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斯茨基
——寫在卡爾·馮·奧斯茨基去世70周年　　　　　　　　　　　　　　　　　　　　　　　　　　　
錢躍君



這是一段塵湮的歷史和一位幾乎被人忘卻的報人，卻在那個時代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轟動。德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卻經歷了德國及歐美許多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和物理學獎得主的奔波與呼吁。為了他能得獎，挪威社會頂着納粹德國的軍事威脅和外交恫嚇，挪威總統、總理因此離開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頒獎人挪威國王與得獎人都雙雙缺席於頒獎儀式，最後這筆獎金都不知去向，並因此導致希特勒禁止所有德國人再去接受諾貝爾的任何獎。但就因為那個被扭曲的時代，就從他的“泄露和出賣國家軍事情報”事件開始，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犯罪？重新界定什麼是愛國、什麼是判國？每次到柏林，我都要去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瞻仰聳立在那裡的紀念雕像；或到柏林Niederschoenhausen陵園去瞻仰他的墓地。當年他被迫害而去世時，納粹政府禁止在他墓碑上刻寫名字，強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歷史永久地忘記這個人”。但歷史並沒有將他忘記，相反永遠銘記專制者的罪惡……

戰爭與和平

德國是歐洲近代幾場世界大戰的挑起者，但也是世界和平運動的最早發起者。

就在德國建立日耳曼第二帝國的最興盛時期，鐵血宰相卑斯曼還在當政，奧地利女作家Bertha von Suttner出版了著名的反戰小說《放下武器》(1890)，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出版而轟動歐洲，並在奧地利暨德國（注）成立了和平反戰聯合陣線，就取名“放下武器”，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和平運動，卑斯曼也於次年下野。該女作家成為現代和平運動的發起人，並於190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12年德國、奧地利與意大利再度結盟，火藥味開始濃烈與之並行的，全德和平運動也開始興起，成立了大規模的“德意志和平協會”。1914年終於爆發一次世界大戰，同年底愛因斯坦等四人發起成立了反戰協會“新生的祖國”（1922年改名“人權陣線”）。當時的帝國議會議員Karl Liebknecht是這場反戰運動的政界代表，他在議會中否決戰爭貸款案。次年“五一勞動節”在柏林大規模集會上他發表反戰演說，即刻被普魯士政府逮捕，並與另一位反戰人士Rosa Luxemburg先後被人暗殺(1919)，這當然也與他們1918年創建德國共產黨有關。

然而，真正大規模的德國和平運動還是在一次大戰後期和戰後。1918年1月發生100多萬工人的全德總罷工，同年底發生“十一月革命”，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下野而舉家流亡荷蘭，德國在法國簽署停戰協議。次年成立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主席艾伯特當選首任總統，並於同年6月8日簽署凡爾賽公約。

根據凡爾賽公約163款，德國軍隊必須限制在10萬人之內。但幾乎從魏碼共和國建立開始，國家就在偷偷建立地下部隊和地下軍火庫。這引起了和平主義者們極大的擔憂，因為這將引起德國的外交困境和內政不安，影響整個國家的和平。於是政府通過這樣的黑色軍隊從事暗殺等恐怖活動，以對付反戰的政治異議人士。當時被謀殺的著名和平主義政治家有停戰委員會主席Mathias Erzberger(1921)，外交部長Walther Rathenau(1922)等，由此引起一系列刑法訴訟，但德國法院基本認可這樣的政治謀殺，聲稱“每個公民對危害國家生命的非法行為具有自衛權利”(帝國法庭判例RGSt 63, 215(220))。

當時在許多和平主義者掌握的新聞媒體上，揭出了大量德國建立黑色軍隊和地下武器庫的秘密，例如許多青年被招兵入伍，最後卻不知所向，事實上參加了這些黑色軍隊。於是那些新聞記者們以“利用新聞媒體泄露國家機密”被判處10-15年徒刑。例如法庭在對記者Berhold Jacob和Fritz Kuester判刑時就宣稱：“（建立這些黑色軍隊）對國家有利而無害”，“每個公民都要忠誠於自己的祖國，維護國家利益是每個公民的最高職責”（帝國法庭判例RGSt 62, 65(67)）。僅僅在1924-1927年的四年中，1000多位和平主義者以“泄露祖國機密”而被判刑。

