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百年世事不勝悲
文章來源：網易 王家范博客
王家范：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博導。1938年生,江蘇崑山人。1957入華東師大歷史系,1961年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社會經濟史,以明清江南為中心課題,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也有涉及。著有：《中國歷史通論》、《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等。
1644年3月19日，晨光微曦，京城內外火光燭天，煤山（今景山公園內）左側歪歪扭扭的古槐樹（一說海棠樹）上，靜悄悄地懸着從皇宮走來的一對主奴。崇禎披髮跣足自絕的情景，正象他遺書所說的，是要向世人宣告：大明三百年江山金甌墜地，壽終而未能正寢。
冰山化於一旦，寒凍層積則已年長月久。一代新朝氣象總似曇花，宿命般地遲早要走向衰微。早在嘉靖、萬曆花團錦簇的年月里，洞察世情而深陷於憂患的文化孤獨者，心中已萌生一種難以言傳的苦澀，敏感到末世將臨。萬曆三十四年，湯顯祖在答鄒元標的書信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治世人多於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如也。”亂世二字幾欲脫口而出，而“事多於人”四字深可玩味。凡亂世總起於道德淪喪，人心險惡，事端不已，怨仇相報。明亡的禍根，少說也在四、五十年前就種下了，甚至可遠溯至百年之前。不待義軍蜂起、清兵入關，它已然在人與人無盡的內耗中將生命力廝殺殆盡。文震孟之子文秉事後曾感慨道：“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在中國，“氣運”（或者叫“氣數”）這個東西十分玄乎，卻往往可以從諸多徵兆里意會到一點。
友人贈我台灣林佩芬所寫的“小說歷史”《天問——明末春秋》。讀後卻勾起了我對明亡的許多感慨。亂世，正是亂世，人性所有側面唯有此時才會奇異地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成就一幅難得的中國世態百像圖。對此景象，史家一向感嘆的是世道，而無端地將人性扭曲的感慨甩給小說家，若長此以往，怪不得要發生史學“社會認同危機”。
明清之際的王朝鼎革，比較起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有更重的悲劇情味。明的覆亡，究竟是誰之過？崇禎死前說道：“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不管崇禎有多少難言的苦衷，作君主的不自我認錯，盡諉過於人，祗能供人恥笑。到後來，亡於門戶、亡於宦官、亡於流寇，眾說紛出，不一而足。到今日，我們顯然不想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克爾凱戈爾說得好：“當矛盾的非此即彼被從生存領域中驅逐而引入到抽象思維的永恆中時，它事實上是被消除了。”歷史是人創造的。人人都參與着歷史的創造，可被創造出來的歷史卻總是不盡人意。於是才會有追問，有思索：這不是簡單的責咎哪一個人，而是對整個歷史的追問。
崇禎在位前後僅十七年，紛紛亂亂，沒一年太平，三“國”（三種政權）、四“方”（朝野內外），各種人事交織在預設的亡國網絡之中，鋪陳出許多可悲可憫可歌可泣的故事，似乎歷史成性要讓當事者體悟這特殊的時世與人生。
