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辛灝年先生在演講中闡述了晚清時期的在內外形勢的逼迫下，中國各界人士從尋求改良到發動革命的歷史進程，證明了辛亥革命的爆發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在上次的節目中，我們為您播出了《誰孕育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下面請您繼續欣賞第二部分。

三，專制改良的成敗孕育辛亥革命

【辛灝年】光是有知識份子,有會黨,有青年學生,有各個方面優秀人物的覺醒來發動革命，革命可不是那麼好發動起來的，必須整個社會有覺醒才行啊。我算了一下，至少社會各界的覺醒可以算出九個來。但是因為講演的關係，我不能都說出來，那就簡單介紹四個“界別”的覺醒。

第一，新聞界的覺醒

【辛灝年】我剛才講了，滿清允許辦刊辦報。大家知道一八九八年中國有多少民刊嗎？定期發行的報紙，刊物六十份。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創建的時候，中國有多少定期出版的報刊呢？四百八十七份，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民辦刊物，民辦報紙。‘申報’，‘東方日報’，‘東方時報’，‘漢口評論’，這些著名的，不包括那些鼓吹革命的留學生的雜誌，四百八十七份吶。今天可有一份呢？他們到了什麼程度？他們可以任意地批評滿清王朝，甚至可以揭露時弊，鼓吹革命。一九零三年的上海‘蘇報’就是公開鼓吹革命的，上海的出版社就敢於公開出版鄒容的‘革命軍’。

這一百年來，中國沒有哪個人不佩服革命烈士秋瑾，她是中華民國的前驅。可是大家知道，當時的報紙是怎麼報導她被殺的嗎？以‘申報’為代表的中國所有報紙，都把她當作英雄來歌頌，那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第一，秋瑾是英雄，不當殺；第二，秋瑾是女人，不當殺；（中國傳統對女人不殺頭，只是縊死，滿清政府錯了）第三，秋瑾是學界中人，飽學之士，不當殺；第四，秋瑾是愛國志士，不是革命黨，不當殺；第五，秋瑾就是革命黨，也不當殺！殺革命黨秋瑾，就是殺我同胞！一篇篇的文章就是這麼說的呀。這可不是今天做的結論，這都是當時的報紙上白紙黑字寫的。

你們知道他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嗎？秋瑾是被殺了，然而滿清王朝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把批准殺害秋瑾的浙江巡撫張曾揚放到江蘇去。江蘇的士紳，知識份子，學生，全部上街遊行，拒絕他來當巡撫。滿清王朝沒辦法，只好再將他改任山西。山西的士紳和知識分子又起來反對，於是他三個月不到就病死了。直接向張曾揚報告的紹興知府貴福是滿人，很壞，就是他報告巡撫說秋瑾是革命黨。你們知道他是什麼下場嗎？報紙天天罵他，揭他的短處，結果在紹興待不下去了，滿清政府把他調到我們安徽寧國去當知府。安徽也不要他，他只好棄官為民，改名換姓，中國人再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張曾揚和貴福命令監斬秋瑾的山陰縣令李鍾岳，本來就反對逮捕秋瑾，更反對判她死刑。派他去監斬，他不願意去，每天就說，“我對不起秋瑾，我不能殺這樣的人，不能做這樣的事。可作為縣令，我不能不服從上級。。。。。。”他必須服從。你們知道他最後怎麼樣了嗎？三次自殺，兩次未成，最後引頸上吊而亡。他說，“秋女士，我對得起你了，一命抵一命。”今天有這樣的官員嗎？！

‘申報’公開了向張曾揚和貴福通消息的兩個告密人士姓名，這兩個告密者從此改名隱姓，流散在人間。該報同時公布了中國的知識界，學生界，和普通老百姓要為秋瑾開追悼會的事。你要知道，對於滿清王朝，用今天的話來說，（她）可是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的“反革命份子”！然而，杭州大悲庵的尼姑主持居然捐出岳飛墓邊上的四畝地，為秋瑾下葬，四百人參加葬禮，且在葬禮之後成立“秋社”，要年年月月地紀念秋瑾。國人當時為秋瑾寫的，公開出版的小說，詩歌，畫報，不計其數。這就是輿論的力量，這就是新聞的力量，這就是人民能夠自由辦報辦刊的力量！沒有當時那些報導，我們今天怎麼會這樣為秋瑾所感動，我們今天又怎麼可以知道這些呢。這就是新聞界的覺醒。

