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3日14:27:1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寫這樣一本書，對於李乾來講等於自願重新受一場非人的心靈折磨。該書脫稿之際，朋友們在武漢東湖之濱舉行了一次慶祝儀式，開成了一個“文革”反思會。李乾發言認為：幾個在“文革”中鑄下大錯、但已走出“文革”的人對那些受害者懺悔，“懺悔是生命對生命的尊重，是人對人的理解” ◆高伐林 （續上篇）不再是只有控訴沒有懺悔 　　多年來，談到“文革”暴行，人們聽到的都是控訴，很少聽到懺悔。有人質問：人人都自稱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呢？網友“idol1980”說：經常聽人在評價日本人時說不反省的民族沒有前途，我們自己反省過了嗎？誰為“文革”道歉？誰為“文革”下跪？ 　　普遍的選擇性記憶，使人們不能將對“文革”的反省深入下去。今天，人們卻看到了敢於懺悔在“文革”中犯下殺人罪行的李乾。李乾所闡述的看法，他的懺悔達到的深度，人們可能見仁見智；但他的懺悔精神，卻使他贏得近乎眾口一詞的敬佩。 　　網友秋麗認為：無論從什麼歷史背景、大環境為李乾當年的行為作解釋都是蒼白的，都不是剝奪人命的理由，“殺人，是不能被饒恕的”，但我“看到了李乾的痛悔，看到了李乾的向善”，“他原本就不該是劊子手”，李乾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李江說：李乾書稿“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作者扛起巨大苦難的剛強——他是做錯了事情，他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沒有趴下，他在反思，他是一個大寫的人”。 　　網友向旺明說：“文革死過那麼多無辜者，真正能反思的加害者，僅李乾一人”。另一位讀者說：他受到震撼，李乾“敢於把活生生的自己放在解剖台上，用犀利的文字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用至誠的語言懺悔和反省”。 　　網友家良寫了一篇短文，說李乾當然有罪，但“法律已對他作出了裁決，他用了青春的代價去贖罪”，李乾在災難性打擊中沒有倒下，幾十年來一直鍥而不捨地追尋真理，“這在同時代人當中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時至今日，又有幾個負有直接責任者站了出來，能把當時的歷史場景復原在公眾面前”，讓人們去評說？ 　　他將這篇短文題為“李乾是條漢子”，一語既出，眾表贊同：“是個硬漢，更是個強者”，“一個讓人敬佩的熱血男兒。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在這部悲劇的整個過程中折射出了個人堅毅、執著的人格魅力”。 　　引人矚目的是，圍繞李乾書稿，形成了一個反省的群體，其中有李乾的高中同學何儒非，還有一位原武漢三中的學生造反組織骨幹，後來被當成“三種人”坐過幾年牢的謝保安。謝保安在網上幾次長篇發言，認為：作為文革參與者，作為當時舞台上的活躍分子，很有必要對自己、對那段歷史作出深刻反思，而不是僅僅把自己作為那個時代的被動受害者，因為被裹挾，被誤導，而一味地去為自己解脫。他認為，李乾為研究“文革”教訓提供了最直接的案例，這是“該書的價值所在”。 　　謝保安披露，殺人事件發生前的社會大環境中的一些流行提法，如“武裝左派”和“建立第二武裝”，直接導致搶槍和武鬥事件，導致對無辜生命的漠視和屠殺；對“群眾專政”的慫恿更助長了群眾組織中無視法制、無視生命的暴力傾向。 　　這些口號並非如後來在清算造反派時所說是“無政府主義產物”，恰恰相反，這些設想正是出自“偉大領袖”—— 　　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東湖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等人就說過：“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毛還誇獎了在水電學院修建的武裝工事，一再要去參觀。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當時的造反派都頭腦發熱，加上地方要員投毛所好，主動向造反派獻媚。據稱當時15軍主動向鋼二司提出“武裝左派”，幫助安排鋼二司從軍械倉庫“搶槍”。造反派在那種熱昏狀態下做出許多荒謬決斷，李乾殺人正是其中之一。 　　李乾同意謝保安的觀點，他說我們應該深刻反思，反思不能要求先決條件。“無論我們這些當年的造反派是否得到公正的說法，我們都應該反思自己當年錯誤的行為及思維”。當然，反思歷史問題，不能脫離歷史。 　　“文革”中武漢死於非命者數以千計，在全國範圍內最保守也是以十萬計。對此負有直接責任和間接責任的為數多少？難道不該呼喚更多的當事人站出來，對受害者深深鞠一躬？ 雖然寫完了《迷失與求索》，給逝去的歲月畫上句號，但李乾的人生尋覓之路並未結束。 