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談起
巴蜀頑石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諾貝爾和平獎最終揭曉，授予了中國公民劉曉波。然而諾大一個中國表面上卻息靜無聲，顯示出一種明顯的輿論封鎖以及國家公器對大眾知情權的無視和控制。儘管執政者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力圖將這一事實消融於無形之中。但無奈於社會的進步，尤其是中國自身三十多年經濟上的長足發展，已大大改變了整個民族對政治生態環境的認知和訴求。猶如一石擊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還是透過現代媒體在一個經濟開放，政治上卻裹腳不前的中國傳播開來，在國人尤其是政界高層和知識界掀起了不小波瀾。
其實主政者大可不必用封鎖新聞的方式來對付這次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結果。須知當今世界以此種方式對付輿論的人往往不僅輸理，而且會給人一種決策者是否有足夠的應變能力來管理一個與世界看齊並走向現代化的泱泱大國。輿論只能疏導，不能無視其存在，更不能強壓，甚至想消滅她。縱然是替天行道的聖人或是身披枷鎖的階下刑徒，面對輿論，尤其是諾貝爾和平獎這類記入史冊的事件，無論你贊成還是反對她的評選結果，你都沒有必要去封鎖這個公之於全世界的消息。尤其是一個號稱代表人民大眾的政黨或群體，你更沒有權利去決定人民該知道什麼和不該知道什麼。除非你自己並不代表他們，甚至也不完全代表你所身處的團體。難道不清楚這種藐奪公眾知情權的行為會大損一個國家開放文明的社會形象。不可迴避的是，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政治人物和事件引發國際關注的一件大事。劉曉波其人其事都是與中國近二三十年發生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改革深有關連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原本是經濟政治齊頭並舉讓整個中華民族奮進突飛的三十年。人們記得，是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共產黨人自身總結歷史，撥亂反正，順應天下民心，確立了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大政方針。中華民族上下鼓舞又一次振奮起來，圖謀從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全方位改革，掃除過去閉關自守，貧窮落後的局面。不知何原何故，也不知是哪位代表或設計師，改變了原定的藍圖，抽去了其中決定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的部分，即政治改革部分，把幾代人的希望和努力導向只搞經濟建設勿提政治改革的方向。這樣的改動真的是當初共產黨人全黨的決定？更還是振興中華民族全國上下一致的需要？顯然都不是。隨着經濟的發展，上層建築，尤其是近些年政治精神層面上的空乏無樹，已導致吏制貪腐和社會不公。有錢了，然而錢的背後卻顯現出精神上的無數空白和文化層面上的多處空虛。政治方面，尤其是政權建設方面，三十年來幾乎無所更進。六十多年前，當時的共產黨人實際上是高舉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挑戰國民黨的政治獨裁和經濟腐敗，從而贏得人民的支持並奪取了政權。我們曾經向世人承諾，我們將建立的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們要將被少數人把持的國家公器還給人民。正是如此，我們以改朝換代的形式廢棄了第一次共和推翻滿清結束封建統治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宣布了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二次共和，並將這個國家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過去了，前幾代人已成過往雲煙，然而還政於民的承諾，似乎也被後繼人忘到了腦後。現在政壇上的一代不再有“江山是我打下來，理所當然應由我來坐天下”的封建託辭，更或據之以世襲前人的任何法統依據。現代共產黨人，面臨着如何合法執政的挑戰。這種挑戰並不全來於黨外，更多地來自於共產黨自身立黨的原始訴求和若干代人為此目的而不斷的獻身奮鬥。事實上無論共產黨內外，旦凡關心民族興亡的人士，無不意識到政治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就在於如何解決還政於民的問題。
時代在持續前進，英特拉雄拉爾（International，國際化或全球化）沒有隨着國際歌走遍全球，旦卻跟着現代科學文明的進展，尤其是計算機和互連網絡而進入到無論奉行何種社會制度的所有國家，乃至於影響到幾乎人類的各個層面。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封鎖新聞，節制言路，不僅過時，而且有違時代步伐。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是多元包容的社會，一個進步的國家應是多民族榮辱共存的國家。面對現代社會，執政者既然手持公器就應有一種秉公的氣度，起碼讓世人看到你的包容大度和代表着多數人的利益。無論世界上發生了任何事情，特別是有關中國的事情，把它公之於天下，讓人民知道一切，甚至於公開討論它，這原本是現代社會執政者應盡的職責和義務。只要確信自己果真代表着大家，那就相信天跨不下來，怕之何有？反之，不成了見不得人？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在面對輿論這方面恐怕應該自我要求比資本主義國家做得更好些吧，最少比世界少有的幾個封建世襲國家要更能對應諾貝爾和平獎一類的事發生吧。
毫無疑問，這次諾貝爾和平獎授與劉曉波先生會讓共產黨內正着力推進政治改革的力量受到更大的阻力。三十年了，一個尤關國家民族崛起，也尤關共產黨自身興亡成敗的政治改革被人為的篡改為一個在中國上不了台面，或者讓人尤其是讓許多有政治抱負的黨內外人士在公眾場合諱莫如深的話題。一個維穩論以無人能持異議，無人可以討論的形式取代了一個黨劃時代的決議，更無視了全民族對改革開放的總體希望，這本身就說明了上層建築的某個環節又出了問題，並且需要改革。改革開放已經卅載，人們在總結三十年改革的經歷和成敗經驗時，最為關切的恐怕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究竟怎麼哪？作為執政者更應回首往事，面對現在，並且預測將來，對所有這些問題對公眾作出一個能夠擔負歷史檢驗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