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霸地主劉文彩

 

可以說，“劉文彩”這三個字，實際上充當了舊中國地主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劉文彩本身並不具備這種代表性——畢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國所催生出的一頭強大的官僚地主恐龍，而官僚地主，並不是構成近代中國地主階層的主體。

中國近代名地主中，劉文彩的名頭無疑最為響亮。當代國人對舊社會地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來自與劉文彩有關的各種描述。可以說，“劉文彩”這三個字，實際上充當了舊中國地主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劉文彩本身並不具備這種代表性——畢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國所催生出的一頭強大的官僚地主恐龍，而官僚地主，並不是構成近代中國地主階層的主體。

 

兄弟劉文輝登上大軍閥舞台，劉文彩負責“後勤聚斂”

劉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農，沒留下什麼口碑。孰料到了民國時期，風雲突變，劉氏家族群雄並起，給小鎮安仁平添了萬種風情。

劉湘（即劉元勛）是劉氏家族第一顆將星，官至川軍總司令、國民黨第二十一軍軍長、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舊病復發，殞於漢口。國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贈一級上將，並在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側舉行國葬典禮，其陵墓所在地闢為“甫澄紀念公園”。劉湘是公認的抗日愛國將領，殞後哀榮備至。

那麼，劉文彩的早年經歷究竟是怎樣的呢？

據劉文彩後裔回憶，劉文彩早年因家貧失學，在家照看小弟文輝。

年齡稍長，劉文輝到劉家祠堂讀書，劉文彩負責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揀了幾個字。一年半載之後，劉文輝能夠自己上學了，劉文彩的陪讀生涯也就到了頭。那時他已經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父親劉公贊不能不為他考慮出路問題

劉公贊幾個兒子，或充士，或務農，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劉文彩能經商，開爿門面，士農工商不就樣樣齊全了嗎？而且劉文彩雖學識不多，但不乏機敏，經商未必會處下風。就讓他農閒時走街串巷賣燒酒。跑了幾年，劉文彩入了門，便與族中別的人家合資開辦燒酒房。燒酒房而外，還曾與劉湘父親劉文剛合營水碾一座。

亦農亦商，離鄉不離土，這就是劉文彩早年經歷的大致情形。他的這段早年經歷對他一生的影響至深且巨——對下層隱情、 江湖內幕一覽無餘。 其長成後操“十萬兄弟伙”於股掌中，就不單是憑藉乃弟劉文輝的權勢，也是憑藉他早年的摸爬滾打。

劉氏家族的政治巨艦，艦長無疑是老幺劉文輝。撇開劉文輝，劉氏家族和劉文彩個人的歷史都將無處落筆。

劉文輝生於1895年。老來得子，劉公贊對他寵愛備至。所以劉文輝自小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確實卓爾不凡，成績一直遙遙領先。十三歲冒充十六歲報考成都陸軍小學，就試時對試題一片茫然。但他並不着急，而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另發議論---

欲強國必先練兵，兵不強則不能御外侮，將兆瓜分之禍。裕國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興工固農，救民之道在因勢利導……

離題萬里，誇誇其談。校長拍案稱奇，特召面試，果見品貌不俗，當場破格錄取。後來保送西安陸軍中學，繼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7年畢業時，軍閥混戰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畢業回川，便到成都拜訪劉湘。

此時的劉湘，已升任川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在四川政壇初露頭角。劉湘對一表人才的劉文輝確實讚賞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劉文輝在自己麾下，一紙引薦信，把劉文輝支到了樂山。

劉湘的面子起了作用。劉文輝剛到樂山，就被川軍第八師師長陳洪範委為二十九團二營營長。陳洪範很快發現，他沒用錯人，過了一年，再給劉文輝提了一級。

劉文輝扶搖直上，畢業不到三年就當了團長，升遷之速，川軍中絕無僅有。

1920年5月24日， 夏麥登場時節，川軍發起驅逐滇軍之戰。劉文輝部進入作戰序列，其指揮有方，令軍長劉成勛讚嘆不已，不和陳洪範商量，就徑直封劉文輝為少將銜獨立旅旅長。

與此同時，劉湘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文輝是打着陳洪範的旗號去宜賓的。

劉湘有意再拉他一把，遂委任劉文輝為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完全脫離陳洪範，自立門戶，開始了他的軍閥生涯。

自承風華正茂，劉文輝高視闊步，壯志凌雲。他決心進而統一全川，為此他制定了如下規劃：一是廣開門路結交朋友；二是養賢納士儲備人才；三是購買軍火擴大隊伍。但無論多麼美妙的規劃，沒有錢，仍不免是空中樓閣。劉文輝需要有人專門為他聚斂錢財。用外族人劉文輝放心不下。五哥劉文彩則不僅從商多年，有經紀之“奇才”；且交遊甚廣，在江湖呼風喚雨。就情就理，“聚斂大員”都非劉文彩莫屬。劉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進軍閥混戰的滾滾濁流，與劉文輝並肩而舞。

劉文彩到宜賓是1922年冬，即接任敘府船捐局局長。1925年，劉文彩升任敘府百貨統捐局局長，兼四川第四十二區煙酒專賣局局長。劉文輝收編楊森殘部，實力大增，防區由宜賓一隅擴展到樂山、眉山、仁壽一帶。年僅三十歲，即身兼全省軍務幫辦、第九師師長併兼領第三十一師，地位僅次於四川頭號軍閥劉湘。為了盤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劉文輝將幫辦公署、第九師師部設於成都，劉家軍精銳亦隨之移駐川西。敘府城防交給第六混成旅旅長覃筱樓，行政財政諸權則盡落劉文彩之手。劉文彩自此獨當一面。兄弟倆天各一方，但卻“天涯若比鄰”---他們之間有條專用電話線，每天至少通話一次。

捕虎設阱，馭牛加軛，這便是所謂權術。劉文彩《三字經》都沒讀完，按說不懂什麼治亂之道，對權術卻能無師自通。

運用各種手段，聯合各種力量，劉文彩從無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無論文還是武，無論商還是政，也無論廟堂還是江湖，都有劉文彩的觸角在延伸。群從昆弟，咸據要津，號令一出，莫不風從。群雄拱衛之下，劉文彩盤踞敘府之勢，自難移易。有他盤踞劉文輝部隊最重要的財政基地，劉文輝才能毫無後顧之憂，從容坐鎮成都，與其他“軍頭”鬥智鬥勇。劉文輝對其五哥的“政績”非常滿意，因而不斷地委以重任。數年之間，劉文彩由敘府船捐局局長而敘府百貨統捐局局長，而敘南護商事務處處長，而川南水陸護商總處處長，而川南水陸禁煙查緝處處長，直至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宜賓等十三個敘府轄縣，全部歸劉文彩主治；二十四軍防區的其它數十縣，所有稅收一律送繳“川南稅捐總局”轉解；各縣對“川南稅捐總局”均用呈文；各縣徵收局局長、禁煙查緝處處長等財政要員的任免經劉文彩認可才算有效。實際上，劉文彩的轄區並無一定，二十四軍軍旗插到哪，他的權杖就指到哪。

二十四軍防區凡與聚斂錢財相關的要職，集於劉文彩一身。為劉文輝家族集團聚斂政治經費和戰爭經費，就構成劉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職責。

可以說，“劉文彩”這三個字，實際上充當了舊中國地主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劉文彩本身並不具備這種代表性——畢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國所催生出的一頭強大的官僚地主恐龍，而官僚地主，並不是構成近代中國地主階層的主體。

組建武裝，敘府軍政財大權集於劉文彩一人之手

劉文彩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卻仍然不能在敘府一手遮天。因為，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權柄---軍權---沒有到手；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敘府城防司令、二十四軍第六混成旅旅長覃筱樓沒有降服。

覃筱樓，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覃在敘府百無禁忌，為所欲為。第六混成旅成了穿制服的惡棍。

劉文彩覃筱樓積不相能，敘府因此暗潮迭起。

最激烈的交鋒則在經濟利益方面。替劉文輝集團聚斂錢財是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敘府這塊大蛋糕當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樓卻明知故犯。其太太和軍需處長羅呂三、副官黃雲章、曾鑄九，都是敘府最大的“軍倒”，經常水運大批煤炭、香煙等緊俏物資到敘府倒賣。水運物資都要抽稅，但每當劉文彩的護商隊檢查覃筱樓的船隻，準備課稅時，覃筱樓即派一連兵力荷槍實彈跑步趕到碼頭，強行提貨，一文稅金不交，劉文彩的護商隊只有乾瞪眼。

1927年的一天，覃筱樓到成都出差，賭癮復發，便於當天晚上，與成都三大軍頭之一的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在三軍統率辦事處挑燈大戰。但他仍舊技不如人，一夜之間，竟輸了整整二十七萬大洋，創造了四川近代賭博史的一大奇觀。他自己也沒想到會輸到這種田地，錢沒帶夠，只好將隨身攜帶的若干箱鴉片、數萬斤硝磺折價抵押；還不夠，便向裕通銀行總經理文和笙借了五萬大洋。覃筱樓在賭場上一貫屢戰屢敗，但敗得這樣慘則是生平第一遭，又氣又急，第二天天沒亮就火速趕回敘府，把部隊拉出來，沿街挨戶連搜帶搶，一時雞飛狗跳，天怒人怨。劉文彩“龍顏”大怒：這不但糜爛地方，也是公開抽他的耳光。本來是萬難容忍，但覃筱樓已經紅了眼，在這種情況下出面攔阻只會逼出個狗急跳牆。萬難容忍卻又不能不忍，劉文彩如鯁在喉。

經過這番刺激，劉文彩不滿足於單單控制敘府民團。必須擁有正規武裝，才能高枕無憂。就去成都向劉文輝訴苦，要求在宜賓組建軍隊，終獲劉文輝首肯。

令箭在手，劉文彩不稍遲疑，立即設法購置槍械。

1927年，經覃筱樓引薦，劉文彩結識了出生於宜賓縣曹場的投機商劉玉山。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劉玉山叫作“劉大王”。他在上海的後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楊嘯天，四川軍閥更是大多與他稱兄道弟。

