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自述：參加中央學習班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27日15:07: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武漢1967年爆發“7·20”事件，號稱擁有數百萬成員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土崩瓦解之後，終於翻身的造反派的成百上千個大小群眾組織，很快分裂成比較激進的“鋼派”和相對穩健的“新派”，搶槍，武鬥……而武漢軍區負責人在1971年隨林彪垮台而失勢之前，策動造反派內鬥，並逐步將所有造反派全部壓下去 　　【高伐林按】記得武漢作家胡發雲於2009年5月在武漢大學對學生講演時曾經指出：卞仲耘的丈夫王老先生說“當時造反派進來”，他“這個概念（造反派）用錯了，一個概念用錯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冤枉一大批人，也會開脫一大批人”。胡發雲解釋說，那時（1966年8月）不可能是“造反派進來”，因為造反派當時根本還沒有誕生。數月之後（1966年10月之後），在“是否要造省市委的反”的問題上發生分歧，才開始產生了文革中著名的兩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 　　胡發雲很感慨：“光是這兩三個月之間的事情，就是如此複雜，漫長的十多年，幾乎是千絲萬縷一團亂麻，不面對，不清理，就會永遠是一筆糊塗賬——這也許正是有些人樂於見到的。” 　　這裡我繼續介紹武漢工人造反派組織“新一冶”頭頭曹承義的《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回憶1967年10月到1976年的部分段落。在武漢1967年爆發“7·20”事件，非常強大的號稱擁有數百萬成員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土崩瓦解之後，終於翻身的造反派的成百上千個大小群眾組織，很快分裂成“鋼派”（比較激進的一派）和“新派”（相對穩健的一派）兩大對立陣營，搶槍，武鬥，自亂陣腳……而當時執掌湖北、武漢大權的大軍區和武漢警備區負責人，在1971年隨林彪垮台而失勢之前，幕後策動造反派內鬥，並逐步將所有造反派全部壓下去。 　　曹承義在“文革”結束後被捕，判處五年徒刑。關於曹承義和他的單位、造反組織的情況，請看我發出的博客文章《文革造反派自述：為何要揭竿而起？》 　　文中原有翔實注釋，介紹“文革”人物和群眾組織，為閱讀方便，有所集中和刪減。 武漢造反派遭到整肅的經過 《悲欣交集話文革》節選，曹承義初稿，鍾逸整理 周總理不肯破例題詞 　　1967年10月8日至10日，周恩來總理陪同前來訪華的阿爾巴尼亞貴賓謝胡、阿利雅等，訪問剛剛發生“7·20”反革命事件的武漢市，目的是想通過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偉大勝利，武漢還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統天下。周總理通過精心挑選，邀請發生“7·20”事件時，未被中央公開表態點名支持的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以外的其他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參加這次公開的外事接待活動，巧妙地彌補了中央“7·20”事件後公開點名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等武漢革命造反派時，遺漏了許多重要造反組織的問題。武漢工造總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學紅聯、公安聯司等一些新派群眾組織負責人，參加了10月8日晚在東湖長天樓舉行的歡迎阿爾尼亞貴賓的盛大國宴和10月10日在漢口王家墩機場的歡送儀式。我有幸受到邀請，代表新一冶參加了武漢軍區領導人在東湖長天樓舉辦的國宴。 　　警司一位姓車的軍官坐一輛軍用吉普車來找我，這一天我不在一冶。他將一冶的謝建生帶上車，先到新華工去找我，後來找到新華農，最後通過院廣播台廣播才將我找到。到了東湖，警衛人員核對身份後不讓隨行的謝建生進去。我們要經過一段林蔭小道才能進入長天樓，我進長天樓宴會廳時天已經黑了，在小路兩旁黑暗中，站着一個挨一個的解放軍警衛戰士。這次與我同時被找去的還有新一冶的二號頭頭於湛東、工造總司的頭頭吳焱金，還有新中原的頭頭陳茂祥，說明我們這些遲到者是總理臨時點名增加的。 　　10月8日晚上19時30分座談會開始，阿爾巴尼亞同志，中央首長周總理、康生、李富春、劉寧一、劉曉、吳法憲，武漢軍區曾、劉首長（注1），武漢警備區首長，武漢地區造反派組織工總、九一三、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工造總司、中學紅聯、新一冶、交通聯司、湖北電台、湖北日報等共20個組織的代表參加。