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讓人感興趣的是，他們先後都走上了反共的道路。這又是何種原因呢？不妨回顧一下當年的歷史。

中共在1921年成立後，由於信奉者寡，力量薄弱，因此在蘇俄的建議下加入國民黨藉機發展壯大；而孫中山為了藉助蘇俄力量，採取了“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迅速攫取了國民黨的宣傳機關、組織機關等，並在國民黨內部發展地下黨員，這引起了國民黨員的反感。此後，為防止國民黨壯大，阻撓蔣介石北伐，中共在多省發動了農民運動、土地改革、工人罷工等，殺死不少地主，其結果是造成社會動盪，人心不寧。

1927年國民黨北伐取得了初步勝利後，從3月底到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份人等在上海多次召開會議，策劃清黨，而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在3月28日的“預備會”上，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有4人為國民黨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在會上，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對此，身為主席的蔡元培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

4月2日的正式會議上，蔡元培向大家出示了兩份材料，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會議還列出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在內的近兩百人的名單，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他們“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4月9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了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

可以說，蔡元培一改往日之平和而堅決反共，完全是因為中共的惡行令人髮指。雖然提倡“兼容並包”，但秉持着民主自由理念的蔡元培當然有自己的原則，他當然絕不會贊成打土豪、分田地、殺人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徵的階級鬥爭，絕不會贊成中共這種“借殼”壯大自己的行徑。

而事實上，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並沒有什麼私人恩怨，甚至對任教於北大的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干涉。在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處死後，他還帶頭募捐，幫其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在陳獨秀兩次被國民黨逮捕後，也都曾出手相救。

然而，中共的暴虐讓這樣一位謙謙教授都憤然而起，可見中共所為是何等的令人不齒。

再來看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是如何走上反共之路的。

1927年國民黨清黨，證明斯大林讓中共加入國民黨是錯誤的。當時蘇共的另一領導人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陳獨秀對此表示贊同。但斯大林卻不承認錯誤，批評托洛斯基和陳獨秀，並在1927年8月解除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陳獨秀拒絕參加。1929年“中東路事件”，陳獨秀反對中共罔顧國家利益、“保衛蘇聯”的做法。當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共。

之後，陳獨秀組織了中國“托派”，發行雜誌，刊載托洛斯基的文章，反對中共政策，也反對國民黨。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在五年的坐監中，陳獨秀閱讀了大量書籍並開始反思。1937年出獄後，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國。

抗戰期間，他寫了不少新書，在《我的根本意見》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提出許多觀點：“‘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儘管晚年生活潦倒，但陳獨秀不僅拒絕了胡適赴美的邀請，而且也拒絕去延安，並堅拒國共兩黨人士的饋贈，最後在長期隱居的四川江津病逝。

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的阿隆曾說：“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

的確，一個人可以既是馬列主義者，又同時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在思想上是正直的。從民國時期兩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的反共經歷就可以看出，真正有才智、有道德、正直的人最終都會選擇遠離馬克思主義，因為它是這樣一個只會給人們帶來悲劇甚至毀滅的“理論”。

林輝 -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