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首例“開倉放糧案”：坐牢殺頭我一人承擔

開倉放糧：坐牢殺頭一人承擔！

        1960年的春節，寒風刺人。自1月25日向重慶市匯報餓死人的嚴重情況之後，重慶方面一直沒有回音。饑荒範圍眼看着一點點在擴大，情況越來越嚴重，山區的尚可上山找點野果、野草之類的東西填填肚子，平壩的已無任何東西可供果腹了。由於長時間飢餓，人們極度虛弱，他們普遍感覺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門走一走，或者找點東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幾步又渾身發軟，總想蹲下來或坐着休息一下，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來了。有的人就死在路邊、樹下甚至廁所，還有的死在廚房、床邊……全縣餓死人的數量每天都在遞增。
        到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九，這一年臘月小，臘月二十九即為大年三十），本該是闔家團聚的日子，卻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餓死鬼”。有的甚至全家無一倖免，連屍骨也無人收斂。紀俊儀心如火燎。此時要緩解民眾的飢餓，惟有糧食。這糧食，上邊已經來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沒有，但敢動嗎？
        國家在各個縣都建有糧食倉庫，各地每年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就存放在這些糧庫里。這些儲備糧，當時主要是為隨時應付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侵略，在當時，這可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因此，儘管這些糧食就存放在各地，但紀俊儀這一級縣政權只有看護的義務，無絲毫動用的權力。如有違反，輕則坐牢，重則殺頭！
        一邊是黨的紀律，一邊是群眾的利益，本應是保障和目標的關係，如今卻在特殊條件下變成了一對矛盾，尖銳地擺在紀俊儀面前。兩相權衡，紀俊儀心靈深處那樸素的感情最終占了上風。不管怎樣講，總不能讓群眾守着糧倉餓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為此自已個人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驅車重慶，找到辛易之書記：“辛書記，哪麼多人在餓死，這個年我無法過了，我今天就呆在你這裡，不解決糧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無語，有辦法他早就辦了。下午5時30分，下班了。辛易之勸紀俊儀說：“今天是年三十，你還是回去過年吧。”紀俊儀說：“縣裡的幹部、區社的書記們還在等着我帶回去好消息，空起兩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給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給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換一種較溫和的口氣說：“你回去吧，家裡老小還等你過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長壽來。”當天23時30分，紀俊儀回到長壽。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一早，紀俊儀乘車到黃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際，黃草山的楊家垮死了3人。紀俊儀起初還有點納悶，死了3人怎麼沒聽見哭聲。後來才知道，死的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圍鄰居也早變得麻木，見慣不驚；況且大家都被飢餓折磨了好長時間，也沒有力氣管得了這類事了。
        楊家垮的死人讓紀俊儀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盡頭，希望辛易之書記快一點到。紀俊儀還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後經南川、涪陵到的長壽。車路過涪陵的李渡等地時，車窗外的死人慘景，使這位重慶市委農業書記震驚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車終於到了。紀俊儀急忙迎上去。雙方沒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來不及吃飯--他一路趕來還未吃飯，紀俊儀就帶着辛易之去看楊家垮才餓死的一家3口人。隨後，又帶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後辛易之問：“還有沒有餓死的？”紀俊儀答：“還有。”辛易之說：“不看了，你說怎麼辦？”紀俊儀說：“要給我糧食才行。”他提出動用國庫糧賑救饑民。辛易之一驚，“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這問題太大了，又來得這麼突然，辛易之顯然事前毫無思想準備，他眉頭緊鎖，想了想，說：“現在我決定不了，我要馬上回去向任白戈書記和市委匯報，市委決定了，我就打電話告訴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點多鐘，辛易之又匆匆乘車向重慶奔去。在回渝時，途經江北縣路段，辛易之又看見了擺在路邊的幾具死屍。
        這一夜，紀俊儀守候在辦公室的電話機旁邊。饑荒中的農村的冬夜似乎異常地寒冷，紀俊儀在寒風中徹夜未眠。耿耿長夜，飢餓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體、他的心，讓他跡近虛脫。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動用國庫，早一分鐘放糧，就將挽救多少瀕於死亡的村民！寒夜裡，他的手邊上只有一盅些許炒鹽調的開水，他不時抿一口，與其說在抵禦咬噬他腸胃的飢餓，不如說藉以緩緩燒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電話鈴響起，但他不知道，電話響後會是什麼結果，但他已橫下一條心，如果還得不到糧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書記，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領導，再不然，就……
        對於死亡線上掙扎的村民們，如此關切的黨的基層幹部，又豈止紀俊儀一人？於此同時，已有一個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幹起來。這人是紀俊儀治下的長壽縣雙龍區委書記張開華。
雙龍區是長壽縣的產糧重點區，正常年份，雙龍上交的征糧就多達3000萬斤，約占全縣近兩成左右。但在饑荒中和長壽的其它區一樣，也不例外地發生了饑荒，而且還由於是平壩，後果更嚴重。就在1960年那個除夕的下午，區委書記張開華一直守候在他的辦公室。他知道，縣委書記紀俊儀正在重慶市委辛易之書記那裡要救災糧。此時張開華的全部希望都在辦公桌上那台電話機上，他盼望鈴聲響起，也許，響鈴過後就是發糧的好消息。但下班了，電話鈴未響；夜幕降臨了，電話鈴仍未響……張開華臉色陰沉下來，他知道，紀書記沒要到救災糧，否則電話早就響了。張開華深深地吸口氣。這一瞬間，他作出了也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他無法預測，在作出了這個決定並實施後，等待他的將是什麼；但他十分清醒他將“嚴重違紀”，而一旦追究下來，輕則是黨紀處分，如果重處，就是坐牢！“但紀律是為什麼制定的？”張開華想，“不就是為了保證宗旨的順利實施麼？”為了讓老百姓能吃上飯，為了把那些在飢餓生死線上掙扎的人們拉回來，張開華決定鋌而走險。他沒有向縣委請示，他知道這種時候就是請示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況且，幹這種事兒，牽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當！除夕之夜，張開華下令開了國家糧庫，取出了300萬斤糧食賑救飢餓的民眾。