士大夫階層是這一時代特別受人關注的對象，形形色色，良莠不一。孫承宗、袁崇煥，一自殉於寇難，一屈死於反間冤案，多少顯出了一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寅恪老錢柳因緣，也演繹過這段亡國前後士大夫的特殊命運。關於復社諸君子，特別是復社領袖張溥，以及錢謙益、吳偉業、陳子龍等人的甄品裁抑，尚特史家作深入的研究。我一向對復社的成員不純和黨同伐異作風，持批評的態度。關於張溥與周延儒的政治交易，於史有證，足見復社沾染的政治濁氣很濃。早在張溥、錢謙益一類名流表現異常之前，臨川湯顯祖就感慨系之，對其友人說道：世上假人多，真人少，“大勢真之得意處少，而假之得意時多”。他對東林並無特別好感，且時有微詞，殊為難得。可惜史家多不注意。東林、復社原都是因不滿朝政污濁起而抗爭的，其中不乏正人君子。然而，為權力鬥爭所牽涉，終究不免沾染陰謀氣。不少騖名逐利之徒更是奔走其門，以圖發跡（象吳昌時之流）。這在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裡，實勢所難免。我以為張溥比較複雜，作為學者兼政治家，雙重人格明顯，而且也有靠心理“自我合理化”去化解人格緊張的跡象。與周延儒、溫體仁一類政棍相比，他畢竟良知未盡泯滅。陳子龍在其《自撰年譜》中述及崇禎十三年（張溥臨終前一年）謀解黃道周於難時說：“議及石齋（道周）之難，天如（張溥）將傾身家以圖之，真有賈彪之風，予甚愧焉。”身處明中後期的特殊政治氛圍下，在道與勢，政治權術與道德高揚之間，他內心的緊張、焦慮相當激烈，應是情理之中的事。天如四十歲即中年夭折，不可謂無因。
依我看來，復社較之前輩，不能不說更趨下游。這並不全是因為張溥等人的人品比顧涇陽輩差許多。一個王朝越向末世走去，大多數人為末世心態所浸染，人性的扭曲就越發不可收拾。一面是假作真時假亦真，一面是真作假時真亦假，交相激盪，黑幕重重。迷溺於局中，就象薩特所稱患了“劇場異化症”，能有幾人自律自守？中國古代政治乃為人治，人治敗壞成風，也就不可收拾。史家多稱道張居正為一時之權相，事功卓著，其實政治的詭秘詐儇，大僚要員之假公貪贖，雖前有嚴嵩，不可謂始作俑者，然風氣之壞，江陵實不能辭其咎。江陵過於迷信權力，火中取栗而尚揚揚自得。《明史》本傳云：“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為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江陵死後結局慘極，然朝局官場從事端發生時起就呈異狀，愈趨惡劣。時人于慎行在給友朋的信中說道：“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後人讀明末史事，不能不有墜入五里雲霧之嘆。交相彈劾，以扳倒對手為快；彈章或振振有詞，或危言聳聽。無不滿口經典，一心為國。到此時已是真假莫辨，人心叵測。朋黨向為中國專制政治之大忌，羅織此項常可致對手於死地，明末小人時常玩弄這種伎倆。實際上，中國古代官場出於營私攀援，同鄉同年門生故吏的習慣紐帶常被利用，雖是忽聚忽散，利益苟合，卻也見怪不怪。東林、復社固然有信念之聯結，不可同日而語，但亦難脫這種習氣。其倡始者都宗奉朱學，皆欲藉權力以行道德之旨，反不如王學異端看得空。我很欣賞李卓吾在《答耿（定向）司寇》中一席話說得爽快：“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異於人者……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會賓客……及乎開口講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何異哉？”“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這幾個字份量極重，入木三分，鮮血淋漓。明中後期，官場裡着實混跡着一群儒家末流，他們以依傍儒學道統自詡，內心卻失落了儒學自我反省與追求完善的熱忱。這是一種精神枯竭，丟失了向生存的意義──“存在”追問的勇氣。任憑污濁滔天，我依然穩坐釣魚臺：亦要做官，亦要富貴，搗翻漿糊心無愧疚。宋明以來，凡屬心理不安的人，苛責自己也苛責社會的人，才真地是皈依儒家的原始教義。程朱陸王，都是這種自我“不安寧”者。精神只有靠自己提升。而他們的追隨者則很容易成為躺在主倡人懷抱中的“熟睡者”,思想貪圖安逸的庸人。不肯思索，人云亦云，以教條嚇唬別人，就是這種平庸的表現。究其根基，還是生存的私慾在主導其靈魂。不同的是，他們學會了虛偽和掩飾。更可惡的，還以此為棍子，藉衛道以掩其醜陋。這也就是湯顯祖所深惡的“假人”。明末隨處可見那種思想平庸而陰謀有術的“假人”，故文壇無寧日，政界有惡鬥。
