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風女兒：“成千成萬善良人不知道”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17日14:41:1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胡風被關押十年半後才由北京市法院“公審”判處有期徒刑14年，被趕到四川服刑。1969年5月刑期滿了，他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指示是“關死為止”。老友聶紺弩為他寫下激憤的詩句：“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裡。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 ◆高伐林 　　中共建政以後，文藝界由延安、解放區出來的官員執掌大權，對國統區文藝另眼看待，胡風的心情一直是壓抑和不服氣二者交錯，他的行動也是反省和極力表白二者交錯。建國之後的五、六年間，文藝界掌權者不時發起對胡風以及他提攜的作家的批判，1952年中國作協還召開座談會，專門“幫助”胡風作檢討。 　　1954年10月，中國文聯和作協連續舉行八次擴大聯席會議，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所謂胡適派唯心論傾向和《文藝報》的錯誤。胡風本來不想發言，經人動員才講話，一旦開炮就收不住了。 毛澤東出手：從“錯誤文藝思想”升格到“反黨集團” 　　曉風說，此前毛澤東並沒看“三十萬言書”，胡風兩次批評文藝界領導人的發言引起毛的注意，這才調來“三十萬言書”看。從中國文聯和作協第五次擴大聯席會議開始，從這一“壺”（胡）到那一“壺”（胡）──不再批胡適，而完全是針對胡風了。 　　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還以主要篇幅辯論理論問題，邵燕祥後來感嘆說：毛澤東在按語中告誡全黨全國人民對胡風鬥爭“切不可書生氣十足”，而胡風才真是“書生氣十足”呢，他不知道在黨看來，他哪裡有闡釋馬克思主義的資格？這個資格只屬於黨的領袖和領袖指定的人。胡風想以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身份，堅持“五四”文學傳統，捍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原則，為此批評某些黨員作家、官員的庸俗社會學、機械論和公式化等等，在黨的決策者看來，這就是同黨爭奪領導權、爭奪群眾。哪裡是理論問題、思想問題？分明就是政治問題！ 　　中國作協主席團在1955年1月12日向中央報告，主張印發胡風“三十萬言書”。毛澤東當天就批示：“劉、周、鄧即閱，退定一同志，照辦。”“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1954年8月胡風全家於北京北海公園，從左至右：胡風、梅志、曉山、曉谷和曉風。這時胡風剛剛遞交“三十萬言書”。（曉風提供） 　　周揚1月15日給毛澤東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寫報告說，昨晚胡風來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並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三十萬言書”，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並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聲明。周揚獻策：“擬以書已印好，無法補上這樣的理由回絕他。”毛澤東隨即批示：“（一）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 　　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把胡風推到了絕境。時任《文藝報》負責人之一的康濯，在《〈文藝報〉與胡風冤案》一文中披露了當時批判胡風的部署，以及是如何陡然升級的： 　　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工作由周揚、林默涵具體指導。1955年《文藝報》一、二期合刊發表了“三十萬言書”中最主要的兩部分作為批判的靶子，隨後每期都以好幾篇文章批判胡風。恰在同時，舒蕪交出了一批胡風過去給他的私人信件，分類編輯、注釋。中宣部決定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和胡風《我的自我批判》同時在《文藝報》5月初這一期加編者按發表，由《人民日報》轉載。康濯寫了編者按語，《文藝報》排好清樣送交周揚，周揚又送毛澤東審閱。一天多以後，毛澤東做了決斷：“周揚同志：按語不好，改寫了一個，請你和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為可用，請另抄付印，原稿退還給我為盼。毛澤東　五月十一日”。毛還下令：“可登人民日報，然後在文藝報轉載，按語要用較大型的字”。 　　毛澤東親自將“胡風小集團”改成“胡風反黨集團”（不久又改為“反革命集團”）。將文藝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上對敵鬥爭，不僅是“反黨”“反革命”，更是“集團”！下手之狠，連早有整胡風之心的周揚、林默涵等人也瞠目結舌！ 私信的致命殺傷力 　　繼第一批材料之後，隨後又有了第二、三批材料。毛澤東親自操刀，寫了多段按語，後來有些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字字千鈞：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歷史已證明“胡風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怎樣憑空把一個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製造出來呢？中國“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才真“是不知道的”！ 　　毛澤東一夜之間洞察敵情，乾綱獨斷，看來就是因為讀到了舒蕪提交的那批掐頭去尾的信。毛澤東說：“廣大群眾很需要這樣一部材料。” 　　