劉玉山極力籠絡四川政要，對劉文彩當然也不會放過，尤其是聽覃筱樓說，劉文彩手中積存了大批公土，對劉文彩就更心馳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門去，勸劉文彩把積壓的公土製成嗎啡，叫他帶到上海高價售出，再為劉文彩購回輕重武器。

這正中劉文彩下懷，兩人一拍即合。

世故很深的劉文彩，最初每天只生產三五擔。過了一些時日，確實賺了些錢，才放下心來，每天產量增加到十擔以上。所有貨款均由劉玉山代購短槍。全是比利時、英國、德國造的短槍，簇新簇新的。

劉玉山用的是誘敵深入之計。最初很講信用，嗎啡成交快，售價也高，讓劉文彩嘗了些甜頭。每次回敘府，還要給劉文彩送禮，而且送的都是厚禮。有一次竟花費數千元買了部當時最豪華的轎車送上門，親信說他出手太鋪張，他只一笑，說：有什麼關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劉文彩覺得劉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來越欣賞他，甚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嗎啡因此越來越多，並一再請求劉玉山代購一些重武器。等到劉文彩完全上鈎，劉玉山就不那麼客氣了，貨款壓一筆又一筆，重武器更是連影子也沒有。真箇強中還有強中手，劉文彩商海生涯幾十年，什麼樣的風浪沒見過？卻仍然被劉玉山扎紮實實地玩了一把。劉文彩和劉玉山合作，是覃筱樓牽的線，劉文彩不能不懷疑覃筱樓一開始就居心不良，對覃更恨得咬牙切齒。

雖然吃了大虧，劉文彩也不是一無所獲。劉玉山代購的大批短槍，在當時算是精銳武器。1929年劉文彩就任“川南水陸護商處處長”，馬上用這批武器組建了護商大隊和手槍連。

1930年春，劉文彩正式組建二十四軍第十八團，自兼團長，1931年下半年，劉文彩又組建二十四軍第四十一團。所需武器，全部由劉文輝撥付。主要軍官也由劉文輝從成都軍校畢業生中選派。

組軍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劉文輝發布命令，成立“二十四軍敘南清鄉司令部”。

1932年1月15日， 劉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將司令”的寶座。劉文彩在敘府組建正規武裝，對覃筱樓構成直接威脅。兩強相爭，必有一傷。劉文彩位高權重，又是“皇親國戚”，覃筱樓與他鬥法，誰勝誰負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軍心浮動。

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許多軍官或直接或間接與劉文彩暗通款曲。連第六混成旅主力團團長、早在川滇邊界流竄時就已經是覃筱樓結拜兄弟的蔣東海，也“身在曹營心在漢”。覃筱樓眼看就要淪為光杆司令，絕望之餘，派人行刺蔣東海，以求殺一儆百。殺手毛炳榮在敘府石灰巷設伏，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殊不料蔣東海機警過人，聽見異響回身就跑。兩個弁兵反應慢了半拍，被當場擊斃，一個從戲院出來到巷子裡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誤殺。蔣東海人高腿長，殺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見不到蔣的影子。這一下覃筱樓非但沒能殺一儆百，反而偷雞不成蝕把米。蔣東海一跑跑到了劉文彩家裡，當晚劉文彩就用電話向劉文輝通報此事。第二天蔣東海又親往成都控告覃筱樓。事態惡化到這種地步，再不作出決斷，必定禍起蕭牆。劉文輝只好割愛，托人帶信，要覃筱樓自動離職。

鬥倒了覃筱樓，劉文彩聲名鵲起。敘府的軍政財大權歸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

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時期。

官商一體極盡搜刮，劉文彩把敘府變成一座煙城

劉文彩的確是賺錢能手。

剛到敘府，因為是初進官場，百端待舉，劉文彩無暇他顧，以致太太楊仲華和管家都認為“五老爺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實際上，劉文彩對其“經紀奇才”未曾一日忘懷。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萬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義和”銀號。太太楊仲華說他拿錢打水漂，氣得幾天吃不下飯。但劉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謀略，僅僅兩年時間，五萬元本錢就翻了好多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櫃中。

“義和”生意興隆，業務繁忙，1925年，劉文彩又將“義和”改為“人和”，“人和”規模極為龐大，“義和”時代本金最高不過十萬元，人和開張本金即突破百萬， 並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 到劉文彩撤離敘府時已積累到二千餘萬元。早期“人和”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款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

但是，劉文彩的“陽光生意”沒能做多久，隨着政壇風雲的急劇變幻，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中國所有軍閥中，蔣介石最強勁的對手不是劉文輝，但最難纏的軍閥則非劉文輝莫屬。

劉文輝反蔣有他的思想淵源。1920年他不過一旅之眾，一個縣的防地。不出十年，竟發展到七個師、二十多個旅，兵員在十四萬以上，防地達八十一縣，幾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屬人口稠密、物產富庶之區，無虞兵源軍需。從來少年氣盛的劉文輝，這時更躊躇滿志。他曾盛氣凌人地宣稱：“我們要有遠大目標，我們的路要分幾步走。先要統一四川，後要問鼎中原。事在人為，人定勝天。”蔣介石力圖剷除地方勢力，真正一統天下。1929年的全國編遣會議，將“削藩”聲浪推向巔峰。

或自動解除武裝，或拒不從命而成為“討逆”目標，地方實力派的選擇似乎只有這樣兩種。自動解除武裝不是劉文輝的風格，即便劉文輝沒有問鼎中原、取蔣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蔣介石強大的“削藩”攻勢下，僅僅為了守城，也必須與蔣介石對抗。

1930年3月， 中原大戰爆發，劉文輝赤膊上陣。反蔣必須擁汪，劉文輝別無選擇。汪精衛剛從法國回到香港，劉文輝即派秘書羅承烈前去輸誠；繼又贈汪一筆活動經費。 同年7月，汪精衛從香港抵達北平，組織政府，即推選劉文輝為“國民政府委員”及“第七方面軍總司令”。劉文輝惟恐附後落後，派代表北上與閻、汪直接聯繫。接着劉文輝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蔣聯汪。劉對胡說：“此刻中原大戰正在進行，蔣介石集中力量對付馮、閻，如果現在出兵進攻武漢，配合馮、閻，將使蔣介石首尾不能兼顧，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對蔣介石不滿，敢不敢一道出來反對蔣介石？”胡允諾，劉說：“好！我兩兄弟就這樣干。”劉、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軍討蔣檄文通電全國，史稱“魚電”。

此番討蔣又歸失敗。

劉文輝反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劉文輝贈汪精衛那筆活動經費，二十萬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劉文彩私囊。劉文彩另從私囊掏出十萬大洋，向反蔣派極力籠絡的東北張學良購買槍械，裝備二十四軍。

那麼，劉文彩是否不清楚蔣介石所蘊含的巨大政治風險？答案是否定的。蔣介石對政敵素來毫不手軟。一旦秋後算賬，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對此劉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還有周密的組織準備。

這直接導致了劉文彩商旅生涯的轉折。

劉文彩企業全部轉入戰時經濟範疇，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機貿易領域。本來是做“陽光生意”的劉文彩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倚仗印把子槍桿子，實施不正當競爭，由此牟取暴利，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臉。作為官商的劉文彩，自難例外。

“人和”改為“慶源”，金融為主、貿易為輔變成貿易為主、金融為輔。

此番“體制改革” 大見成效， 行情最好的年份，劉文彩投機貿易所得暴利達1060萬元。這些暴利來自如下幾類。

第一大宗是鹽巴。

第二大宗是藥材、山貨。

第三大宗是棉紗。

第四大宗是變相高利貸。

第五大宗是市場信用放款。在宜賓、成都、自貢等地每年投資放款三百萬元，控制市場“銀根”。

劉文彩還插足川江航運。據稱，劉文彩由此“每年可獲利五十萬元左右”。

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藥號便不能不垮台。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企業家劉文彩賺的錢固然不少，與稅捐大員劉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駐敘期間，劉文彩先後兼職十餘種，除“敘南清鄉司令部中將司令”一職外，其餘所兼各職，均與捐稅相關。而其最重要的職務，則為“川南稅捐總局總辦”。

僅此一項，即足以奠定劉文彩在劉文輝防區內的最高稅政長官地位。這就意味着，投機貿易不過是劉文彩的“副業”，通過徵稅為劉氏家族集團聚斂錢財，才是劉文彩的主業。

劉文彩的搜刮手法，與四川其他軍閥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為田賦預征，即把以後若干年的田賦提前徵收。以1935年為基準，劉湘的二十一軍多征40年---徵到1975年；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多征42年---徵到1977年；楊森的二十軍多征44年---徵到1979年；鄧錫侯的二十八軍多征46年---徵到1981年。劉存厚的川陝邊防軍更離譜，1935年竟預徵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幾乎等於一代農民納了三代人的“公糧”。1935年劉文彩沒能徵到一個銅板的田賦，因為劉文輝在“二劉大戰”中的慘敗迫使他中途退出了這場田賦預征大賽，大賽桂冠也就與他無緣了。1932年他棄官回鄉時。川南田賦徵到1949年，多征了十七年。

第二種搜刮手法，是統稅雜捐。四川最大的鹽場及產糖區，均為二十四軍據有。

鹽稅糖稅雖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樓台先得月，二十四軍自然油水最多。敘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織，百貨雲集，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稅源。如水路從樂山至敘府，僅二百餘里，有關卡三十多處，價值五百元的山貨，要納稅四百多元。陸路由內江至成都僅四百公里，有關卡五十餘處，價值三百元的貨物，要納稅三百元左右。

除“護商稅” 而外， 還有戶口派款、臨時派款。臨時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謂“公路費”、“街道馬路費”、“碼頭捐”、“國防捐”等等。“國防捐”數額最大---派款總數達一百萬元，約等於宜賓全縣五年糧額。

劉文彩徵稅的具體數目，約近一千萬元。

投機商劉文彩牟取的暴利，遠不及“模範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模範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則遠不及“鴉片大王”劉文彩牟取的暴利。

