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後十年的改革為什麼事與願違？

回溯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的第一聲槍響，辛亥革命距今天已九十九年整。暫且擱下為辛亥革命窮究種種光榮與偉大，將政治意義宏大的話題留給一年後的百年紀念日吧。不妨先把視角前移至革命的對立面，審視清王朝的最後歲月。因此，也就有了這次“山雨欲來——辛亥革命前的中國”座談會，以及下面三萬多字的座談紀要。

山雨欲來的不確定感貫穿着晚清的最後十年，而這也正是本次座談會最為關注的時間節點。在革命思潮漸成氣候、地方勢力尾大難掉的困局之中，國步方蹇的清王朝展開了看似生機勃勃的十年改革豪賭，大辦新政、預備立憲、廢除科舉等舉措也讓王朝末世一度頗具中興氣象。但正如一位與會者所言，清末最後十年最令人感慨的，莫過於這是一部事與願違的歷史。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在武昌城的槍聲之後戛然而止。

陸建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羅志田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沈渭濱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楊國強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周  武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自義和團運動之後，大量讀書人就不再相信政府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

羅志田：雖然指定我談廢科舉的影響，我想，從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義和團開始，中國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恐怕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將“怪力亂神”的事放到了中央最高的政務會議上來討論，並將之作為決策的依據，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當時的國策。這是具有象徵意義的，說明當時朝廷上主政的一部分人認為正統的思想資源已經不起作用了。過去歷史上也有一種常見的反智說法，就是所謂“讀《孝經》以退黃巾”，說的是讀書人沒有用，遇到農民起義只能口誦《孝經》，希望這樣就可以應對武裝和暴力。但那只是民間的言說，到了朝廷真正用“怪力亂神”的東西作為政策依據的時候，表明主政者也認為類似《孝經》這樣的正統思想資源已經無法解決當時的問題了。在那之後出現了更大的變化，尋求思想資源的眼光向外發展，所有中國的思想都不想要了。義和團是近代最後一次從中國傳統思想里找資源，不過找的是比較異端的“怪力亂神”的部分，而這是為讀書人所不齒的。義和團最後也失敗了，但這次的失敗不僅僅是一次打仗的失敗，而是朝廷在進行文化選擇的時候站到了整個價值體系的對立面上。就像當年曾國藩等讀書人要起來打太平天國，就是覺得那邊崇奉的是異端的耶穌教；這一次則是朝廷援引了內部的異端，同樣引起了大量讀書人的不滿。所以自義和團運動之後，大量讀書人就不再相信政府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

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政府遇到了一個非常棘手的體制或結構問題。中國的傳統政治，至少從唐中葉以後，是一個小政府的政治，接近於西方經典自由主義那種社會大於政府的概念。我們常說過去是中央集權，那只是在中央所在地這一區域才體現集權；到了地方上，則大體是一種比較放任的政治。這是一種管理成本很低的模式，資源需求不多；也只有採取這樣的管理模式，才不需要大量徵收賦稅。清政權能較穩固地存在，很大一個原因就是清初那句“永不加賦”，讓很多讀書人認同了外來政權的統治。而加不加賦，重要的就在於你的管理需要支出多少錢。只有減少支出，維持一個不作為或少作為的小政府，才能做到“永不加賦”。近代改革中提出了所謂“富強”的概念，這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儒家強調的是國家不與民爭利，對外不能多欲，才能夠內施仁義。

小政府模式最怕的就是“天下有事”，這種資源匱乏的政府，就連應付天災都感乏力，更不用說打仗了。而近代的一個新形勢，就是康有為強調的從大一統變成了萬國林立的競爭局面。外來的壓力接踵而至，中外的競爭既嚴峻又迫切，迫使中央政府一定向一個有作為的大政府轉變。大政府的觀念在中國是很晚才出現的，現在講可能是正面的，在當時絕對受到詬病。對今天改變了思想方式的人來說，政府要為人民服務，就要向人民收錢；就像人民在議院裡要有代表，政府才能體現人民的意願一樣。這些都是近代西方典型的大政府觀念。晚清的困窘在於，一旦中央政府選擇了富強這一目標，就不能不在政治倫理和統治模式上做出根本的結構性改變。但當年的政府，以及關心國是的多數讀書人，恐怕都沒意識到這一點。

對清末的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體制或結構是否改變、怎樣改變，以及以什麼樣的速度改變。科舉制的廢除，只是其中的一個體現。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廢除一個實施了上千年的制度，體現出政府的決心有多大。

