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篡改了演講？
聞一多《最後一次講演》被腰斬１４７個字究竟是什麼？
原文中有：
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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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斬”聞一多的原因
《聞一多年譜長編》這樣的書不是熱門暢銷書，除了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和歷史研究所的專家以外，其他的人恐怕沒有幾個要看，所以湖北人民出版社雖然十一年前即１９９４年７月就出版了，卻一直到去年才被黃波先生看到並寫了一篇文章，披露其中那篇著名的凡是上過初中的億萬中國人必定讀過的《最後一次講演》多了一大段話。這段“多”出來的話聞一多當年確確實實講過，但從１９５０年以後就被中學語文教科書編者當作可惡的病毒刪去了，四十多年後才又重見天日。黃先生指出了這種刪節之不對，我極表贊成。不過我還想進一步了解一下刪節的原由，為什麼要“腰斬”聞一多。
估計原由大約有好幾個。首先我想是因為“矛盾”。重見天日的這段話我數了數，不算標點符號共有１４７個字，都是對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極大的好感，明確提出了“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云云， 對司徒雷登何其熱愛！但中學語文教科書裡同時選了另一篇更著名更權威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作者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把這位美國大使罵了個狗血淋頭。這就像兩列火車迎頭開來，要避免撞車總須有一列退讓。聞一多的地位再高也比不過領袖的偉大，趕不上“最高指示”的威力。於是，“腰斬”聞一多便成了很自然很穩妥的選擇。
接下來大概是因為“革命的需要”。在舊中國接受過自由民主理念薰陶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間，要找到一個既擁護我黨又反蔣反美的英雄確不容易。胡適、傅斯年不說了。魯迅本來很接近，但他的文章中反蔣反日（本）很多卻幾乎不怎麼“反美”。郭沫若雖然符合這一標準，“可惜”他沒有壯烈犧牲，不是烈士，而且當時還是國家領導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席捲神州大地的“反美、仇美”浪潮中，“革命”確實需要這麼一個“英雄典型”。找來找去，只有聞一多很像，除了他那個有名演講中的那一段，可以說是“完美無缺”。於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刪節，一個完美無缺的英雄就誕生了，維護了聞一多“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一世英名”。這樣的操作並非孤例，以後還不少。例如艱苦樸素的雷鋒，連鄙人也是最近幾年才曉得他曾買了瑞士產的英納格手錶，這在當年絕對算“奢侈品”，不亞於我們現在有人買了德國奔馳轎車或美國卡迪拉克。
還有一個原因恐怕是由於“上頭”認為當時的知識分子聽話，又由於“輿論一律”，不怕“泄密”。１９５０年以後的中學生誰也沒有親臨過聞一多的演講現場。中學生的長輩中即使有那麼一些人聽過或了解聞一多的演講，在當時那種嚴酷的政治環境中，他們也只有“君子三緘其口”，縱然有兩個腦袋也不敢透露出半點真相。因而我們從他們那裡聽到的也儘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之類。不能說這種“輿論一律”沒有效。像我這樣即使不求甚解但好歹也算個愛看書的人，自從在中學課堂讀了被“腰斬”的《最後一次演講》，居然也要等到四十多年後的２００５年，才明白了聞一多的全真面貌。此時此刻，沒有看過《聞一多年譜長編》和黃先生文章的我的無數“同學”，對聞先生的印象肯定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吧？況且就是看了《聞一多年譜長編》，也並不一定會有什麼公開的意見。
這本書是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編輯的，任何人不送，也要送給他的爸爸即聞一多的兒子一本吧。但此書問世八年後的２００２年７月，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鵬先生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行題為《藝術家聞一多》的講座，特意提出了《最後一次演講》裡的一些話進行評論，卻對“刪節”的事一字不提。中國人不願“泄密”，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