1925年總統艾伯特去世，德國議會選舉興登堡元帥為總統，魏瑪共和國最後殘留的一點自由與民主也被葬送了。到1931年底，已經有6000多位政治異議者被判刑，還有3萬多人正在被起訴。許多新聞媒體如《世界舞台》雜誌，公開發起了為政治犯及其家屬捐款的呼籲，人權同盟（其重要會員有諾貝爾文學獎和物理學獎獲主托馬斯曼和愛因斯坦等）呼吁釋放政治犯。許多社會名流致函德國總統，要求特赦政治犯，但都被總統拒絕。

一代報人奧斯茨基

《世界舞台》(Weltbuehne)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最著名的政論性雜誌之一，發行人和主編Siegfried Jacobsohn於1926年突然去世，妻子接任出版人，奧斯茨基擔任責任編輯，不久任主編。

奧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出身於漢堡，二歲喪父，中學未畢業就出去謀職，18歲時因為漢堡市長（他父親生前的雇主）引薦而擔任了法庭書記員。業餘時間他撰寫了許多詩歌和劇本，參加和平運動和人權組織，一直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時事評論。他的妻子出身於一個英國軍官家庭，是一位女權運動家，所以鼓勵他放棄法庭職位而全職從事寫作。年僅25歲他就擔任了《自由人民》雜誌主筆。一次大戰前夕發生了一起“Erfurt法案”，一位士兵因為謀殺案而被軍事法庭判為死刑。奧斯茨基馬上撰文指出，這位士兵其實是受上司、即受政府指示而進行謀殺的，法庭卻將他當作政府犯罪的替罪羊，所以要審判的是政府，而不是這位士兵。結果奧斯茨基自己被捕而被判刑，罪名是“侮辱帝國法官”，幸好當時的德國皇帝還是網開一面給予了特赦。一次大戰後他先後擔任了《柏林人民報》、《日記》和《星期一早晨》等多份魏瑪共和國時期著名的報刊責任編輯，直到1926年被《世界舞台》發行人邀請去擔任主筆。

在《世界舞台》上接二連三發表了一大批揭露和指責德國政府暗地建立軍隊的內情，德國政府對此非常冒火。但魏瑪共和國畢竟是民主政體，而且還具有一定的法制，即法官不完全聽從政府指令，所以政府無法輕易對一個有影響的新聞媒體採取過於強烈的態度。《世界舞台》與政府的官司不斷，政府除了對作者起訴外，也對主編起訴。僅僅在1927年：2月10日，因為發表一篇評論德國軍隊的文章，奧斯茨基被法庭判處罰款500馬克；6月24日，因為他拒絕發表官方指定的一篇新聞報道，被判處罰款100馬克；12月21日，因為發表一篇揭露政府授意對異己分子謀殺的文章，被判處一個月徒刑，中級法院又改判成罰款50馬克；同月，因為發表一篇揭露政府建立地下軍隊的文章，而被法庭以“泄露國家軍事機密罪”而起訴，沒想到國防部長居然作證，說這些內容已經不算國家機密，所以免罪……再如1932年1月18日，《世界舞台》上公開發表了為政治犯捐款的呼籲，奧斯茨基居然被起訴，但檢察官還是撤回了起訴；7月1日因為在前一年曾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士兵就是謀殺犯”（Soldaten sind Morder）而被起訴，罪名是“侮辱帝國軍隊”，但法庭同意“保外”。檢察院不服而告到中級法院，又被駁回；又有兩篇揭露德國稅務局的文章，奧斯茨基背上“侮辱財政部”的罪名被起訴，但法院聽了奧斯茨基的申辯後將此案擱置，暫不處理……當然，奧斯茨基最著名的無疑是“《世界舞台》案”（Weltbuehne-Prozess）。

《世界舞台》雜誌事件

除了德國軍隊只能限制在10萬人之外，根據凡爾賽公約198款，德國還不准研製軍用飛機。但德國政府在偷偷研製，以至許多德國國防部的軍事部門如飛機、防毒氣彈、間諜和反間諜等，都沒列入公開的國防部機構名單中。如遞交給議會討論的國防部預算中提到一個名為“M”的部門——M就是Military（軍事）的縮寫——當時的社會民主黨議員Krüger要求政府解釋什麼是“M”，政府只能裝聾作啞。為此《世界舞台》在1926年7月20日專門發表了一位有關部門老兵撰寫的文章，列數了這些秘密部門。記者們特別關注軍事性的航空研究，尤其是飛機設計師Walter Kreiser成為揭露德國這一航空秘密的專家，在《世界舞台》上曾先後化名發表了七篇文章，早在1926年他就以“出賣祖國”和“透露國家軍事秘密”的罪名被起訴，但1928年法庭又終止了審理。