我特別感謝北京大學的夏曉紅教授，她對這一切做了非常詳盡的研究。我建議大家看她的書，那真是把滿清時期國人擁有新聞言論自由的美好狀況研究得清清楚楚。我不想捎着今天再說啥話了，我只想告訴我們今天中國的新聞界，要有一點點良心，講幾句真話就算好記者。

第二，學界的覺醒

【辛灝年】我想告訴大家，我也挺難過。今天到這裡來，是因為我對多倫多大學很有感情，對多倫多市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太少的留學生。我想告訴大家，一百年前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有孫中山，也沒有辛亥革命；沒有孫中山，一樣會有革命；有了孫中山，會有正確的革命。可是，如果有孫中山卻沒有留學生，革命的品質不能提高，也就不會具有那麼早的，那麼好的一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當時的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留學生，可說是休戚相關。

舉幾個簡單例子：我剛才講了康，梁，唐，三個人發動長江七省“保皇暴動”，失敗了。在安徽大通血戰七天七夜的首領，日本留學生秦力山，他僥得性命，偷渡到日本，在日本找到了梁啓超，找不到康有為。因為絕望，從此與改良派決裂，並創辦了第一份留學生的報紙--‘國民報’，開始鼓吹革命，這是留學生最早鼓吹革命的報刊。

另外，一九零二年在中國留日學生界發生了幾件事：第一件事，六十個留學生參加了章太炎發布的“支那二百四十二周年亡國紀念大會”。意思就是中華民族亡國，我們漢人的國亡了，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反滿情緒在裡面，他是個反滿革命家，我們可以理解那個時代嘛。同時，湖南留學生楊篤生寫了一本小冊子叫‘新湖南’。這本小冊子寫什麼呢？寫的就是，要中國的民族主義，要破壞的改造主義。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就是留學生們在這個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結社，開始用各個省的名義創辦自己的反滿革命刊物。有很多啦，河南，江蘇，湖北學生界都有，比如後來的“二十世紀支那”，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學生刊物，都是鼓吹反滿革命的。

在這種思想輿論的引導下，一九零三年正月初一，陽曆是一月二十九號，當時的滿清國駐日本公使蔡鈞，在東京舉辦一個大團拜，邀請了五百多個留學生。你們知道在團拜的時候，第一個上台發言的留學生是誰嗎？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馬君武，第二個是劉成禺。他們上台說什麼呢？“滿清太腐敗了，一定要革命推翻他！”在滿清公使的團拜會上，他們號召革命，推翻滿清。我想，這對於留學生的意義太大了。緊接着，因為俄國人強占中國東北不走，所以留學生就發動了一個“拒俄運動”，要成立留學生“義勇隊”，去東北跟俄國人大幹一場。“義勇隊”成立了，可當時留學生會館的兩個官方負責人，大家都知道的，後來著名的賣國賊陸宗與和章宗祥，堅決反對，於是留學生們就自己舉行一個儀式，開大會，宣布“拒俄”，成立“義勇隊”。後來考慮到清王朝畢竟是朝廷，我們還是要聽他的領導，所以就把“義勇隊”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希望在滿清朝廷的領導下來扺抗俄國人對我東三省的占領。這不是很好嗎？可是蔡鈞給國內朝廷發了一個電報，聲稱“拒俄是假，革命是真”。於是清朝政府就發了一個上諭，叫做“凡是見到有異樣的留學生，就地逮捕處決。”這一下留學生火了，中國還能不革命嗎？這樣的王朝還能要嗎？我們想幫他，幫我們自己，幫我們的民族爭回東北，他不支援我，反而要鎮壓我，殺我，他對我們留學生的恨，遠遠超過了對俄國侵略者的恨。就像現在，今天要搞一個反日遊行，一看這遊行裡面去了幾個異議人士，馬上就宣布明天不准遊行。一模一樣，沒區別。對自己人民的防備和痛恨，遠遠超過對外國列強勢力的痛恨。

雖然“拒俄運動”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但是大家要知道，“華興會”和“光復會”，就是“拒俄運動”的兩個干將，黃興和龔寶銓，一個回到湖北湖南，一個回到浙江，分別創建起來的。“拒俄運動”在日本轟轟烈烈地展開之後，國內動起來了。一九零二年，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建立“中國教育會”；一九零三年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就是現在上海交大的前身，一共就六個班，第五班的學生天天講革命，校長汪鳳藻就宣布，把第五班的學生全部開除，結果六個班的學生全體退學。蔡元培為了收留這些學生，在“中國教育會”里建立“愛國學社”，把這六個班的學生全部接過來，讓他們天天談革命。