軍閥＝武裝＋地盤＋煙稅，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農業衰敗，工商業凋敝，合法產業無法給軍閥提供足夠的稅金。但仗還在打，軍還在擴，軍隊不可一日無餉。無可如何之中，便不約而同地打起了鴉片的主意。罌粟幾乎適合全國栽種，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潤農作物。有了這棵搖錢樹，就能購置軍火，擴充實力。

而一旦實力充足，羽翼豐滿，軍閥就能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搶占更多的地盤，並在擴大了的地盤上種植更多的罌粟，徵收更多的煙稅。

聚斂快手劉文彩，同樣視鴉片為至寶。

劉文彩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稅政首長，也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禁政首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那時所謂“禁政”，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銷“公土”，目的都是維護軍閥政權對鴉片的壟斷經營，使鴉片貿易這個利潤最大的產業，完全掌握在軍閥政權的手中，最大限度地從鴉片中攫取財富。

1927年夏，劉文彩召開“川南禁煙會議”，此次會議，盜名“禁煙”，實則是公開確立鴉片專賣制度，由於軍閥政權壟斷鴉片貿易，獨享其利，川南鴉片貿易開始納入計劃經濟軌道，在禁政首長劉文彩的統一領導下，迅速騰飛。

敘府從此變成了一座煙城。

當時四川，頭號煙城是劉湘臥榻重慶---重慶為川土、黔土和雲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國內最大的鴉片集散地，煙幫之盛在重慶商幫中名列前茅，煙稅成了劉湘二十一軍的主要稅源。第二號煙城是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部盤踞的成都。

如果說重慶、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煙城，敘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煙城了。敘府城區人口不過萬戶，開設的大小煙館卻多達一百餘家。私燈尚未包括在內。煙館越多，劉文彩財源越廣---川南各級禁政機關公開徵收“紅燈捐”，煙館只要照章納稅，就算是合法經營。每月每盞煙燈收稅三元五毛；私人可予優惠---稅金減半，但有一個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違者，輕則處以罰金，重則逮捕“法辦”。有資料稱，僅僅“紅燈捐”一項，劉文彩可在敘府每年坐收數十萬元。

另一頂更大的收入來自“公土”勒銷。煙館不僅要繳納“紅燈捐”，還要定期認購縣府配售的“公土”。“公土”價格畸高---市價每兩一元，官價每兩二元一角。差價太過懸殊，“公土”自然沒有多少煙客問津。煙館認購“公土”實際是為禁政機關作“奉獻”的賠本買賣。若不設法“曲線救國”，煙館老闆免不了喝西北風。

“公土”內銷帶來的驚人利潤並沒有使劉文彩有所滿足。他的“氣魄”實在是太大了---據稱，雲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煙土由他包銷。而雲南則是世界主要鴉片產地，1931年，全省產煙達五萬餘擔。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輸出。這就意味着，劉文彩每年採購的雲土在萬擔以上，此外，每年採購的川土也在萬擔以上。

劉文彩的鴉片壟斷經營不限於貿易領域。資料記載：“為了擴大稅收，在劉管區內金河、府河兩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種煙。……按窩徵稅，取名‘窩捐’；不種則抽‘懶捐’，稅率重於‘窩捐’。”成煙上市，另收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真是欲收其稅，何患無辭。總而言之，川南鴉片的種、運、銷、吸，每個環節都給劉文彩帶來巨額收益。《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稱：“劉文彩在敘府一地，從鴉片上面掠奪的捐稅，每年約有800萬元。”

劉文彩家產主要源自他在敘府的十年聚斂。一是投機貿易所累積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積的薪金。前者的具體數目已無從統計；就後者而言，駐敘時劉文彩兼職近十種，僅“煙酒公賣局局長”一職，年薪即高達一兩萬元，合計每年薪額當不下十萬元，十年薪額當在百萬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劉文彩家產中應該說處於輔助地位。劉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見了。

劉文彩家產大致可劃分為三大板塊：田產、房產和珠寶。

其占地情況，1959年有關部門曾公布如下：

大邑縣： 6133畝；溫江縣：1600畝；崇慶縣：2000畝；雙流縣：200畝；新都縣：120畝；新津縣：180畝；邛崍縣：200畝；成都市：1200畝；華陽鎮：250畝；新繁鎮：180畝。

以上合計：12063畝。

第二大宗是房產。據有關部門1959年統計，其房產分布情況為：

溫江縣： 公館2座，街房42間；崇慶縣：公館3座，街房50間；成都市：公館4座，街房40間；大邑縣：公館3座，街房250間；雅安市：公館1座。

在所在這些房產中， 最堪稱道的是安仁鎮劉文彩老公館。 二十年代興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畝，有大門7道，房屋100多間。處處是高牆夾道，厚門鐵鎖，密室復徑，有若迷宮。與它相連的還有劉文淵公館、劉文昭公館、劉文成公館。數座公館並肩抵足，形成一組總面積達六萬餘平方米的莊園建築群，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獨領風騷。在當年無疑是劉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顯赫的象徵。

劉文彩家產的最後一個大宗是珠寶古玩。如金佛、金獸、金杯、金圈、金項鍊，如銀龍、銀獸、銀盤，還有美麗的珊瑚、發光的寶石、底部可露出美女頭像的美人杯、能像鳥兒那樣嚶嚶作聲的鳴壺，莫不異彩紛呈。其中，最精美同時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

劉文輝劉湘叔侄反目，劉文彩被迫逃離老巢敘府

劉文彩兄弟與劉湘何以反目為仇？就說來話長了。

劉湘劉文輝，本來是四川政治舞台上一對最好的搭檔。

劉文輝從保定軍校畢業，前去投奔劉湘，竟遭劉湘婉拒。其實劉湘那時已別有深意---劉文輝年少氣盛，且有堂叔之尊，不可能長期聽他使喚。倒不如讓劉文輝另謀出路，他則從旁提攜。這樣，倘或劉文輝失意，他可問心無愧；倘或劉文輝得志，他與劉文輝有親親之誼、提攜之恩，自不難與劉文輝聯手，共同對付異姓諸雄。後來“二劉”關係的發展，與劉湘的這個思路基本吻合。四川異姓諸雄要麼被“二劉”打垮，要麼對“二劉”表示臣服而偏處一隅。“二劉”迅速崛起為四川兩個最大的軍閥集團，到1928年，終於形成了“二劉”共宰四川的局面。

“二劉”關係由此發生逆轉。

劉文輝素來野心勃勃。當他作旅長師長時，無論實力怎麼膨脹，畢竟只是個二流將領，對劉湘尚能聽命。一旦羽翼豐滿，就不免顧盼生風，不甘維持與劉湘一主一從的舊格局。

“二劉”都不甘人後，都要獨霸四川，進取中原。兩雄不並立，昨天的親戚加盟友，在今天則成了惟一的競爭對手。“二劉”合作必然轉化為“二劉”對抗。

但畢竟有“親親之誼”，兵刃相見，感情上一時難以接受，開初還想通過協商平衡雙邊關係。曾用一主軍、一主政的方式解決矛盾。劉湘於1928年11月當上四川善後督辦； 劉文輝於1928年當上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2月省府改組仍任主席。

但在實際上，“主軍”的善後督辦劉湘管不了劉文輝二十四軍，“主政”的劉文輝也管不了劉湘防區的政務。

叔侄對壘，堂侄劉湘總兵力合計十萬餘人，堂叔劉文輝總兵力合計十二萬餘人。

劉文輝在軍事上略勝一籌。

但在政治上，劉文輝卻處於絕對劣勢---他所面對的不只是劉湘，而是一個強大的反劉文輝同盟。

反劉文輝同盟包括一批落魄軍閥。他們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只有在亂局中才可找到重整旗鼓的機會。及見二劉交惡，喜出望外，竭力從中推波助瀾。二劉都是他們的宿敵，但兩害相權，則劉湘為輕。他們都以四川軍界前輩自居，卻都輸給“乳臭小兒”劉文輝。不禁又羞又妒，亟思報復。劉湘不然，他們與劉湘平輩，而且在戰敗之後，劉湘對他們常有周濟，所以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劉湘結盟。

但在反劉文輝同盟中，幾個破落戶是扮演不了重要角色的。反劉文輝同盟之所以強大，主要還是因為它匯集了別的幾種力量。

第一種力量是蔣介石“合法中央”。

劉文輝才華橫溢，連他的敵人都不能不承認。但早年劉文輝的過人才華，主要表現於軍事，政治上則身手平平，遠不如劉湘老辣。

劉湘對蔣介石一邊倒，不僅口頭擁護，還出兵相助。其實劉湘和劉文輝一樣視蔣介石為潛在對手。但劉湘認為，進取中原是第二步的事，現實目標必須是自保。

何況蔣介石無暇西顧，與自己暫時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相形之下，同榻而臥的四川諸雄，對自己的威脅反倒大得多。從此他積極向蔣靠攏，進可得到蔣介石“合法中央”的承認，擁有“正統性”，政治上居於主動。劉湘投准了賭注，雖非蔣介石嫡系，仍為蔣介石所眷顧。劉文輝則以牛犢之勇一再犯上，為蔣介石所惡。中原大戰後蔣介石沒有追究劉文輝，但也沒有原諒劉文輝，若能藉助他人之手教訓劉文輝，在蔣介石自是大快朵頤的上上之策。 劉湘號准蔣介石的這個心病， 對症下藥，於1932年春夏之交制定所謂“安川計劃”，以夾擊劉文輝，“從而解除其武裝，占領其戍地，取掉其主席”。劉湘此計果然得售，蔣閱後喜形於色，立即親筆復函劉湘，備加慰勉。另由親信曾擴情以個人名義密電劉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內解決劉文輝，大可便宜行事。有蔣介石“合法中央”的幕後支持，劉湘氣壯如牛，對劉文輝用兵也就無所忌諱。

