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陳小雅答問（3）：不信毛澤東髮妻被父占有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29日14:52:3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英國記者肖特《毛澤東傳》中文版中說，他1999年5月在韶山的採訪得知毛和父親關係不好，懷疑是因毛父占有了毛的髮妻為妾。但陳小雅說，自己父親與毛的同學、親戚、戰友尤其是母家人一直有密切來往，據過去的研究和她自己考證的結果所得到的資料，都不能支撐肖特的猜測 ◆陳小雅／高伐林 （續上篇）毛和父親關係不好是因髮妻被父占有？ 　　高：你對史料的取捨，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什麼？為什麼？ 　　陳：這要看你具體指的是哪個問題上引用的什麼史料。比如，我論證了《水滸》與毛澤東的道統關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不僅愛看《水滸》，而且愛看《三國》、《紅樓》等等，為什麼我就採用了他論述《水滸》的資料，來說明他繼承的“道統”呢？這裡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毛自己對這些書分了類別，他說《水滸》是政治小說，《三國》是歷史小說，《紅樓》是社會小說。對於政治是“帝王將相”的專利，文學是“才子佳人”的花園，毛是不滿的，他從小就有要翻過來的願望。而《水滸》滿足了他的願望，是為造反者立碑樹傳的書。此其一。 　　其二，《水滸》中間有“道統”。替天行道，就是先秦思想家定義的政治家的責任，“革命”一詞就是從中生發出來的。此外，《水滸》凝聚了成書前一百多年間農民造反的經驗故事，而建立第一個農民起義王朝的朱元璋，就是繼承這個道統登上歷史舞台的。所以，我單單論證了《水滸》與毛澤東的道統關係。 　　高：我注意到，你基本上沒有提到肖特的《毛澤東傳》（中譯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是這樣嗎？是否有你的某種考慮？ 　　陳：我是在很封閉的條件下做學問的，對於夠得着的資料，我都是很珍惜而不隨意捨棄的。而且我願意相信人。對於人們之間發生的矛盾分歧，我總是力圖做出合理的解釋——你從我的書中肯定也能發現這一點。肖特的《毛澤東傳》，我大概遲至去年（2004年）秋天才買到，那時，我的上篇基本寫完了，下篇完成了大半。所以，只在書中幾處註解里討論了他的觀點。比如，肖特注意到毛和父親的關係不好，毛的母親不住在自己的家裡，他懷疑這是否因為毛父占有了毛的髮妻為妾？據他交代材料的來源，說是得自“1999年5月在韶山的採訪”。 　　據過去的研究和我自己考證的結果，毛澤東父子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是長沙搶米風潮。毛澤東主張搶米，而毛的父親正好在作大米販運生意，而且在米店裡有股份。這是利益的尖銳衝突。毛澤東的髮妻羅氏死於1910年春節，其時，毛澤東還在韶山念書，沒有離家，父親如何可能占有他妻子呢？而且毛的母親是在毛離開家到省城去好幾年後才離開他父親的。此時羅氏已經死了好幾年了。這些都不能支撐肖特的猜測。 　　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劍橋大學畢業，“文革”結束後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駐北京記者站首任站長，娶了一位中國妻子。1999年，他的793頁MAO：A Life英文版在英、美出版，後被譯成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據稱肖特為此投入六年心血，走遍韶山、瑞金、遵義、延安等地。《紐約時報書評》《星期日泰晤士報》給予好評。中文版2004年1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書未按從傳主出生寫到去世的“正傳”寫法，起點是1934年紅軍長征，那年毛澤東41歲。 有足夠理由不採信肖特的“重大發現” 　　另外，我父親讀小學時是毛澤東的同學夏在伯的學生，父親讀中學，又是毛的表兄王季范和文運昌的學生，他和郭亮、李立三、蕭勁光、曾慶紅的父親曾三都是校友。而且他廬山會議之前在湖南省委當職多年，“文革”中有一段時間被安置回湖南。他與毛的母家人一直有密切的來往。毛澤東寫給表兄文運昌的信中，還提到我父親的名字（原件陳列於中國革命博物館一個單獨的玻璃櫃，後收入《毛澤東書信手跡選集》，《毛澤東文集》等書，中央文獻研究室對我父親的身份都加了注）。1962年我父親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罪名平反以後，我們舉家遷回省委大院，鄰居之一就是毛澤東的侄子毛華初（大概是毛澤覃的髮妻收養的本家孩子）。我清晰地記得，毛澤東回湖南時還把他們全家接到賓館住了幾天。……按理說，“父占子妻”這類“逸聞”最有可能保存在毛澤東母家人的記憶之中。為什麼這麼重大的情節，我們會毫無所聞，而在那麼遲被一個外國人刺探到了呢？ 毛澤東給夏在伯的信手跡。（陳小雅提供） 　　有人可能會歸結為毛的專制壓迫這麼多年，把真相掩蔽了。其實，中國民間這種地下傳播的渠道從來不可能完全封閉。而且，在那個時代，男人娶妾是合法的，雖然變法維新的空氣已經傳播到鄉村，但娶妾依然不悖風俗。如果毛澤東的父親娶妾，是一定會被記錄入族譜的。