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政府現在既已此桉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産黨，則縱肯爲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 1931年8月22日 ）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 1933年9月23日 )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爲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爲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爲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爲慮，內匪實爲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二、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幷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 5月31日 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爲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爲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爲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雲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爲；
二、日本軍爲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幷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繼續進行追擊，幷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
四、長城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爲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
（選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592頁—59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爲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爲，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爲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SPAN lang=EN-US>”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裡？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恢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復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復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爲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 ，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會議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採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 1月16日 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 3月17日 ，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 9月13日 發表聲明，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四、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桉《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爲保護國”。（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註：《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爲“經濟合作”地帶。（註：《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註：《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註：《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桉”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桉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爲“底”，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制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僞滿作爲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爲“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爲“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爲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定採納“苦”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是與僞滿的政治分界，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僞“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六，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1、蔣介石差點成爲“汪精衛”
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盪。其實，熟悉歷史的人都明白，大量歷史資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衛捷足先登，蔣介石就會成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部隊不斷出現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僞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僞軍（僅指正規部隊）達到100多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僞軍”的台詞長期成爲笑談。100多萬國軍成建制投降成爲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上的奇觀。這樣的“光彩事”，蔣介石本人不會提，蔣家餘孽是更不會提的！
那些極右人士不是惡毒攻擊共産黨人嗎？可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産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僞軍。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面對這些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竟然恬不知地替蔣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難道這些非毛反共的極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羞”兩個字？
2、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自抗戰開始至1943年8月，國民黨文武官員及作戰部隊投降日軍者數量非常可觀。其中國民黨副總裁以下中央委員20人，旅長以上將領58人；直接投日的正規國軍達到50多萬人，占全部僞軍的一大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把這些“漢奸”永遠釘在辱柱上。他們分別是：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恆、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王清瀚、趙雲祥、陳光然 、黃貞泰、郭峻峰、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於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 、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顔秀五、陳才福、秦慶霖、范傑、 於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丘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李志希、陳孝。
《解放日報》的社論說：“當前人們傳唱一首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撻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系部隊，排擠非嫡系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3、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下面這些敗類都是國名黨的軍事將領，不包括這些投敵叛國的黨政要員。（註：這些數字與《解放日報》上公布的有出入，這屬於當時統計原因造成的遺漏。）
1.1939年，何行健，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2.1939年，蔡雄飛，綏軍副師長，在西北率部投敵；
3.1941年2月，李長江，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4.1941年2月，丁叢堂，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5.1941年2月，顧秀五，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6.1941年2月，陳才初，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7.1941年2月，秦慶霖，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8.1941年2月，范傑，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9.1941年2月，楊仲華，國民黨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0.1941年2月，劉月亭，新編第5軍副軍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1.1941年5月，公秉藩，國民黨第30師師長，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敵；
12.1941年6月，畢澤宇，國民黨第69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13.1942年2月，趙瑞，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率所部在西投敵；
13.1942年2月 楊誠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率所部在西投敵；
15.1942年4月，孫良誠，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編第6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7.1942年4月，趙雲祥，新編第30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8.1942年4月，陳光然，新編第181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9.1942年4月，黃貞泰，新編第13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務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1.1942年4月，丁樹本，冀察戰區游擊第1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夏維禮，冀察戰區游擊第2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22.1942年4月，孫玉田，警備處長，隨孫良誠投敵；
23.1942年6月，徐繼泰，蘇北四縣游擊總指揮，率所部投敵；
24.1942年6月，景順陽，第3戰區游擊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25.1943年1月，吳化文，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率所部於懷安投敵；
26.1943年1月，於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7.1943年1月，寧春林，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8.1943年1月，呂其賡，蘇北游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9.1943年2月，厲文禮，山東遊擊隊第2縱隊司令，本人被俘投敵；
30.1943年2月，王勁哉，國民黨第128師師長，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31.1943年2月，趙天時，國民黨第38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2.1943年2月，任蘭圃，國民黨第38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3.1943年2月，薛豪平，國民黨第38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4.1943年2月，潘勝富，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5.1943年2月，蘇景華，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36.1943年2月 張海平 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7.1943年2月，蘇振東，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8.1943年2月，李德興，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隨王勁哉投敵；
39.1943年2月，吳漱泉，國民黨第351旅旅長，被俘投敵；
40.1943年2月，韓子乾，國民黨第113師師長，被俘投敵；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2.1943年4月，孫殿英，新編第5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43.1943年4月，張良才，蘇北游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4.1943年5月，龐炳勛，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45.1943年5月，趙星彩，第24集團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 隨龐孫投敵；
48.1943年5月，於光輝，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隨龐孫投敵；
49.1943年5月，楊志稀，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0.1943年5月 楊汝賢（楊明清）新編第5軍副軍長，隨龐孫投敵；
51.1943年5月，馮養田，新編第5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2.1943年5月，楊克友，暫編第3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3.1943年5月，王瑞慶，暫編第3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暫編第4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暫編第4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6.1943年5月，齊子修，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被俘投敵；
57.1943年5月，丘吉勝，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被俘投敵；
58.1943年6月，榮子恆，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59.1943年6月，劉景良，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0.1943年7月，陳孝，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1.1944年9月，賀凱憲，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率所部4個團12000人於河南投敵；
………… www.
七，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一. 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污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爲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爲“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裡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爲“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二. 宋氏家族藉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爲“宋氏賊團”。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道了那裡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的需求，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爲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僱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三. 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彙報資金的使用情，但重慶政府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１美元。在重慶一包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爲5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彙報美元的使用情，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所的造價都要１萬美元，在美國傳爲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産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四. 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被美軍切斷，爲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爲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面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着把自己的親屬財産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爲弩之末的日軍面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五. 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的行爲，使人很難想像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着妻妾上前，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像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飯。軍官們爲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徵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國民黨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六.蔣介石承認：國軍騷擾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辱，較之於日寇侵占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逞，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軍隊？成什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圖”，但該次整軍幷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占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占領好像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