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的兩個對中華民族影響極大的日子過去了。“七一”與“七七”，這對中國人來說，不只是一個日期概念。八十三年前，中共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六十七前，日寇全面侵華。

   中共因日寇而滋長，日寇因中共面得益。歷史塵埃落定，今日的人們已經不難發現其中的歷史因果關係。雖然，中共奪權後，一直對國人掩蓋，篡改抗日戰爭史實，但事實就是事實，是無法篡改的。

   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顛覆中華民國，把中國變成共產國際的附庸國。不容易置疑，在中共里擁有一批才智出眾的傑出人物，陳獨秀、李大釗到毛澤東，周恩來，他們都是人傑。他們對中國歷史認識深刻，深知中華文化對政治的認同一直是建立在“成者為王，敗者寇”的“成敗史觀”上。更何況遭受了幾千年封建帝制統治後剛剛建立的民主國家――中華民國尚在襁褓中，他們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須要在民國尚未成熟之際。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中共公開的武裝叛亂爆發。根據中共黨史記述“8月1日凌晨2時，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指揮各路起義軍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殲敵3000餘人，繳獲槍支5000餘支，子彈100萬餘發，大炮數門，占領了南昌城。當天上午，在南昌舉行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宣言》，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八一起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同時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以賀龍兼代總指揮。旋因敵以重兵進攻南昌，中共前委決議根據中共中央的預定計劃，起義部隊於8月3日至6日先後撤離南昌，揮師南下，取道臨川、宜黃、廣昌，直奔廣東潮汕地區。這樣做的目的，是準備同富有革命傳統的廣東東江地區農民起義軍匯合，發動土地革命，進軍廣州，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並奪取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重新舉行北伐。”從這些中共今日的記述的情況來看，一個鐵的事實擺在世人面前：當年中共是打着“國民革命軍的旗號”顛覆中華民國政權，乞求共產國際的援助而屠殺同胞，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際的附庸。

   由於民國政府軍的打擊，中共開始並沒有順利實現他們的目標。到一九三四年，中共的武裝力量受到民國政府軍的重創，不得不放棄他們那充滿了賣國味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地，開始大逃亡，這也就是他們現在標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當他們經過兩年的逃亡，把保存的力量，帶到了邊遠的陝北。在延安，他們開始了新的戰略部署。並由此而發展壯大。這期間，他們利用日寇侵華的野心，創造了讓自己喘息的機會。那就是製造“七七”蘆溝橋事變，促使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提前開戰。而策劃了中日軍隊在蘆溝橋交火事件的,就是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的領導人劉少奇。劉少奇利用當時北大的學生，在蘆溝橋附近利用天色霧氣，用鞭炮聲引起中日雙方守軍誤解而交火，得以使日寇侵華戰爭提前開打。而這外敵的入侵，正好給了苟延殘喘的中共以機會。中共利用民國輿論自由的條件（這就是中共今日禁止公民輿論的原因）利用了當時通訊的不發達，編造了各種政治謠言，欺騙學生與民眾。使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其中，最大的陰謀就是利用抗日口號，促成“國共合作”，得以用國家的軍費供養它那支“忠於黨”軍隊。當時，國民政府，把陝甘寧作為特別行政區由中共自治，而中共卻在那裡看着國軍將士與強大的日寇血戰，天天抗日喊號，卻不向日寇開一槍。彭德懷組織了百團大戰，卻讓毛澤東臭罵，說他暴露了“我黨我軍的實力”。而毛澤東，隱藏着“我黨我軍”的實力做什麼呢？就是想坐收漁翁之利。毛澤東是一個軍事天才，這一點不容否認，他知道，日寇不可能併吞中國，因為，除卻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不說，就產美蘇殘餘兩國也不會坐視日本併吞中國百養大日本。中國的抗戰會是一場持久戰。而這場戰爭打得越久，他的黨與軍壯大的機會也越大，等國民政府筋疲力盡的時候，他就可以發動內戰了。

   歷史的事實，也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日本法西斯失敗了，投降了，八年抗戰讓國力匱乏，國軍將領犧牲無數。而躲在陝北的中共，趁機挑起了內戰。

   中共時至今日，不肯轟轟烈烈地紀念抗戰，不讓年青的一代了解那場戰爭的真相，不讓國民紀念那些有名有姓的抗日英烈和無數不知姓名的抗日先烈，就是因為怕暴露了他們當年的醜惡與可恥的禍國行徑。以至於現在的大學生中都極少有人知道當年日寇投降時，是誰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

   中共因日寇的侵略而得漁翁之利，中國人民戰勝了日本的侵略，卻陷入了中共的魔爪。擁有了核武的中共，首先把核武對準了海峽對岸的同胞而任由日寇繼續侵占我釣魚島，禁止人民紀念抗戰。如果全體中國人民再不認清中共的真面目，不團結起來推翻中共的暴政，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將遭受中共與日寇的雙重壓迫，絕不是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