這個時候，那個宣傳革命的知識份子章太炎來了，鄒容也從日本被趕回來，‘革命軍’出版了。章太炎開始鼓吹革命，上海的學生運動波及到了全中國，“拒俄運動”在國內爆發成了巨大的學潮。那可是自發的，沒有黑手，也沒有紅手。一九零三年，大家知道，出版了最著名的一本書，鄒容的‘革命軍’。他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僅僅是滿清的中國，不僅僅是滿清貴族的中國。”他還說,“今天,凡是殺我之君主,我必殺之;凡是剝我公民權力之君主,我必護我天賦之民權。”，“中國必須走向革命，因為唯有革命，才能夠保我民權。”這本書在全中國蕩漾開來，激盪了人心，鼓勵了民智。光是在美國一地，孫中山先生就讓舊金山的一位華僑印了十萬冊，沒有‘革命軍’，哪有那麼多的青年學生走向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啊。

就在一九零三到一九零四年，出版了另外兩本書，（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趙聲的‘保國論’。這些書主要提出了幾個東西：第一要愛國；第二要愛民族；第三，反滿清是反滿清的專制統治；第四，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而不是改良。這些書在民間的影響太大了，都是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寫的。

一九零一年，中國在日本留學生才一百人；一九零二年，二百七十二人；一九零三年，就已經到了一千多人；一九零五年，三千人；一九零六年，八千人；一九一二年民國建立的時候，二萬人。孫中山一九零五年建立“中國同盟會”的時候，三千留學生幾乎全部去歡迎他，一千人參加大會，三百人加入“中國同盟會”。一九零六年的“萍劉醴起義”也是留學生們自己回國策劃領導的。沒有留學生就沒有“中國同盟會”，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的基石。

秋瑾和徐錫麟，大家知道嗎，他們是表兄妹，從小相愛。秋瑾的父母非常勢利，非要把她嫁給一個當官的，於是秋瑾就衝破禮教，去了日本留學，徐錫麟也到了日本。兩個人本來都不講革命的，後來從改良走向了革命。徐錫麟回國刺殺滿清五虎之一，安徽巡撫恩銘；秋瑾在浙江紹興準備起義，被滿清發覺，砍了腦袋。這兩個都是留學生，他們的死，將滿清王朝上斷頭台的時間大大地提前了。在當時的中國，有誰能不知道徐錫麟，在當時的中國，有誰能不知道秋瑾？

中國留學生親身策劃，領導，並且在第一線上，參與了一九零五年以後，主要是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所有的革命起義。他們都是領導者和策劃者，都是在革命起義第一線的啊！留學生要愛國，留學生要真愛國。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沒有留學生就沒有中華民國呀。沒有留學生，中國就缺少了一個巨大的智慧來源，也缺少了一個巨大的愛國源泉。我覺得我今天想講一句話，今日中國的留學生，愛國當然要愛，可是要明白應該愛什麼樣的國家。要愛走向共和的國家，要愛完成共和的國家，而不是固守專制，厲行專制的這個國家政權。國與權是兩回事。

第三，軍隊的覺醒

【辛灝年】軍隊不是開玩笑的，他握着槍桿子。用我年輕時接受的教育來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要永遠受黨的領導和指揮啊，軍隊一發生問題當然就要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是新軍起義，可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為什麼會發生“武昌起義”，為什麼會發生武昌的“新軍起義”。如果沒有武昌的“新軍起義”，就沒有“武昌起義”，也就沒有我們今天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要推遲很多年。難道軍隊是在猛然之間觸發了起義的嗎？不是，革命黨“運動”軍界整整八年之後，才有了“武昌起義”。

我講一個很短的故事給大家聽。黃興一九零四年回到長沙發動起義，同時建立了“湖北科學補習所”，這當然是糊弄滿清政府的名字了。這個湖北科學所有哪些人呢？黃興的弟子胡鍈，早期的革命黨張難先，特別有一個人叫劉敬庵，是馬隊的書記，專門管招兵。只要張之洞說一招兵，他就馬上一方面通知留學生參軍，一方面通知會黨里的優秀人才參軍，然後在科學補習所進行革命訓練，告訴大家要矢志忠於革命，參軍是為了推翻滿清，不是保護朝廷，這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華興會”的起義在湖南失敗了，然後“華興會”的同志們立即電告湖北科學補習所，使他們全部得以安全轉移。第二年（補習所）改名為“日知會”，一九零八年改名稱叫“湖北軍隊同盟會”，由於太明顯，當年又改成“群治學社”，接着又改為“振武學社”，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才正式改稱“文學社”。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的，“文學社”的社長是蔣翎武嘛。所以你看看，一九零四到一九一一，整整八年，這八年沒有革命黨“運動”軍隊，就有武昌起義了嗎？你要知道湖北的一萬五千新軍裡面，革命黨占了七八千人。

