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關鋒戚本禹：“文革”三大干將的人生結局

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響噹噹的知名人物。然而，當真理最終戰勝了虛妄，理智最終戰勝了狂熱，伴隨那場“紅色風暴”過後，他們的人生結局如何，卻鮮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號“大筆桿子”——王力

王力在進中央文革之前，就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參與寫“九評”而有名氣。中央文革成立時，在中央文革內部，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時，說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號“大筆桿子”，一點也不過分。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14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9年3月，由谷牧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任中共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主編。在此期間，他寫過一本小說《晴天》，始用筆名“王力”。抗日戰爭勝利後，王力先後擔任了華東局駐渤海區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土改幹部訓練班主任等職。後任中聯部副部長。

調到中聯部，特別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後，王力受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談判。他曾經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重視。王力不光在做實際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筆桿子比較硬，曾經參與寫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王力參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並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進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實際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幹將。他的眼裡唯有江、康二人，而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思想和行動拉開了距離，對陶鑄（後來進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幹部的話則根本不予理睬，這是他最後“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發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對他十分不滿了。但王力卻不知進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各條戰線都製造出一種“亂”的局面。

周恩來通過王力在8月7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的講話，認定王力是壞人。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賞識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陳伯達與王力的關係，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時，周恩來當時還不了解毛澤東對王力鼓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到底是個什麼態度。因此，周恩來沒有急於表態。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動下，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行動，更堅定了周恩來對王力的認識。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他在同楊成武談話時，談了他對近來全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還特別談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談話，談了關鋒起草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所提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他對楊成武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後來說過，他當時已經認定王、關、戚是壞人，他們這些“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83頁）周恩來還把王力8月7日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

王力在北京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並鼓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在上海的毛澤東也知道了。此時，毛澤東已經認識到：王力這樣鬧，其動機是有問題的。

8月25日，周恩來同楊成武談話之後的當天上午，楊成武即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了楊成武的匯報之後，雙眉緊鎖。他讓楊成武去休息，說自己要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把楊成武找來，對他說：“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楊成武安排好飛機後，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楊成武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說完，把楊成武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史料見楊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43—45頁）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做出的對王、關、戚抓兩個、看一個的重大決策。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即乘飛機飛往北京。當天到北京後，立即趕赴釣魚臺，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聽後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當時，周恩來考慮到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成員，抓他們不是一件小事。經過深思熟慮，周恩來決定先爭取一下陳伯達，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這樣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做好這些事情後，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中央要開一個小型碰頭會，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然後，周恩來讓秘書在釣魚臺安排十幾名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守候在會場外，準備執行帶走王、關二人的任務。這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準時在釣魚臺召開，周恩來主持會議。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來參加會議了。雖然不久前有毛澤東批評《紅旗》雜誌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事情發生，但王、關、戚並沒有感到有太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把責任都推到了林傑身上，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照樣鼓動造反派們搞動亂，絲毫沒有收斂的跡象。他們並不知道，這一天是他們政治生命結束之日。

會議開始時，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定。接着，周恩來照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讀。隨後，周恩來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讓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請假檢討”，是周恩來經過考慮之後發明的一個詞。周恩來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或者“關押”比較合適。聽到周恩來宣布之後，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由於周恩來宣布的是毛澤東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這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衛局的戰士走進屋子裡，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請假檢討”後，先是被關在釣魚臺2號樓軟禁。生活待遇還是很好的。在那裡，每天都有專人給他打掃衛生，還有醫生定期來給他檢查身體。他並沒有勞動任務，只有“寫檢討”的任務，因此，他在2號樓過了一段清閒的日子。使他難受的是，他不能打電話和以其他方式與外界聯繫。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除了讓他繼續“加深認識”、“繼續寫檢討”外，還告訴他，中央決定：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當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里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這座別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沒有變，還允許他帶一些書籍在那裡看，但同樣不允許他同外界聯繫。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節前夕，按照中央的決定，王力被關押進秦城監獄，在這裡，不允許他看報紙和書籍，他住的房間只是兩個木凳架上的一塊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條他與眾不同，毛澤東發話：“不准提審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時間裡，他沒有被提審過，也沒有被宣判犯有什麼罪。但他的黨籍被開除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進行審理，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剛出來時，組織上把他安排到北京萬壽路的部長樓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時間後，感到不滿意：門口有人站崗。於是王力提出要遷居。1984年，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里，共給他兩套房子，很寬敞。王力和老伴，還有一個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組織上還發給他足夠的生活費用。平時，王力喜歡讀書，還動筆寫一點小文章。

從1982年以來，王力一直過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書店裡，常常能看見他的身影。一些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去訪問他，他總是比較客觀地介紹那時的情況。他的口才仍然很好，頭腦也清楚，記憶力很強，2003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發現患有胰腺癌，並且已經擴散。雖然經醫生多方治療，還是沒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享年75歲。