周總理當着阿爾巴尼亞貴賓的面，在宴會前召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會，號召革命造反派“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吳焱金還代表這些未被中央點名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作了重要的發言。我把新一冶的紅袖章獻給了謝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在致祝酒詞前，在宴會進行中，我大膽走到主賓席的周總理身邊，彎着腰，附耳輕聲請坐着的周總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題字。周總理身邊有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阿利雅，還有鋼二司頭頭楊道遠等。我說：“總理，我是新一冶的。”總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帶的紅袖章，說：“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匯報：“在這一次揪陳抗暴中，我們付出了很大的犧牲。”周總理連連點頭，無比關懷地說：“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語錄》，對周總理說：“我們全體戰士，在最艱苦的日子裡，都有一個共同心願，就是堅定不移地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總理能不能給我們題詞，獻給光榮犧牲的戰友。”周總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熱烈握手，親切地說：“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這個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來，只有毛主席題詞。我還沒有題過詞，不能開這個例，要不，以後就多了。林副主席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結果引起了兩派武鬥。”我感到不安，馬上說：“那就請總理在《毛主席語錄》上簽名。”周總理略停了幾秒鐘，站起來說：“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邊不遠處擺放的落地麥克風前，沒有拿講稿，作了第二天見報的“祝酒詞”。我呆呆地站在主賓席的桌邊，周總理作“祝酒詞”時，我只好輕輕地從他身邊經過，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總理對我講的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話，僅我一個人知道，我既沒有記筆記，也沒有講給任何人聽。當時，我不敢對任何人講周總理對我的最後一句談話。我如果說出去，就會成為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林副主席和周總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沒有人會相信這是周總理說的話，等待我的將會是滅頂之災。我吞下了這句話，逃過了這一場劫難。 　　周總理講完“祝酒詞”後，還到每張桌子前向到會的每一個人碰杯敬酒。周總理雙手握住我的手，無比關懷地問：“你們和九一三聯合得怎麼樣了？”我回答說：“我們聯合得不好，我們有缺點。”周總理點了點頭說：“我知道，這個，我們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們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周總理離漢後不久，在曾、劉首長和武漢警司一手操縱下，武漢造反派實現了大聯合，分別成立了武漢地區的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武漢地區工代會由朱鴻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吳焱金任副主任，我擔任了常委一職。1968年元月25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我成為市革命委員會委員。 　　 鋼新之爭、“搶槍亂軍” 　　 　　武漢警備區副政委、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張昭劍（注2）在“7·20”事件後，在有新派和我們“等派”組織參加活動的各種場合，開口閉口就是“鋼工總”，他見了鋼工總的頭頭就眉飛色舞，見了新派和“等派”的頭頭就很冷落。一冶有幾個鋼派的頭頭主動去巴結他，他對這些人也說說笑笑。見了我就像不認識似的。