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必然導致軍事實力對比的變化。反劉文輝同盟除劉湘十萬大軍外，還有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二十軍、四川邊防軍、二十三師等部，合計二十四萬兵馬，為劉文輝總兵力的兩倍。在各路諸侯合圍夾擊之下，劉文輝已成瓮中之鱉，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濟於事。

反劉文輝同盟的具體組合經過，劉文輝不一定了解得很詳細。但憑直覺，對其孤軍境地，劉文輝還是有所體察。所以，雖然劉文輝堅信叔侄終不免兵刃相見，但馬上開戰，則是他不願意看到的。1931年、1932年，劉文輝兩次赴渝協商，希望緩和二劉關係。但勝券在握的劉湘，豈能給劉文輝以喘息之機、養虎遺患？

1932年10月1日， 戰爭爆發，劉湘部與劉文輝部正式交火。四川近代史上最大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內戰，至此進入高潮。

戰爭初期，聯軍分道攻取，所向勢如破竹。但劉湘與劉文輝直接交手的第一仗瀘州之役，卻打得很艱苦。劉湘集海、陸、空三軍外加“神兵”圍攻逾半月，竟未得手。只是因為鄰縣相繼失守，瀘州孤陷重圍，守將才不得不於11月21日樹起降旗。

瀘州淪陷，通向劉文彩臥榻敘府的門戶就無遮無攔了。

但劉文彩不死心。敘府城高池深，糧彈充足。而且劉文彩手中有“敘南清鄉司令部”轄下的兩個團，還有劉文輝派來的高育琮旅，論兵力也不單薄。所以劉文彩認為勝負未定，還可與劉湘一較短長。

毫無沙場履歷的劉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軍不走水路走陸路，高育琮旅防不勝防，略事抵抗即退入敘府城。敘府外圍盡為二十一軍攻占，劉文彩叫苦不迭。

此時，槍聲炮聲聲聲入耳，劉文彩不能不作棄城之想了。他給敘府留下的最後一個印記，是臭名昭著的“打門捐”。

軍閥部隊調防，都要向原駐防地收一次開拔費。一般是找商會承頭。劉文彩這次撤得急，便由部隊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劉文彩在川南稅捐總局辦公室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匆匆拍板：東城八萬，南城五萬，西城四萬，北城三萬。限兩天內收齊，並要各區團保當場開列交款戶名單。會後即宣布全城戒嚴，由團保持劉文彩手令，帶上軍隊到各戶收取。

11月25日，劉文彩帶着20萬元“打門捐”，在二十一軍步步緊逼之下，撤離敘府。他在這裡度過了整整10年，在這裡發家致富，在這裡與愛妾凌旦相識……對這座富饒繁華的城市，對這座鐫有他生命足跡的城市，他戀戀不捨，可又不得不忍痛遠去。這一去，他就再也沒回來。

劉文彩退據大邑時，“二劉”都已精疲力竭，不能不休戰。元氣恢復以後，劉湘又挑起戰端。

1933年7月4日，劉湘親自指揮的“安川戰役”揭幕。這次戰役是二劉之間的最後一搏。劉文輝在將有二心、士無鬥志、四面受敵的險境中，自知沒有取勝希望，便在7月8日通電辭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職，放棄成都，退守岷江一線。劉文輝率殘部向雅安退卻。本來打算固守雅安，豈料“安川軍”李注東旅追到雅河，在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劉文輝行營轟擊。一炮擊中劉文輝臥室；劉文輝正在酣夢之中，幸虧炮彈鑽進床頭牆壁，不曾傷及劉文輝身體。劉文輝大難不死，驚魂未定，狠狽撤離，鑽進氣候苦寒的不毛之地。

劉文輝幾乎絕望，打算出川流亡，曾經不可一世的劉文輝，似乎真的氣數已盡，要永遠退出歷史舞台了。

劉文輝東山再起主政西康，劉文彩大鬧江湖收羅十萬袍哥

但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劉文輝剛剛落入命運的低谷，便奇峰突起，馬上把他托舉出來---雖然天下共討劉文輝，卻沒有誰真的想把他置於死地。在蔣介石來說，如果劉湘獨霸四川，必成坐大之勢。所以一方面要教訓劉文輝，另一方面又希望劉文輝擁有一定限度的實力，用以牽制劉湘。正是出於這種心態，蔣介石多次電令劉湘結束“安川戰役”，轉而“剿赤”。在劉湘來說，則有雙重顧忌。一是政治上的顧忌---如果鄧錫侯、田頌堯等異姓諸侯崛起，將來必是競爭對手。與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給劉文輝一條生路，用以牽制他們。再則是親族層面上的顧忌。

雖然劉湘在戰前竭力營造“親親之誼已絕”的氛圍，但實際存在的親族關係，任誰也無從改變。

此後劉湘是把“適可而止，不應過甚”八個字當作他處理二劉關係的指針。在成都召見已經下台的劉文輝部將冷寅東時，劉湘又表白說：“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壓低他的氣焰。還讓他保留部分隊伍，以待將來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擔任主席。”冷寅東聽了趁機進言：“甫公的安川軍已占雅安，劉自公已讓出漢源，他這個樣子已不成氣候了，安川軍還是退出雅安，讓自公回來吧？”劉湘給了冷寅東一個順水人情，說：“好吧！”隨即下令“安川軍”全線撤退，讓劉文輝重返雅安。同時撥給劉文輝軍服萬套、大洋十萬餘元，以紓其難。

劉文輝回頭有岸，急忙自我轉圜，向堂侄劉湘通電認錯，擁護劉湘統一四川。1933年9月6日，劉湘劉文輝聯名通電，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動。“二劉之戰”至此終於畫上句號。

“二劉之戰”，劉文輝喪師逾四分之三，失地近五分之四，停戰時手中不足兩萬殘兵。1933年10月底在雅安立定腳跟，在劉湘與蔣介石及劉湘與四川異姓諸侯權力鬥爭的夾縫中生存下來，慘澹經營，徐圖東山再起。經過“二劉之戰”，劉文輝迷途知返，不再咄咄逼人，四面出擊，而是與人為善，八方交友。

“二劉大戰”不僅導致劉文輝集團對外戰略的根本轉折，而且導致劉文輝集團內部組織的重大調整。

也就是說，以“二劉大戰”的結束為起點，劉文輝開始實行直接的家族統治。

這種家族統治，在中國近代軍閥史上是不多見的。

劉文輝的這些政策調整，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應該說是卓有成效。對內主要依靠弟男子侄，二十四軍從此排外性更強，內聚力更強。二十四軍才能在此後十多年中，無論面對什麼樣的風暴，始終保持對劉文輝及其家族的絕對忠誠。劉文輝才能把川康實力派組織起來，形成鞏固的政治同盟，從而在川康兩省一呼百應。

二劉之戰是劉文輝集團由盛到衰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劉文彩個人使命的一個轉折點---戰前，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是“搞錢”，“為劉文輝的軍事經費以根本的保證”。戰後，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是“守家”，以解除劉文輝的後顧之憂。兄弟倆一個主外，一個主內；一個馳騁官場，一個縱橫江湖，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自此形成，一直維持到劉文彩去世。

“二劉大戰”後期，劉湘就已再三表白：他不想消滅劉文輝，只不過要削弱劉文輝， 一旦時機成熟，就把西康全境交給劉文輝治理，使其仍為封疆大吏。19 35年春， 中央政府果然發布命令， 組建“西康建省委員會”，以劉文輝為委員長。

1939年元月1日，孕育整整四年的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下轄33縣另3個設治局，總面積達53．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在二百萬以上。

劉文輝在中國政壇上又能擁有一個比較顯要的合法地位。劉文輝家族集團又可以重建其獨立王國。在“二劉之戰”中一落千丈的劉文輝家族集團，至此終於恢復元氣，東山再起。

雖然東山再起，劉文輝早年那種不可一世的豪氣，卻是一去不復返了。

西康時期劉文輝最重視的是潛在實力。二十四軍兩萬多人槍，對付境內草寇倒是綽綽有餘，對外則只有象徵意義。蔣介石真要吃掉劉文輝，二十四軍無異以卵擊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單單憑藉有形實力，機械防禦。必須主動出擊，編織龐大的、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網。嚴密護衛劉文輝家族集團，而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蔣介石入川所控制的只是上層政治架構，地方力量、民間力量是蔣介石的薄弱環節。土生土長的劉文輝，完全可以在這些方面與蔣介石較量。“多頭政治”也就必然構成劉文輝拒蔣圖存的主要對策。

劉文輝的“多頭政治”，概括起來不外兩頭。一頭是體制內，一頭是體制外。

劉文輝長期從政，在官場上自是應付裕如。但體制外發展，即聯合川西民間力量，尤其是聯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則非劉文輝所能為、所應為。

久作困獸的劉文彩於是破門而出，大鬧江湖。

袍歌俗名“嗨皮”，一般稱為哥老會，是中國秘密會黨洪門的重要支派，以農民、手工業者、挑夫、水手、商販、下層衙役和無業游民為基本群眾。平時實行生活互助， 社會動盪時揭竿而起。 有會眾百餘人，就可以開山設堂，推舉坐堂大爺（又稱舵把子）。同一地區內，也許幾個大爺並存，他們中威望最高的，即為各大爺之首，叫“總舵把子”。

劉文彩涉足袍哥甚早。駐敘期間，因敘府民團基本上是袍哥隊伍，為了控制民團，劉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親自整編敘府袍哥。劉文彩整編敘府袍哥時，四川哥老會已普遍與軍閥合流。

後來局勢的發展，更加烘托出袍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僅是川康軍人，國共兩黨都開始爭取袍哥。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四川“袍運”開展得轟轟烈烈，湧現了大批“紅色袍哥大爺”。蔣介石也力圖駕馭袍哥，但收效甚微。袍哥的存在本來就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抗議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這就註定了從整體而言，袍哥不可能為蔣介石中央政府所用。四川袍哥事實上已演變為地方實力派抵擋蔣介石來犯的一面盾牌，成了蔣介石中央政府在四川民間社會最強有力的政治反對派。蔣介石深感驚懼，竭力查禁袍哥。但禁令不過是一紙空文。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劉文輝極度振奮。這時，西康鴉片產業已經如火如荼，種煙、運煙都依靠武力保駕，於是大批軍火流入西康各縣，地方武裝迅猛發展。這些地方武裝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緩。