一九零六年，法國政府忽然對孫中山表示“願意支援你革命”，真是不知道那根筋抽的，也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列強支援中國革命了。孫中山很高興，馬上就派同盟會員喬義生陪法國武官歐基洛去參觀中國各地的革命黨組織，還讓他們去訪問南京的趙聲。你猜法國武官歐基洛怎麼說？“我真沒有想到在中國的軍隊裡邊還有這麼優秀的人才”。然後喬亦生陪着他到武昌參加“日知會”教堂裡面的一個講演革命大會，並且請他演講。你知道來了多少新軍嗎？那一場講演會，參加者五百個新軍戰士。歐基洛說中國有這樣的革命軍人何愁革命不會成功。軍隊的起義實際上是留學生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及普通民眾的起義，是革命黨的起義，這樣才有了“武昌起義”。

軍界覺醒了。軍界覺醒以後做了三件事：一九零八年我們安徽的安慶，蕪湖兩個地方的“岳王會”，倪映典他們，發動了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這次很厲害，在安慶城下打了一天一夜，要不是叛徒薛哲的出賣，也許就成功了。因為薛哲的背叛，被清政府按圖索驥抓了三百個革命黨，三百個新軍戰士全部被滿清砍了腦袋。這是第一次“新軍起義”。第二次是一九一零年在廣州的“新軍起義”，領導安慶起義的倪映典在起義的機密被暴露之後，隻身沖入敵營，壯烈犧牲，使孫中山失了一員大將。第三次就是“武昌起義”。大家算一算，一九零八年“新軍起義”，一九一零年春天“新軍起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新軍僅僅三次起義，遠離北京兩千多公里，三百個人每個人五顆子彈，就把一個龐然大物--滿清王朝，一下子掀翻了。軍隊的覺醒是一種相當徹底的覺醒。我今天不講軍隊的情況了，也不想煽動軍隊，但是那種精神要學習。中國的軍人，你們到底愛誰？愛國不是愛黨，國比黨大！

第四，僑界的覺醒

【辛灝年】說到在座的朋友了，陳先生點頭了，是的，華僑對革命的支援太大了。兩句話：第一句話，為革命捐錢；第二句話，為革命捐命。許多華僑都做到了。當然，華僑風氣之開是經過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多年的努力而形成的。我們也不能說所有華僑都是“革命之母”，也不能說那時候的華僑大多數都支援革命，但是華僑支援革命者在孫中山先生的倡導下是越來越多，貢獻越來越大。舉簡單的幾個數字，我先說捐錢。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到一九零四年的十年間，華僑總共給革命捐款三萬二千美元，不算多。其中南洋華僑是一萬一千美元，香港捐款是二萬港元，當時的港元和美元差別不大。美國的華僑購買孫中山革命債券四千美元，合起來算三萬二千美元。這是頭十年，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八年，華僑捐款漲了十倍，三十二萬美元。越南華僑捐款二十萬美元，香港在外面的華僑捐了九萬七千美元，法國張進江一人捐款六萬美元。我要說一下美國的華僑捐了多少，八百美元，英國的華僑捐了八十英磅。

一九零九年到一九一零年海外華僑捐款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從南洋華僑為主到變成北美洲為主。著名的“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主要是北美洲華僑捐的，主要是加拿大華僑捐的。大約二十萬美元，南洋華僑包括香港，捐了十一萬；加拿大華僑捐了六萬三千；美國華僑捐了兩萬。原來捐錢的都是窮華僑，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有錢的華僑也開始捐錢了。大家都知道一個著名的人叫陳嘉庚，對不對？陳嘉庚在革命期間從來沒捐過一分錢，到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之後，他直接用自己名字給孫中山個人捐了五萬美元。孫中山全部捐給公家，作為革命經費了。當時廣東的華僑，支援中華民國，一個月之內給廣州地方革命政府捐了二百四十萬美元；福州華僑也就是福建華僑，捐款二百多萬美元。所以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華僑總共捐款五百多萬美元，相當於今天兩個億，他們怎麼能不是“革命之母”呢？

