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你還記得44年前中國的今天嗎？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8日14:50:1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朋友! 你聽說過‘文革’嗎？你經歷過‘文革’嗎？你還記得‘文革’中的紅衛兵，‘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大掃四舊、大立四新，向封資修造反、向帝修反宣戰的情景嗎？如果你已經忘掉的話，那麼你聽吧！”——這是某網站上模仿《黃河大合唱》朗誦詞的一段話。僅僅44年，有些人就忘掉了那血腥的歲月 ◆高伐林 　　44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18日，北京市中心是一片歡騰的紅色海洋，而全國各地，包括我所在的武漢，億萬民眾都在傾聽廣播喇叭里傳來的北京的聲音： 　　……我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革命群眾一起，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 　　今天清晨五時，太陽剛從東方地平線上射出萬丈光芒，毛主席便來到了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會見了早已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裡的革命群眾。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 　　幾萬個繫着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紅衛兵”是首都大中學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表示要一輩子當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祖國的紅色尖兵。 　　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跳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的‘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 　　（《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頭版頭條刊登的新華社報導） 在1966年“紅八月”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紅衛兵。 拉開血腥帷幕的紅衛兵節 　　對於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專家而言，無疑，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是最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下發的“五一六通知”，為中國亙古未有的民族浩劫，正式打響了倒數計時的發令槍。“五一六”，在整個紅色王國的史冊上堪稱最重要的一頁。 　　然而，文革這一場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對於數以億萬計的“群眾演員”來講，畢竟只有在開場鑼響，大幕拉開，他們才進入波瀾壯闊而又風雲詭譎的劇情之中。“五一六”只是最高決策圈才知曉，成千上萬參加過這一運動的青少年心目中，比“五一六”更為光芒奪目、也更為五味雜陳，在他們命運中刻下難以磨滅的印記的，首推“八一八”。 　　“八一八”，中國的老百姓聞所未聞的“紅衛兵”(“幾萬個”！)，在這一天清晨一涌而出，首次在天安門廣場亮相──也是首次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在隨後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中，有數以千計的紅衛兵組織打出的旗號是“八一八”或者“紅八月”，更有何止千百個紅衛兵組織鄭重其事地倡議：要將“八一八”定為“紅衛兵節”，或者乾脆取代“五四”，定為“青年節”。 　　人們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頭腦中首先浮現出的場面，是“大破四舊”，砸招牌、抄家、押着牛鬼蛇神遊街示眾、私設公堂審訊……，伴隨着這一切，從滾滾濃煙背景中突現的，是紅衛兵的身影。 　　這些年齡在十五、六歲到二十來歲之間的青年學生，標準的裝束如下： 　　——身穿綠軍裝，頭戴綠軍帽，腰束武裝帶。軍裝有的舊得發黃，有的洗得發白，越舊越好，“舊”意味着父輩幹革命的資格老，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血統純；若是嶄新的草綠，檔次就差遠了，然而，即使是為人們所輕蔑地嘲弄的“雞屎綠”，也意味着某種決心、某種資格； 　　——左胸心口處，別上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像章； 　　——男孩子剪成齊刷刷的平頭，女孩子要麼齊耳短髮，要麼扎兩根硬撅撅的小辮； 　　——最顯著的標誌，當然是左臂佩上印有毛澤東手書字體“紅衛兵”的紅袖章。 　　