這一切自然瞞不過深諳縣情民情的紀俊儀。當事後張開華有些激動地對他說：“紀書記，說老實話，我開國庫了。我接受組織的處理，坐牢、殺頭我都沒意見！”紀俊儀差點哭了。他拍了下張開華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謝謝你；沒你的事了，開國庫的責任我來負。”這時是張開華差點哭了。事後果然有人追究張開華私自開倉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慶市委部門負責人前後三次專門來長壽縣調查，意欲“嚴肅處理”張開華，還責問紀俊儀是否知道這件事，知道了為什麼不匯報？紀俊儀以“長壽縣委”的名義對張開華開倉承擔了責任，紀俊儀還在向辛易之匯報時特別強調：“張開華沒經請示就開倉是不對，但他的開倉減少了人員死亡，也是件好事，不應該處分這樣的幹部。”張開華最終被保護下來，並受到重視。大難考驗幹部。從這件事上，長壽縣委發現了一位德才兼備的人才，這是後話。後來，張開華先後擔任了長壽縣委組織部長、長壽縣人大副主任，直到腦癌手術失敗去世。
        1960年1月29日（農曆正月初二）上午，重慶市委辛易之書記親自打電話來了：“市委研究後決定，同意動用國庫的糧食賑救災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標準。”縣委立即通知各公社：“嚴格按市委制定的標準開倉，務必讓全縣人民一個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糧食。”紀俊儀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飯，嚴禁做乾飯。經歷過殘酷戰爭環境的他知道，這時候人們的腸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縮，消化功能明顯下降，一但猛吃，極會出問題，甚至因此“撐死”。
        開倉放糧的效果非常明顯，初二開倉，初三死亡人數就開始下降；初四更見減少……
        這一年，長壽縣共用了國庫糧食4700萬斤，與紀俊儀事前向李井泉匯報時提出的“需4000萬斤救災糧”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糧，紀俊儀就處在一種近乎於亢奮的好心情中，這下幾十萬人終於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電話，把這好消息告訴摯友--相鄰的涪陵縣委書記侯堯禮。在電話里，侯堯禮也十分高興。涪陵縣也大範圍饑荒，侯堯禮正為此坐立不安，有長壽的先例，侯堯禮膽就壯了。電話一掛斷，他就撥通了涪陵地委書記辦公室……可是一套申請、審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縣開倉放糧，已是長壽開倉之後一個星期了。涪陵縣為這一個星期付出了代價……
        重慶市近郊的三縣兩區（長壽縣、綦江縣、巴縣、南桐區、北碚區）在那場災荒中，是川東、川北餓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節過後不久，紀俊儀的二兒子出生了。在這場饑荒中，紀俊儀四處奔走使長壽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卻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孩子母親懷孕時的水腫病損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滿3歲了，按理該上幼兒園了，紀家老二卻還不會走路。

