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工作者為何“潛伏”河南直到1968年

核心提示: 後來，到了上學的時候，那些領導們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學校，國家包食宿，而我們姊妹幾個沒有這個資格。不僅如此，我們還受盡了作為資本家子女在那個年代受到的種 種歧視。當時學校讓填寫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麼叫成分。有一個老師大聲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資本家。”那聲音、那語氣到現在我還記憶 猶新。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並問什麼是商人，父親把我抱在懷裡，過了好一陣才說:“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1945年任中共冀魯豫地下軍事情報站站長的祁文山

我的父親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長富)(1917－1997)，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曾任河南省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執委，河南省工商聯、民建河南省委副主委兼秘書長等職。父親是一位職業革命者，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是和黨的隱蔽鬥爭史緊密連在一起的。

一、投身革命前後

我家祖籍天津，1917年4月，父親出生在天津市侯家後一個城市貧民家庭，15歲父母雙亡。為了生計，1931年父親隨他在道清鐵路當工人的三哥到了河南焦作。

1932年父親到焦作扶輪學校讀書，1933年加入CP(青年團)。1934年，在黨組織的資助下，父親考入焦作扶輪中學，並被選為學校學生救國會委員，積極參加我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36年元月，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底，抗日戰爭爆發，中共豫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隴海鐵路洛陽地區地下黨支部，該支部直屬中共河南省委領導。父親任組織委員，支部成員有趙尚志、徐駿，當時領導同志有劉子久、王志傑、席國光、王吉仁。當時父親只有20歲，大家都親切地叫他"小宋弟弟"。洛陽是敵占區，為了黨組織的安全，就以家庭為掩護秘密開展工作，父親是這個家庭的成員，當小弟弟，還有兩位地下黨同志裝扮一對夫妻，父親稱他們姐姐、姐夫，這個特殊的家庭就是當時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陽隴海鐵路地下黨機關。來往信件收信人都是假名，李冷收就是給中共省委的信。後來，"姐夫"犧牲了，姐姐解放後到廣西某高校任黨委書記。大約是1938 年11月20日左右，豫西特委指示父親迅速趕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執行秘密護送任務。父親利用在隴海鐵路運輸便利條件，很快到達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任務是護送從延安來的名叫胡服的首長。父親說首長身材瘦高，穿深藍色大衣，南方口音，和藹可親。他詢問發展黨員情況和組織活動情況，父親向首長匯報他在隴海鐵路工人中發展黨員，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的情況。首長聽後很滿意，說鐵路工人是產業工人，是革命主力軍，要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壯大革命隊伍。父親大約於 11月28日把首長平安護送到河南澠池兵工廠。回到洛陽後父親向豫西特委領導匯報了情況，才知道胡服就是劉少奇同志。遵照劉少奇同志指示，父親在先進鐵路工人中發展了大批黨員，並繼續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後來父親擔任了中共洛陽鐵路地下黨總支書記，並代表洛陽鐵路地下黨到河南的革命根據地確山縣竹溝，當面向彭雪楓同志匯報工作。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逐漸由抗戰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針對此種情況，黨組織決定，有計劃地把思想先進的青年工人分期分批向延安轉移，將黨員和青年轉移到軍隊去。當時，父親動員組織不少青年去了延安。父親是1939年2 月春節後最後一批去延安的。

1939 年6月中央組織部派父親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並擔任黨校三十二黨支部委員。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後，父親參加了中央組織部組織的中央黨校實習團，到陝甘寧邊區安定縣實習。1941年春天實習結束後，中央組織安排我父親到延安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在學院裡，父親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並多次聆聽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講課。
二、潛伏生涯(一)

1941年9月，中央組織部通知我父親到中央社會部報到，報到後便送他到蘇聯紅軍軍事學院學習，主要學習收集軍事情報和爆破技術。負責教學任務的全部是蘇聯教師，但不知姓名，學員之間也互不通報姓名，只以代號相稱，因為這些學生都是黨的特工人員，將要派往敵占區做地下工作，從事收集日偽軍事情報工作。我父親很快掌握了多種特工技能，於是中央社會部和蘇聯紅軍參謀部決定我父親結束學習，開始工作，正式成為中央社會部特工人員，並授予蘇聯紅軍參謀部上尉軍銜。