1929年初，Kreiser又交給奧斯茨基一份文稿。在該文中揭示，上述的“M”部門其實就是一個專門研制戰鬥機的部門，擁有30-40架戰鬥機，現在將陸上空軍易名為“Albatros（鳥名）試驗部”，對海上空軍易名為“漢撒公司海岸飛行部”。在Kreiser的原稿中甚至進一步揭示，德國的戰鬥機不僅分布在德國，而且有一部分在蘇聯。這段內容在發表時被刪掉了。發表前Kreiser透露給奧斯茨基：3月11日晚上8點，在柏林將召開一次航空領域的大規模集會，許多與航空方面有關的頭面人物都將出席。所以這篇文章一定要安排在這天出版，要安排一位賣報人專門趕到會場去散發，要給德國政府一點難堪。該函後來成為他們“合夥犯罪”的證據之一。

該文果然在《世界舞台》上以五頁半的篇幅發表了，引起了國際社會震動。蘇聯擔心德國在蘇聯研製戰鬥機的消息傳出，趕快中斷了與德國的這一合作。德國政府大為惱火，但又非常尷尬。出面否認，就要被新聞界追問，將會抖露出更多的軍事秘密；如將兩人逮捕，又等於在向全世界承認，德國就是在偷偷研製戰鬥機。德國外交部從國際影響出發希望私了此案，而國防部一定要懲罰秉事者以一儆百。最後還是國防部占上風，所以檢察院到8月1日向作者與主編提出立案，搜查了雜誌社和奧斯茨基的家。對他們羅列的罪名是：出賣祖國，有意透露國家軍事秘密，將國家軍事情報透露給其它國家政府，從而危害德國利益。

但怎樣審理該案，國防部與外交部又分歧嚴重。國防部為了繼續保持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希望對此案公開開庭；而外交部擔心，這樣會威脅到德國在日內瓦裁軍委員會的地位。由於當時外交部長Stresemann的阻止，對此案遲遲無法開庭。直到兩年後德國國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三方才達成協議，於1931年3月30日正式向萊比錫法庭提出公訴。開庭中，對方採用了當時最著名、也最傾向於政府的檢察官與法官：檢察官Paul Jorns（曾主持Liebknecht和Rosa Luxemburg被謀殺案）；法院主席Alexander Baumgarten，他在1930年秋審理希特勒案時，在希特勒未到庭的情況下謊稱希特勒曾揚言，如果他上台就要“人頭落地”。被告方也採用了當時德國最著名的四位律師組成律師團，他們堅信這方一定會勝訴。

因為此案涉及到國家機密，根據當時法律，整個法庭爭辯及其最後判決詳情都不容許公諸於眾。儘管政府作了如此周詳的安排，法庭還是遲遲無法開庭。這方律師堅決要求德國外交部必須出庭作證：在《世界舞台》上發表的內容確實是國際上還無人知道的軍事信息，否則就談不上出賣“軍事秘密”。而外交部鑑於此案的外交影響，只能有意迴避，從而讓開庭日期一延再延。7月9日，國防部的Schleicher將軍（後來的總理）氣憤地寫信給外交部副部長，怒斥外交部是在有意拖延。信中堅稱，必須通過這次官司來懲罰“叛國者”，外交部的所有政治考慮都必須置於第二位！在國防部的壓力下，外交部只能於8月24日出具了一份書面鑑定。國防部代表出庭作證，證實《世界舞台》所發表的內容屬實，但出於德國利益，這些情況不宜對外。交通部代表證明，該文發表後國外的許多媒體取用該材料。但該代表也拿不出實據。被告方律師提出了19個證據以證明奧斯茨基的無罪，顯然也都被法院駁回。

判刑與入獄

1932年11月23日，主編奧斯茨基與作者Kreiser被雙雙判刑18個月，這在當時除了共產黨外就算是判刑最高的政治犯了。他們根據不同法律同時觸犯了“判國罪”、“透露軍事情報罪”與“間諜罪”，但法庭認為這幾項罪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所以就僅以“透露軍事情報罪”定刑。奧斯茨基說：我非常清楚，如果哪位記者敢於對德國軍隊有異議，他一定會被判以“判國罪”，這就是我們的職業風險。只是這回取代“判國罪”的居然是“透露軍事情報罪”。不過，判除18個月還不是很嚴重，距離自由的德國還不是很遙遠。