        冒險開國庫：放糧誰與評說？

        為人民謀利益，與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國共產黨性質所決定的，也正是黨的事業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像紀俊儀這樣、像張開華這樣，在人民危難的關頭，置個人的前途命運於不顧，置個人身家性命於不顧，是大有人在的。可以這樣說，若不是這樣，共產黨就沒有光輝的昨天、輝煌的今天。
        涪陵地區的秀山縣縣委書記楊文堂也是這樣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區最邊遠的縣，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四個省在這裡交界，是個典型的“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在那場饑荒中，這個隨劉鄧大軍南下的山東牟平漢子，像紀俊儀一樣不忍秀山縣餓死人，未經請示，就直接下令開了國家糧庫，動用了3000萬斤國庫糧食救災。   
        雖然秀山縣在那場饑荒中也餓死了不少人，但由於楊文堂的“私自開倉”，使秀山縣在那場饑荒中餓死的人數大大地少於周邊各縣。又然而，楊文堂可沒張開華那樣幸運，因為他是一縣的最高“長官”，沒人能為他承擔責任。涪陵行署將此事匯報到了四川省，省監委的一位副書記賡即親臨秀山處理。這位副書記根本不聽楊文堂解釋，也不詳細調查當時的實際情況，就一口認定楊文堂犯有“嚴重錯誤”，責令楊文堂“老實交待，聽候處理”。誰知那位省監委副書記在回省里的路上，於白馬山翻車摔死了，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秘書和司機。楊文堂聞訊後直拍手，連說“該死”。這下，麻煩大了。省委領導震怒了，四川省委書記、省長廖志高親自到秀山處理這個“階級立場有嚴重問題”的縣委書記。
        廖志高建國前就是四川地下黨負責人。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認真聽取了楊文堂的分辯，又到實地作了仔細的調查研究，當即對楊文堂表態：“你做得對，當時如果是向上級請示也不會有結果，你的果斷開倉使秀山縣少死了人，你是為人民做了件好事。”楊文堂於是平安無事。幾個月後，楊文堂被提升為涪陵地委副書記；後來又調任北京市勞動局局長。
        儘管事情的發展曲曲折折，但最終的結果證明，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
        那場災荒過後，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對那位重慶市委部門負責人扣長壽縣4000萬斤救災糧一事承擔了責任，並肯定：市里當時扣這4000萬斤指標是錯誤的。
        1962年1月，紀俊儀進京參加了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中央對前段時間的工作失誤承擔了責任。已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也為在那場災荒中餓死人作了深刻檢討。
        會議期間，鄧小平、朱德專門到四川代表團看望家鄉來的代表。鄧小平對四川省各級組織在那場自然災害期間作的種種努力表示感謝。
        1966年，紀俊儀調任重慶市委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爾後又任重慶市農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