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高崗秘書談高饒事件的鮮為人知的內幕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趙家梁、張曉霽著，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本文所引該書文字皆出自此版）。

“高饒事件”，是建國以後中共黨內鬥爭的首要大事，至今沒有得到公正評價。本書在披露這一被重重帷幕遮蓋着的事件內情的同時，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趙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崗秘書，1954年任高崗管教組組長，直至高崗自殺身亡。他從組織上派遣的管教、監視者轉變為高的同情者、“高饒事件”的懷疑者，這一轉變為本書提供了客觀性。本書涉及史實是多方面的。本文摘錄的是書中描述的自建國以後毛關於接班人問題的考量、對劉少奇態度的演變，以及高崗在此過程中所充當的角色。

一、事件演變梗概

本書認為，“高饒事件”實質上折射的是毛的接班人問題，是毛與劉少奇的關係問題。

本書梗概如下：

早在建國初期，毛與劉少奇關於建國方略的意見分歧日深，因而產生不滿。相比之下，毛對高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裡向高透露過自己對劉不滿，以及想叫劉“挪挪位子”，當議長或國家主席等打算。於是，高崗就出來進行反對劉的活動，他以為這是幫助毛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關於這一點，只要仔細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關於劉的“罪行”就會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崗當年反對劉的言論。只不過在1954年，高所散播的反劉言論，都被說成“造謠”、“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是要“拱倒劉少奇取而代之”的“反黨陰謀”。高正是因此而落馬。

1953年夏秋，中央召開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毛以過渡時期總路線劃線，把劉劃入“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準備”的人，並對其“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大加伐斥。這是與劉的第一次公開交鋒。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幾個月之後，暫時讓步，轉而強調團結。

到了12月，毛突然把矛頭轉向高崗，而且給他定個“要造反”、“想當萬歲”的罪名。從此，高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這個轉變實在太大，太突然。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以至於使毛突然改弦更張，斷然改變戰略部署，從藉助高崗反對劉，變為聯合劉除掉高崗。箇中奧秘和實情，本書將一一縷述。

二、毛對劉越來越不滿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國，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問題是，六十歲的毛“之後”怎麼辦？於是，在中央高層，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成為1953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那麼，誰是毛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來，劉少奇一直被公認為接班人，但建國以後，毛對他越來越不滿意。

作者認為，毛與劉從相識到最後徹底決裂，經歷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1943—1953年，他們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很器重劉少奇，把他作為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進一步了解他、考察他。開始對劉由不怎麼滿意，逐步發展到，想要把劉從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來。這個階段對劉來說十分重要，決定他以後的命運。這期間，毛在十分器重劉的同時，開始對劉有些看法，特別是中央進入北京、新中國成立以後，對劉日益不滿。

引起毛對劉少奇有看法和不滿的，主要有這麼幾件事：

日本投降後，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主張；

1945年秋冬，對東北地區的工作方針前後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傾錯誤；

對農村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批評；

對資本家和剝削問題的一些不妥言論；

資產階級的右傾思想：支持新稅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主張確立、鞏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內不搞社會主義；

搞分散主義，未經毛閱，就印發中央文電等等。

由此種種，毛認為劉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讓他“挪挪位子”。

三、高崗很被毛看好

與劉少奇相比，高崗卻很被看好。毛認為高對他的意圖領會好，接受快，並率先在東北實施，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因此，在不斷批評劉的右傾 “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對高卻大加讚揚，一再推廣東北的經驗，要大家“向高崗同志學習”。高崗和東北就像是他實現宏偉藍圖的樣板田。而高則由於賞識和推崇，顯得與眾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看成毛的“心腹”。

後來，毛推舉高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和計委主席等要職，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中央曾經考慮派高崗代表中國黨和政府去蘇聯參加弔唁和葬禮（後是派周恩來去的）；6月，蘇共發生 “貝利亞事件”後，中央派高崗赴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的緊急通報。這時的高是備受器重。這種器重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作者認為：

毛和高崗，有着相似的生長環境與經歷，他們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風，都有着許多相似或共同之處。