一天，中央社會部部長和蘇聯紅軍參謀部同志共同與父親談話，決定派他到敵占區執行一項特殊任務，並詳細交待了任務和組織紀律。要求父親只能與這位社會部負責人單線聯繫，受他的直線領導，不得與其他人發生任何關係。這次派出的任務是:到東北哈爾濱找到地下黨聯絡站取到地圖與詳細的圖紙。如果日本侵略軍北進，可能會進攻蘇聯，父親就去秘密爆破指定目標，以破壞日本侵略軍進攻蘇聯的計劃。這個目標就是偽滿洲齊齊哈爾市的一個日本控制的工廠。如果日本南進，另按其他方案行動。社會部部長交待任務後命令父親要堅決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不准擅自行動，以免引起國際糾紛，並要求他自己單獨過組織生活，不准與任何人、任何地方黨組織發生關係；任務完成與否，均不得暴露個人的身份。還教他怎樣尋找黨，尋找八路軍回根據地，尋找蘇聯紅軍等方法，比如必須找縣團級以上幹部，並且以中央社會部負責同志派出的特工人員的身份，同時簽上隱名和真名才能與中央聯繫恢復關係。(父親的隱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後來父親就是用這個方法與中央聯繫上的。最後這位負責同志告訴父親:"你這次遠離黨，單獨執行任務，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危險，到白區後要組織一個家庭，有家庭作掩護，會更安全，更好為黨工作。你已經25歲了，要找一個工人或者貧農出身的女子，她永遠不會背叛你，會用生命保護你的，千萬不要找洋學生。"

父親按照黨的指示於1941年11月離開延安出發到敵占區單獨執行"潛伏"任務，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

歷時三個多月，父親於1942年2月到達敵占區北平，準備過"關"，執行特殊任務。後因局勢發生變化，日本進攻目標由北進改為南下，爆破任務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動。

到敵占區後，按中央社會部指示，父親曾先後在天津、北京、鄭州、新鄉等地一邊從事日偽軍事情報收集工作，一邊尋找黨的關係。在長期遠離黨組織的情況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難，單獨秘密地執行並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1945 年，父親找到了冀魯豫地下軍事情報負責人郭子青，並按在延安中央社會部規定的聯繫方法寫成電報由郭回根據地與中央聯繫。按中央指示，只有在與中央聯繫時才能同時用兩個名字，一個是隱名，一個是真名。父親的隱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寫給中央聯繫電報上他同時簽上了這兩個名字。中央回電是:你找黨，黨也一直在找你。

1945年，黨中央決定在新鄉設立冀魯豫軍事情報站，直屬中共北方局冀魯豫分局、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領導。司令部位於河南濮陽清豐縣單拐村，父親的任務是收集敵方軍事運輸、軍事調度情報，密報司令部。父親任情報站負責人兼地下黨書記，情報站就設在我家，地點就是解放後的新鄉市新樂路51號。後來，經黨組織批准，我母親王建淑從天津來到河南新鄉，與父親組成革命家庭，協助並掩護父親工作，站崗、放哨、掩護同志、傳遞軍事情報。聽父親說，為了更好地掩護、保護情報站的安全，黨組織要求媽媽儘快學會打麻將和抽煙，這對一個農村長大的女孩子真的太難了！此期間，父親以他在鐵路任職的特殊身份為掩護，不斷地將敵占區的軍需物資輾轉運往冀魯豫軍區司令部和解放區，多次護送和掩護我黨重要幹部過境。1945年，蔣介石到了新鄉，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鋪吃飯。這裡是我黨地下情報站。當時有人提出，讓一狙擊手隱藏在房頂，趁其不備擊斃蔣。我父親反對這個意見，說我們共產黨不搞暗殺。後來，父親的意見得到中央首長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我們家這個黨的地下軍事情報站是總站，另外還有大陸照相館、狗不理包子鋪等幾個交通分站，都由我父親負責。白天，父親和情報站的叔叔們冒着生命危險，收集情報，夜裡在我家秘密開會，及時把情報送到清豐單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區。聽媽說，每次開會她都要抱着幾個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間屋放哨，一直到深夜。解放區直接與交通情報站接頭的是八路軍負責人唐記(解放後任焦作市長)和劉得倉(新鄉法院院長)。我叔叔祁士義(解放後任鄭州鐵路客運段長)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叔叔經常以聯誼名義約國民黨特務一起搞樂器合奏，實際是探聽軍事情報，及時傳送到解放區。有一次，情報站的交通員濬縣的崔配喜伯伯，在去解放區送情報的路上被特務抓走，他受盡酷刑，寧死不屈。最後敵人照他後脖頸砍了幾刀，把他扔到荒郊野外。後來崔伯伯竟奇蹟般地甦醒過來，以驚人的毅力用一隻手拖着頭，一隻胳膊艱難地爬到了解放區……還有一次，解放軍就要攻打新鄉市，國民黨軍隊內部一片混亂，他們決定讓家屬先轉移。正當我們暗暗額手稱慶時，組織決定，為掩人耳目，保護這個地下情報站的安全，讓我母親帶着只有五個月的我同國民黨軍官太太們一起去“逃難”。母親抱着我坐在又黑又悶又熱的悶罐子車裡，一路受盡苦難，我年幼體弱生病拉肚子，險些喪了小命。這個軍事情報站，由於我父親母親和叔叔們的掩護，直到解放也沒有暴露。由於軍事情報及時、準確，冀魯豫社會部授予我父親“二等人民功臣”的光榮稱號。
三、潛伏生涯(二)