“革命者就是孫猴子，金箍棒利害得很，神通廣大得很，法力無邊得很，這不是別的，正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能、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清華附中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他們儼然要以橫空出世的姿態，成為主宰新世紀的“當代英雄”。 　　沒有紅衛兵，整個文革的面貌將是另外一個樣子。正如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底不無得意地說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前幾個月，一二三四五月那麼多文章，中央又發了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還是大字報、紅衛兵這麼一衝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 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和造型。 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章節 　　“八一八”，是紅衛兵走向全國、正式形成強大的政治運動的轉折點。 　　紅衛兵運動掀起來了。大概連紅衛兵自己也沒有料到，竟是這樣充滿暴戾殘酷。“紅八月”，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之一，也成了整個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之一──在二十世紀，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與斯大林的大肅反鼎足而三。 　　這個月從一開始就仿佛喜訊連翩而來：八月一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回信（當時未公布）；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八月八日，“十六條”（中央關於文革的決定）公布；八月十日，毛澤東到中央接待站看望群眾；八月十二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很快由楊勇上將的在礦冶學院附中念書的兒子楊繼平透露給了卜大華他們；隨後，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正式傳達給他們。 　　毛澤東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卻並沒有立即向普通黨員和群眾傳達。於是，年輕的學生們首先接受的，是毛澤東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傳達的信息：對一切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造反有理。 　　“一切”。 　　記得有部題為《電話行動》的小說描寫過一種可怕的催眠術：訓練好了恐怖分子之後，對之催眠，將他們的記憶抹成空白，他們便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工作，五年，十年。一旦接到一個電話，聽到一句規定的暗語，他們所受的訓練就被激活了，換了一個人似的去暗殺、去爆破。那不過是虛構。可我們看到紅衛兵當時的所做所為，不由得要追問：毛澤東的一封信，怎樣激活了潛伏於紅衛兵內心深處全部的獸性和瘋狂？ 　　在“文革”前一階段末期，工作組已經被趕下了歷史舞台，各校的權力真空由與紅衛兵負責人合為一體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是“十六條”中所規定成立的領導文化革命的機構）或者“籌備委員會”填補。 　　七月底到八月中旬，因為校內沒有任何力量能阻遏他們，紅衛兵完全“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是虛，“解放”是實。以“革命的名義”，人心深處的惡毫無顧忌地大“解放”。紅衛兵率領學生批鬥當時校內的“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或“牛鬼蛇神”，體罰、人身侮辱無所不用其極。不論對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掛黑牌子、剪陰陽頭（即將頭髮剃光一半，留下一半）、坐“噴氣式”（即在批鬥時，將批鬥對象雙手反剪到背後，低頭彎腰九十度，向“人民”認罪，因其形似雙翼後掠的的噴氣式飛機而得名）、戴高帽子……這都是小意思，打耳光、用牛皮武裝帶──北京人俗稱為“板帶”──和膠皮水管抽打、跪玻璃碴……也司空見慣。 　　紅衛兵仍不滿足，要到社會上去顯示自己的政治能量和革命決心。八月十七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前一天深夜，北京二中紅衛兵起草了《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批判和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切陣地，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 　　“八一八”洪流決堤，紅衛兵一舉衝出了校門。衝擊波撼動中國社會各個角落，也使世界為之震顫──“破四舊”爆發了。 　　“要武”！毛澤東的兩個字，就是對紅衛兵的特別敕令。在毛澤東，或許只是強調發揚鬥爭精神，但這不能不同時意味着對暴力的呼喚。