劉文輝對西康袍哥的駕馭不可謂不成功。但這種成功既是因為劉文輝靈巧的駕馭手段，更是因為西康特有的社會生態。劉文輝在西康發展袍哥，駕馭袍哥，主要是憑藉他的政權力量，尤其是憑藉二十四軍。他實際上是用印把子、槍桿子來造就袍哥世界，然後用袍哥鞏固政權，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為我所用，這是劉文輝的一個基本思路。

“公益協進社”由此拔地而起。

“公益協進社”初創於1941年冬，由安仁原來的五個袍哥公口合併而成。初創時並未大張旗鼓， 規模和影響都有限。1942年2月，劉文輝在重慶與周恩來秘密會談， 跨出了與中共合作的決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鄉省親。劉文輝此次回鄉，排場不小，出動了兩輛轎車，劉文輝夫婦和孩子們坐一輛，五六個隨從坐一輛；此外還有一輛大卡車，供警衛排乘用，警衛排一色黃呢軍服，荷槍實彈，煞是威風。

劉文輝回鄉省親確實成了公益協進社的一個轉折點。劉文輝剛剛返蓉，劉文彩就將公益協進社擴大規模，升格為總社，日常經費由他的賬房按時撥給財務股，特殊開支通過他，需要多少，解決多少。這個總社就成為聯絡、爭取、團結其它袍哥公口的總機關。

袍哥大爺都設有自己的茶館，又叫茶社，名為“立碼頭”，把茶館當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動中心，並藉此對外送往迎來，廣為交納。劉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館，叫作“同慶茶樓”，是一棟全磚結構的三層洋樓，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頭。

公益協進社擁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個。“十萬兄弟伙，一萬多條槍”；威震川西。

公益協進社異軍突起，“成為40年代川西農村實力雄厚的袍哥組織”。安仁從此不再只是劉文輝的後院，而且成了劉文輝家族集團在川西江湖的大本營，成了劉文輝家族集團伸向四川的一個主要的橋頭堡。

1942年正月二十日，新津縣張場先主寺弦歌悠揚，公益協進社“協進劇部”應邀來此演出。

“協進劇部”是個新班子，它是劉文彩親自組建的。

劉文彩是個半文盲，但這個半文盲竟還很有一點文藝細胞。他愛好川劇。愛聽川劇坐唱，擅長打“響器”和“幫腔”。敘府時期，常邀約一些玩友到家裡清唱同樂。他在安仁特意興建戲院，並以他的字號命名。組織公益協進社，他也沒忘記配個戲班子，派專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員），高薪聘來川劇名角。袍哥公口辦劇團，也算是中國幫會史上的一個創舉。

劉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這個創舉，差點引來一場刀兵之災。

戲班子跑碼頭，受地頭蛇刁難是常有的事。但協進劇部應該可以例外---畢竟有劉文彩做靠山。先主寺一個叫張漢卿的小混混，卻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這天他酒足飯飽之後，在幾個兄弟伙的簇擁下大搖大擺地進了劇場。正好菊芬登台。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台唱紅，劉文彩許諾“一不陪酒，二要保證安全”，才說服她加盟“協進劇部”。安仁誰都不敢輕薄她。張漢卿不知輕重，見菊芬天生麗質，而且演技過人，就動了邪念，趕緊到台角守候，演出結束時把菊芬攔了下來，一嘴酒氣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動起了手。公益協進社管事李沛成聞聲趕來，把菊芬拉到身後，警告張漢卿：“我們總辦講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啊！”

李沛成原以為“總辦”兩個字會把張漢卿嚇跑，哪知道張漢卿聽了反而勃然作色，指着李沛成罵：“總辦算個球！閻王老子都不怕，你嚇唬誰？”

其他人知道大勢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張漢卿想追，被李沛成攔住去路，氣急敗壞，一邊咆哮一邊對李沛成拳打腳踢。公益協進社另一個管事跑回安仁向劉文彩報信。

劉文彩拍案而起，馬上指令：“能和則和，能打則打，總歸要張漢卿認罪才罷休。”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團團包圍。當地袍哥大爺李元亨剛開門，就見四面山頭人山人海，一個個槍在握，彈上膛。大驚。他知道是張漢卿闖下大禍了，趕忙拉上張漢卿，親自趕到安仁，當着劉文彩雙雙跪下，懇求“高抬貴手”，網開一面。劉文彩則端坐不動，一聲不吭。李元亨到底見識廣，馬上明白過來：張漢卿冒犯的不只是劉文彩，而是整個公益協進社。沒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設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協進社會眾賠不是。原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張漢卿，這時一邊尾隨着大爺李元亨，一邊緊張地環顧左右，生怕有人報復他，兩條腿直打抖。

辱人者最終自取其辱。

劉文彩能夠聚合十萬會眾，這是一個重要原因---該出手時就出手。

公益協進社不僅叱咤江湖，對官府同樣頗具威懾力。公益協進社核心機構“內八堂”，與一般袍哥公口的“內八堂”迥然有別---並無“座堂”、“盟證”、“陪堂”、“元堂”、“執堂”、“副堂”、“禮堂”、“刑堂”、“新一”之設，而是全盤照搬政府體制，設慈善股、調解股、水利股、教育股、治安股、總務股、財務股、交際股，幾乎將政府事務囊括淨盡。這是劉文彩對袍哥傳統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使袍哥組織和職能現代化、社會化，另一方面，也是與蔣介石集團把持的地方政權分庭抗禮。在劉文彩眼裡，他的公益協進社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政權形態---“地下政權”、“幕後政權”。而他自己，則常常以“地下首腦”、“幕後首腦”的身份，凌駕於地方合法行政首長之上，對他們頤指氣使。對劉文彩的這種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長沒有誰敢不默認。大邑縣和附近各縣的新縣長上任，必須先去安仁鎮向劉文彩“報到”，每逢安仁劉氏家族有重大慶典，必須送禮致賀。

劉文彩就這樣在蔣介石集團控制的川西農村，建立了劉文輝家族集團的“國中之國”。他當然頗為自得。有一次，他公開戲謔來老公館“朝拜”的幾位“父母官”說：“你們這些蔣介石的豆瓣，不要以為‘為政不得罪巨室’嘛，只要你們有啥，就給我說。”劉文彩對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沒有興趣，一次，別人提到了“三民主義”，劉文彩嘴一撇說：“啥子三民主義，不如學好三門手藝。”雖然大邑縣府依照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指令，於1943年、1947年迭次頒布關於哥老會組織的各項禁令， 對眼皮底下的公益協進社卻不敢稍有冒犯； 雖然“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是中國人固有的心理，地方當局卻也只能默認雙重政權並存的現實，即“地下政權”、“幕後政權”公益協進社與地方合法政權並存的現實，默認“地下首腦”、“幕後首腦”劉文彩對地方合法行政首長指手劃腳。

個人私生活：聲色犬馬，眠花宿柳

在舊中國，納妾嫖妓是上流社會的時髦。許多權貴把“食色性也”當作座右銘，最熱衷一個“色”字，篤信“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納妾嫖妓是正常，不納妾嫖妓倒成了反常；納妾七八九個是正常，只娶一個兩個倒成了反常。二十軍軍長楊森究竟有多少姨太太，誰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楊森的姨太太不會少於一個加強班，子女可以編一個排。而且所有太太一律發“工資”，一切待遇都有明確規定：生男得多少，生女得多少，每個子女的生活費多少，教育費又是多少……“傻兒師長”范紹增，姨太太多時達三十幾個。他特別寵愛天生麗質、妖冶嬌媚的十七姨太，有好事者將其撰為《十七姨太外傳》，竟然轟動坊間，一時洛陽紙貴。在四川軍閥中，劉文輝是最有抱負的，私生活比較檢點，但也有兩妻兩妾。

劉文彩不是特立獨行的人，一旦躋身上流社會，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習俗。抽大煙是這樣，賭博是這樣，私生活方面也是這樣。

劉文彩一生中，有過五位妻妾。髮妻呂氏，正室楊仲華，姨太太凌君如、梁慧靈、王玉清。

劉文彩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髮妻呂氏，出身於大邑縣三岔鄉的一個普通農家，有着一般勞動婦女的吃苦耐勞和善良豁達，把劉文彩的小小鵲巢拾掇得井井有條。劉文彩也才能一門心思地到處奔波。呂氏初進劉家，劉家還遠遠談不上富足。老幺劉文輝是全家最後的希望、重點培養對象，但上學時仍靠泡菜冷饃填肚皮，每月只有幾文錢零用。呂氏看在眼裡，憐在心頭，常用私房錢接濟劉文輝。

輝、劉文彩從來手足情深，呂氏功不可沒。但呂氏不幸應驗了“好人不命長”的箴言，未滿三十歲便一命歸西；稍後，一對兒女也相繼夭折。

三年之後，即1917年，劉文彩與楊仲華締下白首之盟。楊仲華是大邑縣三岔鄉東升村農民楊登友之女， 嫁到劉家時剛滿十七歲。楊氏身高1．60米左右，年紀和身材都比劉文彩小了一大截。但她全無小妻的玲瓏柔弱，性格剛強，風風火火。劉文彩蕭條多時的庭院，從此又有了勃勃生機。起初，夫妻還算和睦。楊仲華頗有主見，令劉文彩少了幾分夫唱婦隨的樂趣；但她確實忠厚而且能幹，劉文彩對她不能不有所敬畏。那時的劉文彩，離鄉不離土，還不敢放縱自己，所以，楊仲華對劉文彩也沒多少挑剔。長子劉元龍、長女劉憶雲，就在這幾年間呱呱墜地。

