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榮譽教授、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最近展開中國之行，先去台灣，後去大陸。喬先生被人戲稱為"老憤青”，他從上個世紀60 年代開始罵美國，一直就沒有住口。在他眼中，美國不僅乏善可陳，簡直是罪惡滔天。最近他在台灣中研院以“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為題演講，再一 次嚴厲抨擊美國的對外政策，稱美國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他以“黑社會”來形容美國領導的全球體系，說美國扮演的就是“教父”的角色。最近美國軍艦又到 中國近海耀武揚威，企圖對中國實施圍堵戰略。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再一次站出來說話了，雖然很可能說了也白說，但是不說白不說，因為他有的是聽眾。

談到中國的崛起，喬姆斯基說，沒有人會真的認為中國會威脅世界和平。所謂的“威脅”也只是威脅到了美國的統治或是所謂的“穩定”。他並不認為美國會因中國的崛起而逐漸失去控制世界的能力，而美國近來一直要求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只不過是要求中國“照我們的意思去做”罷了。

聽說喬姆斯基將於8月13日訪問俺的母校北京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並發表演講，俺感到挺自豪。不知道老先生到時會講些啥，不過，醜話說前頭，不 要抱太大希望，更不要希望聽到什麼順耳好話。以為喬姆斯基反美就一定會為中國的專制制度說好話，那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錯特錯了。為啥？因為這老先生是一個 徹頭徹尾的的自由主義者，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說話從來放肆無忌憚，不會給主人留什麼情面。他在台灣演講時他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台灣也是美國的幫凶，誰知 道他在北大會放出什麼厥詞來。他曾說過，他之所以留在美國，是因為美國是全世界"言論最自由的"國家。而他之所以反對美國政府，決不是因為美國實行的民主自由，而恰恰是因為他認為的美國的霸權和專制，因為美國的民主自由還不徹底，因此才顯得很虛偽。所以，那些看到老喬罵美國就想引以為"知己"者要小心，否則後悔莫及。

諾姆-喬姆斯基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打從進入大學第一天開始，就和他的語言學理論打交道，那個痛苦啊，現在想起來都害怕。他的理論用了大量數 理邏輯的方法，非常抽象、玄虛，這個裝置，那個假說，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把人弄得暈暈乎乎，更邪乎的是把一個個好端端的句子分解成一棵棵“樹”，有樹 干，樹杈，還有樹葉，而這正是我最發怵的。

畢業以後，到圖書館查英語資料，愕然發現喬姆斯基原來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語言學家，他居然還是一個名滿天下的政論家！幾十年來，他一直不斷撰文抨擊美 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整個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知識界著名的“左派”領袖。讀了他的文章，令我不禁肅然起敬，真不得了！原來此人只是把語言學當作副 業。他一生寫了一百多本書，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他恐怕已經不夠了，但是語言學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興趣是政治評論。他寫起政論文章來那才叫得心應 手，效率極高，2001年“911”事件發生的當月，他的《911》一書便上市了，好像早就寫好等在那兒了。在美國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時候，他膽大包天，竟然跟主流意識大唱反調，嚴辭抨擊美國是自作自受，指責“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這老鴉嘴，你說，他怎麼能招人待見呢？

喬姆斯基1928年出生於費城一個猶太家庭，父親威廉-喬姆斯基是一位希伯來學者，來自一個烏克蘭小鎮。她的母親艾爾西-喬姆斯基-西蒙諾夫斯基是生長在美國的白俄羅斯人。從小他的父母就堅持讓他接受了“純粹的希伯來文化和文學”教育。大學開始學習語言學，28歲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開始博士後的研究，並在那裡他創立了蜚聲世界的“轉換生成句法理論”，33歲便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正教授。

轉換生成語言學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變種。眾所周知，結構主義的開山鼻祖是瑞士的索緒爾，他死後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版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現代語言學的經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是以布龍費爾德學說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語言學，這種理論是以華生行為主義“刺激-反 應”理論為基礎的。這一派的理論對中國老一輩語言學家如趙元任、呂叔湘、朱德熙等影響最大，典型的層次分析法至今仍很流行。

在北大學習時，葉蜚聲教授就告訴我們，其他學科是後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上去的，而在語言學界，後人是踩在前人的臉上上去的。最近有人總結中國近代 史，好像也符合這一規律，後人要把前人打倒、批倒批臭才能立得起來。喬姆斯基無疑是一個反傳統的天才， 他首先在語言學領域內造反。1957年，他出版了博士後論文《句法結構》，1959年便掀起 “語言學革命”，大批特批斯金納的 “強化生成說”理論。按照斯金納的理論，人和動物差不多，都是對環境的刺激進行反應，並通過模仿環境而學習語言。但喬姆斯基認為，那是胡扯！因為那種理論根本無法解釋孩子驚人的語言能力。小孩子通過有限的語言練習，便能夠掌握很複雜的語法規則，並進行創造性的運用，造出無窮無盡的句子，這種天賦無法用模仿 來解釋。他認為，人的大腦中有一種語言潛質，使人能夠理解複雜的語法規則。兒童生下來大腦中就有一種普遍語法，這種普遍語法的實質就是一種大腦具有的與語 言知識相關的特定狀態，一種使嬰兒能學會人類任何語言的物理和相應的心理機制。嬰兒就是憑藉這種普遍語法去分析和理解後天語言環境中的語言素材。嬰兒言語 獲得過程就是由普遍語法向個別語法轉化的過程。這個轉化是由先天的“語言習得機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實現的；每—個句子都有兩個結構：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句子的深層結構通過轉換規則變為表層結構。

