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16日14:55:3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劉賓雁曾認為，1955年是共和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年，那年本來風平浪靜，國泰民安，卻突然發生兩件大事：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緊接着又發動“肅反”。憲法從此名存實亡，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毛澤東為什麼非要搞一次“反胡風運動”出來不可？至今還是個謎 ◆高伐林 　　2005年5月13日，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50周年。 　　2005年6月8日，是胡風辭世20周年。 　　胡風是誰？40歲以下的人對這個名字已經不甚瞭然，但是翻開1955年中國大陸任何一家報刊──包括科技、少兒報刊──無不是批判、揭發、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文字，連篇累牘、殺氣騰騰。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僅據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黨組1980年《複查報告》不完全統計，當年全國二千一百人因莫須有罪名受到株連審查，許多人被打成“胡風分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勞改、管制、抄家，被逼瘋致殘，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極有才華的作家學者，釀出無數令人潸然淚下的人間慘劇。胡風本人，雖然承蒙毛澤東開恩下令“不殺”，但關押十年後開庭判刑14年，又在期滿之後加為無期徒刑，一度精神失常。 　　最高決策者關於這一“文字獄”的邏輯、方式，上承十多年前的“延安整風”，又有諸多發明，下啟當年的“肅反”、兩年後的“反右”，四年後的“反右傾”、八年後的“四清”“社教”，一直到中國二十世紀災難的頂峰——“文革”。在這十餘年中，所有策劃和參與構陷“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除了毛澤東本人，先後陷入“輪迴”，落到與胡風相似的命運。 　　5月9日，筆者撥通了現居北京的胡風的女兒、中國藝術研究院退休研究員曉風（張曉風）的電話。 飛來橫禍 　　年過花甲的曉風，去年（2004年）送走了母親、兒童文學作家和傳記作家梅志，但幸而趕在母親辭世之前，在海外出版了《雖九死其猶未悔──我的父親胡風》（美國溪流出版社），在此之前，她還編過《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等多種書籍，讓母親感到了後繼有人的欣慰。 曉風《雖九死其猶未悔──我的父親胡風》（美國溪流出版社） 　　半個世紀的風浪之後回憶往事，曉風聲音相當平靜。她首先告訴筆者：“去年出的書把我掌握的材料都寫進去了，至今並沒有多少新材料。過去五十年了，很多檔案還是沒公開，所以更深層的內容還是不大能把握住。只能從旁邊的史料，例如當事人、受害者的回憶錄寫到的內容來推測。”她推薦了許多胡風事件的回憶和研究專著，還說，2002年胡風百年誕辰，復旦大學中文系與蘇州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研討會的論文成果，由復旦的學者主持編輯成書，但到現在尚未出版。“胡風事件屬於‘重大歷史事件’，所以有關選題必須報上去批。我也不想讓出版社和有關人士為難，不去催。”但這一成果沒能趕在胡風事件50周年之際問世，曉風流露出一絲遺憾。 　　胡風事件時，曉風剛剛16歲，正上高中一年級。她告訴筆者，她家在北京的北海後門的太平街甲20號，父親搬到北京時買下這個非常破爛，因而也非常便宜的四合院，興致勃勃地設計裝修方案，採購家具，訂製書櫃，整修廚房廁所，還買了花卉果樹，花了跟房價差不多的錢建設這個家。但在那段歲月，曉風無法理解山雨欲來的氣氛，上高中以後乾脆在師大女附中住宿，不常回家。她在《雖九死其猶未悔》書裡寫道：“5月13日正是星期五，看到報上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一批材料》，感覺如雷轟頂，被震懵了，不知如何是好，這個周末就沒回家，直到下一個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 　　而家裡已是物是人非。“父親和母親都不見了，一問方知他們都被帶走了。外婆流著淚對我講述了那天的情景。那是5月16日的晚飯時分，由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陪同，公安機關帶人來我家搜查，抄走了床邊、桌上、抽屜內的所有文稿、書信、照片、日記以及一切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物品，甚至將小院的那幾棵樹下面都掘地三尺尋找，以防那裡藏有什麼‘罪證’。折騰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凌晨將我父母分別帶走了。……” 時間開始了，時間終結了 　　開國大典之後，胡風曾有一首著名長詩：《時間開始了》。已故學者李慎之晚年回憶：開國大典那種盛況，自己曾以為“決然無法用文字表達”，但胡風竟表達出來了，“《人民日報》連續幾期以整版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 　　詩人表達此時此境中國人共同感受的名句，不脛而走──“時間開始了！” 　　但是對於胡風，僅僅五年，他的“時間終結了”。 　　曉風的書中有一張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的逮捕證圖片，顯示是1955年10月17日由公安部簽發：“1955年5月18日經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胡風。這是胡風被捕五個月後補辦的手續。實際上，胡風被拘捕是5月17日凌晨，毛澤東說，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必須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才能逮捕”，人大常委會第二天走了個過場。