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前，中華帝國本可以成為日不落帝國。

　　彼時中華民族的海洋勢力十分強大，無可匹敵，足以讓炎黃旗幟飄揚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且，西方此時還剛剛從睡夢中醒來，並不強大。中華帝國卻主動放棄廣袤的藍色疆土，甚至聯合剛剛崛起的西方國家，對這“藍色中華”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圍剿，將“藍色中華”逼下大海，成為“海盜”。

　　波濤之上，中國“海盜”們與西方“海盜”們爭奪着蔚藍色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同的是，當西方“海盜”得到其祖國的強大支持、成為拓殖先鋒時，中國“海盜”卻必須時時面對自己祖國、來自背後的攻擊。

　　從“海盜”這個獨特的視角，回顧明清兩代中國如何錯過了通過當“海盜”及打“海盜”的“普世路徑”，喪失了大國崛起的機會。

　　

　　遠航歸來的鄭和，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獻俘儀式。當着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臣的面，鄭和將其在南洋舊港擒獲的海盜首領陳祖義等三人獻給朝廷。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下令即刻處斬，“諸夷聞之震懾”。

　　舊港，就是現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為三佛齊（Samboja），在中國史書中又名渤林邦國，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冊中，陳祖義伏誅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揚威異域的一大勝利。“帝大悅，爵賞有差”（《明史》）。在擒獲陳祖義戰役中有功的舊港僑領施進卿，被任命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宣慰使，是大明帝國為了治理邊疆少數民族而設的官職，為從三品。

　　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下了海洋中華的希望。

　　

　　

　　陳祖義被擒，實在有些蹊蹺。

　　陳祖義是廣東潮州人，根據鄭和的助手馬歡在其回憶錄《瀛涯勝覽》中的記載，陳祖義全家在洪武年間“逃於此處（三佛齊）”。在只關注王侯將相的中國歷史中，陳祖義作為一位小人物，並沒能留下為何“逃於此處”的記載。根據推測，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違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訂立的海禁措施，這也是當時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最容易觸犯的“罪行”，也是終明一代中國“海盜”被逼上波濤的主要原因。馬歡記錄說，三佛齊“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異國他鄉之後，陳祖義似乎發展得不錯。語焉不詳的中國正史，多稱他在海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武裝團體。有一些難以考證的野史，甚至說他還不時帶兵騷擾東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懸賞50萬兩白銀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將賞格提升到了750萬兩的高價，如果這一數額屬實，絕對可稱是傾國傾城的價碼了。

　　三佛齊不僅地理位置好，物產也很豐富。“地土甚肥，諺雲‘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齊從公元七世紀開始向中國進貢。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後，三佛齊便正式向明帝國朝貢。後來三佛齊發生內亂，陳祖義趁機占據，自稱頭目，成為當地一名華人僑領。

　　根據正史，陳祖義的被殲完全是咎由自取。據說，海盜習氣不改的陳祖義，竟然打起了鄭和艦隊的主意，陰謀奪取滿載寶物的鄭和寶船。因此，他向鄭和“詐降，而潛謀邀劫”，此時，多虧另一“愛國華僑”、廣東人施進卿舉報。於是，鄭和將計就計，設伏“大敗其眾”。（《明史》、《明成祖實錄》等）

　　然而，根據鄭和助手馬歡的記載，陳祖義“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卻並沒有喪心病狂到劫掠鄭和寶船的任何記錄；施進卿的確舉報了陳祖義，罪名卻不是什麼“詐降”，而只是“兇橫”（《瀛涯勝覽》）。如果馬歡之說屬實，則舊港之戰，完全是鄭和主動出擊。正史上描述的陳祖義詐降等，實際上是在為鄭和的主動攻擊尋找一個師出有名的理由。馬歡作為鄭和的助手，絕無必要為陳祖義粉飾開脫，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馬歡的記載應該更為可靠。

　　其實，按常理推測，陳祖義能夠在異國他鄉成為“豪橫”的梟雄，智商與情商應該至少在中人以上，審時度勢是其生存的本能，絕不可能瘋狂到以卵擊石的地步。根據正史，鄭和的艦隊足有27000多人，艦船高大，裝備精良，絕對堪稱當時的“無敵大艦隊”。陳祖義雖然是一方梟雄，無非也只是被“千餘家”當地華人所認可和追隨而已，面對鄭和，陳祖義就仿佛小舢板面對航母艦隊一般。

　　戰鬥相當殘酷，結局也是完全一邊倒。鄭和艦隊“殺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銅偽印二顆，生擒陳祖義等三人”（《明實錄》）。史料沒有記載鄭和艦隊的傷亡。

　　這就是鄭和下西洋時赫赫有名的“舊港之戰”，也是七下西洋過程中僅有的三次戰鬥的第一場，對手則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在圍剿陳祖義的“舊港之戰”中，鄭和體現了高度敏銳、甚至過度敏銳的“亮劍”精神，這與之前他在爪哇三寶壟的經歷完全不同。