新中國成立後，經組織批准，我們全家準備回原籍天津，父親將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職，我們打好了行李準備出發。正在這時，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說準備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幹部一個也不能走，全家就留在了河南。與此同時，組織還決定，我父親不能公開露面，還要繼續“潛伏”下去，而且我們家繼續做隱蔽偵察點，母親也不能公開工作，繼續做掩護工作。我的爸爸媽媽又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們甘願以灰色面目出現，繼續隱蔽潛伏下來。

1950年，根據當時對敵鬥爭需要，黨組織決定讓我父親以國民黨特務身份到公安部門舉辦的“特務學習班”臥底，與國民黨戰犯、特務關押在一起，與他們稱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勞動”，“談心交心”，常常談論一些對社會時局不滿的話，他們對父親毫無防備，能隨時掌握他們的思想動態。當時公安局局長是李孝康，偵察科長是石英才(後任山西省公安廳長)。有一天，一個國民黨特務秘密組織串聯準備暴動，並商定了行動計劃和時間。當晚，石叔叔“提審”我父親，與李孝康局長一起研究案情，及時部署，成功破獲了這起反革命暴動。爸爸在給我們講這段往事時自豪地說:“爸爸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紅色特工，他們是國民黨訓練的特工，他們鬥不過我。”

然而，我們全家在社會上卻是“反革命特務家庭”，隨時隨地都會遭到意料不到的唾罵襲擊，街道的居民也經常到公安機關匯報我家的情況，我們全家人生活在“ 水深火熱”之中。後來，父親因“認罪態度好”而被“放出”。父親回到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頭髮鬍子很長，人很瘦，爸爸走到我跟前輕輕地叫我，過了好一會我才認出爸爸，摟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來，爸爸媽媽都流淚了。

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黨組織決定，由公安機關出錢，在新鄉最繁華的街道新華街蓋了一個大商店，起名為“前進體育用品社”，父親當老闆，當時叫“掌柜”的，該商店是我黨隱蔽偵察點。後來，公安機關在新樂路原地下情報站處又給我們家建了五間大瓦房和一個大院子，臨街高大的門樓下是兩扇大黑門，門上兩個對稱大銅環，與當時街兩旁又低又黑又破小房形成很大反差，看起來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對外稱是資本家自己賺錢蓋的，實際上是我公安機關隱蔽工作辦公地點。我們全家住在這個大院，為父母親和他們戰友們繼續潛伏隱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護作用，我家由建國前的黨的地下情報站延續到建國後的黨的隱蔽偵察點。

爸爸和他的戰友們白天在各自公開的工作崗位上工作，夜間到我家開會。我朦朦朧朧記得，他們每天來得都很晚，大都在我們睡下後悄悄到最裡面的房間。這個小屋充滿了神秘感，因為在大院裡人們只能看到四間房，只有進到我們客廳里才能看到這個小屋。小屋裡面放有當時很高檔的辦公桌椅、書架、茶具、收音機，牆上掛有地圖。平常鎖着門，而且門是全封閉的。爸爸媽媽和叔叔們工作到很晚。有時，半夜爸爸常過來給我們蓋被子，餵水喝，他們還在工作。根據當時鬥爭需要，隱蔽潛伏的任務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專門搞帝國主義情報的，代號“新美 ”，領導人是我父親；第二是專搞國民黨軍統特務的，代號“市軍”；第三是專搞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代號“鄉中”。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代號，我爸爸代號是 “112”。他所領導的下屬隱干也都有代號。他們破獲多起書寫反動標語，破壞共和國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暴亂爆炸暗殺等政治案件，抓獲多個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國間諜。

後來，到了上學的時候，那些領導們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學校，國家包食宿，而我們姊妹幾個沒有這個資格。不僅如此，我們還受盡了作為資本家子女在那個年代受到的種種歧視。當時學校讓填寫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麼叫成分。有一個老師大聲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資本家。”那聲音、那語氣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並問什麼是商人，父親把我抱在懷裡，過了好一陣才說:“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1956年，國家進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按照黨的指示，父親作為可改造好的“資本家”代表“帶頭”加入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主動”拉着板車把“私有財產”交給國家。同時父親為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團結了一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工商業者。