世界舞台審判案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世界舞台》雜誌於12月1日和15日兩期中，長篇刊登了世界各國的反響。例如《紐約晚報》上指出，德國又在逐步地回到一次大戰前的政治狀況。德國政府在日內瓦裁軍委員會上一再強調，德國完全遵守凡爾賽公約，這次判案卻將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了德國，看到德國正在偷偷組織軍隊和研製武器。人們本來還不太關注《世界舞台》上發表的文章，而這次法庭的判決卻使人們看到，德國政府非常重視軍事工業，所以才會將這樣一篇文章看得這麼危險。德國法庭對右翼的納粹主義者判得越來越輕，而對左翼的和平主義者卻判得越來越重，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預兆。

這一判案在德國社會也引起了轟動，議會主席Paul Loebe公開表示不能理解這樣的判決，這次判決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腳。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向德國政府提出議會責問，問德國政府是否盡到最大努力來阻止這一判決的真正實施（即判刑後也可以保外釋放）？人權聯盟在全德舉行了多次集會聲援奧斯茨基，著名作家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德國詩歌協會主席亨利·曼（前者之弟）、德國筆會主席Anold Zweig和科學家愛因斯坦等聯名致函德國總統，要求特赦奧斯茨基，但德國司法部將此函扣下沒有轉到總統之手。

於是，奧斯茨基與Kreiser真的將於1932年5月10日進入監獄。Kreiser得到法庭判決後就遠走高飛到法國去了，而奧斯茨基卻不願離開。就在他進入監獄的那天，他的朋友、雜誌社同事和全德幾十位文化界名人都到柏林Tegel監獄門口為他送行，送行成了一場爭取和平的集會，德國各大報刊如《法蘭克福報》都紛紛報道了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星期一晨報》上還發表了當時著名漫畫家Goliz的漫畫，上面題到：奧斯茨基，一位不願逃離、而願坐牢的人。就在同一天，《世界舞台》上發表了奧斯茨基的21頁長文“辯解”。該文分五個部分：我必須坐牢，Kreiser，信仰之外還有什麼？國民經濟，我的遺囑。他開篇就寫到：今天，我將要進入普魯士監獄，並將在那裡渡過我的18個月，這是基於去年11月23日法庭以出賣國家罪和出賣軍事秘密罪而對我的判決。我將要中斷我在《世界舞台》的工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對這幾個月來圍繞《世界舞台》發生的事件作一辯解。在談到他為什麼不願離開德國以免於坐牢的問題時，他寫到：

我不是出於對國家的忠誠而（老老實實地）進入監獄，我坐在監獄是對這個國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我選擇監獄。我不會在紅牆內向帝國法庭低頭，恰恰相反，我作為普魯士監獄中的一名囚犯，以活生生的軀體向最高法院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判決表示抗議。

如果僅僅因為奧斯茨基系獄18個月，他還不會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但後來希特勒上台，德國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奧斯茨基再度被捕，並被送進集中營，才使他重新成為德國社會和國際輿論界的焦點人物……

續：再度被捕，為諾貝爾和平獎奔波的海外德國人，永遠不向專制政權低頭的一代報人

註：奧地利是一次大戰後被戰勝國強行劃出德國

世界經濟危機下的德國

1929年發生了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10月25日紐約證券市場崩盤(黑色星期五)，各國投資者自身難保而紛紛從德國撤資，導致德國銀行、企業、商店紛紛倒閉，失業率劇増(300萬)，這給年輕的魏瑪共和國政壇帶來了強烈地震。中央黨希望削減失業保險額以渡過財政難關，而聯合執政的社民黨拒絕，導致兩黨聯合執政破裂，總統只能任命Bruening為總理。但他得不到議會多數支持而無法工作，只能向總統申請解散議會舉行大選(1930年7月)，以為這樣就可以增加他黨派的選票。