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楊、余、傅三人當時分別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空軍政委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以後，指出“楊、余、傅”是變色龍、小爬蟲，提出了“三反一粉碎”（反右傾機會主義、反右傾分裂主義、反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武漢造反派中的新派開始懷疑武漢軍區、武漢警備區在造反派中支一派、壓一派。……　　 　　1968年5月，武漢造反派開始了搶槍活動。現在已經知道，張昭劍就到武漢鍋爐廠煽動鋼工總的人去省公安廳搶槍，颳起了武漢搶槍之風。5月27日晚，我在新湖大開會，聽說省公安廳倉庫的槍支彈藥被搶，一冶工業安裝公司馬上開來了滿載人員的兩輛卡車，我在湖大上了其中一輛車。這時再去搶槍已經很晚了，當我們趕到省公安廳倉庫時，倉庫已是空空如也，幾個小伙子在路邊拾了別人丟棄的無槍頭或斷柄的十來枝破槍回家。張昭劍煽動鋼工總去省公安廳搶槍是一個大陰謀。當時省公安廳武器倉庫門大開，根本無人看守。後來又污衊造反派“搶槍亂軍”。這些軍隊領導人完全是在政治上故意引誘造反派去犯錯誤，並挑起兩派的武鬥，然後各個擊破，分而治之。 　　 　　第二天，5月28日上午10點多鐘，我在漢口長辦聯司的一間辦公室，聽到工造總司的彭祖龍（注3）說，鋼工總已去127部隊搶槍。我立即通知一冶，要求趕快派人來漢口，跟隨鋼工總去搶槍。當時社會流傳說，鋼工總搶槍是上面有人要“武裝左派”，我們沒有槍，就會像新中原一樣挨打。 　　這天中午，我帶領一冶機裝公司的一汽車人到了127部隊倉庫附近，當時確實是尾隨別人而去，也搶到了槍支。127部隊很快就關死了大門。誰知到了下午4時，新一冶頭頭於湛東在長辦大院找到我，要我帶他們去127部隊搶槍。我說，你現在來已經太晚了，人家已經搶到了手，部隊已有防備，你不能再去。於湛東是個火暴脾氣，他根本不聽勸阻，罵了我一頓，自己跳上車，命令汽車衝出長辦大院。我拼命喊“停車”，結果無濟於事。據在現場的肖銀寶講，這夥人到達黑泥湖127部隊以後，被先去搶槍的那一部分人包圍在127部隊，在黑暗中被密集的機關槍打死兩人、重傷兩人。我聞訊後，一面組織人員將傷員送到一冶醫院搶救，一面嚴厲批評於湛東不聽勸阻，造成嚴重後果。於湛東1977年9月在一冶機關大院被辦“五不准學習班”（注4）時非正常死亡。一冶當局說他是跳樓自殺，摔死在大樓進門的台階上。大家都懷疑跳樓自殺的結論，但死亡真相不得而知。 曾思玉、劉豐在一冶揪“黑手” 　　 　　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的一、二把手曾思玉、劉豐，為了打擊革命造反派，首先打擊支持造反派的幹部，名曰揪“黑手”。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可以一箭雙鵰，一是打擊支持造反派參加“三結合”的革命領導幹部，趁機解放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幹部，為日後整造反派打下基礎；其次，把造反派某些錯誤推到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身上，可以達到妖魔化造反派的目的。 　　曾思玉、劉豐上台以後，從來未組織過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王任重等人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也從未公開批判過陳再道、鍾漢華等人鎮壓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8年9月底10月初，他們又偷偷向武鋼、一冶派出了工作組。工作組一進來，就組織群眾召開大會，批鬥支持造反派的一冶領導幹部方如玉、李樹仁、馮明等人。他們在批鬥幹部時，不僅照樣給幹部脖子上掛黑牌，還標新立異地令這些人將手放進墨汁桶里，將雙手染黑，然後低頭彎腰，雙手舉在頭上，成為名副其實的“黑手”。 　　在曾、劉操縱的“揪黑手”運動中，我是做了錯事的。一次，一冶鋼九一三的頭頭、一冶三公司工人王青山主動約我去一冶教育處處長、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馮明家裡，要和我一起去看看馮明在家幹什麼，我也想知道馮明的家住在哪裡，就不假思索地跟着王青山到了馮明家裡。王青山藉口馮明是“叛徒”，將馮明家裡的許多日記本、筆記本強行拿走，實際上是對馮明進行了抄家。當時，王青山與駐一冶的軍代表打得火熱，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要這些日記本、筆記本毫無用處。我後來分析，他肯定是受軍代表指使，將非法抄家得到的材料交給了軍代表，我不知不覺上了當，幹了一件大傻事。這是我文革中參加的唯一一次抄家活動。我對不起馮明同志。 　　我還按照軍代表定下的調子，在大會上批判過一冶設計處副處長、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李樹仁和一冶原副經理方如玉。這確實是我在文革中很不光彩的一頁。