“革命群眾開心之日，就是反動分子難受之時。”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北京和很多城市成了“紅色恐怖”的人間地獄。 踐踏法律　踐踏人性　踐踏文明 　　毛澤東的支持使紅衛兵取得了超越法規的“特權”。中國的所謂法規本來就不健全，現在更猶如一堆廢紙。八月十九日，北京的紅衛兵走上了街頭“破四舊”，隨後幾天，迅猛達到高潮。《人民日報》八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好得很》，將“破四舊”惡浪一下推向了全國。 　　紅衛兵“勒令”取消一切被指責為反映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事物（統稱為“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切帶有傳統色彩和外來印記的事物都在砸爛剷除之列，“瑞蚨祥”、“盛錫福”、“東安市場”、“全聚德”、“亨達利”、“吉祥劇院”等等店鋪字號一夜更改。許多路名也被勒令更改，像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蘇聯大使館坐落的那條“揚威路”，改為“反修路”。學校則改名為“戰校”，例如：清華大學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二龍路學校改為“紅色燎原戰校”。隨處搗毀文物古蹟、查禁焚燒圖書典籍、封閉教堂廟宇、趕走神甫僧尼；紅衛兵更通令合併一切個體經濟，強令私人房產主“自願”將所有權交公，“自願放棄”私人存款，資本家“自願”停止領取定息…… 　　最駭人聽聞的，是對革命對象的滅絕人性的人身迫害。紅衛兵查抄“牛鬼蛇神”的家，把他們關進“勞改隊”、“牛棚”（這是紅衛兵對臨時關押所的稱呼），遊街，拷打，原籍在農村者，則被驅逐出北京等大城市。 　　必須指出：“紅色恐怖”並不是平地一聲雷，突然降臨於昇平盛世的。在毛澤東所慫恿的紅衛兵搞起的“紅色恐怖”之前，正如毛澤東所指斥的，劉少奇、鄧小平已經搞出了一個“白色恐怖”。從權力爭奪的角度來看，“紅色恐怖”固然是對“白色恐怖”的反擊和否定；但究其維護專政統治的實質，“紅色恐怖”卻又是“白色恐怖”合乎邏輯的延伸與惡性發展。“白色恐怖”按照毛澤東的“大字報”的說法，約有“五十多天”；“紅色恐怖”的時間大體上從八月初到九月底，超過了“白色恐怖”的時間。兩個“恐怖”，除了這些最早的紅衛兵由“小右派”一躍而為“革命左派”、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之外，其他對象處境更糟：“白色恐怖”畢竟還算是黨組織領導的，有點章法，表面上還得講點政策；而“紅色恐怖”，就完全由着紅衛兵被誘發出來的獸性為所欲為，除了人身虐待和人格侮辱，甚至還搞肉體消滅。 　　我們必須着重指出：“白色恐怖”硝煙瀰漫，而“紅色恐怖”遍地血腥，但絕不能將全部罪責要紅衛兵承擔。紅衛兵只是前台打手，一切胡作非為，得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及各部門的公然支持。公安部門、街道辦事處、一些單位的領導人向紅衛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單，打電話要他們去採取“革命行動”。作家鄭義回憶道：在紅衛兵（他稱之為“反人民別動隊”）淫威之下，“街邊上到處是倒臥的屍體及垂死的受害者。一隊接一隊的倖存者在無人看押的情況下自行遊街示眾。……步履蹣跚，茫然而麻木地緩緩移動……”鄭義自己與同班三名同學被全班同學在紅衛兵帶領下，用皮帶、椅子腿毒打了三個多小時，直打到昏厥。據統計，從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四十天內，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人被打死，三萬三千六百戶被抄家，八萬四千多名所謂“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地富反壞右”的簡稱）被趕出北京。全國截止十月三日，被從城裡趕出的“牛鬼蛇神”有三十九萬七千四百多人。北京郊區大興縣甚至發生大屠殺，從八月二十七日起到九月一日，該縣紅衛兵在公安局配合下，幾天時間殺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滿門抄斬的有二十二戶，被殺害者年齡最大的是八十歲，最小的僅出生三十八天。全國各地被殺害者，更不計其數。 　　許多遐邇聞名的各個領域的大師以及一大批知識分子，不堪或者是不甘被凌辱，選擇自殺。舉出任何實例都顯得過於輕飄、過於單薄。葉永烈回憶說，當時北海、頤和園、什剎海天天都有死屍浮起。 紅燈前行和向左看齊 　　“破四舊”是一場大慘劇，“立四新”（“四新”即與“四舊”相對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則是一場大鬧劇。 　　紅衛兵畢竟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在“徹底革命”的蠱惑下，他們提出的許許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呼籲、勒令、通告貼上了街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要求將首都北京的名稱改為“東方紅城”或“紅太陽城”；要將交通規則中“紅燈停、綠燈行”改為“紅燈行，綠燈停”──“紅”是革命的色彩，怎麼能成為停止、禁止通行的標誌？還要將汽車靠右行駛改為靠左行駛──“右”代表着保守，“左”代表着革命！與此相映成趣的是，當時紅衛兵列隊時，將“向右看齊”一律改成了 “向左看齊”。