中國是個極重道德倫理的國家。以理想道德構築理想政治，儒家的美夢從未圓過，這也是中國歷史的悲劇。據史載，張溥與周延儒的交易原是有前提的：“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名。”可見復社諸君亦不滿意周之人品，出於下策，冒險與魔鬼打交道，卻又幻想魔鬼改惡從善。故後人有為之辨解說：“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經濟，而輔之以東林之正人君子，復社之英俊少年，則或可以使周延儒、吳昌時輩不得不出於正道，……則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於亡。”這位先生實在沒有看懂中國歷史，更不懂政治為何物，迂得可以。作家借小說中的陳子龍有過這樣的感慨：“以往的那個張溥已經徹徹底底的死了，他所懷抱的理想也已經死了……”。但在張溥不這樣想，他有他的自我合理化，雖史無明載，卻大抵也不離前面這位先生的假想。
陳寅恪先生曾倡言：中國文明造極於宋。意在言外，宋之下則日趨下流。確實象明朝這樣的政治勾當，士大夫運動十數萬兩銀子賄舉宜興復出，且不惜收買小人搜集政敵的賄證以擊倒對方，以賄打賄，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熙寧間，王馬政見歧異似同冰炭，卻人人都是堂堂正正，君子風度。政以賄成，政治亦因賄賂成風而污濁黑暗，以至連反賄賂也異變成整肅政敵的手段。權力與金錢的聯盟因中國的政治體制而變得特別兇殘，政治鬥爭亦因此成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能“合理化”。試想此時再摻和到政治中去，會有什麼好結果。史載周延儒得知被逮，“將所居樓閣三楹盡行焚毀，蓋生平寶藏咸集於此。紫貂皮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上乘不能登此樓，焚時火焰皆作五色。”如此貪贖，良心墨黑的政棍，張溥與之周旋，扶其上台，實在是大悲劇。不只是個人，更是大明的悲劇，氣數已盡。果然周被誅之第二年，崇禎亦自懸而死。無論中外，道德想假權力而行，不能不是悲劇。或可謂：道德，道德，多少罪惡假汝而行！可惜中國的儒家不明此理，偏要誘後生帶着“聖賢的眩暈”（仿海德格爾“自由的眩暈”）往這歧路上趕，正是折殺了多少“精英”！在這一點上，我倒要說西人因直率反而少些不明不白的眩暈。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與其混一，倒不如讓兩者保持必要的張力。至少也不必讓莫名的幻想去作踐人的靈魂，以至象張溥那樣自欺而欺人，長醉不醒。
中國哲學最高的追求謂之“無執”，所謂物我兩忘。但這是仰之彌高、不可企攀的境界，罕有人能涉及。明中後期，象李贄是激情型的，狂放而帶血的刻薄，依然執着得有似瘋子。湯顯祖則處在現實自我與潛在自我的緊張之中，追求的“理想自我”只能隱顯於夢境，故有“臨川四夢”。中國大多數士大夫生存的本能是如此強固，難於抗拒。他們只是不斷的設計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如能在現實自我與潛在自我之間保持一種張力，象吳梅村、陳子龍那樣，已屬姣姣者。明亡前後，這些人物的生存困境與內心矛盾，實在可以讓寫小說的發掘些許多題材。人的生存困境，表現為身體與心靈、現實與理想、必然與可能等一系列二元難題。“生存困境”命題的提出，是將這些二元難題作動力學的展開，從而揭示了生存形態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導引人文學科進入心理學領域，擺脫“一般”而突現“個別”。生存內在於個人而“存在”，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獨特的。同樣，當我們歷史地理解任何一個個人，也應具體地注視他們面對“非此即彼”的兩難是如何選擇的，凸現此種選擇的熱情強度及其獨特性。