越南華僑黃景南是個賣豆芽的，他給孫中山捐了三千塊港元，一生的積蓄；越南華僑關唐，挑水的，一擔水才賺一分錢，他捐了三千美元給孫中山，支援革命；美國匹茲堡華僑，洗衣服的，背着一麻袋的零錢，找到孫中山的旅館，說“這是我一生的積蓄，支援你革命”，名字都不願不留下。一八九五年，華僑為了支援“廣州起義”，香港的華僑把自己的大樓賣了八千元；檀香山的華僑把田產全部賣光，參加起義，表示一去不返之決心；一九零零年“惠州起義”，香港華僑李紀堂一個人捐了三萬港元；一九一零年，孫中山在芝加哥，紐約，華盛頓，三個地方，為新軍一九一零年的起義募捐八千美元；香港的華僑商人李海雲將自己在一個合股公司的股份兩萬美元，全部拿出來奉獻給一九一零年的“新軍起義”，華僑是革命之母啊。僑界的覺醒，在經濟上支援了孫中山的革命，支援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半年之內，華僑以四百多萬美元這樣一筆捐款支援了中華民國在好幾個大省的軍政府。

“黃花崗起義”的五百個“先鋒”，其中四分之一是趕回國捐命的華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實際上是八十五個烈士的屍骨埋在黃花崗陵園，裡面有很多就是我們北美洲的華僑。裡面那一個個年輕人，留學生，哪一個不是詩文並茂啊。他們給妻子的信，給兒子的信，給父母的信，今天誰讀起來都會淚如雨下。華僑醒了，支援了革命，所以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第五，滿清官員的覺醒

【辛灝年】我只想講這“四界”了，但是還有一個覺醒，我也想說一說。我舉兩個例子，就是滿清的官場也有人覺醒，這一點很難得。中華民族幾千年，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包括當官的，都很有正氣。他們在政治上很可能是反動的，但他們做人是有人格的。一九零四年，黃興發動長沙起義，還沒開始就失敗了，馬福益掉了頭，黃興躲在長沙明德學堂。湖南省提督帶着兵去抓他，明德學堂的校長，教師們，一下把這個提督給圍起來，當面罵他“喪盡了漢人的良心，為滿清做走狗”。就這樣罵了以後，你知道這提督是什麼表現嗎？他一下子把刀拔出來插在桌上，說道，“你們當真以為我是滿清的一條狗嗎？走，不抓了，放他！”就這樣走了。了不起，不容易啊，他回去是要倒楣的。這是國內的，我再舉個國外的。

孫中山一九零五年在比利時第一次講演“三民主義”，吸引三十幾個留學生，然後巴黎十幾個，德國十幾個，接着這五十幾個歐洲留學生就成了中國“同盟會”的前身，革命黨的主要成員。可是留學生裡面，任何一個界別里，都有好人與壞人，也有不爭氣的。有那麼四個留學生，想想雖然參加革命黨了，心裡又害怕，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他們又去向滿清政府告狀，不參加革命黨，不跟孫文幹了，並且派一個人陪着孫文在餐館裡吃飯，其餘三個人偷偷跑到孫文住的旅館裡，把他的文件，起義計劃，組織名單，全部送給當時滿清駐法國公使孫寶琦，把孫文徹底出賣了。孫中山回到旅館發現自己的皮箱空了，文件全部沒有了，你知道那些文件裡面有多少人的腦袋啊。當這四個學生找到孫寶琦表功的時候，孫寶琦說了什麼話，你們知道嗎？他說，“你們跟隨孫文叛變朝廷背叛國家，有罪；你們跟了孫文又出賣孫文，同樣有罪。如此不仁不義之徒，我要你們何益？給我亂棍打出門去！”然後偷偷地通過一個親信把文件全部還給了孫文。辛亥革命之後，孫寶琦成為山東省第一任都督。

我想對今天的官方說一句話：你們真心的政治改革誰都歡迎，中國共產黨今天要真心政治改革，真正地振興中華民族，使我們的國家先民主，後統一，真繁榮，全中國人誰都不應該反對。如果共產黨一意孤行，就是要專制到底的話，希望共產黨官場的人，官員們，從真正的愛民族，愛國家出發，不要跟着共產黨胡鬧，要學習孫寶琦，要學習那位湖南提督，要有良知，要有良心，要對人民有感情，要真正地忠於國家與民族啊！好，我講的社會各界的覺醒，到此為止。