北京八中紅衛兵發出的第一號通令，就是要求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因為“憲法”沒有突出階級鬥爭；這個通令還有一點“法制觀念”，知道要 “修改”而不是索性“廢除”憲法；但該校紅衛兵另外一個通令則讓人啼笑皆非：勒令全北京市的小偷、流氓在四十八小時內來該校報到──兩天之內，該校熱鬧極了！ 　　至於在紅衛兵“破四舊”的狂潮中所興起、後來逐步形成為固定格式的“早請示、晚匯報”，全民大跳“忠字舞”，言必稱“毛主席語錄”，家家戶戶供奉毛澤東畫像，爭先恐後地佩戴、製造和交換毛主席像章……發展到荒誕的地步。就連一頁報紙上正反兩面都要對着光觀察，看正面印毛主席像處，反面是否有不敬字樣；發現了（自認為發現了），當事人以及報社的領導人就要挨一場惡鬥了。這種險惡莫測的形勢中，誰不是戰戰兢兢，只敢照葫蘆畫瓢，把一切格式化規範化？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所有批鬥或慶祝大會上，照例最後要全場高呼口號，以營造出群情激憤、同仇敵愾的氣氛。這一程序甚至可以長到十多分鐘，喊到人人聲嘶力竭。標準的方式是，由一男一女（挑選紅五類家庭出身、國語標準又嗓音高亢嘹亮的學生，他們往往是各校的文藝宣傳骨幹）來領呼，全場群眾跟着呼喊。各個地區呼口號約定俗成，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順序。一般是開始幾句針對實際，要麼是“打倒×××”，要麼是“歡呼××××”，只需往裡填詞──填上不同批鬥對象的名字和群眾組織的名稱；然後是上掛下聯，從“打倒劉少奇”始，到本地區“最大的走資派”止（漏掉一個就可能遭至對立面群眾組織的攻擊）；再次是表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堅定信念，以及一兩條屬於統戰性質的口號：“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造謠可恥，闢謠可敬”之類；最後一部分，則一定要轉為表示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規範的次序與措辭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連“四個偉大”的排序，都是不能錯的！ “鬼見愁”對聯 　　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相伴隨的是關於所謂“鬼見愁”對聯的辯論。 　　這副對聯源於何處，說法不一。一般認為，是七月二十九日首次在北京航空學院附中貼了出來，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為“基本如此”。對聯頗有北京文化印記：紅衛兵冠之以北京香山頂峰“鬼見愁”名稱，得意神色溢於言表。 　　這副對聯極富挑釁性，可能它的炮製者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它毫不隱晦地宣布了紅五類子女對“革命權”的壟斷，剝奪了非紅五類子女的權利。它在內容上並不是中學生的發明創造，而是中共的“階級路線”引申到極端的結果。 　　中共治下，人們填任何登記表、申請表、報名表，都要填寫“家庭出身”和“個人成份”這兩欄。對於大中學生來講，後一欄倒還簡單，一律填“學生”就行了；但是前一欄是試金石：紅五類子女填寫起來趾高氣揚，非紅五類子女填寫起來心驚肉跳。這樣的表格是對公民權利和人格尊嚴，公然按照家庭出身的先天條件，進行高下尊卑的分類排序。 　　填表還只是給“組織上”看。到了文革中，不論走到何處，哪怕去看病都得自報出身。一開辯論會，無論誰一上台，都得馬上自我報告家庭出身，不然台下立即有人喝問成份。如果是非紅五類，根本沒有機會開口，就有人叫“狗崽子滾下去”了。這副對聯就是在這麼一種氣氛中出籠的。並非所有幹部子弟都同意對聯──其中有的是不同意這種措辭的血統論，有的是不同意血統論的這種措辭。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在同學中是唯一公開引用父親的觀點的：“我父親也不同意這副對聯”。中學裡當時領導文革的工作組，對“對聯”提出了批評；但是八月初工作組受到批判被撤走之後，從北京的中學向全國輻射，掀起了“辯論對聯”的浪潮。八月三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的一次公開辯論中，出現了紅衛兵在舞台上當眾毆打持反對意見者的“集體暴行”。 　　“對聯”傳到哪裡，哪裡擁護“對聯”的紅五類子女就成立紅衛兵。紅衛兵的星火，隨着辯論對聯的疾風，在北京乃至全國城市的中學裡燃成燎原之勢。 　　所謂爭論、辯論，全部只是在“紅五類”子女中進行，非紅五類子女無從置喙，他們唯一能被允許說出來的話是擁護對聯，承認自己是“混蛋”。對這副對聯任何不恭順的想法，例如，如果以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周恩來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來論證這副對聯大謬不然，以非紅五類子女的身份，這種傻氣冒出來絕對是惹禍。那是憑氣勢、憑情緒，而不是憑理性、憑事實說話的歲月。 　　對聯在流傳中繼續產生某種變異──有的地方的紅衛兵組織貼出的對聯，將橫批做了更為赤裸裸的修改：“絕對如此”；還有些地方流傳的版本是“天生如此”。上下聯卻沒有變化。某些地方在口頭表達中如呼口號或者辯論時，加上了第三句：“父母平常兒騎牆”。這顯然有對那些未能“旗幟鮮明”地支持對聯者表示警告之意。總的看，是越流傳越不由分說，越不講道理。 　　大學生中的紅五類子弟，也加入了這一行列。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小組長、該校後來的紅衛兵組織負責人譚力夫所做的宣揚對聯的演講。