雖然喬氏所謂的“語言習得機制 ”到現在也沒有得到證實，仍然是一種假說，但是他在語言學領域的造反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1年他就獲得了語言學系的正教授職位。在拿到終身教職以 後，衣食無憂了，他便把興趣逐漸轉向政治上的造反，開始撰寫政治評論。1967年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一篇題為 “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文章，成為反越戰的先驅之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且名聲鵲起。他對世界各地的政局發表評論，尤其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及美國權力合法性進行批判，產生了巨大影響。像在語言學領域善於分析所謂的“深層結構”一樣，他批判美國霸權也擅長揭露美國政府的深層“陰謀”。

據說喬先生對政治的興趣源於他少年時代的經歷。他小時候經常到紐約72街的地鐵站玩耍，因為他叔叔在那裡開了一個報攤。他在那裡接觸到了形形色色貧窮、善良、 智慧的下層人民，因此他始終覺得自己跟草根階層靠得更近，了解他們的訴求，也願意為他們說話。在他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里，掛着的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幅 照片，下面有一行羅素的名言，“有三種簡單而強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對苦難大眾的巨大悲憫。”

2005年，英國著名的《前景》雜誌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聯合進行了一次網絡調查，評選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名公共知識分子。結果，喬姆斯基被 評為當代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紐約時報》稱，喬姆斯基“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但是，堅持自己獨立的見解是要付代價的，恨他的人可能和愛他的人一樣多，甚至更多。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講座，總是鮮花和臭雞蛋齊飛，有人奉他為精神領袖，也有人罵他是狂人。因為堅持撰文批評美國霸權主義，有人威脅要給他寄炸彈，有一段時間，他收到的郵件必須先由爆破專家檢測才能打開。《911》一書上市後，美國的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對他全面封殺，一些知識分子也忙不迭地與他保持距離。他一直保護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不讓他們在公眾面前曝光。

喬姆斯基年輕時就寫過一篇小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幾十年過去了，在回答什麼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時，他說：“我惟一能說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識分子為了顯示自己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喜歡用華麗的辭藻和晦澀的註解來裝飾真理。其實真理無庸多言，就像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一樣是常識。從基本面上，公共知識分子 的責任與其他人並無二致。之所以稱其為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他們享有一定的特權：他們享有更多的資源，他們更有影響力，他們比大眾幸運。 特權賦予責任。如果你是個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一生都在為溫飽掙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權，擁有豐富的資源，並受過訓練，等等，你能做的就 更多，你的責任也就更大。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責任：發掘真相，並幫助他人找到真相；設法和當下的主流競爭並且交戰；設法讓這個世界進步，這才是我們所謂的知 識分子的重大責任。”為了這種責任，他頻頻舉辦講座，出版著作，反對美國干預科索沃，反對美國偏袒以色列，揭露西方民主制度的虛偽和“思想控制”，反對針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反對推翻薩達姆政權，當仁不讓地成為反對美國霸權的領袖人物。

我非常尊重喬姆斯基，也贊同他的上述觀點，更願以他為榜樣，盡到自己的責任。我想，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應該是老喬說的“發掘真相，並幫助他人找到真相”。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是真理的探索者和真相的挖掘者，並把自己探索和挖掘的結果告訴人們，交由人們評判。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面對社會的黑暗與不公不義，不應該選擇沉 默，而應該選擇批判、揭露和抗議。不過，喬姆斯基認為，所謂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權力的附庸，另一類就是持不同政見者。從人類最早的歷史記錄開始就是 如此，比如《聖經》中先知們的所作所為就是警告和批判，他們警告人們，希伯來的國王將會毀滅整個國家；他們斥責人們犯罪，呼籲他們悔改；他們號召人們保護 受苦受難者、寡婦和孤兒等等。他們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

喬姆斯基嚴詞批評美國政治，但是卻對中國政治不置一詞，因為他了解美國，不了 解中國；他關心美國，不關心中國。我想，萬維網上討論的題目大多涉及中國問題，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就我自己來說，我不認為自己對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治、 文化、歷史有足夠的了解，以至於可以貿然發表評論。再說，在萬維網上發表評論美國內政外交的文章能起到什麼作用呢？美國政府能看得到嗎？寫文章總要考慮受眾，因此，我們關注中國問題是自然而然的。雖然觀點可能不同，但是我相信，提出問題者，發表評論者，甚至嚴辭批評者都是為着看到一個更好的中國，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