歷史學要成為“人學” ，使 “人”成有血有肉的生命活體，舍此別無出路。恰如希臘哲人所言：“人不可能進入同一條河流”。史學當然要關注“情境”。由眾人（意志）匯聚而綜合形成的“社會情境”，正是個體“生存”要面對的客體。然而，即使同時同地同一瞬間，它對不同的主體而言，也不是“同一條河流”。這是因為他們的體驗各不相同，應對更是殊相迥異，色彩斑爛。從這一意義上說，“小說歷史”比起我們的“正宗”史學或許更能長袖善舞。內聖外王，修身治國，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從幼年誦讀聖賢書之日，就以此自命為社會精英，內心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殊不知人類特有的那種生存困境，對中國士大夫的煎熬也因此來得格外痛苦。學而優則仕，既是為稻粱謀的生存必需，也是滿腹經綸唯一所歸。羊腸曲徑，獨木小橋，權力場的殘酷，更加濃了人生飄忽不定的悲劇色彩，得志者少，失意者多。歷史上讀書人這方面牢騷之甚，已盡人皆知，不必多說。但是有一點常被忽略，讀書人更少有敢於直面的，他們所深惡痛疾的社會之網的編織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手工。中國的古代政治，從來都是士大夫在台上圍着一個人做戲，熙熙攘攘，或哄哄鬧鬧。遇上唐太宗這樣的明智皇帝，是大幸，故曰“千載難逢”；碰到朱洪武就不好辦，現在要侍候心理有點變態的崇禎帝，自然就頭疼了。到頭來不少人只好嘆一聲“反認他鄉是故鄉”，當然也有至死不悟的。可說，自原始儒家就開始精心編織的政治體制，君君臣臣，無可逾越，早已宿命般規定好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人生。
與此相關，中國古代社會的悲劇還有另一個側面，那就是常被“精英”們遺忘在村野角落的農民大眾。平日裡，他們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眾生，不因被冷落而輒耕，背負青天，面朝黃土，為一家之生計終日牛馬般勞作。他們是如此的老實順從，以至有閒情的文人逸士常誤讀了村野風景，為所謂的恬靜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們是可以欺生而卻絕不畏死。如若把他們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擇的關頭，鋌而走險，那破壞性的力量也着實可怕。中國歷史上就一再領教過了，從山村里走出來的暴怒，二、三百年的物質積累毀於一旦。恕我直言，我不喜歡姚雪垠小說《李自成》的過分美化，“高夫人太高，紅娘子太紅”，已成了文壇笑料，昔日黃花。冷眼看末世，我們常會感嘆朝中無人才，其實中國之大，人才往往藏龍臥虎於山村僻野，可異的是非到亂世不可能顯露出英雄豪傑的本色。明末李、張皆非等閒之輩。尤其是自成，若非東北殺出個皇太極、多爾袞，他完全可以成就一位比洪武要好得多的新朝開國君主；張獻忠若成功，較之洪武也許更兇狠，此人則不足道。在有些方面，自成是過於仁慈，既不滿意劉宗敏輩的胡作妄為，又不想傷兄弟的舊日情份，開誅戮功臣的殺戒。他不諳仁慈就是犯罪的政治法門。入京四十來天，他沒有急於登極，其間仍有不少可深探之處。然而，嚴酷的歷史已一再說明，即使成立新朝，畢竟仍是王朝的再版，過不多久，農民兄弟們又會發覺被自己的領袖所拋棄，再度回到舊日的風景。現在有些人以厭惡農民起義為時髦，我不甚欣賞。農民為求生而揭竿，無可指責。要責難的倒是何以會激發起農民鋌而走險，以至生靈塗炭？要追問的是中國何以逃不出六道輪迴，農民出身的皇帝未必比貴族皇帝來得善良？
1644年，中國再一次經歷王朝鼎革，紫禁城又換主人。治亂相繼，反覆輪迴，至此古老中國幾已逼近了絕境。社會從內里爛透，《紅樓夢》所揭示的僵而不死的狀態，明中葉以來已然成形。其時英國已告別中世紀，步入資本主義紀元。中西差距的拉開，正是以此為界碑的。儘管此後還有“康乾盛世”的插曲，那不過是晚霞一抹，歷史的慣性施展淫威，黃昏之後是長夜。近代中國人正是負荷着歷史的沉重走向對世界的開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