當時軍代表要我們帶頭“鬥私批修”、輕裝上陣，實質上是要我們搞臭支持自己的老幹部，我們卻輕易地上了當，幹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不能原諒的錯事。“揪黑手”實際是大整造反派的前奏，不久，大規模的全面清查、鎮壓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注5）、“兩清一批”（注6）運動就開始了。軍代表打擊支持鋼派的幹部和鋼派頭頭，我還認為不會整到自己頭上，最後軍代表露出真面目，集中火力打擊我，等到自己醒悟到他們各個擊破的策略時，已經悔之晚矣。 　　在辦這幾位幹部的學習班時，我們也有一些過激的行為。於湛東因為被鋼二司學生抓去挨過打，他為了保護新一冶司令部的安全，每天帶着五六個年輕的敢死隊員日夜堅守在大樓里。由於我們將幾位一冶當權派留宿在大樓里交代問題，敢死隊員有幾次闖進學習班來，口裡嚷着“你是走資派，你是走資派！”將每人打幾拳解恨。其中有一次被我看到了，我立即制止了打人行為。但是我當不在場時，有的勤務組成員是制止不力的。桂大慶很不滿意敢死隊員的亂來，提出嚴厲批評，甚至也遭到這幾個人的毆打。我對這件事的危害性認識不高，沒有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加以防範和嚴厲制止，應當承擔主要責任。我察覺有人打了人，就自做主張停辦了這個學習班，將這些當權派一起放回家。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林彪死黨張昭劍等在武漢是假支鋼、真挑撥，故意挑起造反派搶槍、打內戰、搞武鬥。真是當時報刊上說的：“敵人利用派性，派性掩護敵人。”我們沒有冷靜地處理好這些矛盾，犯了搶槍、打內戰和對當權派採取過激行為的錯誤，為他們日後鎮壓造反派製造了藉口。後來我們被當權派非法關押辦學習班、坐牢的時間超過了我們辦當權派學習班時間的百倍以上。 造反派的冬天開始了 　　 　　1968年10月底，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會議公報宣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參加這場運動的廣大工人、學生卻遭到了滅頂之災。曾思玉、劉豐自以為已經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開始揪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李迎希、孟夫唐、劉真、張華（注7）等革命領導幹部，又開始大整造反派了。武漢造反派的冬天開始了。 　　1969年元月，我被一冶軍代表定為“壞頭頭”、“反革命”，強制送到駐紮在湖北應山的7252部隊營房，開始了五不準的學習班。我失去了自由，被關進了“牛棚”。軍代表把我和所謂的漢奸、特務、歷史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等“牛鬼蛇神”編進了一個班，關押起來，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也就是全面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眾秋後算賬，搞資本主義復辟了。文化革命成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被他們奪了權，他們才真正是篡黨奪權啊！把我從武漢、從一冶趕到農村、軍營，軍代表“支左”的內容就成為徹底打擊、鎮壓造反派了。一冶一切反文化大革命的右派勢力在這些“支左”的軍人支持下又死灰復燃、全面復辟了。 　　文革有一個真相被後來的主流媒體扭曲，說什麼造反派用關牛棚的手段傷害了許多人，傷害了許多知識分子、技術權威、工程師、教授等。其實在湖北、武漢，和主流媒體散布的謊言恰恰相反，這些壞事全是官方干的，有不少是軍代表干的，或是官方以各種名義操縱保守派一些打手干的。幹這些事的從來不是造反派，因為造反派一直被當權者和保守派看作是“牛鬼蛇神”，所以當權派把造反派頭頭、文革的骨幹分子和知識分子、技術權威、工程師、教授等所謂的“牛鬼蛇神”都一起關進了牛棚。 　　我在應山軍營的牛棚，早上起床“鬥私批修”，背誦“老三篇”，參加各種繁重的勞動。我為之流血奮鬥誕生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成了鎮壓我的專政機構。 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一）這是“中央黨校”性質的學習班 　　1969年11月，湖北省組織了1000多人進京，到空軍學院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空軍學院是後來林立果搞小艦隊、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地方。辦學習班，僅一冶就派去了100多人，被編為第二連。去的人中不光是造反派頭頭，還摻了一些“沙子”，派去多名政工專案人員，準備抓一冶的壞頭頭。我們一進這個大門，就有人向我們宣布了“五不准”的紀律。