但9月的大選結果恰恰相反：中間黨派急劇萎縮，基層窮百姓的選票都投向左、右兩個極端黨。與1928年大選相比，共產黨從原來的54席漲到77席，納粹黨從12席一下增加到107席。這兩個極端黨都是拒絕議會民主而崇尚暴力，所以議會無法再理性地討論而實際癱瘓。德國議會的極端化更增加了國際社會擔憂，德國企業股票慘跌，外資進一步撤離，失業更加嚴峻(500萬)。於是納粹黨聯合其它右翼黨形成“哈茨堡陣線”，希特勒成為該陣線的中心人物。五天后社民黨、工會等建立“鐵的陣線”與之抗衡。在1932年的大選中，共產黨的席位提高到89個，而納粹黨的席位激增到230個。如果共產黨能與社會民主黨（133席位）聯手，或許還能抗衡納粹黨而挽救魏瑪共和國民主。但這兩黨之間又打得不可開交，造成納粹黨坐大。興登堡總統換了一個個總理，1932年8月30日納粹黨二號人物戈林選為議會主席，1933年1月30日總統只能將總理位置也讓給希特勒，德國的納粹時代就此開始了……

奧斯茨基再度被捕

納粹一上台就開始了法西斯政策，對外退出聯合國(Voelkerbund)，軍隊越過萊茵河而撕毀凡爾賽條約；對內解除憲法中的人權條款，建立集中營。納粹當政前的最後兩任總理已限制共產黨活動，而現在則是對所有政治異己者進行鎮壓。

1933年2月13日晚，德國作家保護聯盟舉行了最後一次集會，奧斯茨基等三位作家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納粹黨的主將戈林當日就威脅地宣布：要採取最嚴厲的手段對付“敵對於國家”的組織，要查處所有槍口對準新政權的個人。當晚奧斯茨基的朋友見到他就驚奇地問：“你還不逃離德國？你是納粹逮捕名單中的第一位。我們需要你，但不希望你成為一位殉道者”。就在納粹剛當政的幾個星期內，德國到處流傳哪些作家已經流亡異國。很多了解內情的朋友和已經流亡國外的朋友也紛紛勸他。但奧斯茨基表示：他理解那些逃離德國的朋友們，但他自己將留在德國。

納粹確實下手了，1933年2月27日晚制造了國會縱火案，以此為籍口大規模逮捕政治異己者。那晚奧斯茨基剛好在一位記者朋友家作客，接到報社編輯部給他的告急電話，告訴他國會縱火案及其後續的逮捕行動。在場的兩位記者朋友都勸奧斯茨基立即逃離德國，但奧斯茨基還是堅持留下。次日凌晨他就被逮捕，被逮捕的還有一大批作家和政治家。許多律師趕去為被捕者申辯，結果被一同逮捕——國家一旦走上專制，就沒有任何法制可言。就在他被捕那天，他主編的《世界舞台》上發表了他的最後一篇戲劇評論文章，嘲笑納粹政權。《世界舞台》不久就被關閉，財產被沒收。在告別期中，編輯部向讀者報道了主編奧斯茨基被捕的消息，編輯部法律顧問強烈要求釋放奧斯茨基。雜誌發行人 Edith Jacobsohn流亡海外，幸好她之前已在奧地利、後轉入捷克創辦了《新世界舞台》，以此收入繼續資助奧斯茨基家屬，直到她幾年後去世。雜誌社女經理照顧奧斯茨基家屬，繼續為奧斯茨基溝通國際社會。出版社的兩位雇員成立了“奧斯茨基之友”，讓人們惦記這位報壇勇士。奧斯茨基的獨女在朋友幫助下流亡英國，被一位英國政治家收留。

奧斯茨基起先被關在柏林警察局，然後轉到拘留所。納粹政權一心想除掉他，加罪他是國會縱火案的幕後人之一，這樣判他幾個死刑都沒問題。納粹提出偽證說，在國會縱火案那晚他在亞力山大廣場的一家酒館喝酒，與另幾位合謀者祥作打牌，但“神態慌張鬼祟”。後來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原來在進入法庭前，國際社會盛傳這三位已經死了，所以納粹讓他們以酒館為背景拍了這幅照片，過後發表在《圖片報》上。現在拿這幅照片說是在國會縱火案那晚所拍，顯然辭窮理盡。按照法律必須給予釋放，已經流亡美國的愛因斯坦在美國社會搞捐款，重金聘請律師為他們辯護。另兩位化了重金但沒有成功。奧斯茨基拒絕聘用律師，納粹要求奧斯茨基簽署忠誠政府的保證也被斷然拒絕。納粹無法為他定罪，就以“莫須有”罪名將他送入Sonnenburg的集中營，讓他在露天沼澤地中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欲以時間和苦力來消除這位政治異議者的肉體。

