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汪精衛政治遺囑真偽的懸案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1月10日13:55:5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汪夫人陳璧君字）謄正，交××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這份遺囑究竟是真是假？ ◆高伐林 　　到11月10日，汪精衛在日本病死，一甲子加四年了。作為孫中山遺囑的代筆起草人，他寫下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樣的名句。那麼，他自己的政治遺囑又是怎樣的呢？ 汪精衛沒留政治遺囑 　　汪精衛並非猝然撒手人寰，在日本的醫院就住了252天，按照在他生命最後階段寸步不離他身邊，只休息了一天的大女婿何孟恆（何文杰）先生的回憶，汪精衛直到最後一刻，儘管不能下床行走，神志卻一直非常清楚。按常理推斷，他不會不留下一份政治遺囑。 　　然而，當汪精衛的遺體於1944年11月從日本名古屋運回中國後，不少人不止一次地問其妻子陳璧君：汪是否留下政治遺囑，她總是否認。筆者與汪精衛的長女汪文惺及其夫婿何孟恆夫婦多次交談，詳細了解過汪精衛去世時的情形，他們也都用很肯定的語氣說：完全沒有他親筆寫或者口述政治遺囑的印象。 　　何孟恆在自己撰寫的關於這段歲月的回憶中說：醫生們覺得對病人家屬應該交代實情，坦白地說汪精衛罹患的是Carcinoma，是癌症之一種，不得不開始作各種後事準備。但“媽媽（陳璧君）認為當初來日本的時候就把職權交給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代理……既然現時不在其位，也就不宜遙控指示。而且病人的精神和體質，又實在能夠幫到些什麼呢？另一個原因就是病人的情況既然如此，又怎能向他宣布實情，令他傷心絕望呢？”遺囑的事就這樣一天天拖延了下來。直到有一次，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林柏生來名古屋看望他，就由他很婉轉地提問：“先生還有什麼吩咐？” 　　汪精衛是非常聰明的，一聽就明白了林柏生所問何來。何孟恆記得：他沉默了好一會，然後回答，大意是：生平的思想言論，都跟隨着時勢的變遷，陸續發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正可以留存後世的，就是‘雙照樓詩詞稿’了。” 　　這樣說來，汪精衛確實沒有留下政治遺囑了。 　　然而，1964年香港《春秋》雜誌突然發表了一篇據說是汪精衛的題為“最後的心情”的文章，實際上就是相當於一份政治遺囑，頓時引起史家關注。 汪精衛死後20年出現一份遺囑 　　這份東西從何而來？到底是出自汪本人，還是別人偽造？ 　　美國人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期間的通敵內幕》一書中，記載了一段來歷：《春秋》發表這篇文章的過程是從1963年秋開始的。當時該刊收到了一封寄給朱子家的信，朱為該刊撰稿，但並不常去編輯部。該刊甚為粗心，竟讓那封信在辦公室里沾滿了灰塵，“直到1964年2月8日，朱本人碰巧來辦公室串門時才領走。朱打開一看，信封上只寫上了香港某保險公司的回信地址，裡面是一份長達四頁半用毛筆書寫的文件。據說這就是汪的遺囑，但筆跡顯然不是出自汪之手。在另外一張紙上寫着“最後的心情，兆銘”等七個漢字。書法秀麗，的確像是汪的親筆。信中還有一張普通的黃色便條，上面寫有汪精衛長子在九龍的住址以及“請轉交”等字樣。給朱子家本人倒沒有寫什麼。 　　我以前曾介紹過，“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筆名。他曾在汪政權當官，是周佛海的部下，後來著有以其親身經歷為基礎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追述，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過這份長達5000字（實際為4700餘字——高伐林注，以下括弧內文字，除另註明外，均為高伐林注）的四頁半文件，最後認定它是真的。他曾設法尋找那個匿名的寄信人，但一無所獲，那個唯一的線索——保險公司的地址——也沒有起什麼作用（注2）。 　　既然信中所附汪精衛長子（即汪文惺的哥哥汪孟晉）的地址並無錯誤，那麼寄信人完全可以將文件直接寄給汪的長子，為什麼他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寄給了朱子家即金雄白？金因此認為，寄信人的意願就是交給他來公布於世。於是他就這麼做了，把文件交給了《春秋》雜誌，在該刊1964年2月號全文發表，其後並刊載於《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五冊。 　　當時的識者都說“筆跡顯然不是出自汪之手”，那麼出自誰的手？又過了40年後的今天，何孟恆非常肯定地告訴筆者：那是龍榆生的筆跡。 扯進一位古典文學專家 　　龍榆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人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龍榆生生於1902年，歿於1968年，江西萬載人，中國著名詞學家，先後任中山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等院校的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圖書資料組長、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著有《中國韻文史》、《唐宋詞格律》、《詞曲概論》等。 　　龍榆生為什麼會扯進這件事呢？何孟恆先生介紹，龍榆生與汪精衛家很有私交，過從甚密，教過汪的兒媳的古文和詩詞。他擔任過汪政權立法委員，後來也為此坐牢，與陳璧君等人一起服刑，一道讀書。 　　“金雄白那個時候已經找過我了，他拿了這篇東西來給我看，要找我太太（汪文惺）的嫂嫂（即汪精衛長子汪孟晉的妻子），那意思就是母親（陳璧君）要將東西交給兒子。我一看，認出是龍榆生的字跡，這不會錯，因為是龍榆生寫的，我就帶了金雄白去找我太太的哥哥。” 　　何孟恆回憶這篇文件的來歷，與上述說法有點不一樣。他說：信封上寫着的是寄給香港廣東銀行幾樓的一個商業辦事處——從什麼地方寄出來的他就記不得了——又從那個辦事處的地址寄給金雄白。 　　“後來金就發表了。那正是汪氏去世第20年。” 　　這篇文章中，汪精衛的囑咐正是：“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即汪兆銘，汪精衛的本名）歿後二十年發表。” 沒見他寫，但也不能率爾否定 　　文件的來歷如此神秘，而其內容，也費人疑猜。 　　美國人博伊爾說：“在我所調查過的人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它是真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則認為它是假的，其餘的人經再三研究後，也坦率地承認他們拿不準。”何孟恆大概就屬於這最後的三分之一，他對筆者反覆強調：“龍榆生的字我可以證明，但是其它的我就不能證明了。我沒有看到他（汪精衛）寫。”“對於《最後的心情》，我既無法證明，因為我沒有看到他寫；但是我也不能否定。至於這篇東西中所講到的，我覺得真實可信。而且，我實在無法想出來：到底有誰會造假呢？” 　　對於沒有人在汪精衛病重期間看到他寫或口述遺囑這一質疑，相信遺囑為真的金雄白爭辯說，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可以假定汪在去日本之前就已將它寫好了，等到他快要死的時候，他只要作一些最後修改，並寫上“1944年10月”的日期就可以了。 　　