夫妻感情的變化，始於劉文彩個人地位的變化。

1922年劉文彩到敘府做官。遠離家鄉，不必擔心族人尤其是大哥劉文淵的關注；而且腰纏萬貫，不致因囊中羞澀而在紅燈綠酒前畏葸退縮。大玩家的派頭從此漸漸養成。

劉在幺女劉婉蕙出世之時，一個女子闖進了劉文彩的視野，劉文彩的家庭格局為之劇變。

她便是風塵女子凌君如，別號凌旦、凌豆，出身於敘府中場凌友臣門下。有作者稱：凌旦“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膚白皙，身材苗條，其嬌弱羞柔的媚態，襲人魂魄”。凌旦之智未必超群，但其貌其態，此番描畫倒也不算誇張。無怪乎劉文彩會一度神魂顛倒。

傳說凌旦本來是曹榮光的情婦。曹榮光升任宜賓縣徵收局局長，對主子劉文彩感恩戴德，設家宴款待，讓凌旦作陪。劉文彩如見天人。這正中曹榮光下懷，趁機將凌旦拱手獻出。就這樣結成一對“神仙眷侶”。劉文彩在敘府觀音街為凌旦購公館一座，金屋藏嬌。

本來就“媚態襲人”，又在風月場中練就一套邀寵絕招，劉文彩對凌旦，自是百般寵愛。起初，這段“浪漫之旅”還處於地下狀態，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住在糧房街劉公館的楊仲華終於察知，由此引出一場口角大戰。事發是在一個晚上。

楊仲華先安排幾個孩子睡下。楊仲華把劉文彩叫到過道上，問他關於凌旦的傳聞是怎麼回事。劉文彩知道紙包不住火，就承認了，但拒絕和凌旦一刀兩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用一個目擊者的話來說，劉文彩“不是個沒脾氣的人”。一怒之下就摔起了東西。楊仲華哪會服氣，乒乒乓乓地也摔開了，劉公館頓時熱鬧非凡。幾個孩子全被驚醒，愣怔怔地望着他倆。

夫妻關係從此急轉直下。劉文彩三天兩頭往觀音街公館跑，樂不思蜀；楊仲華天天在家生悶氣。勸沒用，鬧沒用，楊仲華終於完全失望，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早上，摔門而去。

但是， 在那樣的年代， 剛強如楊仲華者，也不可能有自立的勇氣。雖然欲求“異夢同床”而不可得，夫妻名分仍須保留。楊仲華出走後，住進了劉文彩在成都文廟后街購置的公館。劉文彩兩度派人說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何必斤斤計較。”都沒能把楊仲華說服。後來劉文彩親自出馬，到成都恭請夫人返敘。楊仲華仍然不為所動，說，她不是想不開，風氣就這個樣子，所以她本來也沒有指望劉文彩守身如玉，劉文彩盡可妻妾成群。但納妓為妾實在有辱門庭，她不能不計較。

劉文彩不把凌旦從觀音街公館趕出去，她和劉文彩就絕無和好的可能。楊仲華如此決絕，劉文彩又不肯割愛，僵局就再無化解之日了。雖然在形式上劉文彩對楊仲華虛位以待，實際上劉文彩主持“後宮”的僅凌旦一人。凌旦這時儼然以劉文彩夫人自居了。

駐敘期間，劉文彩與凌旦如膠似漆，可說是婦孺皆知，當地至今仍有如下傳言：凌旦愛着奇裝異服外出遊逛，常要弁兵、丫鬟、奶媽、乾女兒、女馬弁緊隨其後，“數車相連，橫行街巷”。路人必須馬上迴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車的彈簧坐墊不夠軟，劉文彩就找一個胖女人做她的肉墊子。

為了博取凌旦的歡心，劉文彩大肆揮霍。凌旦擁有的各類用品、衣物，琳琅滿目。衣物要裝五十口大箱子，各種繡花鞋四百多雙，有的鞋上綴滿黃金做的小鈴，走起路來叮噹響。一顆鑽石戒指價值五千餘元，化妝品要裝兩大皮箱，香水則非法國產的不用。

某年春天，凌旦想去成都看花會。劉文彩無暇陪同前往，又不敢掃凌旦的興致，便巧言相勸：“太太何必勞神，去成都太遠太累，我在敘府給你辦個花會好不好？”

不久，盛況空前的“花會”果然在敘府北較場開張。

凌旦乃敘府名妓，不乏舊相好。劉文彩既將她寵以專房，豈能容忍凌的舊相好驚擾他倆的鴛夢！由此殺機橫生，此例一開，凌旦的其他舊相好莫不聞風喪膽，紛紛逃離敘府。

“情場如戰場”，看來劉文彩對這句名言也是奉若圭臬。

劉文彩這次確實愛得投入，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為凌旦揮金如土，為凌旦大開殺戒。但所有這些，只是劉文彩所付代價的一部分，還有更大的付出---被激怒的遠不止楊仲華一人。劉文彩“與妓共舞”，辱沒門庭，劉氏家人莫不震驚，族長、長兄劉文淵更是又羞又惱。劉文彩承受着巨大的家族壓力和社會壓力。但他沒有絲毫退縮，不僅將凌旦迎入敘府公館，而且在“二劉之戰”中，與凌旦雙雙把家還，坦然面對父老鄉親莫測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靈位。如果是逢場作戲，劉文彩大可不必這樣做。可見劉文彩並未計較凌旦的出身，確實想和凌旦廝守終生。

但他倆仍然好景不長，仍然逃不脫始亂終棄的厄運。

“二劉之戰”中劉文彩退居安仁，即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折，也是他與凌旦感情變化的開端。凌旦畢竟是風塵女子，見慣了紙醉金迷。僻冷的鄉村生活於她是格格不入。劉文彩有些預感，因此有言在先：你要跟到我，就規規矩矩到鄉下住一年。在凌旦看來，退居安仁雖不如人意，但只是過渡性安排。劉文彩在成都田宅極多，遲早會去成都當寓公。與敘府相比，成都當然更繁華、更光怪陸離。凌旦欣然從命。

“四太太梁慧靈”是凌旦的表妹，因其身材豐滿，人稱“梁胖”。據一位知情人回憶，梁胖並非和劉文彩、凌旦同往安仁。而是在安仁住了一段時間，才派人送帖子把梁胖接過來的。成親那天，劉文彩一個兒子正在公館前面的壩子裡玩耍，傭人告訴他：你的新媽又要來了。他就跑出去看。“見一乘轎子攏來，弁兵徐福卿放了一陣花炮。抬進門，梁在堂屋裡跪拜磕頭。”後來凌旦和梁胖口角，梁胖還諷刺凌旦：“我是拜過堂的。”言下之意，凌旦沒拜過堂，是來路不正的“野貨”。凌旦無言以對。但劉文彩只是以貌取人。所以不太把梁胖當回事，常常冷淡她。

劉文彩娶梁胖，竟然還是凌旦拿的主意。這倒不是凌旦“大公無私”，有意成全梁胖和劉文彩，而是有她自己的小九九---只在安仁住了幾天，凌旦便後悔不迭。那時堂堂安仁鎮也不過幾排破敗的平房，油燈如豆，蟲蟻不絕。凌旦對此雖有思想準備，仍不免倍感清苦。於是，沒住上一年就吵着要遷居成都。此時劉文輝正在康境重整旗鼓，亟需劉文彩坐鎮後院，劉文彩哪裡走得開。凌旦軟磨硬纏都不奏效，決定隻身赴蓉。劉文彩頗為不快，說，你走了，這麼多家務事誰管？凌旦就把梁胖引薦過來，代替她主持安仁“後宮”，自己則興沖沖地直奔成都的花花世界而去。劉文彩和凌旦就此分居。

凌旦自以為得計，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可共富貴不可共患難，這便是凌旦留給劉文彩的新形象。凌旦毫無察覺，變本加厲，終於鬧出令劉文彩羞憤難當的大笑話，雙方裂痕至此完全不能彌合。

凌旦寓居成都陝西街公館，開有一個人力車行，按月收取車租。加上劉文彩撥給她的其他款項，經濟上頗為寬裕，但精神上並未舒展。成都的劉氏家人都不屑和她交往，劉文彩一年中也不過探望她一兩次。對她垂涎三尺的紈絝子弟倒是不少，但懾於劉文彩的虎威，都只能“望洋興嘆”。凌旦形單影隻，百無聊賴，就把遠在敘府的乾媽---妓院老鴇---接來作伴。凌旦有樁心事：早已喪失生育能力，將來瓜分劉文彩遺產時，兒孫繞膝的楊仲華勢必占盡風光，而孤苦無助的她勢必叨陪末座。每念及此，凌旦就憂思如織。老鴇抵蓉後，向凌旦獻上一計，凌旦如得錦囊，即照老鴇所云，用棉花將腰身填大，偽裝懷孕；暗中收買貧家男嬰，同時買通醫生作弊，順順噹噹地為劉文彩“生”下一胎。自以為天衣無縫，卻不料隔牆有耳。

劉文彩收到舉報凌旦的“群眾來信”，滿腔怒火，卻又不便發作---這畢竟有損劉氏家庭尤其是他本人的名聲。篤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的劉文彩，只好暫且隱忍，靜觀其變。凌旦還以為此計得售，後悔自己“肚量”太小，只“生”了一個，仍不能和楊仲華平分秋色。乾脆再接再厲，又腆着大肚皮招搖過市，一年後陝西街劉文彩公館再傳“佳音”：凌旦一胎生了三個男嬰，加上“頭胎”，膝下共有四子，在與楊仲華的“生子大戰”中終於扭轉敗局。她所創造的，大概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不像父不像母、彼此間也毫不相像的“三胞胎”。嗅覺靈敏的小報記者，對如此天方夜譚哪會放過！不僅詳細報道，而且圖文並茂，親友莫不引為笑談。凌旦弄巧成拙，最丟臉、最惱火的當然還是劉文彩。劉文彩怕凌旦繼續遭小報記者圍追堵截，鬧出更多笑話；同時也認為有必要把凌旦弄到身邊，嚴加看管，就指令凌旦遷回安仁老家。 凌旦在成都實在是聲名狼藉， 正想找個避風港。這樣，兩人在安仁老家“團圓”了。