舒蕪將胡風主要在四十年代《論主觀》發表前後給他的信件，摘引34則，“按照林默涵同志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注釋”： 　　第一，十多年來胡風是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第二，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由黨和非党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 　　第三，十多年來胡風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 　　第四，十多年來胡風在文藝界所進行的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動，究竟是以怎樣一種思想，怎樣一種世界觀作基礎。 　　舒蕪最後寫下一段總結性評論：“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後，不禁觸目驚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地強烈。” 　　毛澤東公然號召利用拋出私人信件來整人，他在按語中說：“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 　　（關於“舒蕪交信導致胡風案性質升級”的公案，其經過和性質，後來都有不同說法。在舒蕪先生去世後，他的子女寫出多篇文章為父親申辯。我在隨後的文章中將會介紹。——高注） 　　這裡有一個插曲：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報》5月13日應登載反省最為懇切深入的第三稿，結果卻錯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記。胡風一看，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也覺得這太過分了，查問下去，要《人民日報》檢討。但毛澤東發話了：“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了反革命了！” 　　中共中央成立了肅反領導小組，指定陸定一任組長，派人四處搜集與胡風有關的材料。曉風說，父親母親和有關朋友們先後被捕，從這些人家中搜出了大量信件，還有一些是主動上交的。公安部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裝裱成冊，還“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了何其芳、劉白羽、張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領下審閱這些文字，用紅筆勾勒‘有用’之處，並寫上注釋，呈交上去”。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 　　此後二十多年，胡風及家人的遭遇不堪回首。 　　關押了十年半後，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審”胡風，判決說：“被告胡風早在大革命時期，即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為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效勞。後又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勾引公職人員，盜竊國家機密，造謠誣衊，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14年。 　　春節過後，胡風夫婦被趕到四川。曉風雖然捨不得，也只好給父母送行。當時已是“文革”前夕，“沒想到這一別竟又是十多年，更沒想到這一去還是救了父親，不然的話，留在北京，等待著他的絕對是‘覆滅’的命運”。 　　“文革”高潮中，由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押送，公安人員把胡風夫婦轉到了位於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這裡夫婦還能在一起，一年多後被分開。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單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滿，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指示卻是“關死為止”！ 　　梅志五年後再見到胡風，“已是1973年1月，這裡正是位於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站在母親面前的父親竟像是完全變了個人，成了一個佝僂著背、縮著脖子、破衣爛衫、滿懷恐懼，在管教人員面前連頭也不敢抬的老犯人，再也見不到他那明亮的眼神和獨有的眯縫著眼的微笑了。” 　　梅志很快發現胡風極不正常。“他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所致。他既不好好吃飯也不好好睡覺，總是生活在恐怖與畏懼之中，說有空中啟示他曾犯過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詞地對空說話。” 　　是梅志的撫慰和照顧將胡風從恐怖和昏亂中拉了過來，擺脫了疾病，恢復了正常。曉風說：儘管母親自己的精神也瀕臨崩潰，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垮，還得要想方設法不讓父親垮下去。她在他神志較為清醒時，聲淚俱下地說：‘你要振作起來，千萬不能垮啊！丟開那些干擾著你的胡思亂想吧！……你要知道，這是生命競賽啊！你能活著出去，我們就勝利了。你無論如何也得活著！’”“如果沒有母親的呵護和支撐，父親不可能活着見到我們，更不要說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復名譽了。難怪前些年有人在文章中把她與舊俄時隨丈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相比，稱她是一位偉大的女性。” 　　許多“胡風分子”遭遇更慘。曉風說起了路翎──他曾經被一些現代文學專家認為是“不亞於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中國最優秀作家之一，其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被譽為“史詩性巨著”。曉風說，她記憶中的路翎“非常年輕、帥氣，非常有才華”，被捕時只有32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時間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醫，痊癒後又不斷地上書申辯，再次入獄，被判20年徒刑，1975年才釋放，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里打掃衛生，靠每戶每月交的一毛錢清潔費維生。