至於陳璧君一再否認汪精衛寫過遺囑，也可以這麼解釋：汪精衛本人並沒有說這份東西是“遺囑”，陳璧君也並不認為它是通常意義上交代後事的“遺囑”。 　　何孟恆先生給筆者出示了他手抄的這份《最後的心情》。我將這份手抄件打字輸入了電腦。這份文件網上也有流傳，我沒有一一核對是否有出入。 　　在這裡，我把這份寓辯解於剖白、涵沉痛于欣慰、內容廣泛的“最後的心情”，刊載出來，請讀者根據內容來辨析：它是否真出自六十年前的汪精衛？ 注釋： 　　1，《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約翰·亨特·博伊爾著，商務印書館，1978年。 　　2，《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香港春秋雜誌出版，1964年。 　　2009年年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歷史系史景遷教授（Jonathan D. Spence，左立者）和夫人金安平（左坐者），前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館長、贈書中國計劃負責人馬大任教授（最右側坐者），以及筆者等人，應汪精衛女兒汪文惺、女婿何孟恆（前右背對鏡頭者）邀請，一起商討關於汪精衛遺物的保存和研究。（高伐林攝） 附： 最後之心情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汪夫人陳璧君字）謄正，交××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銘 　　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為蘇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變以還，日本侵逼，有加無已，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片戰聲。渝府焦心積慮，亦唯以不變應萬變，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兆銘行險僥倖，或不為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已至千鈞一髮局面，此時不自謀，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馴至雖欲自為之謀而不可得。兆銘既負國事責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其或有可能之途徑。年來昭告國人者曰：“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則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產，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頻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儘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事求是，切忌虛矯，日本只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負責任：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餘年來，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個人與同志屢遭誣衊，有壬（唐）、仲鳴（曾）、次高（沈）被戕者數數。今春東來就醫，即因民廿四之一彈，個人生死，早已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為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為。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日本如能及早覺悟及此，以中國為日美謀和之橋梁，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為之勉籌化干戈為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也。 　　兆銘竊有慮者，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大有可慮者也。 　　兆銘於民主政治夙具熱忱，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曾通過憲法，當時張季鸞先生曾草文論之，言政局失敗而憲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為雪中送炭。又憶南華日報在香港創立時，欲對民權主義多作鼓吹，而苦無註冊之保證金，賴當時英國閣揆麥唐弩氏遠電當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報繳費”，心常感之。四年前國府還都，不過苦撐局面，為對日交涉計，萬不得已而為之，故仍遙戴林主席。銘屍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時地望與民國以來時局之推移有關係者參與其事，民主之基，庶幾有豸。然年來以對日主張，不無遭英美不明實情者之猜忌。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區更痛苦彌深，而國府突對外宣戰，豈不貽笑外邦？不知強弱懸殊之國，萬無同盟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為餌。然悍然行者，實政府在淪陷區內，假以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惟對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者，率得行之，此實銘引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軍與曾李相持時，已為藏垢納污之區，八十年來，以條約束縛，政府苦難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還，大戰之後，租界終入國府範圍，固不當因日本之成敗而變易也。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於渝方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為釜望為薪”者，實為此意，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時，銘始與對日之役，其後兩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九一八初起當時，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寧方同志，寄望於國聯，斥為賣國。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累次交涉，見日本政出多門，而軍人勢力膨脹，海陸之傾軋，議會制度之破產，軍閥野心之無已境，其前途如失韁野馬，彼國之有識者早引為隱憂。兆銘離渝與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對象為日本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為淪陷區當地之駐軍；為仰軍人之鼻息之外交使節；為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然以銘在國府之關係，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為謀我滅我之資，亦不得不以之為交涉之對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勝於南北舊官僚，兆銘即可於此時覘其國而窺其向。