現在就以廢科舉為例來看這個體制或結構的問題。廢科舉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辦新學，而最先出現的問題就是錢不夠。以前從民間的私塾到半官方的書院，都是一種低成本的教育。學子看的書可以是五百年以前的，甚至是兩千年以前的，後來都還可以繼續看下去；一家人買一套書，可以傳到好多代以後。但新學堂是跟外國學的，教科書要隨時編隨時改，很花錢；又要設相當於校長的監督，還要教唱歌，教體育，教外國文，這些都是以前的私塾和書院的老師教不了的，必須以高薪從外面聘請。

錢不夠只是一個表面的現象，關鍵是不夠的錢從哪裡來。對政府來說，辦學的大部分經費是要從民間出的。可是到底誰出？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除了更早與今日所謂國防相關的辦理製造局、辦海軍、練新軍外，清末新政，大體以學務為先。剛開始辦學的時候，籌款還相對容易。地方上有各種各樣的“會”，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費”（晚清的“公”在官與私之間，這不是今天所說的“公款”），大致可以從中募到辦新學的錢。但過不了多久，其他新政又來了。隨着學務而來的一整套面向富強的新政，樣樣都需要錢，都是需要政府投入或者政府引導投入的項目。

而當年的清政府並未改變其政治倫理，因而也不打算改變其政治模式。當時與新政相關的政府公文中常有一條很重要的內容，叫做“官不經手”。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類似自由主義的小政府模式的一種延續。過去我們這些習慣了大政府模式的研究者，往往忽視這一條文。問題在於，官既不經手，又要推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出錢而“給政策”，事實上會讓真正出錢的人很不舒服。而且各種“會”里的“公費”總數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於是款子就逐漸轉向相對富有的紳，並進而轉向一般的民。這些款項和巨額戰爭賠款以及外債等，最終都落實在老百姓身上，成為不小的負擔。

與廢科舉同時，還有一個過去注意不夠的事件，就是北洋新軍的演習。那次演習花費了一百萬兩銀子，在當時受到了中外的關注。過去一直指責慈禧太后挪用的海軍軍費，也只是號稱八百萬兩；而這次不過操演一下，就要支出一百萬兩，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在中央政府沒多少錢，又不怎麼主張收錢的狀態下，能進行這樣的演習，體現出一種觀念上的大轉變。對這樣的變化，我們後來的研究者不是很在意，但當年在華的外國人卻很關注。那時的外國評論說，如果這樣下去的話，過不了多久，中國軍隊會成為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這與現在西方一些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是一樣的——正是西方引導和推動了一個“尚武”中國的興起，但其又不願看到一個這類中國的興起。

那次我們不太注意的演習，也是在1905年，所以廢科舉和新軍演習都是一個大事的不同面相，都反映出一個結構性的體制轉變。在我看來，這是最後導致清政府崩潰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小政府模式的基本準則就是政府不作為或少作為，只有不擾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為，就需要花錢。那時的經費來源，要麼加征各種臨時性的費用，要麼就借債，兩者都是當時所採納實施的。後來借債被普遍認為是一種“賣國”的行為，其實就當時的政治倫理而言，這可能是最合適的一個辦法。借債總好過加賦，加賦就立刻失去統治的正當性了。但對當下出錢的人來說，臨時性的徵收與常賦差別不大；而借錢要還，最後還是要轉嫁到基層的百姓身上。所以為富強而大幅增加開支，是一個讓人非常不爽的時代。

同時，上面的政府也很無奈，不論是外國要求改革也好，還是中國自身尋求改變也好，只要以富強作為目標，並以西方的做法來進行，就每一樣都要用錢，而且從過去的觀念看，其中不少是當時一般人眼中未必急需的支出。最顯著的，就是增加了一個管理的費用。現在我們很多人認為最體現西方優越性的就是管理，這是我們中國人不擅長的；其實中國過去不重管理，是節約了很多開支的。以私塾為例，假設以前辦私塾十兩銀子可以運作一年，現在新學堂增加一個管理人，他一年可能就需要十兩的工錢。教育還相對簡單，其他方面的管理費用，還會更高。這樣的支出，是地方無法承受的。

所以，這基本就是一條不歸路——不改革則不能解決問題，而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花錢；且多一項改革舉措，就增進一步經費的窘迫，直至破產。即使沒有其他事情發生，這樣的情況也維持不了多久。