哀莫大於心死，他那像貧民窟一樣的家裡，甚至不再有一本書。 　　曉風說，本人慘，孩子也慘，路翎的二女兒也患精神病，一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響啊。還有幾個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綠原的小女兒，插隊時受了刺激──還不也是受綠原被冤枉成‘國民黨特務’的連累……” 整人者相繼被整 　　被整的人慘，整人的人後來竟也慘： 　　舒蕪揭發胡風有功，但在“反右”時在劫難逃；馮雪峰、艾青、丁玲這些曾向胡風等人開過火的人，都被打成“右派”，被批鬥、被關押、被流放； 　　到“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指揮反胡風運動的陸定一、親自簽發胡風逮捕令的羅瑞卿；隨後周揚及其麾下林默涵、張光年、郭小川等一大批人，都被一鍋端進了“牛棚”，遭到殘酷批鬥…… 　　他們在被囚禁被誣陷的時候，是否想起過“請君入甕”的成語，是否想起過自己在十多年前對胡風及同伴做了些什麼？ 　　“文革”中當周揚挨整時，胡風卻不肯落井下石。梅志在《往事如煙》說，1966年7月，四川省公安廳負責人來找胡風：要他揭發周揚，“甚至可以控訴”。潛台詞就是鼓勵他“立功受獎”，甚至可以減刑。胡風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沒有了談文藝問題的資格。”他並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說，周揚對毛主席革命路線“懷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認為，周揚的問題主要是組織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和理論上的教條主義。自己雖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決不願周揚也遭到同樣命運。他對梅志說：“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這樣來批判周揚，是言過其實，難以服人。”第二年，苗溪勞改茶場看守所長拿著登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報紙又來找他，也被他頂了回去。 　　胡風終於等來了昭雪的日子。雖然到他1985年6月8日因病去世時，仍未徹底平反，但他畢竟回到了政治生活當中，頭上被安上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文聯和作協顧問”的頭銜。 1984年5月，初步平反之後的胡風與女兒曉風在家中。（曉風提供） 定罪只要一夜，平反卻拖八年 　　打成“反革命集團”，只是一夜之功；而平反“反革命集團”，則用了八年之力，一直到胡風去世三年之後，才徹底推倒了不實罪名。 　　筆者問曉風，對胡風竟要平反三次，何以如此艱難？其間到底阻力來自何處？ 　　曉風說：不能歸咎於哪一個人作梗，還是歸結於時代吧。 　　“我父親在四川出獄以後，四川給了他一個省政協委員的名份，他那時就寫材料寄給中央申訴。1979年開四次文代會，吳奚如他們一些人想在會上提胡風問題為什麼還不解決？周揚就告訴大家，中央已經有安排，像劉少奇案等等幾個大案要統一處理，一個一個來，不讓他們在會上提。那年10月我父親在監獄裡得的精神病又犯了，當地醫療條件比較差，他精神上也很壓抑，覺得在四川沒有希望平反。我們就給中央一次次打報告，要求到北京治療，其他朋友也幫著要求，1980年3月父母回到了北京。” 　　半年後，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的76號文件下發。當年批胡風是全國鋪天蓋地，可平反文件卻只發到縣團級，曉風說，一直到我父親去世，有人竟還不知道他已經平反了。它是由中共中央批轉公、檢、法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決定將這一錯案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經過法律程序判決的，建議由原經辦的法院依法撤消原判。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 　　不過，文件卻保留了不少不實之詞。它承認這是樁錯案，卻又在“錯案”前面加上了一些定語，說是“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它批判說：“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胡風“把黨向作家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到工農兵生活中去，……等正確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這更是錯誤的”；“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 　　曉風說：文件撤消了“反革命集團”這一天大的罪名，但在其他方面卻基本上維持了當年批判的主要觀點。“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了，但華國鋒還掛著‘主席’的名，‘凡是派’還有勢力，這個文件又有某些當年當事人參加起草……1980年嘛，情有可原啊。” 　　周揚將文件初稿拿來向胡風和家屬“徵求意見”。當時，胡風正患有嚴重的心因性精神病，家屬不敢給他看這份文件，毫不拖延地提出不同意上述說法，遞交上去。但過了幾天，正式文件下達，他們的意見根本沒被採納。胡風去世前一年，家屬看到他的精神已恢復正常，才給他看。胡風寫下一份關於個人歷史，關於“五把刀子”等問題的詳盡材料，寫好後卻不讓家屬寄出，曉風說：“他說‘這都不管用的’，就撕了。看到說服不了他，只好由母親和我們出面，根據他所寫下的，另擬了一份申訴材料。申訴寄出後。果然如同石沉大海，長時間沒有回音。” 　　胡風因受摧殘而衰弱的身體心智，已經等不起了，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要求在官方關於胡風的悼詞中給予公正評價，是遺屬理所當然的願望。然而，他們還是失望。曉風在《歷時八年三次平反，冤案終於有了“說法”》一文中敘述說：“當我們還沉浸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中時，一份早已擬就的《悼詞徵求意見稿》放到了我們面前，讓我們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這份悼詞不僅按照1980年76號文件定的調子，沿用了那裡面“政治歷史問題”的不實之詞，尤其是對“胡風案件”這一關鍵問題寫進這樣一段話：“胡風同志是帶著複雜的思想感情由舊中國進到新中國的。