四，孫文革命的倡導孕育了辛亥革命

【辛灝年】我剛才已經說了，沒有孫中山也會有辛亥革命，有了孫中山就會有更正確，更好的辛亥革命。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是這麼個關係：若單純從歷史事件來說，辛亥革命是個歷史事件，孫中山的革命是一個歷程，我們如果把辛亥革命也當做一個歷程的話，那麼孫中山的革命就是辛亥革命。從一八九五年開始第一次“廣州起義”到最後“武昌起義”成功，創建中華民國，這整個歷程不都是辛亥革命的一部份嘛？辛亥革命是他勝利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開始走向共和的勝利發端，這是我在十一年前寫書時就寫的。那孫中山的革命如何倡導了辛亥革命呢？他有三點非常寶貴的地方：

第一，高屋建瓴的革命思想

【辛灝年】他創立了“三民主義”。在座的朋友都在加拿大，在美國，誰都知道林肯有一個“三民主義”，對吧？我個人看法，林肯祗有一個“民權主義”，他是“民權主義”的內容，“三民主義”的形式。民有，民治，民享，“民有”也罷，“民治”也罷，“民享”也罷，都講的是民權，可能包括一些民生，他沒有提民族，沒有鮮明的提民生，他是指一個共和政府之下，就是共和制度之下，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所以他提出的是個“民權主義”。這裡就不好多講了，我專門有一本書談這個問題。

孫中山先生根據當時世界的需要和中國的民生狀況，特別是歐洲社會革命之尤烈，超過了共和革命的情況，預期到社會主義革命會泛濫成災，所以他提出了“民生主義”；他考慮到世界殖民地國家遭受列強的侵略，看到中國正在被列強瓜分，於是他提出“民族主義”；三個主義加起來而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所以我認為林肯主要是“民權主義”，孫中山超越了他，是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上，是三個獨立的內容，完全具有預見性。他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是經濟發展的壇場，他預示二十世紀世界經濟將極大發展，民生將極大提高。

再者，僅僅對“民權主義”而言，孫中山也是有發展的。孫中山先生的話很有意思，他說，“君權神授我不反對，但是我沒法證明。我認為民權是爭取來的，只有推倒專權，才可能有民權。你不推倒專制制度，怎麼可能有民權呢？（民權）是要自己去奮鬥的。”講的很對啊，我們今天不爭取，共產黨就會給你民權了嗎，對不對？不爭取不行吶，這是一。

第二，他的“三民主義”在講民權的時候，解釋的很具體，很清楚：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複決權， 人民就要這“四權”。有了這“四權”，給你當官就當官，不給你當官就當不了官，定下來的東西，錯了就改，重新議決，這就是人民的權利，是不是？講得非常對。同時他也把民權的這個職能非常形象地說清楚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政府是人民雇的司機，我讓你開，你就開，你開的好，讓你開，你開的不好，請你走，換個司機。”他把共和制度之下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就是坐車跟開車之間的關係，講的多清楚啊。這是最了不起的，也是現在很多糊塗知識份子，或者是有背景的知識份子拼命攻擊的。

孫中山的“訓政”思想是他“民權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他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一個道理：從民主革命剛剛成功，到完全勝利，中間還有一段反覆的歷程。在這個歷程當中，先進的知識份子，革命家，政治家們，要和人民一起，幫助人民學會他們的四個權利--選舉，罷免，創製，複決。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內抗復辟，外抗侵略，防止專制勢力的捲土重來。因為“訓政”的本意，就是皇太后抱着小皇帝，小皇帝不懂事嘛，皇太后就告訴他，你該怎麼回答，該怎麼說。孫中山把這個傳統的東西接過來，說成是“我們幫助人民一起來學會掌權，行使民權”，真是化腐朽為神奇。這有什麼不好呢，完全正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思想上堅持反對形形色色的改良，他首先反對“保皇改良”，後來反對“立憲改良”。他說，“保皇不是革命，保皇就是保皇，保大清，革命就是革大清的命，這兩種事怎麼能混在一起呢？如黑白之不能混淆，東西之不能易位。”他非常明確，也從來沒有恍惚過。

第三，他有堅定的革命信念。一九零四年在美國，王寵惠為他在文字上翻譯的一個英文講話，就說：“中國已經處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時代，祗要一點星火，就可以在政治上燃起全中國的革命大勢。”一九零四年說的，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垮台了，不過前後八年。所以我說他是高屋建瓴的革命思想。