我想，對清末的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體制或結構是否改變、怎樣改變，以及以什麼樣的速度改變。科舉制的廢除，只是其中的一個體現。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廢除一個實施了上千年的制度，體現出政府的決心有多大。同樣重要的還有清末立憲的決定，這是否定皇帝自身統治正當性的一個決策，表明當時政府尋求改變的決心的確很大。一旦實行，皇帝就真成虛君了。過去有人把這一舉措說成是欺騙，可能把清政府想象得過於高明了。清廷是否認識到人民是可以欺騙的，並有意將欺騙人民訴諸朝廷政策，我是比較懷疑的，因為那簡直清醒得像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了。當年起決定作用的，可能還是新政背後的體制或結構問題，以及義和團運動對讀書人產生的根本影響。

廢科舉興學堂之後，通過讀書改變身份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還產生了兩個根本的變化：一個是貧富的決定性增強，另一個是資源日益集中在城市，鄉村慢慢衰落。

實際上，科舉制的廢除，其影響遠超過辛亥年的政權鼎革。

現在有人講“中國夢”，過去所謂的中國夢，就是可以通過讀書的手段，改變自己的命運。科舉制從理論上來說是一種開放的制度，只要你書念得好，就能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很多人說這是對地主有利的一種體制，其實不完全是。當時的農村，一個人書念得好，可能全家族全村的人都會出錢供他念書。以前有公田制度，公田在中國的鄉村里曾占很高的比例，其規模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很多。毛主席當年做調查的時候，地方的公田還有10%到20%，那已經是1931年了。當然，公田往往被有錢有勢的人所把持；很可能當初公田的形成，也是這些人付出較多。而公田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來資助家裡沒有錢但能讀書的人。考中秀才可以領到多少米，考中舉人可以領到多少肉，一直到毛主席做調查的時候，還是這樣，不過那時領米領肉的也包括新式學堂的畢業生了。

儘管因為名額有限，科舉考試中實際考上的並不多，但是制度的開放，給人們一種希望、一種鼓勵。而且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這是一種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參考書可以用幾十年，只要不是所謂赤貧，一般人也還可以負擔。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體制的支持，對貧寒子弟來說，上升性社會變動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這種情況，到廢科舉之前的幾年已發生一些變化。廢科舉只是最後的一步，廢之前還有一個改科考。例如以前要小楷寫得好，後來不那麼注重了。重要的是科考的內容改了，以前考四書，後來考新學、考算學。又如把經學放到後面較次要的場次，把史學提到前面更重要的場次，這讓我們這些搞歷史的人當然很滿意，但是對於當年那些考生來說是很困難的。這類改變，對讀書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如果你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跟不上時代的變化，那麼繼續練毛筆字，繼續念原來的書，最後到了考場才發現都不一樣了，連考試參考書也變了，就什麼都來不及了。這就改變了考試的公平性。以前每個人可以預期自己在考試中有怎樣的表現，就能進入某一級優秀的行列，但是廢科舉之前的改科考，已經把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途徑部分修改了。

科舉制的廢除，當然是更徹底的變革。在那之後，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所謂的“士”就沒有來源了。以後的讀書人，就是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必須出自新學堂。而新學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錢之外，還有年齡的限制。以前百歲也能做童生，並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個盛舉。新學堂基本上三十歲以上就進不來了，再後來是二十五歲、二十歲，年齡逐步往下降。習慣了新體制的今人，不易領會年齡限制帶來的影響——一個人若在很小的時候因為各種條件未能進入新的教育體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沒有機會走讀書上進之路了！對當年所有懷揣“中國夢”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齡外，廢科舉興學堂之後，通過讀書改變身份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還產生了兩個根本的變化：一個是貧富的決定性增強，另一個是資源日益集中在城市，鄉村慢慢衰落。以前念書的人主要都住在鄉村，沒有多少人需要到城裡去為考試而複習。後來學校集中在城裡，還要有錢的人才念得起。這樣，對於鄉下的窮人，這條路基本就已封閉了。然而中國人口中數量最大的，恰是這一群體。