他不僅將中學生紅衛兵所奉行的血統論塗抹上一層薄薄的理論色彩，將紅五類與非紅五類一刀劃開；還要求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階級路線來執行，要求將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他當眾斥責非紅五類子女：“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指工作組鎮壓文革），你高興什麼！”引起廣泛共鳴，透露出紅五類子女在心理上、感情上與工作組所代表的權力體系連在一起，而與非紅五類子女有很深鴻溝。這篇講話流毒全國，不少省市委的官員推波助瀾，像福建省負責人讚賞之餘，下令印行幾十萬份。後來有人認為譚力夫可以算是紅衛兵的精神領袖。 　　“對聯”強化了紅衛兵作為紅五類子女“左派階級隊伍”的意義，把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最初並不那麼嚴格的傾向，變成了紅衛兵普遍的組織原則，在學生中劃分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它使紅五類子女自豪地“物以類聚”，加入紅衛兵；使非紅五類子女感到深深的屈辱，造成深重的精神創傷。紅衛兵之所以有凝聚力和擴張力，對聯是關鍵之一；而後來造反派紅衛兵之所以激烈反彈，對聯也是關鍵之一。 最早覺醒的先驅遇羅克被害 　　紅衛兵沒有想到、非紅五類也沒有想到，對聯遭到了文革領導者的反對。 　　八月五日，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研究決定，制止當時某些學校里開始發起組織的“紅五類子弟協會”；提出紅衛兵以“紅五類子女為核心”，但要團結廣大群眾。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江青等人相繼在群眾大會的公開場合表態，不贊成“對聯”。陳伯達批評說，這副對聯宣傳的觀點，是過去封建時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江青八月六日在天橋劇場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話時，說“我不完全同意”“對聯”，“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大敵當前，要對付敵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她一再重複陳伯達先前提出的建議，把“對聯”改成“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他們這些話，對對聯的鼓吹者來說是兜頭一瓢涼水，對非紅五類子弟來說無異於精神“鬆綁”。 　　中央文革小組態度如此，並非打算對中共的階級路線有什麼修正。他們反對這一“鬼見愁”對聯，是因為它擋了毛澤東的路。毛澤東的用意是要將矛頭指向“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正策劃着要向那些手握重權的“老革命”開刀，要向劉鄧官僚集團總攻，“革過去革過命的命”（林彪語），這是紅衛兵萬萬料想不到的。而這副對聯不識時務，還在那裡強調“老革命”是“英雄”，其子女也是“好漢”，正與毛澤東的意圖相抗衡，當然中央文革小組要反對了。 　　中央文革還有一層考慮：如果同意這副對聯，勢必就要同意由幹部子女掌握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這樣一來，紅衛兵運動還能夠被中央文革從心所欲地來左右，來成為衝擊劉鄧集團的突擊隊嗎？至於陳伯達和江青修改對聯的下句“父母反動兒背叛”，細細考查起來，也包藏有策略上的用心：他們分明是鼓動本來為“紅五類子女”、隨着父母被打倒一變而成“黑幫子女”的人站過來，向其父母“造反”。 　　譚力夫挨了中央文革當頭一悶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被捕；但周恩來多次為他交涉說項，於次年五月二十九日獲釋，沒多久他參軍，很快就在部隊提了干。 　　關於“對聯”的辯論逐漸平息了。然而，紅衛兵的組織原則沒有任何變化，依然是推行“純而又純”的血統論。與譚力夫同齡的遇羅克，終於不能按捺對這種公然倒行逆施的反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寫出了著名的批駁血統論的萬字論文《出身論》，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油印張貼。這篇文章提出“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因為“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如果按照對聯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解放不了”。不僅如此，他更明確指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同等的政治待遇。”這更不光是向紅衛兵的血統論挑戰，也是向多年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挑戰了。 　　這篇文章不啻沙漠甘泉，許多人深深為之折服，《中學造反報》創刊時，將之全文發表，第一次印刷了三萬份，被一搶而光；再印六萬份，又一搶而光。《出身論》成為文革中影響最大的、也是最能經得起時間淘洗的文章。但遇羅克最後終究不能被中共官方容忍。