況彼政出多門，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對彼元老重臣，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為憂，以國父“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之言為戒。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級機關於盡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軍閥氣焰雖盛，進退時見逡巡，海陸軍之交誹，時或露真相於我。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駐屯軍亦不能故違，只能拖延圖利。是以國府交涉之對象，非其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銘仍不至於一着全輸而無以自立。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在淪陷範圍，彼既承認我政府為盟邦，為復興東亞之夥伴，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仍可為民生留一線之機，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銘為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絕策，屢為二三同志言之者。蓋中國為弱國，無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淪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淪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即國府過去打倒者如吳××，所斥如安福餘孽××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儘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是以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而中國局面之收拾，則誠為不易，戰後大難，更有甚於戰爭之破壞，必有待於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政府陸續規復，始得保存元氣。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時至今日，而此種跡象，蓋益顯著。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實事求是，日本能憬然於侵略之無所得，戰局之逆轉，化戾氣為祥和，亦為一念，端在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長山本秀實入京，事後語人云：“汪先生無情報”，蓋其時日方之敗局未顯，而戰事已見膠着。山本嘗周行南洋緬甸各占領區，故作此危語也。然山本此語，余實得聞之。銘離渝六載，在東亞戰事爆發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順利，除公開電報外，未嘗與渝方通訊。於日本以外其它國家，雖有互派使節者，未嘗以之為交涉對象。蓋以日本軍人氣量狹隘，又多疑忌，國府所居地位為變局，其目的為專辦對日本一國之交涉，乃至日駐軍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實不必多事捭闔，啟彼機心。然銘等之真心主張，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隱瞞，各國使領亦有進言於我者。銘雖赤手空拳，在此東南諸省範圍內，凡能為國家自主留一線氣脈者，亦無不毅然不顧一切之阻礙主張之，竟行之！蓋以此為我內政範圍，外人不應干涉。 　　今於此亦可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為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為中央軍校之校訓，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為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乃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同生共死”，為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至於條約交涉各端，更可謂殫心竭慮，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且戰爭結束，日軍議和撤退，此項條約，終成廢紙，固無礙於國家之復興。 　　目前所疚心者，東北與內蒙問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然關於東北內蒙，本月與小磯言，同意有改變之餘地。如銘不幸病歿，抱憾以終者，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復耳。然在九一八以前，東北地方政府與日本懸案，積有百餘件，懸而未決，地方中央，互相諉責，大禍終啟。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時，為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俾其從容退兵，收其實利，一隙之乘，肇端於此。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蓋亦謂燭見機先，不可以為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 　　華北五省局面，殊形複雜，一年來稍有變動，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前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已於政府及黨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劃，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了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者之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有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期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為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 　　相關文章：汪精衛之死——女兒女婿細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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