年齡的限制、城鄉的差別和貧富的差距，導致讀書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轉變。士沒有了，產生了很多知識分子，以及我比較關注的邊緣知識分子。不少年輕人，讀過一些書，又無法繼續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鄉村的家裡，在城裡又找不到工作，還看到國家民族在世界競爭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這樣的人最後就寄希望於革命。他們從想革命、說革命到領導廣大沒讀過書的人民幹革命，最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維新變法，我們過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時潮和政潮，但就社會一面而言，它實際上又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動員和招聚。這種動員和招聚以思想為播染，使讀書人中最活躍的一部分脫出了舊軌，從而使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環境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而後，是這些人自成一類，成為一種過去所沒有的社會力量，與之相伴隨的，則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盪。

楊國強：梁啓超1912年秋天回國，其時由武昌起義而攪動天下的那一段歷史剛剛過去。在他到京之後的第一次演說中，開口起講和深致感慨的，是“鄙人去國十五年”，回來看到“國中所經變遷，殆視百五十年為尤劇”，無論物質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以昔況今，皆如隔世”。時當革命推翻帝制之日，他總括十五年而總論之，顯然是把十五年裡的變化同眼前之鼎革連成了一種因果。張謇後來追論“晚清朝政之亂”，以說明“致此革命者，非他人為之也”。其間舉為大端的，是“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議；庚子殺大臣，殺外人，卒殺無辜之民”。他是身歷其境的過來人，說的都是閱歷所得。我想，以梁啓超說的十五年為時段來為辛亥革命說前史，則維新變法和志田教授所舉的義和團都不能不進入視野。而革命的歷史也因之而由片斷變成了真正能夠理解的一個過程。維新變法，我們過去大半把它看作思潮、時潮和政潮，但就社會一面而言，它實際上又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動員和招聚。這種動員和招聚以思想為播染，使讀書人中最活躍的一部分脫出了舊軌，從而使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比如章太炎當日正在詁經精舍里讀書做學問，因被動員招聚而入時務報社，就此捲入時潮並且越走越遠。與之相類似的翰林蔡元培、舉人吳稚暉等等，都是這樣為思想所招聚而大變趨向，也都是這樣一旦被動員出來之後就回不到舊軌之中去了。而後，是這些人自成一類，成為一種過去所沒有的社會力量，與之相伴隨的，則是激亢而且不息的思想震盪。兩者都在戊戌變法之後長久地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並累積其急切和激昂，對後來的辛亥革命來說，既是直接的影響，又是深遠的影響。在十五年裡，導引了後來的變遷。

另一個變化在於朝廷撲殺戊戌變法，同時撲殺了舊邦新造的種種主張，遂使洋務新政以來的中西交爭和新舊交爭變成廟堂上守舊一派的一邊倒。由於守舊的一邊倒，才能夠造成後來怪力亂神之能夠源源進入廟堂而四布於華北的朝野之間。由此引起了庚子事變，以及八國聯軍入北京和西太后的倉皇西狩，之後，是朝局全變。彼時的一個京官曾舉戊戌與庚子之間的嬗蛻，說是“戊戌後所殺者，除楊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漢人，今除天水尚書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進，今則皆老成舊輔，反手復手，頃刻間耳”。其結果就是廟堂內的守舊一派又被全部撲殺。遂使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無人敢以守舊自命”。其實新舊交爭之日，雙方都在互相約束之中，從而每一方都不能沒有一個限度。因此由守舊開始的庚子事變以守舊的崩潰和摧折為了局，同時造成的，則是用東西洋學理來改造中國的單面獨進和脫輻於中國的歷史文化，“至有四千年史掃蕩之語。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崙、華盛頓所製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這個過程與中國人在“四鄰競集而迫拶”下的“情狀自不能無所變遷”相交纏，但由此形成的以騖新為強勢，則又因其單面獨進而很容易演化為一廂情願的激越、盲目、急迫而且漫無邊際。然後才有晚清最後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紀最初十年“殆視百五十年為尤劇”的種種變化。這種變化使傳統中國的思想結構解體，也使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解體。辛亥年的革命繼之而起，遂成了一場成功太過簡捷的革命。

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就是知識分子找出路的一場運動，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