罪人後面的罪人 　　李乾所描繪的“文革”場景，帶動了很多人回憶“文革”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慘劇，人們生活在“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革命是暴力”的氛圍之中，這些學說將人心中最醜惡，殘忍的獸性，充分激發出來。有一位網友說，“1968年6月初我們（湖南）邵陽市的資江河裡漂來了大量被虐殺的屍體，其狀之慘，至今都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另一位署名為“xsx＿1029”的網友說，他所在的四川萬縣地區“文革”武鬥時死了3千多人，其中殺俘2千多。他介紹：定為“派性殺人”，多在學習班關一陣了事，若定為“武鬥殺人”更輕。如果情節特別惡劣，也是一條命判3年左右。 　　網友“金水橋畔”沉痛地問：在他們稚嫩的肩上過早地擔起了承受不了的重擔，最後竟被這一神聖的重擔壓垮，走向了黑黝黝的牢獄——“誰之罪？” 　　網友鄒芳本說：中央決議說“文革”發動和領導者動機是好的，是“犯了嚴重錯誤”；而我們響應他老人家的號召投身“文革”，動機卻是“篡黨奪權”！比他老人家還嚴重，這叫人怎麼想？ 　　另一位網友引用元曲小令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人要想坐穩自己的位子”不要禍及無辜的百姓，別把百姓當炮灰。 　　網友“悠然心會”在題為《“文革”終結者》的文章中說：“那是一段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歷史”，產生浩劫的罪惡和浩劫產生的罪惡用罄竹難書來形容毫不過分。如何讓浩劫真正不再重複？如何讓漠視人類基本訴求的“（中國）特色”永遠消失？他認為，要找到並消除造成浩劫和“特色”的原因。導致“文革”產生的政治體制並沒有變化，誰能夠保證沒有下一次“文革”？只有使這些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的名義”草菅人命才可以成為歷史。 　　魯迅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李乾這部書引發的思索，也是多種向度的。網友“夙願”就從中看到“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生與死的較量”。 　　“夙願”這樣歸納李乾筆下的“文革”：晚年毛澤東在作為國家體制的設計者和最高領袖的同時，又希望作為受該體制壓制的下層民眾利益的代表，向該體制陰暗面宣戰——但這是一個註定要失敗的悖論：下層民眾應聲而起，是因為毛這一宣戰契合了他們的民主訴求。而這宣戰一定會被毛自己取消。只不過毛“取消”得太快，一兩年光景，這批響應者就被列為“文革”的整肅對象，連他們在“文革”前曾經擁有的東西都被剝奪。但既然已被喚起，不論下場多麼悲慘，他們之中一定會有人把民主、自由作為自己終生追求。不管他們是否還舉著毛澤東的旗幟，他們早已走出毛澤東的“文革”。 　　“夙願”說：李乾走到這裡似乎差不多到位了，其實還遠沒有：“走出了毛澤東的文革，就是從思想上走出了歷史的怪圈麼？” 負罪感一生都無法卸脫 　　李乾的反思和懺悔並沒有中止在牢門。他寫書的過程，就是不斷地砥礪自己，修正和升華的過程。而在傳播中也不斷在修改。很多重要的感悟，就是萌生於傳播中的心靈碰撞。何儒非、柳英發這幾個當年的戰友，將李乾通過這本書進行反思也看成自己的使命，該書脫稿之際，他們幾人聯合發起在武漢東湖之濱舉行了一次慶祝儀式。這次聚會，開成了一個“文革”反思會，與會者以認真和誠懇的態度，對事件受害者表示追悼和懺悔。 　　何儒非的發言《只有真實地面對自己，才可能真正地看清歷史》，很有代表性。他說：“血案發生以後，我們這幾個對血案負有直接罪責的當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既有法律上的，也有行政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靈魂上的。事實上，當這一事件血腥的、殘忍的惡果一目了然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震撼與恐懼之中”，自那一刻起，直到今天，“靈魂一刻也沒有真正平靜過”“使我們一生都不得不在無法卸脫的負罪感中度過”。 　　他說，“12·5事件”不僅因為它的血腥震撼了許多人，也因為它的不可思議困擾了許多人。辦案人員絞盡腦汁想要尋找一個合乎常理的“作案動機”。就是我們自己，多年來也在苦苦思索，寫了無數頁“自我檢查”，挖了無數次“思想根源”，這一答案始終沒有真正找到。最後能歸結的，只有一句話：“受錯誤思潮影響”，“錯誤思潮”是什麼東西，誰也說不清。 　　由於沒找到答案，使得法院寫了一份罕見的、一字不提作案動機的判決書。因為辦案人員的調查只能一再證明，案犯都是充滿革命理想，革命激情和犧牲精神的年輕人。作案目的和動機只有一個：要保衛毛主席，保衛“文革”！何儒非說，“事實上，當年的辦案人員已經走到了真相的邊緣。