形式上“團圓”，實際上是“團”而不“圓”。因為彼此都已看透了對方，早年那份纏綿之情，也就如風中薄雲，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劉文彩召回凌旦，在經濟上尤其加強“宏觀調控”。凌旦素來天馬行空，哪受得了這份窩囊氣，不免怨恨不已，與劉文彩雖然還談不上反目，但對家務事，則是完全不聞不問。梁慧靈對凌旦言聽計從，在凌旦的“薰陶”下，“在安仁接幫結派，又混上了鴉片癮，變得越來越懶”，與劉文彩也就更加疏遠。劉文彩名義上妻妾成群，實際上“後宮”沒有一個知冷知熱的人。在外面他是前呼後擁，回到家卻如落進冰窖。劉文彩深感孤寒，漸漸萌生再娶之意。

便有了第三個如夫人---五太太王玉清。

歷經情海劫波，劉文彩對男歡女愛已是興味索然。這時他所物色的與其說是如夫人，倒不如說是“生活秘書”，所以他才向媒人特別強調要附近農村的女子。都市女子在他眼裡已是虛浮放浪，因而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劉文彩這次總算沒有失望。在他的四位妻妾中，最體貼他的，就是這位村姑出身的如夫人了。劉文彩的一個兒子承認：王玉清貌僅中下，外表一副老實相。這個土頭土腦的老女子，又是滿口鄉音，讓劉文彩晚年得到慰藉不少。

劉文彩也待王玉清不薄。結婚不久，王玉清娘家就添了四十畝水田，草房也被漂亮的四合院所取代。但劉文彩的這些饋贈沒能使王玉清娘家興旺起來---人算不敵天算：僅僅四個月之後，王玉清的父親和兩個弟弟相繼去世，留下一門三口寡婦。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僱工院至今仍存放着劉文彩生前定製的七具豪華棺木，均為建昌紅漆描金花棺，紅綾覆蓋。其中一具特別註明王玉清專用。劉文彩妻妾中，能享受此等“厚遇”的，僅王玉清一人。

劉文彩暮年再娶，無疑是對三位舊太太的公開挑戰。他與王玉清愈親密，這種挑戰就愈扎眼。早已暗潮洶湧的劉文彩老公館，由此更加動盪不安。

三位如夫人互相傾軋，鬧得劉文彩老公館雞犬不寧。在這場混戰中，初出茅廬的王玉清雖是眾矢之的，卻始終穩操勝券---劉文彩作後盾，誰也莫奈她何。在劉文彩看來，有王玉清為伴，晚年再無孤寒之憂，那兩位都市如夫人也就無足輕重，沒必要繼續遷就她們。對她們從此不再客氣，加緊“治理整頓”。一天早上，他把如夫人全都叫到他的房間，一臉嚴肅地說：當着你們三個的面，我給你們說好，每人每個月二十塊零用錢。夠用就好，不夠用，自己養豬、餵雞去找錢。不要拿了我的錢到處亂跑，惹事生非。凌旦聽了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梁胖則從劉文彩床頭上的錢盤子裡抓了兩個銀元，怒沖沖地轉身就走。劉文彩毫不理會她們的抗議，當月兌現。這番“經濟體制改革”，其矛頭表面上指向凌、梁、王“你們三個”，實則只是要剝奪兩位都市如夫人的經濟特權，對王玉清並無絲毫束縛之意。

脈脈溫情早就蕩然無存。凌旦和梁胖之所以戀棧未去，無非是捨不得劉文彩的萬貫家財。現在劉文彩完全撕破了臉皮，而且從經濟上把她倆捆得死死的。她倆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縱情揮霍，榮華富貴已無從談起。凌旦和梁胖萬念俱灰，與劉文彩只能是分道揚鑣了。

對離異經過，王玉清印象極深---梁胖是凌君如挑起走的。一天，我到親戚家去吃酒碗，我家婆家的一個老表給我說，他看見梁胖走了，帶了七口箱子，問我是咋的。我說我咋曉得嘛。我回去，劉文彩給我一張紙，叫給他擱好。劉文彩給我說，梁胖給他做（賭）氣。他去問梁胖啥子事，梁胖說：隨便你。我們劉文彩有點聰明，他就說：是不是你要離婚？梁胖說：是。劉文彩就說：你要離，我不留你。劉文彩是最喜歡熱鬧的人，是不想她走的。梁胖當真就要走，劉文彩就叫她馬上寫張離婚書。劉文彩說，你把你的東西拿起走，我不要你的。梁胖帶了七口箱子走，劉文彩派人把她送走的。

梁胖走後三年，她就給楊仲華寫信，說她要回來，她說兒女大了，她回來幫到一下。梁胖的手是巧的。劉文彩不要她回來。我給劉文彩說叫她回來算了，劉文彩說：她又不是哪個帶不得她把她攆走的，是她自己要走的，不要她回來。梁胖也就沒回來，以後也就不知她的情況了。

梁胖走後，凌君如藉口她媽病了，也就走了。凌君如走後，劉文彩給她寫了幾封信叫她回來，去人接她，她也不回來。

凌旦和梁胖自由了。可對她倆來說，這並不美妙。像她們那樣的女子，只有藤而沒有干，所以從來都只會依附纏繞而不可能獨立臨風。自由之於她們當然不是天堂，而只會是無邊的苦海。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梁胖悔不當初，不惜向昔日的情敵求情，仍然欲歸不能。

凌旦雖然走得那麼堅決，也沒能走進再生之地。最初幾年，她與演員王國仁打得火熱，兩人坐吃山空。凌旦年近不惑，無法重操舊業；又不願拋卻貴婦風度，屈尊下嫁。風雨飄搖之中，倍加懷念過去的錦衣玉食，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歸途。在她看來，一日夫妻百日恩，何況她與劉文彩有過那樣一場轟轟烈烈的“生死戀”。現在既然她已“幡然醒悟”，莊園中不會沒有她的一席之地。她萬萬想不到劉文彩會如此絕情。

但此後劉文彩對凌旦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凌旦還能依靠劉文彩在敘府的房租過日子。可這並非長久之計---土改時，劉文彩的全部家產都被沒收，凌旦再沒有房租可支，不得不回到中場鎮娘家自食其力，晚景非常淒涼。目擊者周少英1976年5月12日供稱：

解放前，我同凌旦的媽住的是對門，那時經常見到凌旦。解放後就只見過一次凌旦。

記得是生活困難時期，大概是1962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橋北街見到她。她頭上戴了個爛草帽，穿了一身很爛的藍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討飯。她還搞了些破爛，賣糖、賣包子（五角錢一個），跟一個陳四姐在一起。

我見到她，看見她那個樣子，很驚訝。我問她：“你咋變成這個樣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發劉文彩，說不定政府還會給你個事情干呢。”她說，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並向我撒謊說，她從敘府來，錢包丟了，沒法，只得討飯，晚上住在火車站候車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車站，能討飯，哪裡有錢呢，說明把錢包丟了是扯謊。由於我們過去認識，她就在我們這裡住下，當時我們住在青石橋北街36號劉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劉婆婆家（劉婆婆已經死了），搞了個地鋪住上。住了幾天，我們大夥給湊了一些破爛，如繡花枕頭等，她拿走了，去擺攤子，以後就再沒有來。

第三如夫人王玉清，同樣飽經風霜。劉文彩剛剛“出土”，她就成了“牛鬼蛇神”，與劉文彩同台亮相。1959年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專辟“王玉清寢室”，其解說詞云：劉文彩把他的寵愛集中到比他小三十多歲的王玉清身上。王玉清喜歡吃鴨，劉文彩命他的廚工每次宰殺三十多隻鴨子，取下來用人奶文火煨給她吃。王玉清吃飯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窩湯。

60、70年代，有兩個中國女人的生活細節最為公眾津津樂道。一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用牛奶洗澡”的傳聞，再就是劉文彩愛妾王玉清吃鴨腳板的傳聞。在那個欲求溫飽而不可得的匱乏年代，這當然是暴殄天物、奢糜無度的範例。時至今日，遊客訪晤王玉清，“吃鴨腳板”仍是他們提問的熱點。對此，王玉清啼笑皆非。她說：吃鴨腳板的事是有的，但並不是為了奢侈。像當時劉文彩這樣富有的家庭，吃鴨子是常事。恰恰他家的公子、小姐都不吃鴨腳板，一是怕髒，二是嫌沒肉。我是從農村來的，捨不得把鴨腳板都倒掉，每次就留下來吃了。四川人都會養鴨子，哪個會把吃鴨腳板當享受呢？

回憶自己的後半生，王玉清沒有哀怨，而是異乎尋常的平靜。她說：劉文彩埋沒幾天就解放了。我們一大家人的生活是劉文輝幫助的。有時劉元華的媳婦到她娘家去拿點針線活路來做。我幫別人改點衣服，做鹹菜賣。我賣過一段時間的紙煙，織過紗布，解放一年多去讀過識字班。這樣過了四年多，人家給我介紹（四川省）文史館的姜聞山。祖重山說的媒。祖原是在二十四軍（防區）當縣長，解放後收荒，他的女跑會府街做生意。祖他們認識文史館的陳老師，他們跟陳老師的女人好，他們說起的。姜聞山是辛亥革命人士，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的。我和姜結婚時，我四十幾歲，姜已六十幾歲。

王玉清與姜聞山沒有多少感情可言，姜聞山雖然沒有給她愛，在她卻是不可或缺---姜乃辛亥宿老，文革前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他蔭庇，王玉清雖已“臭名昭著”，但人身還未受到傷害。1964年姜聞山病逝，王玉清就成了曠野中一棵無助的孤樹，聽憑摧折。1965年11月28日，成都市慈惠堂派出所通知她：“這兒沒有你的戶籍，你回大邑去吧。”“沒有戶籍”不過是個由頭，主要原因還有政治的。其時，泥塑《收租院》已大紅大紫，莊園陳列館廣場上頻繁舉行的鬥爭大會，需要她現身說法。她必須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跪”。王玉清就這樣被趕回蔡場老屋，當了二十多年的活靶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階級鬥爭的大幕落下了， 王玉清的活靶子生涯到了頭。