紅衛兵口中的“中央首長”——關鋒

關鋒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於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雲縣。1933年，剛剛14歲的關鋒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年僅19歲的關鋒，擔任了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由於做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歲那年，改名為關鋒。自那以後，“關鋒”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國共產黨在山東省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得到發展壯大，在後方建設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幹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當年，關鋒被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他始終在我黨的山東根據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黨校在山東省成立了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關鋒擔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那個時候，關鋒能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長，地位和職務都是很重要的。更為難得的是，中共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的位置，給關鋒進一步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平台。那時的關鋒，以筆桿子見長，經常寫作和發表文章。他的文筆活潑，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針，而且寫得有深度。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論家、“筆桿子”的注意。1956年，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時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諮詢、參謀機構，是中央眾多“筆桿子”的聚集地。如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人，都在那裡任職。關鋒能被借調到這樣重要的機構里工作，已經不是簡單的事情了。這說明，中央看上了關鋒，也預示着關鋒今後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關鋒成了“左派新秀”。關鋒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創辦《紅旗》雜誌。關鋒被調到《紅旗》雜誌，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後來又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漸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決定在中央成立一個專門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他已經成為“中央首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都這樣稱呼他，他的講話，也被稱為“中央首長指示”了。

但關鋒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較大的事情，還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並主持起草有“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八一社論”。但恰恰是這件事，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軍報》的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就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經查，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比較早的文件。可以說，關鋒是“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發明者之一。關鋒起草完這個《宣傳要點》之後，報送給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轉送給林彪，林彪在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這樣，“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全國範圍內提了出來。這一口號造成了很大混亂。此後，紅衛兵組織和各地造反派組織中就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這直接衝擊了毛澤東關於動用解放軍“支左”以穩定全國局勢的部署。成為引發武漢“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漢“七二O事件”發生後，已經到達上海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經對過“左”的做法產生了疑問，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已開始表露出了不滿的情緒來。但關鋒並未認識到這一點，他還繼續按照他“揪軍內一小撮”的認識來行事。7月，關鋒主持起草“八一社論”，他拉來的具體執筆人是林傑。8月1日，這篇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公開發表了，並且立即在全國引起震動。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們北上、南下串聯，聯合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剛剛通過解放軍“支左”而稍有穩定跡象的局勢，又被搞亂了。

這篇社論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8月上旬，毛澤東在上海看到這篇社論後，在這篇社論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很顯然，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不能容忍。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很快就傳到了中央文革小組那裡，引起了這幫“左派”大員們一陣驚慌。本來，在擬定新華社電訊稿時指示要寫上“揪軍內一小撮”的康生否認自己說過這句話，簽批這篇“八一社論”的陳伯達趕緊把責任往下邊推。執筆人林傑當然在劫難逃，而關鋒作為主持起草這篇社論的人，推不掉責任。

推不掉怎麼辦？趕緊“轉向”。這時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在“轉向”。關鋒是與江青一起“轉向”的。但是，關鋒與眾不同，他畢竟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人，他已經引人注目了。此時轉變，為時過晚，毛澤東已經把目光鎖定在“王、關、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關、戚”是壞人，並且首先提出要解決“王、關、戚”問題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在堅定了對“王、關、戚”的認識後，找到楊成武談話。以後就發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澤東對“王、關、戚”的問題做出了批示，周恩來召開會議宣布了毛澤東的指示，關鋒和王力一起被“請假檢討”了。

關鋒“請假檢討”後，先是被關押在釣魚臺2號樓。那裡條件很好，他和王力原來的生活待遇沒有變。1967年10月，關鋒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別在兩座別墅里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生活還算是平靜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決定，關鋒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關鋒的黨籍被開除了。

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考慮當時的各方面情況，中央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原來的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

關鋒被放出來後，一直住在《紅旗》雜誌（現在的《求是》雜誌）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於關鋒仍有公民權，也就有寫作和發表文章、著作的權利，因此，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開始了他一生所愛好的寫作。

已經進入老年的關鋒，每天讀書、寫作，顯得和年輕時一樣勤奮。他以“古棣”為筆名，接連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學術專著三部，同時還發表了不少論文。當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採訪他時，他說他自己目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他的書房兼臥室里堆滿了書，各種各樣的書都有。在關鋒的書桌上，放着一疊手稿，手稿上的字跡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覺、運動、鍛煉身體外，就是關在屋子裡埋頭研究學問和寫作。幾年來，他已經寫作、發表了三四百萬字的學術著作。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願意再回首。他公開講，對於“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他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謝絕。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時，他都迴避不談。

