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美國大英百科全書訪華團在北京拜會鄧小平，中國百科全書高級編輯梁從誡擔任翻譯。當他逐一將客人介紹給鄧小平，其中介紹到一位年屆九旬的女編輯，她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過，鄧突然興奮起來，用濃重有力的四川話說：“咱們是同事嘍，都是打仗的！現在失業了，沒仗可打了，但還是和平好！” 當梁把這席話翻給女編輯，她吃驚得差點從藤椅上掉下來。她事後不解地對翻譯說：“我怎麼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議！”
1991年8月，梁從誡先生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正好我在那個中心做訪問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談時，他興致勃勃地講了這段軼事，並談起他和父親及祖父這三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命運。
考上舉人，考官賜婚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見到梁從誡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聯到一起，因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啓超。梁從誡談起祖父，也肅然起敬。
他講述說：梁啓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當堂見面，才發現梁啓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祖父為妻。梁從誡笑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奶奶是誰。”梁啓超毫無選擇餘地，只有叩頭謝恩。稍後，一位地方主考官對李雲端說：讓你搶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兒給他。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啓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初與孫中山合作，後因觀點不同而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着龍袍稱帝。梁啓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啓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 “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梁從誡回憶說：“父親不僅學習超群，還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親手做了一個銅鏡送給母親。他們到美國後，母親成為第一個在美讀建築的中國女生。”
“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父親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抗戰前，父親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面對北京飛漲的物價和知識分子的窮酸處境，梁從誡感嘆說，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即可生活；差別非常大。據可查到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年發薪帳目，圖書館長李大釗月薪六百銀元，當時任館員的毛澤東才拿六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也很厚待知識分子。
設計國徽、紀念碑
“七.七” 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梁從誡問母親為什麼要逃，林徽音說：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看日本旗。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屋炸毀，慶幸那天全家外出。梁從誡說，他僅有的童年記憶是跟母親在瓦礫中挖家裡的東西，母親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積木。那年他五歲。
不久他腿上長了疥瘡，母親患了嚴重肺病，一家人貧病交加。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兒逃？林徽音指着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着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麼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方剛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因當時國、共逐鹿中原，中共勝勢已定。梁思成只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也要造房子。
回國後，他在北京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教授，夫妻倆全心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他們夫婦深得周恩來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國旗設計小組組長，後又出任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設計組長。國徽全國招標，林徽音的設計草圖一下子“中標”，中共要員毛、劉、周、朱都畫圈同意。一時，梁思成夫婦成為新政權的“紅人”。
北京古城牆萬萬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們與黨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里，有七百年歷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蹟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既不懂建築，也不懂美學，說不過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從誡說到此，特別感慨：如果當年能採納我母親的意見，今天北京城牆將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壯景，不知遊覽外匯能增加多少，因為僅僅一個光禿禿的長城，就有成千上萬的外國遊客；而且北京城牆還可解決北京公園少，遊人擁擠，以至假日傍晚談戀愛，公園一條椅子要同時擠兩、三對的窘困現狀。
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
林徽音那時還沒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話就是聖旨，無論彭真、彭假，都只有叩頭領旨去執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領導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麼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蹟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更心痛！她未曾痊癒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麼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裡。
死後周恩來才想起他
中國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來才想起了他，要為他開追悼會。梁從誡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共元帥陳毅的追悼會比他父親的正好早開一個星期，而且就在同一個禮堂。梁從誡親自去禮堂，把花圈上追悼陳毅的輓聯換成悼念父親的。
追悼會上，當時清華大學負責人謝靜宜代表周恩來慰問家屬，問梁從誡家中缺什麼，並說總理還記得林徽音。梁從誡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總理那麼忙，要管整個國家的大事，還記得他母親，還能準確叫出名字。
我沿着這個話題請教梁先生，“既然周恩來那麼器重、賞識你母親，那為什麼拆城牆時，她不去找周恩來，畢竟周恩來是個聰明人，懂得古蹟的價值。”梁從誡回答說：“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謝總理對我家的關心。但是……”他沉緩了一會說：“拋開這些，平心而論，周恩來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澤東的一切錯誤能說到讓別人接受。”
梁從誡成了“梁三子”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着：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裡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復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兩次機會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中共是最善於做“統戰”工作的。梁啓超的孫子這塊招牌也許會派上用場，於是梁從誡被請進全國政協，做了委員。但梁從誡身上流動着母親那種剛直、執拗的血，一次閻明復問他對“政協”的看法，他直率地說：一個政而不協——既無政治地位，又什麼大事也不找它協商。
三代人選擇越來越小
梁啓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我請教梁先生怎樣看待他們三代人的共同點和差異。他不假思索地說：最大的共同點是都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愛國心。為了這種責任、愛國，而不顧個人；但三代人都是失敗者。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
“為什麼都是失敗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其實，他們是秉承一片愛國之心，他告訴我，一次他與閻明復講，中國需要這種“愛國的反對派”。他用英文強調說，是“loyal opposite”。
談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對中國現實的了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從誡先生已是第三次訪美。我問他感受，他直截了當：“多元。這裡讓人有更多選擇。我們三代人的最大悲劇是選擇越來越小。”我回應道，人們都說晚清是腐敗的大清王朝，但它還產生了梁啓超。但共產黨建政後，又產生了什麼呢？梁從誡先生感慨地說：如果他有祖父當年那樣的環境，今天也會更有成就，不會跟祖父差距那麼大。而他的人生，沒有自己的選擇，大學畢業就到“人事廳”報到，以後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黨安排，他從不屬於自己。連思想和學問也不屬於自己。他告訴我：三十年前他教過的一個學生，現在雲南大學當教授，寫了一本《世界史》送給他看。他仔細一看，書裡很多觀點還是三十年前他講授的。而他的這些觀點又是當年他的導師、蘇聯專家教他的，全是以蘇聯“十月革命”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寫來，顯得荒唐；但仍在寫、仍在出。
複雜的民族情結
梁從誡後來做了北京文化書院副院長。雖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對國家有着深深的愛。他告訴我，母親也是這樣，當年肺病非常嚴重時還堅持畫“國徽”草圖。後來手都拿不動筆，呼籲困難，還支撐着畫完大綱，最後細部由父親和朋友等完成。
為什麼這樣一些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要追隨中國共產黨，並且對黨一次次犯錯誤都給予原諒呢？梁從誡分析說，“這裡有一個民族情結，有個大背景——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氣的歷史，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火燒圓明園，中國人都一敗塗地。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使知識分子感到中國統一了，獨立了，在外國人面前站起來了，變成了世界大國。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一切，這就是‘原諒’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後期已看出這個國家的整體性問題，但仍對黨和國家有着愛的感情。黨犯了錯誤，我替黨難過、害臊，雖然自己不是黨員。但一代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受到挫傷。”說到這裡，梁從誡比喻說： “如同一場戀愛，你對她一片好，結果換來一場臭罵，這種傷了的感情很難恢復原狀。”
一出國，就“出事”
這是梁從誡第三次出國訪問。他說想找個命相學家看一看，怎麼他一出國，就“出事”——1986年底他來美國訪問，中共高層“地震”，總書記胡耀邦 “辭職”；1989年4月訪美，北京發生動亂；這次來美，他和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看蘇聯政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我說，“你下次出國，這個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國了。”
原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2年3月15日
（作者註：今天看到梁從誡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陣傷感。把網絡時代之前的舊文打字（只有個別字的修正），發到網絡以悼念梁先生。他們祖父三代人失敗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國知識分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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