為奧斯基茨奔波的海外流亡者

流亡國外的德國人一直不停地為被捕的人權活動家奔走。但在希特勒當政初期，國際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和社會人士也不原輕易“干涉德國內政”，所以都是些小規模的人權組織在呼籲。這些人權活動家們、包括德國境內的政治異議者都沒看到法西斯政權的本質，還在寄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甚至通過各種私人渠道來解救在押的異議人士，如通過國際紅十字會、通過著名政治家、甚至通過戈林妻子的妹妹等來影響納粹政權。他們在各國新聞界為奧斯茨基呼吁，這又給納粹政權指責奧斯茨基與海外建有聯繫抓住話柄。最後海外朋友們看到，再通過這樣常規的政治途徑無法挽救奧斯茨基，必須採取新的策略，這就引發了為奧斯茨基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大規模外交活動。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活動，沒有誰領導，甚至沒人協調，流亡在歐美各國的朋友們齊心協力，各自在所在國奔波，最後獲得了巨大成功。

1933年挪威沒有頒發諾貝爾和平獎，1934年4月在法國的《巴黎日報》（唯一由德國流亡者創立的報紙）發表了一篇Bernhard的文章，文中問到：是否1933年沒有和平獎提名？以往一直頒發給從事和平運動的作家或政治家，這次是否也應授予為和平事業殉道的人士如奧斯茨基？他的這一倡議得到了德國流亡者的響應，Jacob通過法國斯特拉斯新聞社將此倡議發向全世界，同時正式向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提名奧斯茨基。流亡到捷克而創立人權同盟捷克分部的朋友們，也馬上向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提名奧斯茨基。

挪威方面不想得罪德國，迴避討論奧斯茨基諾貝爾和平獎之提案，謊稱1934年提名期限已過（截止期為1月31日），所以不予考慮。奧斯茨基的摯友、流亡法國的von Gerlach（著名政治家、出版家）立即在《巴黎日報》上發表文章，要求將1933年未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追認給奧斯茨基。他的提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反響，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亨利·曼（托馬斯·曼之兄、普魯士藝術科學院主席）、A.Zweig（後任東德藝術委員會主席）和L.Feuchtwanger等紛紛著文呼籲。

儘管沒有成功，但提議奧斯茨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在歐美興起。諾貝爾和平獎評委之一的Ch.Lange是von Gerlach的舊友，特地告訴von Gerlach不要在提案中提及“釋放奧斯茨基”，而要強調奧斯茨基在和平運動中的意義。於是von Gerlach在1935年1月31日截止期前再度“按時”將提名遞交給諾貝爾獎評委，提議書中詳盡介紹了奧斯茨基的和平活動和為此數度入獄的經歷，引證了托馬斯·曼曾為釋放奧斯茨基所寫的呼吁書。但他很清楚，在這樣的特殊時代，如果沒有國際社會對諾貝爾和平獎評委壓力，奧斯茨基是不可能得獎的。於是他奔波和遊說國際名望人士，希望得到他們支持。192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L.Quidde（20年代德國和平協會主席）馬上應允。E.Toller在英國爭取到有提名權的政治學教授H.Laski。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也是一次大戰後德國人權協會創建人愛因斯坦，親自游說193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J.Addams(美國社會改革家)。1933年諾貝爾和平獎是追認給英國作家L.Angell，他已經打算提名Cecil勳爵(英國政治家)競選下屆和平獎。奧斯茨基的同事加好友Tucholsky馬上寫信給他，要他放棄提名Cecil，而是提名奧斯茨基——Cecil後於1937年獲和平獎，可惜Tucholsky於1935年自殺身亡。

最有特色的是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於1935年10月給委員會寫的推薦信。他在信簽的每一頁上都畫上一段貝多芬作曲的歌劇《費德里奧》樂譜。歌劇主人公弗洛列斯因反抗暴政而身陷囹圄，政敵想慢慢餓死他，這不正是奧斯茨基的化身？弗洛列斯的妻子費德里奧為營救丈夫而深入監獄，這不是海外德國人的現狀？以托馬斯·曼的文筆，以貝多芬的音樂，是所有推薦信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篇。

當然，納粹政府也在活動。早在1934年10月，德國外交部就向瑞典國王和瑞典政府提供了材料，數落奧斯茨基從一次世界大戰來“叛國”的各種“罪行”。這一方面可見德國外交部的無知（是挪威而不是瑞典！），但另一方面也從反面證實了奧斯茨基的和平運動政績。