“文革”中“戚大帥”——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是，他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祖籍是山東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長大。那時，黨在上海各中學裡建立了不少地下組織，戚本禹所在學校里也有了黨。這就使戚本禹有機會接近黨的地下組織。後來，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做了許多重要工作，成為當時青年人中積極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由於戚本禹年輕（當時只有18歲），有文化（高中生），他入黨不久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無論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還是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戚本禹的表現都很好。他學習刻苦，工作認真，受到表揚。他平時愛寫文章，而且文筆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澤東的筆法，又帶有些魯迅的風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時，很受中央一些“秀才”們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觀點。他把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說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並且用當時“左”的政治觀點對歷史問題進行臆斷，給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謂一“文”驚人，立即在文壇上激起了千層浪，引起了很大反響。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歷史學界圍繞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展開了討論。一開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來自歷史學界的廣泛批評，在社會上也受到很大壓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狽。正當此時，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贊成戚本禹的觀點，並在文章旁邊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毛澤東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澤東寫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歷史學界傳開了。歷史學界的風向一下子就轉了過去，出現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贊成戚本禹觀點的聲音。戚本禹趁勢而上，又寫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一文。

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澤東的眼裡，在中央一些理論家、大“筆桿子”眼裡，戚本禹不再是只會辦一點具體事情的幹部，而是有理論水平，對歷史問題有研究的理論家、“筆桿子”了，連毛澤東的大秘書陳伯達和自稱為“理論家”的康生，也對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組長均由比較有名氣、有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擔任，而毛澤東又十分喜歡研究歷史，對歷史組特別重視。戚本禹能成為歷史組的組長，在當時已經非同一般了。這預示着戚本禹今後騰達有日了。

1965年，毛澤東出於反修防修的良好願望，已經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沒有找到突破口。此時，江青到上海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經過秘密醞釀，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這篇文章發表後，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並沒有積極響應這篇文章，這使毛澤東極為不滿。正當此時，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並且確實摸到了毛澤東思想脈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上發表。這篇文章的矛頭直指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五人談話，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接着，毛澤東談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毛澤東還點名批判了吳晗和翦伯贊，他說：“什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毛澤東的這番話，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們批判吳晗和翦伯贊，政治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戚本禹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與江青、張春橋、關鋒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開這次會議時，田家英已經被實際上解除了職務。按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已經成為實際掌管中央機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秘書，因此，戚本禹成了這次會議上被大家注目的焦點人物之一。各地的黨政幹部都知道，今後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反映意見，要通過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動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氣揚，每日昂首闊步，氣宇軒昂地來參加會議，對那些地方大員，也不放在眼裡。連當時賞識他的江青也說：“戚本禹眼睛長在額頭上，朝上看。”

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會議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的。在這次會議上，戚本禹被毛澤東選中，列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之一。

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長。面對全國動盪的局勢，毛澤東從1967年3月起，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國局勢進行了重新估量，決定動用解放軍採取“支左”的辦法，對混亂的局勢穩定一下。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O事件”。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特別是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和積極鼓動者之一，而且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決“王、關、戚”問題的，就是周恩來。

早在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並衝擊朱德住宅時，周恩來就已經覺察到王力、關鋒、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來找到楊成武談話，提出了要解決“王、關、戚”問題的意見。楊成武當天飛往上海，向在那裡的毛澤東匯報。楊成武當天飛到上海後，向毛澤東匯報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後，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

但是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他一下。按照毛澤東決定對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爭取一下”的想法，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可是戚本禹並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之後，抱有一絲僥倖心理，以為毛澤東過去很賞識他，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的。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關鋒了。他給毛澤東直接寫過揭發批判王力、關鋒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初期製造動亂負有更大責任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了逃避責任，把一切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戚本禹明白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意圖後，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毛澤東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關鋒一頓，還在信中還自我檢討說：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裡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指關鋒、王力）二同志。”

毛澤東的批示，並未肯定戚本禹的檢討，只是淡淡地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可見，毛澤東對戚本禹的信並不認同。而對戚本禹更為不利的是：過去對戚本禹“讓三分”的陳伯達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發，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了，此時，距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後不滿5個月。

戚本禹雖然是後被“請假檢討”的，但卻沒有王力、關鋒那麼幸運。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後，與林傑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後來，才慢慢地准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隨着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鬥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淡忘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特別是黨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後，人們才又想起了當年的“王、關、戚”三人。重新審理後，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從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釋放後，戚本禹被安排做一點工作。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里。在那裡，他每天房門緊閉，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寫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許多手稿和無格的白紙。據去戚本禹辦公室採訪過他的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採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採訪時，神態自若，頭髮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戚本禹說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現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職務。據見過他的人說，他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801/0104_335_3524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