1980年摘除“地主”帽子，加入了公社社員行列，還當上了五保戶。現在定居安仁鎮， 孑然一身。當地政府每月補貼的120元錢，就是她的全部收入。在一間簡陋至極的平房裡，天天面對佛像，虔誠地念叨“阿彌陀佛”。

劉文彩夫人楊仲華30年代初遷居成都，與劉文彩的關係一直是若即若離。娶了王玉清，劉文彩對她更冷淡，一年到頭難得去幾次成都，去了也只住兩三天。見面很少，可說是咫尺天涯。只有一次朝夕相處了一個來月，還是因為日機空襲成都，楊仲華不得回老家避難。那段時間，劉文彩把煙具拿到楊仲華房間，天天和楊仲華一起燒大煙，對楊仲華算是以禮相待，實際上很不耐煩，常在背後抱怨：她咋個還不走喔。

彼此都是敷衍，彼此都是活受罪。

楊仲華母子在成都的生活費用、教育費用，全部源自劉文彩在成都郊縣的田租（每年約有千石黃谷）。30、40年代，寓居成都的劉氏家人大多有小汽車；楊仲華也有一輛，卻是出廠近二十年的老爺車，發動機都讓人拆走了，根本不能使用。楊仲華覺得很失面子，囑孩子們回老家時向劉文彩說項，給她換輛新的。劉文彩總是回答說，修新公館開銷太大，過兩年再說。可新公館剛剛落成，文彩中學又開了工，劉文彩手頭更緊，不但未如約買車，反而把楊仲華名下的田租收走了一半。楊仲華也無可如何，買車之說從此不提。

關於楊仲華的後半生，她的一個兒子回憶說：楊性好善，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千斤，施捨貧苦。四十歲後開始學佛，念經吃素。此時除親友中有重大事情外，不再出門應酬。

解放時，由於劉（文彩）剛去世，所有家屬都弄不清財產情況，成都的家和老家在劉文輝起義後，都遭到蔣幫潰軍的洗劫，因此，民主改革時期各項經濟任務（公糧、退押、補稅等等），全壓在她的頭上，困難重重。而王玉清則因外相老實，又是老夫少妻，一般總認為是強迫婚姻，反而得到同情和寬大。楊把成都家產應負擔的任務，羅掘俱空地完成了後，還要她負起劉（文彩）的整個家產應盡的任務，弄得焦頭爛額。後來還是在重慶的劉文輝知道了，慨然把欠數擔了過去，楊才得以鬆口氣。

楊仲華……由於早婚多育，本來身體就不大好，又受凌（旦）事（件）的刺激，健康更差。在敘府時就常以鴉片療疾，逐漸成癮。

1937年為了三兒子的耳病，下決心戒了煙（在那醫藥落後的年代裡是很痛苦而且危險的事），帶三兒子到平、滬求醫，不料治病無望，反而碰上“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抗戰”，被困在平、滬近兩個月，擔驚受累地逃難回家，身心更是大大受損。此後大病小病常年不斷。

解放後，遷往善堂的一間偏房裡，每天拐着兩隻改組派的小腳，往返步行二三十條街，到女友家的縫紉組去攬些零活維生。枉自有眾多子女，卻無一個可以依靠的。

……

四兒子在起義部隊改編後，編入進藏部隊作戰士，楊仲華因此才有個軍屬的光榮，不無慰藉。1953年一次舊病臥床，心跳突停。如果醫療條件好，也許能搶救過來，但那時一切都談不上，就此去世，年僅五十三歲。綜其一生，枉在富貴之家走一趟。

四位妻妾，沒有一位不受劉文彩拖累，歷盡磨難。倘若她們嫁到普通人家，過男耕女織的平常日子，未始不能與夫君白頭偕老。卻和劉文彩結緣，終為劉文彩所誤。可見富貴並不僅僅是浮雲，有時簡直就是陷阱。

在私生活方面，劉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聲色犬馬，眠花宿柳，用之於中年劉文彩，可說十分貼切。這不只怪。富貴思淫慾，是中國暴發戶的通病。劉文彩不過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權力和財富所腐蝕，不被惡濁的社會生態所同化，不沉溺於聲色犬馬，這無異緣木求魚。

解放前夕，劉文彩撒手人寰

1947年，劉文彩六十歲，年歲不算太大，但身體狀況已是危機四伏。

劉文彩病情加劇， 始自1948年2月。那天他從街上回來，一路上腹部總是隱隱作痛。剛剛跨進井坎門，一股血腥味突然往上涌，眼前頓時一片漆黑。他急忙扶住門框站穩，“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從這天起劉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西醫診斷為肺病。但劉文彩不相信西醫，拒絕入院治療，只讓中醫到家裡來把脈開方。病越拖越重，到了1949年春，劉文彩不能不承認在安仁已經沒有治癒希望，這才同意去成都求醫。帶上王玉清，傭人和一個廚子，乘轎子赴蓉，經過雙流縣擦耳鄉，曾到“全福社”舵把子、著名的“紅色袍哥大爺”徐茂森家裡拜訪，一起吃了頓飯。到成都住在文廟后街公館。

文廟后街公館有幾套四合院，一個網球場，一間車房，還有一套花園洋房。四合院堂屋兩邊廂房，一邊是楊仲華寢室，一邊是劉文彩兩個女兒的寢室。洋房有兩層，一樓用作幾個孩子的教室，二樓用作老師宿舍。劉文彩來了之後在洋房一樓大廳住下，王玉清就住在隔壁。仍然只請中醫看病。據王玉清回憶，那段時間劉文彩的感情變得特別脆弱，梁胖和凌旦早就走了；楊仲華不打照面；幾個孩子各有各的事，隔三差五來探望一次。親屬中只有王玉清天天陪着他。劉文彩很傷心，“經常愛哭”。住在成都，看病拿藥方便得多，病情卻沒有絲毫緩和。1949年10月17日清晨，文廟后街公館的樹上站滿了烏鴉，淒涼的聒噪，一陣緊似一陣。劉文彩早就醒了，聽着窗外烏鴉的叫聲，一種不祥的預感越來越強烈。那天早上廚子照舊送來稀飯鹹菜，劉文彩一口也吃不進。劉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沒心思吃，公館的氣氛顯得分外壓抑。在床上躺了一陣子，劉文彩不耐煩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

誰都拗不過他，只好派人叫來兩輛小轎車、一輛吉普車，準備啟程。此前，劉文彩早已命隨從楊孟高執筆，立下遺囑。遺囑規定，原先在成都湖廣街給王玉清買的那套院子，還是歸王玉清；另在安仁街上劃出一套獨院、十二個鋪面給王玉清。楊仲華不高興。楊孟高私下勸她：這有什麼，幾個兒女都是你的，除了王玉清那點東西外，其餘東西也都是你的。楊仲華這才稍稍寬解。

奄奄一息的劉文彩，已經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幾的個子，連羸弱的王玉清都可以抱上抱下的。大家小心翼翼把劉文彩抬進小轎車，劉文彩靠在傭人身上躺着，臉色蠟黃，雙目無神。車開得很慢，開到離成都二十里地的簇橋，劉文彩突然發作，昏厥了過去，怎麼喊也不答應。大家嚇壞了，怕他死在路上，車隊回頭又朝成都開。

王玉清則回安仁拿早先準備好的壽衣和棺材。車開進文廟后街公館，開到花園前面停下，幾個人把劉文彩抬出來，放在台階上的一張椅子裡。劉文彩本來處於半昏迷狀態，這一抬把他驚醒了。他睜開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並沒有回到安仁，輕輕嘆了一聲，然後頭一偏，斷氣了。因劉文輝反蔣起義已到最後關頭，當局強化了對劉文輝及其家族的監控。所以劉文輝一再囑咐不要太過鋪張，以免驚動當局。在成都辦的喪事也就談不上什麼排場。楊仲華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請和尚為劉文彩念了一個多月的經。隨後將劉文彩遺體運回安仁。這時已經是1949年10月。

劉文彩遺體運回安仁，先陳放在文彩中學禮堂，在妻子兒女淒切的哭泣聲中，豪華棺木緩緩沉入墓穴。從安仁鎮到墓地，擠滿了圍觀的鄉民。萬眾矚目下，劉文彩逐漸從世上消失了。他是和他的時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個時代是典型的亂世，而他則是一個典型的亂世奇才。他和劉文輝固然是兩位一體，但他的性格與劉文輝卻是迥然不同---他遠不像政治家劉文輝那樣張弛有度和善於變通，更多江湖遊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羈。所以，他只能在亂世中找到生存空間和用武之地。

結語：劉文彩，畸形社會裡的畸形產物

“劉文彩”這三個字在49年之後，是作為“萬惡的地主階級”的代名詞存在的。四川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裡的劉家地主《百罪圖》、《收租院》以及水牢等展示，對這一代名詞起到了巨大的強化作用。儘管時過境遷，水牢之類展示已被證明子虛烏有，但這並不足以重塑劉文彩的個人形象。畢竟，考察劉文彩的一生，於國計民生所作的貢獻顯然是乏善可陳的，甚至連造福鄉里似乎都沒有做到。毫無疑問，劉文彩的一生，是極盡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也許遠沒有宣傳口徑里那樣的酷虐，但其官商一體的煙土貿易，以及收羅袍哥黑白兩道通吃等行徑，貽害百姓的程度顯然要遠遠超過《百罪圖》、《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官商一體，橫跨黑白兩道的劉文彩，實乃近代畸形社會所孕育出的一頭畸形恐龍。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團，雖非中國近代地主集團的主體，但其社會能量之大，對社會為害程度之深，卻顯然首屈一指。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劉文彩身後遭受嚴厲批判並非沒有道理。只是將近代官僚地主的一般行為模式普遍化看成中國近代地主的一般行為模式，則不免有擴大化的傾向。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

本文核心內容出自《劉文彩真相》，作者：笑蜀 出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