　　鄭和艦隊登陸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當時爪哇島上東、西二王剛剛結束了激烈內戰，西爪哇吞滅了東爪哇。見鄭和軍隊上岸，西爪哇以為是向與明朝友好的東爪哇請來的援兵，主動攻擊，上岸的明軍170多人被殺。這無疑是在“揚威異域”的鄭和艦隊臉上劈了一記耳光。

　　弔詭的是，鄭和艦隊似乎並沒有進行反擊，或者是反擊失利，因為官方史書上對此沒有任何記載。只是在鄭和押解着陳祖義返回南京的數日後，正史才記載了西爪哇國王派使臣到明帝國負荊請罪，被明成祖朱棣訓斥一頓後，僅罰款黃金6萬兩了事（《明成祖實錄》）。而此時，陳祖義的首級還掛在南京城示眾。

　　這筆罰款，直到鄭和二下西洋時仍未繳納，鄭和再度到了爪哇後，西爪哇國王只給他繳了1萬兩。消息傳回南京，禮部官員義憤填膺，認為這是藐視大明朝，建議將爪哇使節逮捕下獄，明成祖朱棣此時十分寬容，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於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邊是面對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讓，一邊是對陳祖義“莫須有”罪名的“不教而誅”，鄭和的“亮劍”似乎是有選擇的、有針對性的。而這背後，就是鄭和下西洋背後的帝國邏輯：穩定壓倒一切。

　　早在朱棣剛剛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發布了一個詔令：對“蕃國之人”，比較客氣，要求“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資遣還”；而針對僑居海外的中國“流民”，則十分嚴厲：“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明太宗實錄》)

　　這種“雖遠必誅”的強硬立場，曾在漢初出現過，但那是針對匈奴外敵的，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如今，朱棣的“雖遠必誅”，其矛頭卻是指向海外同胞，並且，對待土著招撫為主、對待僑胞鎮壓為主。

　　嚴厲的追殺令，只喚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了用腳投票，飄零海外。其實，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飄零海外也是無奈選擇，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布於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着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不因富裕而生異心，不因遷徙而生動亂。他不僅頒布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進一步收緊了海禁，“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政府同時鼓勵檢舉揭發，舉報者可獲得“犯人家資之半”，而隱匿不報者，也要嚴厲處置，掀起了海禁的群眾運動。

　　一刀切的政令，試圖以犧牲沿海的民生作為穩定的代價。東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實際上不可能依賴單純的農業。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津舶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眾們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的漁業、商業都被緊急“關停並轉”，政府卻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的安置問題，這就逼迫沿海民眾面臨陳勝、吳廣般的“進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選擇。

　　

　　

　　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從來都比天還大，政府如果無法解決，民眾就會自行解決，這背後“看不見的手”，不光來自市場，更來自人類求生存的天賦本能。

　　海禁並沒有能斷絕海上貿易，只是將它們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國的對外貿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如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人為地減少了對國際市場的供給。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一下子全球緊缺，但是海外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勁需求卻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國商品的“經銷”——確切地說是“走私”——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牛市奔騰。

　　當然，市場風險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國國內的供應商們，必須冒着可能掉腦袋的危險，迫使這條已經進入地下狀態的產業鏈進行與時俱進的自我調整。最為顯著的，就是商人們拿起了槍桿子，結成武裝商團。海禁政策引發的走私牛市，也加劇了傳統的海盜活動。一些海盜集團，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也開始大力進入這一地下外貿網絡，向“武裝海商”方向發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明帝國稱為海盜或海賊。波濤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槍桿子裡面不光出政權，也出財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斷、海盜不止（包括實際上以華人為主的所謂“倭寇”），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弔詭的是，明清兩代中國“海盜”，所常用的旗幟，都是繪着神靈的色彩艷麗的旗幟，並非西方那種骷髏頭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幟。中國的所謂“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如此而已。

　　儘管只是混口飯吃，但流落異國他鄉，謀生本就艱難，加上背靠着一個敵對的祖國，東南亞的華人早在朱元璋時代就發展出了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明史》記載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國王就攻擊了“自稱元帥”的中國“海寇”張汝厚、林福，“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可見其實力相當龐大。這種在本土之外發展出來的武裝力量，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對外拓展生存空間的先鋒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風中奪得皇位之後，實際上繼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單純的“關門”，而是開門出擊，打擊海外的僑胞勢力，對一切可能危及帝國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雖遠必誅”。

　　這種從國際大視角進行“維穩”的思路，的確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縱”，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早已是海洋大國。從技術能力的角度來看，完全具備了建立“日不落帝國”的基礎。

　　早在北宋時期的《萍洲可談》中，就記載了指南針在中國航海中的廣泛運用：“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宋代還出現了“針路”圖，即航線圖。此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生產能力也雄視世界，大型海船載重量高達500噸~600噸，甚至出現了載重約1000噸的“神舟”。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記載，從印度洋去中國多乘中國船，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居然有四層，設備齊全，可載上千人。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之後，海洋貿易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南宋成為實際上的海洋大國。根據元初記載，僅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就有143個（《大德南海志》）。