當時不止一次地向我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這次中央學習班，是延安黨校的繼續，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地方，要大家安心在北京學習。還一再強調“你們是黨中央請來的客人，將來回到武漢是革命的人才”。這完全是欺騙人的！事實上，在武漢市從上到下地傳達，這些去北京學習班的人都是反革命，中央已經把他們全部抓起來了。 　　中央學習班的班長是林彪，這是掛名的。湖北班的副班長是張昭劍，他是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北班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為了點綴，還拉進了一個學員代表平毅當副班長，進入領導班子。其任務是大整造反派。在這次中央學習班裡，開了不少批鬥會，批判了“鋼九一三”頭頭李想玉、“鋼二司”頭頭楊道遠、“鋼工總”頭頭胡厚民等人，並召開全體學員大會，公開逮捕了“鋼工總”的劉萬太、“鋼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注8）等人。逮捕王錦銘之前，因為開批鬥會的需要，學習班還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軍代表指定我為寫大批判發言稿的人員之一，軍代表選好批判對象，再讓我們寫發言稿。發言稿首先要在大批判組內討論通過，再經軍代表審查合格後，才能作為大會正式發言稿。規定發言人只能照着稿子念，不能自由發揮。有一次軍代表指派我寫了發言稿，由鋼工總的郭洪斌[3]上台去宣讀。我寫的發言稿引用毛主席語錄，說任愛生是個“化作美女的毒蛇”，經郭洪斌結結巴巴一念，引起全場哄堂大笑。儘管把我拉進大批判組，讓我也成為幫凶和打手，軍代表仍不信任我。1970年5月1日，學習班選派代表到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觀禮台參加“五一”遊行觀禮，二連的學員按民主程序都推選我為代表，二連選出的代表名單報上去後，第二天，軍代表也不進行解釋，宣布換了另一人，撤消了我上觀禮台的資格。 　　在辦中央學習班中期，吳焱金接待了一位《解放軍報》記者，他向吳焱金了解武漢搶槍武鬥的情況。吳焱金等人講了一些自己認為是比較大的有影響的搶槍武鬥事件。記者問還有什麼，吳焱金說，沒有了。《解放軍報》記者說：“和四川相比，你們什麼都沒有干！”第二天，吳焱金將《解放軍報》記者的話告訴了我，一聽心裡踏實了許多。 　　1970年春節期間，學習班放了一天假，允許我們三人一組集體外出逛街，但規定了不許我們向武漢通消息，不許給武漢打長途電話等紀律。我很聽話，既沒有偷偷寫封信寄回去給父、母親報個平安，更沒有膽量給家人打電話表示問候，而這時武漢市到處都在謠傳去京的造反派頭頭全部被抓的消息，可憐我年僅53歲的父親因我音信全無，在對長子的思念與恐懼中病逝於武漢。當時我如果膽子大一點，偷偷打個電話或寫封信給父母報個平安，我的父親完全能度過這個陰冷灰暗的冬天。 　　 （二）豐盛的伙食和看革命樣板戲 　　中央學習班學員的生活、伙食及文娛活動都安排得很周到。據說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三兩豬肉，每餐8人一桌，三菜一湯，菜餚非常豐盛，每天從不重複，管飽管夠，伙食好得不得了。據說吃的是空軍學院學員的伙食標準。我到空軍學院住了三個月後，體重竟增加了30斤，長成了日本相撲運動員的體形。其他和我同去的不少人如胡厚民、方斌、張耀忠等都吃成了大胖子。除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接見，觀看“五一”遊行和焰火晚會，我們還先後在人民大會堂觀看過《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等革命樣板戲。有一次，四川造反派和我們湖北造反派一道出現在人民大會堂，他們自由自在，到處亂竄亂逛，打打鬧鬧，一點不像是在挨整的樣子，而我們湖北班的學員個個都老老實實、很守紀律，湖北、武漢的造反派那時都被整蔫了。還有一部分人真的以為自己進的是延安黨校。 　　 　　在空軍學院，我們還看到一個有30多個人的學習班，有張君秋、袁世海等著名演員參加的文化系統的學習班。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他們出操，這夥人好像從來不講話，沉悶得很，一看就知道這也是一個挨整的學習班。 　　 （三）中央首長、張昭劍與中央學習班 　　在北京學習班，一方面限製造反派頭頭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大揪“五一六”分子和壞頭頭。學習了一個多月，中央領導人經常來空軍學院接見學習班的學員。我們經常可以近距離地見到中央首長。 　　有一次，在美國阿波羅號宇宙飛船登月成功以後，1970年4月中旬，在首都體育館，周總理給全國在京造反派學習班全體人員約兩萬多人作政治時事報告，主持會議的是康生。周總理主要講了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問題。他講到美國登月和太空的發展時說，我們中國不會去搞登月，我們不會去浪費這筆錢。 　　康生在大會上說：“你們有誰不滿意，有什麼事，可以寫狀子交上來。”