逮捕證上日期這麼填，是為了掩蓋先斬後奏。 1955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逮捕胡風的逮捕證。（曉風提供） 　　曉風回憶：父母被帶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了七十多歲的外婆和七歲的弟弟。一夜之間，自己不得不成了大人，要應付所有的事，還得要管家。“整天得聽著大喇叭中的討伐聲，看著報上的大字標語和聲討的文章，連走在我家的胡同里，都有孩子們在我身後喊口號。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裡，我真是恨不得有個地洞能讓我鑽進去。”入團是甭想了，“團組織對我做工作，要我揭發父親的‘罪行’”。 　　胡風夫婦被分別拘禁在公安部看守所，老人孩子的生活費用由曉風到公安部傳達室找專人領取，“不過，那不是政府給的，而是來自沒收的我家存款。”後來才讓她和弟弟去見母親。公安部在北京有不少隱秘小院，專用來看守非正式囚犯，還時常轉移，“記得我們曾去過史家胡同的一處和南池子的一處”。 　　曉風高考成績優異，但政審通不過，沒有大學敢錄取。她不死心，第二年再考，還是不成。她才認了命，去工廠，在條件極差的車間當學徒工；後來她又去郊區國營農場，臉朝黃土背朝天，耪地、割麥、挖溝、種棉花……1961年初，外婆患感冒轉成肺炎，年輕的曉風不懂如何照顧，送到醫院當晚老人就去世了。第二天一早，曉風給公安部去電話，哭著要求讓母親回家來料理喪事，被囚70個月的母親這才恢復了自由。公安部發還梅志的存款時，扣掉70個月伙食費，每月20元，共1400元。“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著一戴又是十幾年。 　　《人民日報》先後於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連續發表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隨後出版單行本，發行500多萬冊──想想吧，當時全國人口才多少？識字率才多少？ 　　與“批判的武器”並舉的是“武器的批判”：各地公安出動捕人： 　　上海抓了王元化、何滿子、彭柏山、張中曉、賈植芳…… 　　北京抓了路翎、綠原、牛漢…… 　　武漢抓了曾卓、鄭恩，杭州抓了冀汸、方然，湖南抓了彭燕郊，天津抓了阿壟、魯藜、盧甸…… 　　曉風對筆者說：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都只是在文化、思想批判的層面上，並沒在政治上視其為敵人。而這次不一樣。 　　《人民日報》上那些份量極重的話，強烈地顯示必有來頭──這是欽定鐵案。 “三十萬言書”與“兩個口號” 　　胡風到底犯了什麼大罪呢？ 　　觸怒當局的直接導火索，是因為胡風在前一年，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呈遞了一份28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俗稱“三十萬言書”。 　　曉風對記者說：父親當時將“三十萬言書”交給了中共中央文委主任習仲勛，不過，習收下時說，“我很快就不管這一攤了”。胡風的這個報告是對《文藝報》1953年第二期林默涵、第三期何其芳對胡風批評的反駁，林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何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都是中共聲名赫赫的文藝批評家。中共中央將“30萬言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 　　《報告》分四個部分：一、幾年來的經過簡況；二、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三、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四、作為參考的建議。前面有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八千字長信。曉風說：“三十萬言書”批評了1949年到1954年文藝界各方面的情況，申訴自己遭遇到的不平，這使毛澤東十分惱火：我信任的文藝官員，執行我的文藝政策，你胡風認為錯誤那麼多、那麼沒有用？其中“五把刀子”的說法，更讓他們感到刺眼——“三十萬言書”中說某些理論家在讀者和作家頭上放了五把“理論刀子”：作家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重要題材”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 　　胡風本來想用“五座大山”來比喻重重禁忌，臨時聽取友人意見，改成“五把刀子”。後來批判他時，更歪曲原意，將“五把刀子”渲染得血淋淋。 　　胡風遭難的更深層原因，就說來話長了。 　　胡風原名張光人，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的貧寒之家，是李時珍的同鄉，上中學起就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讀，去日本慶應大學留學期間，加入了日本反戰同盟和日本共產黨，1933年被捕，被驅逐回國。在上海他擔任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不久接任“左聯”書記，在魯迅的幫助和指導下開展工作和研究，撰寫了大量文章，編印叢書、期刊，是20世紀30年代最著名的左翼文藝理論家之一。 　　中國新文學史上著名的“兩個口號之爭”，埋下了胡風后來的禍根。 　　所謂“兩個口號”，一個是周揚、郭沫若等人推崇的“國防文學”；一個是魯迅、馮雪峰和胡風等人標舉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是革命作家內部就如何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展開的論爭。 　　1935年冬天，已失掉與中共中央聯繫的上海文藝界黨組織負責人周揚，從外刊輾轉得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1936年4月，馮雪峰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從陝北回上海，住在魯迅家的後樓。