絕處逢生的諾貝爾和平獎

大家都在緊張地等待1935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出乎意料的是，11月19日委員會提前宣布：1935年不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挪威政府畢竟害怕納粹德國的報復。H.Walter立即在法國報紙上宣布，他們的日內瓦小組將提名奧斯茨基為1936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次採用的正式文稿是亨利和托馬斯·曼兄弟的推薦函。

距離提名截止期1936年1月31日又是非常緊迫，歐美各國自願形成的各個“奧斯茨基小組”同步行動：英國組爭取到了英國一大批世界著名教授的聯名，瑞士組爭取到125位瑞士議員的提名，流亡北歐的記者勃朗特（70年代德國總理，獲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爭取到挪威工黨的提名，布拉格組爭取到46位捷克/斯洛伐克議員和州長聯名，法國組獲得163位法國議員和州長聯名……短短兩個月內，共得到歐美84個團體與個人提名奧斯茨基為1936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成為史無前例的諾貝爾和平獎院外運動。

在這樣強大的國際輿論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知道無法矇混過關了。但委員會還是認為“證據不足”，因為奧斯茨基當時被萊比錫法庭判決時沒有留下一點文字資料。當時法庭是偷偷判刑的，所有律師只能簡短閱讀、而不准將判決書帶出法庭，更何況現在是流亡海外的德國人在收集，更無法得到這些原始資料。於是他們想盡辦法找到當時五位辯護律師中的四位（一位已被納粹迫害而自殺），他們分別到所在國法庭宣誓這些判刑情況屬實。諾貝爾獎評委學術顧問Castberg專程赴日內瓦，要求H.Walter以實據澄清三項事實：一、奧斯茨基不是依靠國外資助而從事和平運動；二、他沒有參加共產黨而成為蘇俄共產專制的追隨者；三、在丹麥報刊上曾發表過（納粹政權有意炮製的）對奧斯茨基採訪，其中許多觀點不是奧斯茨基本人的觀點。Walter坐到日內瓦圖書館裡翻閱了一個星期資料，出色地解答了委員會的所有疑點。委員會顯然啞口無言、沒有理由再拒絕頒發了。

納粹政府對挪威政府進行外交干涉。為了迴避壓力，挪威外交部長Koht和前總理Mowinckel主動退出諾貝爾獎評委，增補了沒有政府背景的新委員。納粹政府氣急敗壞，威脅挪威這是“敵對行為”，“干涉內政”，德國將加快建設波羅地海的艦隊，這是明顯的軍事威脅。但挪威畢竟是民主國家，政府無法直接干涉和平獎的頒發。委員會於1936年12月正式宣布：1936年諾貝爾和平獎發放給阿根庭外交部長Lamas，而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追認給德國的奧斯茨基。對奧斯茨基的評價是：表彰他通過新聞出版而對和平事業的傑出貢獻，表彰他勇於反抗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永遠不向納粹低頭的一代報人

奧斯茨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來，納粹政府惱羞成怒。戈林還是強壓怒火親自找奧斯茨基面談，開出的條件是：只要奧斯茨基主動放棄這一獎項，政府將保證他的終身養老金。但遭到奧斯茨基拒絕。希特勒盛怒之下授意戈林在帝國議會通過法案，不容許任何一個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此禁令直到二戰結束後才開禁——為此設立“德意志科學文化獎”以取代諾貝爾獎。

挪威外交部按照慣例向德國外交部要求，釋放奧斯茨基赴挪威領獎。希特勒親自過問此事，限於外交禮節，希特勒在挪威駐德大使Sahm面前還是同意奧斯茨基赴挪威，但表示奧斯茨基一旦離德，就永久取消他的德國公民身份。戈林授意主管人員暫時不能釋放奧斯茨基。秘密警察負責人再與奧斯茨基交談，奧斯茨基依舊堅持他的和平理念。據此納粹政府確認奧斯茨基依舊有反政府傾向，所以最終拒絕他赴挪威。

1936年12月10日在奧斯陸舉行的授獎儀式上，不僅獲獎人因為納粹干涉而無法親自到場，授獎人挪威國王也因納粹威脅而沒有到場——這是諾貝爾獎頒發歷史上的第一回。奧斯茨基委託一名德國律師受獎，那位律師在納粹政府的暗地縱容下，居然全部侵吞了這筆獎金，過後在納粹法庭上僅形式地判處他兩年徒刑而不了了之。