沈渭濱：我認為清末廢科舉是一項過於極端的舉措。科舉制度有很多弊病，但畢竟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主要途徑。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為士子所不齒。廢科舉等於絕了士子向上發展的路，這樣他們就沒有奔頭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從新式學堂出來的學生也要找出路，讀書能幹什麼？讀書可以經商，更重要讀書可以做官。1905年以後，做官的路絕了。所以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就是知識分子找出路的一場運動，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廢科舉帶來的負面影響。士紳和近代知識分子是當時社會群體中最有影響、最有活力的群體。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嚮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鋒和橋梁作用。但不可否認，也有不少人是為了參加革命後能在新政府里做官，獲得權力。所以民國成立後，士紳也好，新式知識分子也好，都爭相當官去了。由此引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知識分子在科舉時代，通過科考而入仕做官，成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後就變成各級政府的官了。由臣到官，反映了知識分子價值取向和社會關係在辛亥前後發展變化的軌跡。

觀察辛亥革命前的清王朝，把時間劃定為十年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否可以將時段放長一些？我個人將其劃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慈禧通過辛酉政變而上台，也就是說是整整五十年的時間才造成了辛亥革命。慈禧上台後的清王朝，儘管仍是專制腐敗、民不聊生，但在進行自改革，社會總的趨勢是在進步的。以往認為自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社會正在逐步沉淪，越來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墮落，這種說法是不是完全正確，我認為還可以討論。其實當時的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的因素：洋務運動開始，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化，軍事上新式的陸軍、海軍的出現，文化上新的學堂，新式的知識分子的興起（據我的研究，1907年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大概已經有一百萬人形成了群體），到二十世紀初，甚至還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預備立憲。儘管自改革的主觀動機、客觀效果，可以討論，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畢竟朝着走出中世紀、面向近代化的方向走去。可以說，沒有晚清五十年的改革和社會進步，就沒有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所以，觀察辛亥革命前的清王朝，把時段放長一點，更有利於說明問題。

但是，清王朝在慈禧主持下的自改革，主要是為了維護和完善舊制度，而不是從根本上摧毀舊制度。中國只是像小腳女人那樣晃晃悠悠地緩慢前進，而且不少改革措施，在因應社會安定上又不符合當時國情，非常之匆忙、粗糙。舉例來說，科舉制度的廢除，絕了知識分子的路，那麼這批知識分子怎麼辦呢？沒有一個正確的解決辦法。軍事上因為搞新軍，裁掉了大量的舊軍，這批舊軍又怎麼安置？結果，很多湘軍包括一部分的淮軍都變成了會黨。他們就成為社會動亂的力量。會黨是社會上最不安定、最容易引起動亂的一個部分。經濟上獎勵工商實業，造就了一批有實力紳商，但紳商卻通過商會，不僅僅“在商言商”，而且是“在商言政”了。商會成為他們對抗上面的一個平台。特別是清末的自改革缺乏民生方面的內容。就像剛才羅先生所講的，新政之後，各種苛捐雜稅不斷興起都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所以我們講慈禧上台之後的晚清政府是要改革，也拿出了一些措施想把小政府變成大政府，但主要着眼點在政治，在維護皇權而不及民生。改革方案先是依靠洋務派，後是“江楚會奏三折”，最後靠半懂不懂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沒有真正懂得中西兼容的人幫他們出主意，很難成事。地方上倒是有，但中央上沒人，沈家本懂法律，但是民生什麼的卻是外行。

引起辛亥革命爆發要擺在一個長時段去看，從辛亥前十年來看當然也可以。因為這十年一方面是清政府預備立憲最根本的改革；另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積聚最緊張的十年。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即是。但是這個改革拖得太久，缺乏誠意，又沒能注意民生，社會動盪，老百姓非常的貧困，受到壓榨，民怨沸騰，辛亥革命當然會爆發出來。我認為，滿漢矛盾引起的反滿在當時是客觀存在的。把反滿說成包含民主主義我是不同意的。這種說法，調和了種族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即國屬主義）的界線。即使是革命派後來作了解釋的反滿，不是反滿族，而是反清王朝，也多少含有種族主義的傾向。另外，老百姓非常貧困，民怨沸騰，所以清政府再改革也沒用，老百姓無法從自改革中得利。我認為辛亥革命主要發動了兩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另一部分是下層的秘密結社，把正在改革、往前邁進的清王朝推翻了。我們研究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既要看到它並沒有像過去所說的所謂往下沉淪，而是正在試圖起死回生，同時也要看到所採取的措施沒有針對當時的中國，老百姓沒有受惠，知識分子也沒有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掌握着平等、民主等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就趁勢而起了。歷史正是在悖論矛盾中前進的。你看，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同樣都是前進。但走得慢的、缺乏民意的，終究要被走得快的、符合民心的衝倒，不得不讓出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