那段日子，周揚和胡風關於現實主義問題正打著激烈筆仗，周揚、夏衍聯合文藝界一百多作家詩人組成“文藝家協會”，胡風也正打算另行籌備“文藝工作者協會”……馮雪峰沒有太在意這些。曉風介紹說：父親去看馮雪峰時，馮說“國防文學”這口號不大好，建議另提一個口號。第二天，馮雪峰告訴父親，口號定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也同意了，要父親寫文章反映出去。當晚，父親便寫了簡明扼要的千字短文《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交給了馮。馮雪峰看完後一字未改，並說魯迅也認可。 　　1936年6月1日文章發表了，新口號引起了周揚一方的憤怒。他們不了解這其實是魯迅、馮雪峰的意見，認為是胡風有意挑釁他們所代表的黨的領導。曉風說：父親感到有責任再作些解釋，但馮雪峰不同意。“雪峰代表著黨的領導，父親只好服從了。” 　　左翼作家的“內戰”硝煙瀰漫，據不完全統計，筆戰文章達480篇之多。直到這年10月魯迅逝世，論爭才基本平息。 　　“國防文學”口號，側重於國難當頭時全民族所有文藝家的廣泛聯合，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更強調在聯合中要堅持主導權。今天讀者很難理解當年文人為字眼會爭得你死我活，而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可以看出對周揚（當時叫周起應）憎厭之深、周揚他們對胡風戒備之深。 　　魯迅重病纏身，這封萬字公開信是由馮雪峰起草的，魯迅在增改文字中寫道：“有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一兩個，一律洋服，氣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魯迅不相信，“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四條漢子”——這個稱謂後來因毛澤東、江青利用來打擊“文藝黑線”而家喻戶曉。魯迅筆下“四條漢子”所代表的黨內“輕易誣人”打擊異己的傾向，確實具有其原型價值。 　　視胡風為“內奸”的青年周起應，13年後，成了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在周揚眼中，胡風所參加的“左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放著“國防文學”口號不響應，去跟魯迅一道另提口號，不是正坐實“內奸”指控？ 1984年5月，胡風與女兒曉風在家中。（曉風提供） 可疑的“主觀”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長期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領導工作。他先後主編《七月》、《希望》雜誌和“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艾青、田間、鄒荻帆、路翎等一批作家在他指導下崛起，形成了著名的文學流派“七月派”。 　　胡風接受馬克思主義和魯迅文藝思想，提出許多有真知灼見的文藝命題，他的理論中心是“主觀戰鬥精神”，認為創作是作家的“自我擴張”過程，要求作家用強烈的主觀戰鬥精神去擁抱現實；反對革命文學運動中長期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和庸俗社會學傾向。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揭示民眾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延安文藝家對這些觀點都很不信任。 　　曉風說：從今天高度看，父親的有些思想有時代的烙印，是比較“左”的。他編刊編書，也是服從“抗日”這樣的時代使命，1938年他讀到毛澤東《論持久戰》，在《七月》上一口氣發了全文。他絕對不贊成搞風花雪月，但他反對文藝圖解政治。“文革”以後他寫的申訴材料中就提到“四人幫”的基礎實際上在三十年代。父親有個“愛愛仇仇”的說法──熱愛我熱愛的人，仇恨我仇恨的人，而不是按照旨意下去體驗生活、寫作品。 　　她對筆者簡要回顧了胡風被黨內理論家批評的過程：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報告說：對洋八股、教條主義，必須“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鋒芒直指王明。1940年重慶發生關於民族形式的論爭，向林冰等用民族形式否定“五四”新文學，引起胡繩等中共理論家的批評；胡風批評向林冰，也批評胡繩等雖擁護“五四”新文學，卻陷進形式主義。重慶地下黨當時認定向林冰屬國民黨敵對分子（其實不是），很不滿胡風竟把他們並列起來批評。 　　毛澤東於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無產階級文藝”聖經。曉風說，父親在政治上追隨毛澤東，尤其是毛高度評價魯迅，更使他傾心，但他不贊成把毛這一“講話”的觀點照搬到國統區。當時郭沫若、茅盾都表態擁護“講話”，而胡風卻沒有為此著文，黨員理論家給他記下了又一筆“反對‘講話’”的帳。 　　1945年初，胡風在重慶主編的《希望》創刊號發表了舒蕪《論主觀》，被認為是對毛澤東整風報告唱反調。曉風說：在延安方面看來，我們正批教條主義，而你提倡什麼？提倡主觀主義！就有了1948年左派理論家在香港對他的那次批判：你胡風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在我們馬克思主義看來，你不是！新中國馬上要建立了，先批你一下，休想拿你那套來冒充正宗馬克思主義！ 　　在共產黨奪天下的敵、我、友格局中，胡風認為自己大半生追隨中國共產黨，應該是“我”，“不把自己當外人”；而延安一直懷疑他是“敵”，充其量將之定位為“友”，時刻警惕他以“自己人”的面目出現。這是胡風的悲劇，也是中共的悲劇。（寫於2005年5月。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劉賓雁告誡：社會主義豈能一扔了之？ 　　下篇預告：專訪胡風女兒：毛澤東出手，這“壺”到那“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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