　　宋、元兩代政府，都積極推行海上貿易，鼓勵華商向大洋進軍，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泉州巨商蒲壽庚之婿“佛蓮”，“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後，遺產中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泉州綱首（商船領隊）朱紡，遠航三佛齊，“曾不期年，獲利百倍”。福建“南安丘發林從航海起家，至其孫三世，均稱百萬”。在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達到80萬緡以上，約占南宋朝廷年財政收入的1/50，泉州與廣州兩地“市舶司”的年收入達到了200萬緡。

　　與海外貿易同步發展的，還有華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國人開始在東南亞一帶廣泛定居，華商的勢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並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權”性質的小王國，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斷了這一進程。而鄭和下西洋，則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根據《明史》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後，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靖難”，經過多年血戰，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有的說是被燒死，有的說是外逃。《明史》所採用的，就是“外逃”說，追尋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個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隨者的下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動干戈，還是個疑問。

　　“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目的，相對比較靠譜。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長期駐守北平的過程中，他成為對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奪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強大的武裝力量，真正是“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實踐者。登基前後，“耀兵”一直是他內政外交的基石，而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不僅能以“萬邦來朝”的盛況增強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間接地打擊任何敢於挑戰其權威的反對勢力。

　　鄭和下西洋、“耀兵異域”，與朱元璋倡導的海禁政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其本質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徹底扼殺在萌芽狀態，確保政權的安寧。下西洋這一表面上看十分開放的行為，其幕後其實是同樣的保守動機，因此，在派遣鄭和的同時，朱棣頒布了對於“執迷不悛”的海外華僑“命將發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殺令，並將倒霉的陳祖義押上了斷頭台。

　　

　　

　　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它的貿易體系。

　　鄭和自己曾說，下西洋就是“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根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科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卻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這種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龍興之地鳳陽，農戶們也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超常規的“政府保護價”。

　　“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鄭和下西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每到一地，鄭和便“昭示恩威”、“普賚天下”，大把撒錢，同時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這等於是用金錢買到了一群“小弟”、買到了當“老大”的面子。東南亞最需要的中國產品，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鄭和無償或低價地到處送，當然主要是送給當地的貴族和頭人，大搞政府公關；而中國所需要的東南亞產品，比如香料，鄭和就以遠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當然，鄭和還大量採集奇珍異寶，將航行變成一次奢侈品購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無論“買”還是“賣”，在鄭和的強大“國資”介入後，市場秩序完全被擾亂乃至喪失。已經形成並運行了數百年的中外商貿體系，被鄭和切斷了命根子，遍布東南亞的華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擊。

　　在“厚往薄來”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刺激下，東南亞的“朝貢者”們，免費搭乘鄭和的偉大艦隊，到中國大做其朝貢“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獻上幾句好話和幾個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實惠。在利益驅動下，這種“齎賜經濟”成為“藩屬們”撈錢的工具。比如，暹羅（泰國）的“碗石”，正統二年（ 1437年）的“齎賜價”是每斤250貫，暹羅人就使勁“上貢”，七年後（1444年）居然輸入8000斤，禮部無奈，只好降價為每斤50貫。之後，繼續打對摺，但暹羅人還是繼續“上貢”，禮部最後只能明令禁止。同樣，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軍刀，大明帝國的“齎賜價”高達5000文，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前兩次每次“上貢”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單全收。

　　隨着這種“二百五”的“生意”，朝貢使團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吃大戶”。明成祖在位期間（1402年~1424年），總共接待了193個使團。宋元以來就一直活躍的“市舶司”，自此實現了行政職能的轉變：本是為國家徵收稅賦的“海關”，結果成了“救濟處”，扮演着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從海洋帝國、商業帝國，轉型為內陸帝國、農業帝國後，“齎賜經濟”成為大明帝國的沉重負擔。朱元璋時代（1375年）就已經開始發行大明寶鈔，官價規定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到了鄭和下西洋最紅火的年代，政府為了控制寶鈔的急劇貶值，只好拿“上貢”而來的進口香料代替工資。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員們的工資除了春夏兩季能領到鈔票外，秋冬都只能領取胡椒、蘇木。胡椒、蘇木成為另類“代價工資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庫存耗淨才停止。這期間，窮瘋了的官員們充分調動聰明才智，將中國官場的腐敗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強。

　　

　　成化年間，有太監鼓動明憲宗朱見深效仿永樂故事，再下西洋。車駕郎中劉大夏燒毀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憤怒地說：“三寶（鄭和）下西洋，廢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殊域周咨錄》）劉大夏在日後被指責為毀滅鄭和航海資料的罪魁。其實，他無非只是說了句良心話、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經過數百年的拓殖，已經將東南亞變成了中華大陸刺向大洋深處的一柄尖刀，橫跨太平洋，直達馬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時，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

　　鄭和下西洋，只凸顯了航海技術層面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從此海內外華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於權力就無法雄起；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

　　當“海盜”陳祖義在帝國的偉大首都被砍下頭顱時，官方史書照例瞎說“海道從此清寧”。實際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寧”的中華海疆，從此多事，“海盜”、“倭寇”、“外夷”紛紛踏浪而來，中華帝國罕見的“海盜”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