如果不是一層難以穿透的政治霧障，他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分裂人民、鼓吹暴力的所謂‘革命理論’‘革命學說’一步步地，把這些年輕人引上了邪惡之路！” 李乾出獄20多年後重返監獄故地。 不僅要跪下懺悔，更要站直思考 　　寫這樣一本書，對於李乾來講等於重新受了一場非人的心靈折磨。 　　他在這個儀式上，發言題目是“沒有寬容就沒有自由”。李乾認為：如果說“文革”中我們某些舉動是靈魂第一個痛點，那麼置身其中的人不能留下一點認真的反思，會是第二個痛點，必須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來反思“文革”，否則也許根本看不清“文革”本身。反思的必然結果之一是懺悔。這懺悔是幾個在“文革”中鑄下大錯，但已走出“文革”的人對那些受害者的懺悔。懺悔是生命對生命的尊重，是人對人的理解。“寫這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想發出一點聲音，讓我們這個民族能多一點寬容理解，少一點仇恨偏執”。 　　李乾的反思，不僅針對“文革”，而且追溯到“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他說，寬容本應是人人都有的秉性，不幸的卻是我們民族的思想資源中最缺少的元素。“五四”給我們留下的負面“遺產”之一，就是只要認定自己革命，那麼，異己的思想要麼投降要麼滅亡。“主觀上是想開啟‘科學與民主’的新風，實際上卻是延續了‘愚味與獨裁’舊例”。言論不寬容發展下去，就邏輯地變成1925年國共聯手焚燒討論對俄問題的晨報報社的一把火，邏輯地變成刀、變成槍、變成置異己於死地的“清黨”，把對方視為匪、殺無赦，對自己內部異己同樣砍起頭來不手軟，“再後來就有了勝利者把‘鎮反’中殺頭的數量定為全國人口的0.5～1％”。 　　李乾認為，這個不講寬容，認定非友即仇的遺產導演了中國的百年歷史，拉大了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驅導我們在任何領域內都走上“鬥爭哲學”的不歸路，一走就是一百年。文革是這個遺產的又一個大註腳，“12·5”事件是其中一個小標點。 　　與別的懺悔者或許有所不同，李乾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作為“12·5”事件主要責任人，不僅僅要跪下來懺悔，更重要是要站起來思考。他在2005年9月8日致何儒非的信中比較了東方與西方的反省：《罪與罰》是“一朝失足，終身悔過的東方文化的反映；而美國霍桑《紅字》卻讓恥辱標誌有了全新含義，表現的是超越和升華：犯了罪，就接受相應的懲罰，之後，他就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新人”，“這才是更合乎人性”。 　　他認為，當時有些事稀里糊塗就過去了，“寫的時候想稀里糊塗也不行了”。其結果，就是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愛卻是在為他人著想。缺失了博愛，對自由的追求最終只能演變成一場血腥的殺戮，古今中外，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罩著各式各樣光環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當抽絲剝繭，思想上的認識一步步走到這裡時，我那顆一直很自信的靈魂第一次顫慄了。” 革命與犯罪·精英與法西斯 　　北京學者陳小雅讀到這本書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給作者寫了一封長信。在柯捷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本書時，應李乾要求，陳小雅將之作為書的序言，題為《革命與犯罪》。 　　陳小雅指出：在青年毛澤東時代，許多人是因為犯了“罪”才投身革命，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識青年，卻是為“革命”才去“犯罪”的。 　　她一一指出了作者沉痛反思、難能可貴的思想結晶：革命的權利並不等於殺人的權利；掌握自己的命運並不意味著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以“文革”方式解決問題，最終並不能給多數人帶來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證；毛澤東在利用青年的熱情無知，去進行冒險的“社會實驗”時，並沒有為他們上“保險”；而導師關於為革命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人的生命的“教導”，則無可迴避地充當了“教唆犯”……等等。 　　陳小雅以其敏銳，從以身在精英學校為榮，看出李乾具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把鄰校一幫曾有等不法行為的青年視為“流氓”。 　　這一點，“文革”學者徐海亮也感覺到了，他在給作者的信中說：“你和他們（被槍殺者）雙方的悲劇，裡面有何更深的內在衝突？