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表態，指《出身論》是反動文章。第二年遇羅克被以“惡毒攻擊”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拘捕，一九七○年三月五日被殺害。 蓋世太保的崛起和垮台 　　紅衛兵“破四舊”造成了社會的嚴重無政府狀態，紅衛兵山頭林立，通令四起，揪鬥打人之風日甚一日，一些高級官員受到了衝擊，引起了一些出身於高幹家庭的紅衛兵領袖的不滿。 　　八月六日，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發出了《紅衛兵緊急呼籲書》，其中說：“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提高警惕，監視、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渾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 　　外交部長、中共十大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陳曉魯，當時在北京市的重點中學八中。他聯絡八中、四中、六中等三十餘所學校的部分紅衛兵，發起當時第一個跨校聯合性的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於八月二十四日成立。隨後東城區和海淀區也分別成立糾察隊。西糾另一個核心人物是當時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兒子孔丹。孔丹的母親是周恩來的秘書之一，負責暗中策劃此事。當時各校紅衛兵都是各自為政，並無全市統一組織，唯獨西糾有後台。在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林彪左臂戴上了西糾的袖章。周恩來更是給予大力支持，指示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糾察隊提供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條件，甚至禦寒的棉衣。“西糾”以當仁不讓的口吻，宣布自己賦予自己的“職責和權力”有：“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 “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組織”，“有權扣壓假紅衛兵和流氓”。先後向全市、全國發出十三份“通令”，規定：不准任意抄家、任意揪斗，不准武鬥，打死人償命，不准衝擊國家機關，不准迫害革命老幹部。還組織全市巡邏。 　　八月二十七日，西糾發出第三號通令：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護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並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還提出：“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這些規定明顯有了“保”的色彩。西糾受周恩來的委託，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李宗仁等人的宅第安全。 　　西糾稍稍遏止了紅衛兵的瘋狂氣焰，但他們那種唯我獨左的專橫語氣，顯示他們是來頭更為不凡的“蓋世太保”。西糾的血統論也更登峰造極，它成立後，給各中學紅衛兵組織中父母為少將和副部級以上的頭頭，每人四到八個西糾袖章和證件，將他們算成西糾成員，由他們節制各校紅衛兵。 　　八月二十七日，“紅衛兵戰校”（即清華附中）紅衛兵也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其主要內容是“糾偏”，嚴厲譴責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都抄”等行徑。 　　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西糾隊員和作為西糾主力的幾所中學的紅衛兵本身就私設刑堂、私刑拷打，打人致死的事情屢屢發生，許多主要核心人員本人就有血債。他們用暴力手段來壓制主張揭批劉少奇、鄧小平以及“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聲音，這種“紅衛兵凌駕於學生之上，糾察隊凌駕於紅衛兵之上”的現象，使糾察隊與學生中造反派的衝突迅速激化，終於觸怒了江青，她說“糾察隊是保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爹保媽，要揪後台！”追查黑後台，周榮鑫下台代罰，孔丹的母親自殺身亡。一九六六年十月底，糾察隊全面陷入了困境。 　　“八一八”的紅色噩夢已經過去了。但是事實上，紅衛兵的“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遊蕩，也讓後人一次又一次地詢問、深思： 　　紅衛兵究竟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那個年代的許多熱情單純的年輕學生，為什麼會在一夜間變為無法無天、極盡暴虐的紅衛兵？紅衛兵究竟有什麼魔力，吸引了一顆顆年輕的心？ 紅衛兵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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