三年困難時期，國際國內形勢十分緊張。父親每天晚上在收聽了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後與收音機一起高唱國際歌，後來還教會了我們姊妹五人。每天晚上我們都和爸爸媽媽圍坐在收音機旁，一起聽新聞，一起唱《國際歌》，當唱到“要為真理而鬥爭……因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時，我看到父親眼裡閃着淚花，還充滿深情地打拍子當指揮。當時我想，一個資本家唱起《國際歌》怎麼這麼動情。根據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國家公安部決定派父親到香港以大資本家的公開身份隱蔽潛伏下來，執行一項更艱巨、更危險、更重要的任務。

1963年，公安部派父親到河南省公安廳繼續做隱蔽工作，公開身份為政協河南省宣教處處長兼文史資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協。有一天，接到公安廳通知去中州賓館開會，當時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趙文甫、省公安廳廳長王一鳴、副廳長陳蘊賢等，還有皇甫書信、吳永村叔叔等。趙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檢法，他問了父親的工作經歷後說“你是白皮紅蘿蔔，無名英雄”。經過交談，才知趙伯伯也曾在洛陽搞地下工作，而且與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紹入黨。因為地下黨是單線聯繫他們互不認識。趙伯伯關切地問我爸爸級別與有關待遇問題，說道:33年入團，36年入黨，又是黨中央從延安派出的幹部，現在級別太低。他當即就讓省公安廳打報告，由皇甫叔叔把報告交給省委組織部部長張建民，特為父親提升二級，定為12級。工資由省政協和省公安廳兩個單位負責發放。

“文革”開始後，全國上下一片混亂。我當時在鄭州大學外語系讀書，星期日回政協，因爸爸公開身份是資本家民主人士，隨時隨地都有被批判或問訊事情發生。我天天提心弔膽，到政協見到爸爸才放心。

後來，大批老幹部被造反派揪出。我父親作為河南省最高級別的“隱干”，自然是被斗的重點。因我父親在蘇聯紅軍學院學習過，被定為“蘇修特務”。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羅織各種罪名，造謠、陷害、誣陷我父親，致使他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殘。有一天我回家，看見爸爸頭髮很長，穿件褪色藍衣服。父親憑藉他豐富的鬥爭經驗，對當時形勢發展深感不安，他意識到他的中共身份有可能暴露，十分和藹但很嚴肅地和我談話，好像也是向我交代什麼，他說，運動發展越來越深，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你是爸的大女兒，要記住爸爸的話，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認爸爸是共產黨員。我一下懵了，資本家爸爸怎麼是共產黨員，多少年的委曲一起湧向心頭。都到這個時候了，爸爸還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來堅守黨的機密。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父親已得知有一個人忍受不了壓力，泄露了黨的機密，把父親和一批隱蔽幹部暴露了。我的父親摘下了“資本家”的帽子，又被戴上了“劉少奇的黑黨員”、“特務”、“黑線人物”帽子。當時，軍管會掌握了公安廳的大權，他們不知道有黨的隱蔽工作這條戰線，公安廳長王一鳴伯伯被批判關押，給他們解釋甚至辯論，他們根本不聽，還說我父親他們是“資產階級別動隊 ”。於是，在全省各地深挖特務“隱干”，就這樣，河南省一批久經考驗的黨的隱蔽幹部全部被暴露。

父親於1968年結束了他潛伏生涯。他的中共身份公開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省政協引起很大的震動，一個資本家怎麼忽然變成了共產黨員。不少黨員幹部去找他談心，說對不起，以前對他的態度惡劣。父親和藹地安慰他們，並誇他們立場堅定，做得對，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顧慮。因父親剛結束潛伏身份，為保守國家機密和父親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親保護起來，凡要見他的，必須經有關部門批准並由戰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親最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經與他浴血奮戰的戰友。他們中間有父親介紹入黨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還有同父親在延安住在一個窯洞的中央黨校同學，馬列主義學院同學，蘇聯紅軍學院的同學們。由於父親搞隱敝工作，他們相互之間沒有聯繫過。只有國家公安部席國光副部長知道爸爸的隱蔽身份。這些戰友大都擔任了高級領導職務，“文革”中又都受到了衝擊，他們因一時找不到父親，沒有證明人，有的被說成是假黨員、特務等，吃盡了苦頭。隨着我父親身份公開，外調人員才找到了爸爸來證明。在那個年代，父親不畏強暴和恐嚇，挺身為他們寫證明材料，使他們一一獲得解放。

江澤民同志在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黨專題紀錄片上題詞時指出:“能為黨的事業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親正是這樣的人。父親用他的一生寫滿了對黨的忠誠。1992年，父親在鮮花和熱烈的掌聲中戴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級金盾”金質獎章。這是黨和國家對一位“無名英雄”的最高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