毛氏家族對毛澤東的三次婚姻尚且不迴避——族譜把羅氏列為毛澤東的“原配”，把楊開慧列為“繼配”，把賀子珍列為“再娶”——有什麼必要為毛澤東的父親，一個人緣緊張的吝嗇老頭“諱過”呢？況且，娶妾是公開的事，娶了就要在大庭廣眾下生活，毛澤東的父親在1920年（也就是妻子去世的第二年）去世後，這個小妾到哪裡去了呢？其時，毛澤東的弟弟掌管家庭大權，他是如何安置自己這個“後媽”的呢？……在一個外國學者眼裡，中國農村的事本來就是一種遙遠的、迷迷糊糊的事情，一個人的存在或不存在，可能處在一種“蒸汽”狀態中；但對於這個人的鄉親、對於她的家人來說，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為什麼這個人就沒有人見到過、提到過呢？ 　　鑑於此，我認為肖特的這個“故事”有很大的水分。但我對任何“重大發現”都不會輕易棄之不顧，如果不能對肖特的“水分”做出合理的解釋，我仍願意存疑而保留之。我設想，肖特1999年在韶山真的找到過一位“知情者”，而這位知情者如果是一個1900年出生的人，他至少在羅氏去世時已有十歲，到毛澤東母親去世時已有19歲，在毛順生去世時整20歲。而到1999年見到肖特時，他應該已經99歲了。我們姑且相信，肖特真的有幸能見到這樣一位知情人，但這位老人究竟對他說了些什麼？這是我對此留下的疑問。 從江青的一段回憶依此類推 　　事有湊巧，我在考察“《紅都女皇》案”時，碰見了這樣一件有趣的事。據說，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敘：江青對她說，自己1937年到達陝北洛川時，正在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出動，歡迎了她，同她握手。 　　這個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真實。但究竟是江青說謊，還是維特克的記錄有問題呢？一般人很願意相信是江青說謊，轉述這件事的葉永烈也說是江青吹牛。有人則認為，江青不一定吹牛，因為丁玲到保安時，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那個偏僻的地方，一幫武夫，沒見過名女人嘛…… 　　我不敢輕信任何一方，於是去查找了對江青十分反感的張穎的記錄。結果，同時在場、負有記錄責任的張穎筆下根本沒有這些情節。但是我相信，維特克是一個學者，她不致於憑空捏造。但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後來找到一位當時參加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的回憶錄，一看，我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了： 　　原來，那次會議閉幕，大家走出會場時，剛好看見江青乘坐的車也到達了那裡，因為與江青同行的徐明清，要在那裡與參會的丈夫王觀瀾會合，在那種情況下，徐明清把江青介紹給大家，有人與她握手，是毫不奇怪的。從張穎披露的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全部記錄看，我認為，完全有可能江青是按照這種實情敘述的。但是，對於中文聽力不太好，又被江青所謂“西北戰場”的敘述——那本是江青戲弄周恩來隨從的一個“狐狸陣”——搞得昏頭脹腦的維特克，完全可能因一時走神，記錄得不完全，而在復原整個過程時，把那個場景想象為對江青的盛大歡迎了。 　　我認為，肖特在韶山，完全有可能陷入同樣的境況。首先，他自己的中文聽力怎麼樣？他的翻譯的素質怎樣？英語翻譯水平，對口音濃重的湘潭話的理解力怎樣？社會歷史知識怎麼樣？都要打個問號。而這幾個方面，只要一個方面不得力，記錄就有可能發生偏差。 　　以後，我又聽向我推薦肖特《毛澤東傳》的王友琴來信說，該書中文版把 “鄂豫皖”翻譯成“鱷魚灣”，因此，我已經有足夠理由不採信肖特的“重大發現”了。我的那條註解，看上去只有十幾個字，實際上我是經過一大圈考證，才寫下那十幾個字的。我何必費事去下這麼多功夫呢？採信一個聳人聽聞、又有出處的“重大發現”，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損害，相反可能會增加書的發行量，我為什麼不用呢？ 　　——因為，我不能。 腿腳的功夫同“腦子的功夫”結合 　　高：這就是說，通過訪問獲取材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腿腳和耳朵的功夫應該同“腦子的功夫”結合起來，東西方學術兩種方法應該結合…… 　　陳：完全正確。西方人的社會學調查方法與歷史研究結合，有比較長的時間，也出了豐富的成果。這可以說是他們的傳統。尤其是西方學者治中國史，他們不肯採信中共充滿謊言的“正史”，只希望我們拋“料”給他們。這就把希望得到西方學者提攜的中國的助教們和希望到西方留學、訪問的學生、學者們引上了一條重視調查、訪問之路。其實，中國老一代歷史家從來就不反對或偏廢這種方法。只是這麼多年被黨文化壓制，無須在黨的口徑之外尋找證據，把一代人的學風搞壞了。所以，在新的一代中，重新培養和訓練這種學風，是十分必要和可喜的。但這一部分人又發生一個偏向，以為“實錄之外無學問”，並且譏諷和嘲笑另一種方法，用自己的尺子去量別人，媒體也跟著表現出親疏，這就偏頗了。 　　其實，正如張戎對金鐘先生所說，搞材料根本離不開“腦子的功夫”。他們在俄羅斯圖書館裡，時間不可能很長，那麼多的材料，取捨什麼，採信什麼，如何順藤摸瓜，在邏輯斷裂處建立起一條虛線——即建立“假設”，一點也離不開研究的功力。