但是在那種氣氛下，有誰敢向康生寫狀子呢？ 　　 　　有一天，我在室外見到陳伯達乘紅旗轎車來到空軍學院。他乘坐的轎車前面保險槓上有一個10公分直徑大的車燈，車燈玻璃上有一個紅色十字標誌。有人告訴我，這個車燈是別的車所沒有的，汽車行駛在大街上，車燈就會一閃一閃的，交警就會優先放行。中南海的警衛見到約定閃動的信號和閃動的次數，也就會照樣放行。 　　陳伯達在中央學習班大會作報告講的是福建話，我們聽不懂，台上還站着一位聶紀峰司令員為他當翻譯。在一次講話時，陳伯達還將會場上一位老幹部叫起來訓斥了一番。 　　 　　有一天，穿着銀灰色軍大衣、戴着一副墨眼鏡的李作鵬，在一群穿草綠色軍大衣的首長陪同下，來到我們學習班的教室，軍代表要學員全部坐在地上，他從我們面前走過，我們根本看不清楚他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學習班有一位來自四六一廠的軍隊老幹部，四六一廠是生產軍用船舶配件的軍工企業，當李作鵬從他面前走過時，他低着頭，不敢抬頭。事後我們問他是為什麼，他說，李作鵬是他在部隊的老上級，我現在在學習班挨整，沒有臉見他。 　　 　　有一次，在空軍學院大禮堂召開中央學習班學員大會，軍代表在台上宣布，謝富治同志來看望大家。謝富治穿着綠色軍大衣從主席台左側走出來，一面向大家招手，一面向主席台右側走過去，他沒有停頓，也沒有講一句話，就離開了空軍學院。學習班的軍代表事後也沒有傳達謝富治的指示。有人說，謝富治當時是反對整造反派的，所以不表態。 　　 　　張昭劍那時可謂春風得意，大顯身手。他每天緊繃着臉，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他經常披着軍大衣，帶着幾個年輕的警衛，前呼後擁地到學習班各“連隊”視察。見到我們都是愛理不理的，好像從來不認識。 　　每當中央首長來接見學員以後，張昭劍就顯得特別興奮，他每次講話都聲嘶力竭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忠心。他就是狂熱地提倡大跳“忠字舞”的人，講話中只要一提到“林副主席”四個字，他就馬上掏出手絹擦拭擠出來的眼淚。完全是一個善於表演、裝腔作勢的戲子和吃人的惡魔形象，特別招人反感。每次總是由他傳達中央首長對學習班的最新指示，最後都是落腳到如何深挖細找“五一六”、“北決揚”了。天知道這些話真的是中央首長指示還是他自己借題發揮、“活學活用”、“學用結合”的私貨。總之，新一輪的清查鎮壓又開始了。在開大會抓捕現行反革命劉萬太、張鵬程、王錦銘時，他表現得最積極。他也是揪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的主謀。每次開批判會以前，他都要到大批判組親自布置、檢查。他握着湖北學習班每個學員的生殺大權，是曾思玉、劉豐揪湖北造反派“五一六”、“北決揚”的第一得力幹將，其他人都不像他那樣張牙舞爪。 　　北京“中央黨校性質”的學習班，從全面鎮壓造反派開始，以抓了一大批“五一六”、“北決揚”分子，把各級革委會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基本趕了出去而結束。1970年6月，我們剛從北京中央學習班回到武漢，緊接着又在漢口黃浦路的武漢兵站集中，參加省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批判兩個造反派代表人物：“鋼工總”的勤務員胡厚民和“鋼九一三”的一號勤務員李想玉。…… 面見趙紫陽了解四川省委“轉彎子” 　　我住得離原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張華的住地不遠，我經常去張華家玩。張華早年參加革命，曾在河南省滑縣工作，當年在滑縣和他一起工作的有紀登奎和趙紫陽。當時在武漢市流傳過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在四川省委的“轉彎子”講話。我和任四川渡口市革委會副主任的鄭流川是老同學，當時十九冶的領導班子都來到武漢參加武鋼熱軋廠的建設工作，我想利用這些關係去見見趙紫陽，請趙紫陽向中央轉交湖北、武漢造反派的匯報信。經過與張華商量，張華為我寫了推薦信，交給我。我在1976年5月1日前後，與羅克仁一道，從武漢乘飛機到達成都。 　　蔡協斌（注9）帶我進入四川省委大院。這天中午，我一眼見到正在院中散步的趙紫陽，我大步走上前去，喊了一聲“老趙”。警衛士兵前來阻攔，我舉着手中的信，又喊了一聲“老趙”。趙紫陽已看清楚站在我身邊的蔡協斌，立即向我們走了過來，制止了衛兵的阻攔，走到我面前。我雙手遞上信，和趙紫陽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北造反派曹承義，這裡有一封張華同志給您的信，我是送信來的。趙紫陽接過了信，趙紫陽的夫人老梁也走了過來，我向老梁點頭致意，並親切地叫了一聲“老梁，您好！”趙紫陽的秘書也跟了過來，他穿着一身軍裝，30多歲，個子較高，站在一旁，對人很有禮貌，他不知我是何方神聖，也不知我送來是一封什麼信，只是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我們。 　　趙紫陽看到是張華寫來的信，對他的秘書和蔡協斌說：你們安排他去休息，我先看看信。