他真誠地擁護中國的解放，但對黨的文藝方針以及黨的政治組織領導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見……” 　　曉風寫道：由於多年“被監禁”和“伴囚”，已習慣於順從領導的母親破天荒地抗議了：“你們這不是鞭屍嗎？這樣的悼詞我們不能接受！” 　　聶紺弩聽到這樣的悼詞，深為不平。想到因得不到公平評價，不能召開追悼會，遺體不得火化，他夜不能寐，寫下了激憤的詩句： 　　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 　　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裡。 　　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 　　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 　　曉風說：眼看問題的解決還有一段艱難過程，我們為了讓死者儘早得到安寧，決定不等單位開追悼會，自行於8月3日將遺體火化，只有少數親友參加。 　　家屬當時感到特別悲憤的原因之一，是徹底平反已經在望，他卻沒能看到。1985年4月，當得知他來日無多後，家屬向有關方面要求儘快就前述申訴材料做出答覆。曉風說：公安部動作最快，再次查閱檔案後，同意撤消胡風這幾個“政治歷史問題”。胡風去世當天上午，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郁文來到病房，口頭向家屬傳達了公安部這一意見。“可悲的是，父親當時已昏迷，無法聽見這一好消息了。”又過了幾個月，11月30日，公安部正式下達了關於撤消所謂胡風“歷史問題”的“85公二字第50號文件”。 　　這就是胡風問題的第二次平反。 　　悼詞依據新的口徑，刪去那些負面語句，還在胡風名字的前面冠以“我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中央並指示，胡風后事分兩步走，第一步先開追悼會，然後由中宣部再複查解決胡風文藝思想和文學活動中的遺留問題。1986年1月15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胡風追悼會。 遲來的“公正”，還是不是“公正”？ 　　當局允諾的下一步複查遲遲未能進行。曉風說：1986年到1988年國內政治形勢變化較大，複查平反也就擱了下來。直到1988年6月，才終於經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向全黨下達了《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即中辦發【1988】6號文件）。 　　該文件主要內容是：對胡風“五把刀子”的論斷與胡風原意有出入，應予撤消；關於“小集團性質”“宗派活動”，本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政治性結論，應撤消；對於胡風同志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應按照憲法關於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規定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決斷，也撤消。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宣布中共中央再次給胡風冤案平反。胡風一案在33年之後，才推倒了一切不實之詞，獲得了全面、徹底平反。不過，正如曉風對筆者所說：1988年平反的規模與1955年批判聲討的規模還是遠遠沒法相比的。 　　在平反的漫長過程中，中國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胡風詩集、文集、書信集、胡風及胡風集團冤案的回憶錄。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風全集》，後獲中國最高獎“第七屆國家圖書獎”。 　　1985年3月14日，胡風應約為“巴黎圖書沙龍組織”和瑞士《24小時報》寫下《我為什麼寫作》一文，這是他漫長寫作生涯中最後一篇文字。他告訴讀者： 　　為了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而寫；為了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和鬥爭而寫；為了反映社會歷史的發展動向和革命的勝利而寫；為了有益於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而寫；也為了探求文學發展的規律，闡明它內有的精神力量而寫。 　　胡風的骨灰盒上，嵌著屈原的詩句：“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寫於2005年5月） 附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摘錄）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為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現在將《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間所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論編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反革命分子怎樣耍兩面派手法呢？他們怎樣以假象欺騙我們，而在暗裡卻干著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反革命分子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象蔭蔽著。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象蔭蔽得十分徹底。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 　　相關文章： 　　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 　　劉賓雁告誡：共和國歷史的逆轉從批胡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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