如果是一個沒腦子的人進去，至多給你編一本《××資料大全》出來。 　　另外，辨析和證實、證偽工作，也是以大量的腿腳功夫和信息量為基礎的。搞社會科學，沒有一定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的人，是搞不出名堂的。或者說，搞出來的東西別人看不懂，沒有共鳴。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想就是這個意思。 看毛澤東的“經濟視角”及其它 　　高：《中國“牛仔”》這本書是否有出外文版的打算？對外國讀者，你覺得有什麼與對中國讀者不同的針對性？你的書與張戎的書，一中一英，基本上同時出來，你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陳：我不熟悉國外的現狀，因此無法判斷這件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自己是想寫給中國人看的，之所以有時提一點外國的事，主要是為了把時空參照系拉開。但我覺得，外國人不妨通過《中國“牛仔”》，了解一下中國史學的一個品種——考據學——的現代成果。我還沒有看過張戎的書，不便評論。但她對採訪記者說的一句話，我有同感。她說，我能做這件事，所以做了。也就是說，是一個知識分子在做自己份內的事。對於這代人來說，我想還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在我們入土之前，對給與我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做出評判。 　　高：你對於海內外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如何評價？你認為有什麼值得重視的成果和缺陷？你寫這本專著，是否有對於海內外毛澤東研究做某種傳承和突破的考慮，是否有對海內外毛澤東研究的某種針對性？ 　　陳：“毛澤東研究”這個題目太大了，我不可能作全面的評價。在“毛澤東主義”一章中，我對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毛研狀況做過一個概括，我認為，也許是受中共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的影響，國內外“毛研”的思路，仍然局限在諸如毛的政治戰略、軍事、哲學、教育、外交、文藝等局部和早期思想研究領域。出於接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需要，這些研究通常都把毛的著作同馬克思的經典著作進行比較，並進而開拓出與中國傳統思想比較的空間。而所有這一切，又旨在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一政治結論。 　　在國外，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雖然比中國國內活躍，但也有著上述研究的特徵——並不把“毛思想”或“毛主義”作為一個獨立的事物看待。如施瓦茨、邁斯納、施拉姆、德爾斯科和斯塔爾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把毛思想與列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進行比較；如魏克曼、邁斯納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把毛思想與格拉姆西、盧卡奇、卡爾斯、馬爾庫塞和康德、黑格爾的思想，以及俄國民粹主義進行比較。所有這些比較也好，證明也好，都是在一個前提下進行的，那就是認定毛澤東的“道統”是從馬列、蘇聯那裡來的，是與國際共運有什麼關係的。反對者則認定，毛的道統是從中國古代的“顯學”——儒家傳統來的。他們並不注重中國文化中另一個更根深蒂固的東西，那就是作為“顯學”的對稱物、作為上層建築的“補結構”——道家的傳統和先秦以來“造反─革命”傳統對毛的影響。——毛澤東沒有沉沒，為什麼？因為他躺在一片特殊元素構成的海域裡，那裡的浮力托著他…… 　　發生在六十年代初期，以英國《中國季刊》為陣地的，威特福格爾與施瓦茨的“主義”與“思想”之爭，曾經為“文革”前毛思想研究掀起了一個高潮，它值得稱道的一個成果，就是把毛思想當做一個獨特事物看待了。以後，作為“弗洛伊德葡萄園”的技藝傳播者，“心理歷史研究”方法也加入了塑造毛形象的行列。這個研究非常重要，但它與弗氏理論繁育出來的其它果實一樣，往往機械地打上“性心理”的烙印。 　　我認為對我的《中國“牛仔”》思維開拓幫助比較大的是特里爾的“毛傳”。他看事物的“經濟視角”，是國人研究和我自己的研究很欠缺的。國人中寫《水滸源流新證》的作者侯會，也很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視角。真的，受他們啟發，我覺得經濟因素在人的生存發展活動中的地位，怎麼估計都不過分。（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陳小雅答問（1）：張玉鳳要對我從頭講起 　　陳小雅答問（2）：我摸到了毛澤東的靈魂 　　下篇預告： 　　陳小雅答問（4）：大眾“毛熱”與精英“評毛”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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