第二，不折不撓的革命精神

【辛灝年】一八九五年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大家說他是江洋大盜；一九零零年領導“惠州起義”失敗，部分先進者已經看出他了不起，佩服他，“恨”他革命沒有成功；到了一九零五年創立“同盟會”，三千多個日本留學生都歡迎他，三百人加入“同盟會”；第二年，三百留學生在中國大陸，就是本土，發展了一萬八千人進入“同盟會”。他先後領導十次起義。沒有革命精神，沒有那一種不折不撓的精神，能堅持的了嗎？我有時候常常想，我們這一些人太愛面子，今天講演會（人）來少了，我覺得面子過不去，這都是不正確的思想，他就沒這個。他對着一個人都講，一個小孩聽他講演，他很感激，小孩說“這個板凳是我家的”，這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對着一個小孩也一樣講，了不起啊，百折不撓。這些事實大家知道的很多，我就不多講了。

第三，山高海闊的堯舜胸懷

【辛灝年】沒有胸懷，能當革命領袖，能做民主領袖嗎？（孫中山就有）山高海闊（的胸懷）。形容過份了？不。三千年中國祗有堯舜相讓，不讓兒子讓賢人。大家都知道孫中山把總統讓給袁世凱，但是大家不知道孫中山一輩子有“四讓”。一八九四年創建“興中會”的時候，他讓華僑劉詳當了會長而不是他自己，因為劉祥要當，他就讓劉祥，這是第一讓。

第二讓，他和香港輔仁文社的首領楊衢雲結合，成立“興中會香港總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起義前決定好他作總指揮，成功以後他做PRESIDENT(總統)。可是起義發動的前一天晚上，剛分手的時候，楊衢雲忽然跟他說“我要當總統，起義成功了總統應該是我”，孫文對他看看，“那就是你了，你做總統一樣啊，誰當不一樣？”就這樣楊衢雲就做了起義成功後的那個總統，雖然起義沒有成功。

第三讓，他派日本人宮琦寅藏他們到香港把康有為接到日本，然後他帶領的革命黨想跟康有為改良派合作，他說：“你們也是大清的犯人，我也是通緝犯，我要革命，你們要改良，我們有一點相同，那就是都希望在中國實行憲政，對吧？還是有一致的地方，所以我們要聯合起來推翻滿清，創建共和。”梁啓超跟孫講他的老師是不能作第二位的，一定要做第一，你們猜孫中山怎麼講？他說，“你是他學生，他是你老師，而你又是我朋友，當然他第一我第二嘛。”了不起吧？這是三讓。

第四讓大家都知道的，讓袁世凱。這其中有一個事件特別感人，真的，讀到這一段我流下了眼淚。為什麼呢？因為我有一個反差的感情。近年來，不知在何種背景之下，在海外的論壇上，大陸的一些報刊，包括在‘了望’這樣中國共產黨辦的機關刊物上，公開否定孫中山。台灣的‘中國時報’提出要重新評價孫中山；民運有一個論壇提出了“鞭屍孫中山”；有一個政黨的論壇說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親民的皇帝，胡錦濤就是漢文帝的轉世，然後反過來罵孫中山是亂臣賊子，都攻擊他，攻擊得很厲害。我出國十六年，在我所知道的情況下，在所謂搞民主的陣營裡面，孫中山已經被他們攻擊，污衊，謾罵了五大惡潮都不止了，這是很叫人遺憾的。大家可知道孫中山讓總統於袁世凱，一是外部環境造成的，二是為內部環境所逼，今天我不能細說，將來有機會專題來談。

我祗講一個事實，王寵惠，當時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他寫的這段話。他說：二月十五日的早上，我問孫先生，“為什麼你今天要帶着文武百官，還帶着兩三萬軍隊，去參拜明孝陵？”孫中山笑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辛亥革命的本意。我們參見我們漢族的祖宗，第一，沒有錯；第二我為什麼選今天，而不是後天，也不是昨天，那是因為今天參議院要開第二次選舉大會，我已經提出辭去總統，讓給袁世凱，今天的參議院要選定袁世凱當總統。可是南京政府的許多文武官員包括軍隊都反對，都不准我讓總統給袁世凱。為了參議院開會能夠圓滿成功，能夠順利的移交總統大權，造成民國真正是共和相讓的局面，所以我才帶文武百官和兩三萬軍隊今天去參拜明孝陵，以防備他們在今天鬧事，讓參議會開不成。”這要何等的胸懷！你知道今天有的民運人士怎麼罵他，說他參拜明孝陵是想稱帝，說他稱帝比袁世凱還要早，公開的大文章，發表在‘博訊’上。我真的很難過，想稱帝他還會讓總統嗎？當時的南京還有一百萬革命軍吶，打也不是不能打呀。（他是）為了和平，為了共和與真正民權的實現，為了堯舜精神在中華民族的繼續傳承和發揚啊。

