錦雲說：“這一年有什麼大事？我學過的歷史書上，怎麼沒講到？”
毛澤東說：
“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鑑》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鑑》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麼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錦雲說：“為什麼從這年開頭我明白了，可為什麼只寫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由於宋代自有國史，不依據國史，另編一本有困難。我看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編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說，也可以叫做不敢說，不好說的事大抵是不敢說的事。所以歷代編寫史書，本朝寫本朝的大抵不實，往往要由後一代人去寫。”
孟錦雲又說：“《資治通鑑》裡寫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塗得很，可他還當皇帝，真讓人不可思議。”
毛澤東說：“中國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為，有的皇帝簡直就是糊塗蟲，可那是沒有辦法的事。皇帝是世襲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兒子再糊塗也得當皇帝，這也怪不得他，生下來就是皇帝嘛。還有兩三歲就當皇帝，當然要鬧笑話。他那個皇帝好當得很，什麼事都有人替他辦噢。”
孟錦雲說：“那種皇帝當然好當，誰都能當。三歲就當皇帝，真是荒唐。”
毛澤東說：“中國歷史上有三歲的皇帝，但沒見過三歲的娃娃拉着車滿街跑，六歲也不行。你說當皇帝與拉車哪個更難啊？皇帝糊塗，當然大臣們就胡來，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鎮壓，那方法殘酷得很，《通鑑》上就有這樣的記載。當時有一種刑罰，把人的肚子打開，拖着犯人的腸子走。暴政到了這種程度，老百姓忍無可忍了，就造反，鎮壓不下去，就完蛋。”
孟錦雲又向毛澤東請教了一個問題：“王安石與司馬光既是對手，又是朋友，這是怎麼回事兒？”
毛澤東說：“這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手，王安石要變法，而司馬光反對。但在學問上，他倆還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們尊重的是對方的學問，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不能因政見不同，連人家的學問也不認帳了。”
孟錦雲說：“以前總認為《資治通鑑》是司馬光一人編寫的，現在才知道是幾個人合寫的。”
毛澤東說：“一個人，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編寫不了這麼一部大書。寫上名字的是五個人，沒寫上名字的還不少呢。這個寫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長，一干就是19年，這裡還有皇帝的支持。當然，主要是靠司馬光，沒有他主持，一切都不會有。”
孟錦雲聽了毛澤東的介紹，情不自禁地說：“這部書真是一項大工程！”
毛澤東也感嘆道：“說得對，大工程。司馬光可說是有毅力，有決心噢，他在48歲到60多歲的黃金時代完成了這項大工程。當然，這段時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貶斥，這也是他能完成這部書編寫的原因呢。”
孟錦雲說：“聽說司馬遷也是這樣，受宮刑之後完成了《史記》。”
毛澤東說：
“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會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司馬光晚年還做了三個月的宰相，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他便死了。死了之後，還接着倒霉，真是人事無常啊。”
孟錦雲說：“人一輩子誰知會碰上什麼事，很難預料。我看書裡面還講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對出《資治通鑑》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說：“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書都是靠手抄。要是沒有刻版印刷，這書出得來出不來，我看還是大有問題的。看來，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壞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夠了，建設可比破壞難得多噢。”
孟錦雲轉了個話題：“為什麼那麼一部大書，寫政治軍事的那麼多，寫經濟文化的那麼少呢？”
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傑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麼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做‘相砍書’，可它比《通鑑》裡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鑑》砍得有意思，《通鑑》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孟錦云：“‘相砍書’？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戰爭吧？”
毛澤東說：“《通鑑》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麼？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錦雲請教道：“古人這麼說，現代人也這麼說，為什麼秀才就不行呢？”
毛澤東說：“因為秀才有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誰，文人相輕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傳下去，天下永遠姓秦。結果是‘坑灰末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
但毛澤東又說：“沒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讀書多，見識廣，可以出謀劃策，幫助取天下，治理國家，歷代的明君都不離開秀才啊！”
最後，毛澤東總結性地說：“《通鑑》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抗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現在，一部線裝本《資治通鑑》仍靜靜地放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里。可以說，《資治通鑑》伴隨毛澤東走過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