就和我握手告別。我被趙紫陽的秘書安排住進了省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我無事，就去游遊覽成都的名勝古蹟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下午五點左右回到省委招待所，趙紫陽的秘書已在省委招待所等候我。他立即帶我去省委一個小會議室。晚上約七點鐘左右，趙紫陽到來，與我暢談了兩個多小時。趙紫陽的秘書沒插話，只在一旁做記錄。 　　趙：你坐。（秘書給我倒了茶） 　　曹：趙書記您好！ 　　趙：你從武漢來，你是黨員嗎？ 　　曹：我是團員，我還不是黨員。我想入黨，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入黨的事停了下來。另外，現在造反派入黨還不那麼容易。 　　趙：這是全國共性的問題。 　　曹：是的。 　　趙：你這次來，帶來了張華的信。我們多年沒有見面了。他的身體現在還好嗎？ 　　曹：他現在很好，我們最近經常見面。 　　趙：你們要向中央匯報湖北運動的情況，要我向中央轉交你們的材料，這我可以代辦。向中央交匯報材料，這是黨中央允許的，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機要辦公室幫你們把材料轉交上去。 　　曹：非常感謝趙書記，非常感謝！ 　　趙：我在北京京西賓館開會時和你們湖北的一個中央委員在一個桌上吃過飯。 　　曹：那是夏邦銀。 　　趙搖頭。 　　曹：那就是董明會。 　　趙點頭。 　　曹：我們武漢造反派把趙書記在四川省委的講話抄成了大字報，貼在武漢最熱鬧的地方，大家希望湖北省委也能向四川省委學習，轉好彎子。 　　趙：你們對我的講話反映怎樣？ 　　曹：我們認為很好，我們湖北省委能象您這樣就好了。趙辛初轉彎子不積極。 　　趙：趙辛初同志是不錯的，我相信趙辛初會按照中央的要求轉好彎子的。 　　 　　以上是我記憶中印象比較深的內容。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後，我還向趙紫陽談了我們想向黨中央匯報的內容：湖北省委“轉彎子”調子比較低，步子很慢，跟不上中央的要求。而這幾年湖北的曾思玉、劉豐借清查“五一六”，大整造反派。造反派已經基本上從革委會“滾”了出去。湖北造反派受壓很深，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和迫害。趙紫陽說，相信湖北省委會按中央的部署，轉好彎子。 　　最後，我主動提出：“趙書記你很忙，不能占用您更多的時間，今天就談到這吧。” 　　趙紫陽說：“那好吧。” 　　趙紫陽站起來說：“那以後……” 　　我說：“今後有機會，我一定再來看您！”趙紫陽很友好地點點頭。趙書記將我送到會議室門口，非常親切地向我揮手說再見。趙書記親切的笑容，比我略高一點的身影，至今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他談話語言流暢，反應敏捷，平易近人，有軍人氣質，給我留下十分難忘的印象，我至今還在懷念他。他確實具有領袖的氣質。可惜我與他僅見過這一面，而不是“今後有機會”見面。當晚，我在省招待所詳細地追記下我與趙紫陽的談話。第二天我向趙紫陽的秘書告別。他幫我買了第二天由成都去重慶的火車票。 　　回武漢後，我向湖北、武漢的造反派頭頭們詳細匯報了見到趙紫陽的情況。經他們同意，我很快將我追記的趙紫陽與我的談話記錄請人抄成大字報，傳遍武漢三鎮。後來，省委書記趙修、宋侃夫對我說：你和趙書記的談話，我們看很符合趙紫陽的口氣。這份追記的談話記錄用大字報公布以後，對湖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追記的和趙紫陽書記談話記錄稿，在1976年“四人幫”被捕後，我很不情願地將它燒掉了。我一面將談話記錄往火中送，一面想這份記錄應該保留下來才好。這一次幸好我不是找的“四人幫”中的某某人，如果我是去會見“四人幫”中的某個人，那就什麼也說不清楚了。 　　注釋： 　　1，曾、劉首長：曾思玉，1911年2月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原瀋陽軍區副司令員，“7·20”事件後調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劉豐：1915年出生，原武漢空軍副司令員，“7·20”事件後升任武漢軍區政委、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9·13”事件後，1971年11月被撤職，定為林彪死黨，在隔離審查期間自殺未遂。1973年被開除黨籍。 　　2，張昭劍：當時武漢市二把手，1923年生，文革期間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陸軍29師即8199部隊政委，“7·20”事件後任空降兵15軍即7250部隊副政委兼武漢警備區副政委，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陸軍第17軍政委，兼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武漢當時一把手是方銘，1921年生，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5軍軍長，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文革期間任武漢市革委會主任。 　　 　　