第四，心無旁騖的堅定信念

【辛灝年】我覺得孫中山先生還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在革命的歷程當中始終地堅持着自己的人生方向，從來心無旁騖，一生就一個革命。所以張難先在回憶錄裡面說，“當時中國人的心中，人人都有一個孫中山，可孫中山心中祗有一個革命。他整個這一生都獻給了革命，他從來沒有彷徨過，沒有退卻過。”這不容易啊，人做一件好事干一次革命也許不難，干一輩子（革命）做一輩子好事不容易啊。他堅持到底，革命前反對滿清專制，創建中華民國；革命後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直到一九二五年病死，累死。孫中山的這個精神，是我們今天的很多朋友，特別是在追求着民主的一些朋友們所缺少的。

我講的這幾個大問題也該講完了，但是我今天想提一個思考題給大家，也給自己：我想在座的朋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孫中山的“十六字革命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成功了，但四九年馬列來了。一個洋教在中國統治了六十一年，國人反洋教犧牲了多少人，在中國大陸前三十年，哪一個人要敢說馬列一句壞話就是要掉頭的。馬列是在鮮紅的刺刀之下在中國立下了他的洋教權威。

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慶市一個中學教師鄧祜僧先生，只說了一句“我們不是說有五千年文明嗎，為什麼要請一個德國人當祖宗？”就被打成右派，死在監獄之中。在中國像他這樣命運的人何止千千萬萬。直到今天還要追加馬列主義研究（經費）兩億元，還要在大學新聞系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課程。中宣部今年以來發表五次講話，宣稱要反擊所有敢於向馬克思主義挑戰的任何思想和勢力。一個外國人的思想，先不說他是不是不好的，是不是壞的，只說他被奉為我們的祖宗思想，誰都不能說，誰都不能講，誰都不能反！洋教回來了，義和團死的冤吶！

中國人民在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前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就是為了反對外國思想統治，反對洋教統治中國，可是馬列統治了我們六十一年。有人說今天還談什麼馬列，共產黨早就不要馬列了。不要了嗎，真不要，就宣布不要，就說我不要馬列了，返回中華民族的正宗，全國人民都歡迎。有嗎？還不准人民向馬列挑戰，中國祗有一教，“馬列教”。中國幾千年歷史，沒有一個宗教統治了全中國人民六十一年不給人說一個“不”字！我告訴大家，我很激動，一談到這個問題就激動，當年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今天就是要驅逐馬列，恢復中華！

今年四月列寧的忌辰，在俄國的許多大報上都出現了一句話，叫“把列寧送到中國去”，我不想做任何解釋，大家都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我搞不清美國有多少中國民主黨，但是我在紐約記住了民運中的一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稱，叫“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應該沒錯。他就在不久前說了一句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對着俄羅斯報紙來的，他說，“共產黨滾回俄國去！”俄國人要把列寧送到中國來，共產黨就應該滾回俄國去，沒錯，我自己都要鼓掌。這兩句話典型的說明了我們在外族思想侵略和統治下的痛苦，以及我們今天民族革命的意義在哪裡。

第二句話，創建民國。民國被共產黨推翻了，現在就剩下“台澎金馬”，有人還要走出中國，要成立“台灣共和國”，要實現“中華民國在地化”，但四五年台灣曾經回來過啊。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我從小就害怕。直至十六年前我到美國，在舊金山的僑界一看，那麼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心裡又怕又驚又喜，我沒想到中華民國沒有滅亡啊，那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是辛亥革命創建的，是無數中國民主革命的先烈們創立的，那才是民主的新中國，真正的新中國，是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國，不是要專制倒退的中國啊！

“十六字綱領”的最後一句話叫“平均地權”。四九年以後共產黨開始把地主的土地搶過來分給所謂“貧下中農”，沒幾年全部收歸國有，國有就是黨有，黨有就是黨委書記有，對不對？到了今天六十一年了，在中國大陸“黨賣國土，民無私田”，各級黨的幹部把一塊塊田賣出去換錢，老百姓沒有一吋土地是屬於自己私有的。平均地權到哪裡去了？沒有了。朋友們，“十六字綱領”到哪裡去了？

今天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不是要說幾句反對共產黨的話，我也想讓共產黨聽一聽，要“驅逐馬列，恢復中華”，要“重建共和，重建民國”，要“平均地權”，反對“黨賣國土”，民要有私田吶。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我希望在這百年一遇的日子前後，不論是我們中國大陸的人，還是台灣的，香港的，海外的，我們大家一起來繼承走向共和，為最終地完成共和而拼命奮鬥！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