柳英發有強烈出身反差感的問題，是否在兩個學校兩派衝突里有深層的驅動作用？這就是社會學的問題了。” 　　李乾在給何儒非的信中，看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衝突，但他的口氣中帶有自我辯解： 　　為什麼“12·5”事件會發生在最負盛名的實驗中學？這個問題恐怕困惑了相當一部分人。…… 　　我回答一個人的提問時說的一句話：“你們來和這夥人比鄰而居看看，等你們有了和我們一樣的遭遇和感受，你們只會比我們更出格。”這裡的“比鄰而居”四個字是關鍵。…… 　　截然不同的兩個層次的人群，僅一牆之隔，在文革這個沒有了任何束縛的環境，發生劇烈的對撞是不是一種必然？……區別在於如果不是他們先打過來，我們決不會主動去找他們的事，而他們則是把暴力當作目的本身。區別還在於我們草菅他們的過程中及之後靈魂會受到極大的震憾，會有深刻的反思和對自身的超越。他們則幾乎不可能。…… 　　陳小雅犀利地解剖了“精英意識”：面對階級的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的懸殊，以什麼方式，由什麼人主宰，來改變這種社會現實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犯罪主人公認為，應該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超人”主宰；而殺人，則是“一勞永逸”的改造方式。“世界上有很多偉人都是劊子手……他是因為要推動歷史所以要殺人，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平民百姓，就說你是一個殺人犯，所以，你要作為偉人的話，你不能在乎殺個人，這是無所謂的。” 　　革命是暴動，暴力是革命的“接生婆”；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澤東所領導的第一場革命的成功，為下一代豎起榜樣；在他領導的第二場革命中，又故伎重演。現已揭露，不是別人，正是他老人家關於“天下大亂”、“武裝左派”、“群眾專政”的思想，直接倡導和推動了“文革”的血腥武鬥。在武漢事件上，他甚至是第一推手。 　　陳小雅剖析說，“精英意識”是一把利害相交的雙刃劍。精英的確有比普通人易於走近犯罪的“優勢”，那就是他們自以為身份高於常人，就可以安排別人的命運，高估自己的權力，以至於侵害別人的權利；其次，他們自以為出以公心，或者是為某種理想而活著，因此從品質上優於一般人，並對普通人懷有道德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會將一切世俗的計算、膽怯和自私的猶豫視為落後，從使自己蔑視常識，脫離常軌，以至於泯滅常情；第三，他們認定一切遠大的考慮，均不是老百姓所能領會，卻又是必須以犧牲普通人眼前利益為代價的，所以一般地較容易採取“愚民政策”。 　　不僅如此。陳小雅更接著分析：李乾對審案人員罵他“法西斯”非常反感。但如果不存成見地看，就個體而言，法西斯分子和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很多可能就是社會中的精英。他們充滿理想主義的狂熱，具有高度的團隊精神，隨時準備自我犧牲……但一旦被組織到一個邪惡事業中去，“流氓”的能量就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陳小雅注意到李乾在陳述犯案過程中，強調了民主討論的程序，她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授權”。因為民主授權所給予的權力，一定是有行使範圍和外部界限的。這個界限就是“授權人群範圍之內的事務”（譬如學校內部保衛事務）。　在法治時代與法治社會，這並未使受權者的權力產生相應的無限延伸。 　　陳小雅引申開來：階級的戰爭也是如此。本來，無論是地主、資本家還是走資派、反動權威，可能都有值得批判或懲處的分子和劣行，但如果變為對於一個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的群體性懲處與剝奪，就混淆了善與惡的界限，合法與非法的界限。最終那顆難咽的果實，需要用不停頓的階級鬥爭來消化，用不鬆懈的專政手段來保衛，以至於把理想中的美好社會變成一座“人間地獄”。 　　據李乾介紹：兩名死者的家人都已不在世了，事發現場早已另建高樓，想向周圍一步之遙的老居民打聽此事，竟無人知曉。 　　幸虧有李乾這樣的懺悔者，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見證。 　　（2008年2月完稿） 　　李乾《迷失與求索》，被收入美國柯捷出版社（http://cozygraphics.com/）以個人自述歷史、回憶錄為內容的“銅鐘叢書”在海外出版，由陳小雅作序《革命與犯罪》。 　　相關文章： 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上）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