3，彭祖龍：1937年生，文革前為武漢橡膠廠技術幹部，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4，五不准學習班：文革中及文革結束後若干年中採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類似後來的“雙規”。“五不准”的具體內容是：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準會見來訪人員。當局規定“五不准”學習班關押時間可抵刑期。 　　5，“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2月至10月，全國開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運動的重點是“一打”。 　　 　　6，“兩清一批”：清查“五一六”，清查“北決揚”，批判極“左”思潮。 　　“五一六”：1967年夏天，以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為首的一批大、中學生，組織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炮打”周恩來，此風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提出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五一六”的罪名擴大為“三指向”：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指向人民解放軍，成為禍及全國的特大冤案、假案。在各地實際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派為主要清查對象，嚴刑逼供，致傷、致殘、致死的人數難以統計。據稱，清查“五一六”，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蒙冤”。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武漢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鬆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 　　 　　7，均為武漢軍區和湖北省委中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李迎希：1902年生，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武漢軍區副司令員，1981年去世；孟夫唐：文革前任湖北省副省長；張華：文革前中共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省委常委。 　　8，劉萬太：1942年生，武漢市紅星帽檐廠工人，文革中為鋼工總漢陽分部一號勤務員、漢陽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四次被公安機關收監，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監、1978年7月釋放，免予刑事處分；王錦銘：1930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市低壓鍋爐廠工人，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兼聯絡部長、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69年被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關押十幾年，後無罪釋放，2006年去世。 　　9，蔡協斌：1928年生，文革前為四川省渡口市十九冶五公司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第十九冶金建設公司造反派頭頭，1968年2月任十九冶五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工會主任，1973年7月—1977年2月任四川省總工會主任，中共九、十屆中央委員，四川省委常委，中國工會籌備組組長，文革後被清查，1978年5月被免職。 　　相關文章： 　　文革造反派自述：為何要揭竿而起？ 　　文革造反派自述：武鬥殺人兇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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