因為集中營的惡劣條件，奧斯茨基的身體每況愈下。1933年6月28日《巴黎日報》上發表新聞，大標題“奧斯茨基危在旦夕，Papenburg暗下指令謀殺奧斯茨基！”氣得納粹政府強令奧斯茨基書面澄清，他在集中營並沒有受到虐待。

海外朋友們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向納粹政府施壓。例如英國的Ponsenby勳爵通過外交途徑、流亡捷克的K.Grossman通過捷克紅十字會向德國政府詢問奧斯茨基身體狀況。德國外交部只能指令秘密警察對奧斯茨基身體檢查，然後通過德國駐英國和捷克使館將檢查報告遞交給詢問人。儘管謊稱“奧斯茨基身體健康，還能幹活”，但很快將奧斯茨基從沼澤地工作換到了廚房工作。1935年7月，秘密警察再度為奧斯茨基檢查身體，還是聲稱“奧斯茨基還能經受監禁”。奧斯茨基當年編輯部經理Huenicke則向外界傳言：奧斯茨基已經被折磨得就如一個70多歲的老人。1935年10月，國際紅十字會委託專人前往集中營看望奧斯茨基，確認他已病入膏盲。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又於1936年3月口出狂言要處死奧斯茨基，這些都加重了海外朋友們的憂慮。他們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國際基督教慈善機構和挪威駐德使館等，要求國外派出醫療隊前往集中營為奧斯茨基治療，北歐與英國分別派出兩個醫療團前往德國闖關，英國醫療團還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直接威脅。

1936年正是柏林夏季奧運會的最敏感之年，納粹政府為了顧及面子，還真擔心奧斯茨基有三長兩短。1936年4月，秘密警察幾次安排醫生為奧斯茨基檢查身體。檢查結果：奧斯茨基身患多種疾病，隨時都可能離世。秘密警察馬上指令必須保障奧斯茨基的醫療，並作詳細記錄。萬一奧斯茨基有何不測，德國政府對外也有個交代。秘密警察負責人R.Heydrich親自向戈林匯報，要德國政府做好奧斯茨基可能隨時離世的準備。他說，現在國際上對奧斯茨基的呼聲越來越高，不僅是法國、捷克、瑞典和西班牙社會，而且還有美國社會。出於德國的對外形象，他不希望看到奧斯茨基死在集中營里。於是戈林親自批示：將奧斯茨基轉到柏林醫院治療，由他欽點秘密警察嚴密監視。在奧斯茨基轉入醫院的前一天，秘密警察負責人親自找到醫院院長，出示了戈林的親筆批示，表示對奧斯茨基的治療和監視具有特殊的外交意義。國際紅十字會於次日就接到德國政府傳來奧斯茨基已轉入柏林醫院的通知，德國宣傳部又通過新聞媒體向外“透露”這一消息。但不久秘密警察又發現，儘管種種防範還是無法斷絕奧斯茨基與外界的聯繫。於是打算將奧斯茨基轉入其它醫院，戈林也同意。但最後看到，奧斯茨基已經活不了幾天了，更不可能外逃。別剛轉到其它地方就死去，還不如留在柏林醫院。

奧斯茨基於1938年5月4日在柏林去世，一位不知名的藝術家躲過秘密警察監視，偷偷潛伏到奧斯茨基的病床前為他作了死者面形石膏像。5月14日，奧斯茨基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葬在柏林東部Niederschonhausen的墓地。納粹政府禁止在他的墓碑上寫名字，強令他妻子改姓，希望這個世界永遠忘記這位納粹政權的反叛者。

但世界不可能忘卻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報人，不會忘記這位和平事業的殉道者。早在他去世前夕就在法國出版了他當年同事B.Jacob的《世界公民奧斯茨基》，瑞士出版了他的幾位生前好友合著的《奧斯茨基》，在捷克的《新世界舞台》上發表了亨利·曼為奧斯茨基寫的專文“忍者”。

青年時代的奧斯茨基是位詩人，但正如他青年時代的朋友L.Tügel說的那樣：“他最終沒有成為詩人，也沒有必要成為詩人”，因為他用自己的青春，寫下了一曲反抗專制的生命讚歌。

□ 轉自德國《歐華導報》2007年5月、6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