但是，作為政治家，毛遠非高所能比。毛是博覽群書，閱歷深廣，熟知中國歷史，掌握政治家的謀略，並能把它們巧妙地運用於同對手的鬥爭之中。……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幾經曲折反覆，毛深刻了解政治鬥爭之殘酷，因此，他對身邊的人時時懷着警覺和猜疑，在使用他們的同時，又觀察、考驗、提防他們，甚至有意地試探他們對自己的忠誠。對劉如此，對林彪、彭德懷如此，高崗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高崗只能算個草莽英雄。他對人比較輕信，很重義氣。他不僅對毛深信不疑，對其他人也都無一例外。他不齒於政治鬥爭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殘酷手段。……他與毛的關係如君臣，如父子，信賴之餘，更多的是敬畏。二人在政治素質和性格上的巨大差異，是造成悲劇下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私房話”與絕密任務

高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仍保留原有職務。

高崗到京後，幾乎天天與毛見面，頗多交談。毛對他說過許多“私房話”，把一些絕密的事交給他做，其中不少與劉少奇有關。他在反省時說到一些這類“私房話”的內容，如：

進城以後，劉少奇沒有做什麼工作，對毛幫助不大；

少奇過去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

少奇沒有搞過軍隊，軍隊不聽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許多事情不讓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義發表講話、發文件。1953年3月間，高崗親眼目睹毛因為劉少奇、楊尚昆等，不經過他就擅發中央文件的“破壞紀律”行為而大發雷霆，深為震動……；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時要讓他“挪挪位子”；

毛說他討嫌迎送外賓和接遞國書之類的事情，他不想當國家主席，只當黨的主席，以便專心研究共產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他想讓少奇當國家主席，搞榮譽職務，說少奇喜歡那一套（指迎送國賓和接遞國書等事務）。

1953年春夏之交，毛給高崗一個絕密任務：命他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20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後的表現。

毛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崗把查敵擋的事交給張秀山去辦，後來給毛送交一份報告。以後毛再未提過此事。時隔14年後，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難道是偶然的嗎？

五、陳雲的鼓勵與建議

毛交辦的絕密任務，高崗迫不及待地告之他特別信賴的陳雲。高說，看來，毛與劉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對少奇的革命品質產生懷疑。

陳雲沉思片刻，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結論，等調查清楚再說吧。在事情沒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隨便到處亂講！”後來，高崗與陳雲多次交換看法。

聯繫到查敵檔的事，他們一致認為，劉過去在政策上不穩，不能在中央掌舵，現在政治上又受到毛的懷疑，作接班人的確不合適。

高崗在開槍自殺未遂之前給毛的絕密信中，揭發交代如下的談話內容：

陳雲說：“看來，主席考慮接班人問題，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頭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們現在就應該着手幫他解決這個問題，除去他的這塊心病。”

那麼，這事由誰牽頭好呢？他們分析了幾位堪當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為理想，可惜年紀大了；林彪雖然年輕，且有號召力，但身體多病，建國後長期休養，很少露面，連抗美援朝的擔子都不接，更不會接此重擔。此外還有誰呢？高崗說：

“陳雲同志，我看只有你出來牽頭最合適了。”

陳雲擺擺手說：“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錢比我大，你有陝甘寧，毛主席信任你，給你撐腰。你在軍隊和地方都有條件活動，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你出來挑頭最好。你怕什麼！”當時，高崗低頭沉吟。

陳雲又說：“你先幹起來，先不忙告訴毛主席，等搞確實了再說不遲。”“到時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惟高崗事發，陳雲是另一個說法，稱高為拉攏他，對他“封官許願”，講“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之類的話。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稱，高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墊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無對證。

六、“有薄無林”名單的外泄擴散

作者認為，“有薄無林”名單的擴散，是毛從藉助高反對劉，變為聯合劉除掉高的重要轉折點。

此事傳說甚多，以下為作者引述高崗的一種說法。

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籤收。唯這一次例外，是由毛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本人，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得知，這就是安子文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有薄無林”）。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作者接下來說：

“有薄無林”，在當時看來確實不正常，雖然安子文承認這個名單是他搞的，但高崗認為這是劉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時承認：“我主觀主義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書記處、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陳雲、林彪、黃克誠等談過這個看法，還對林彪說，“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此即為以後所說的“批薄射劉”。作者稱：

在對待這個名單的問題上，高崗確實表現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錯誤。他不但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向毛談，也沒有在中央的會上談，更沒有找劉談。尤其是‘有薄無林’這個問題，更是應該向毛談而未談，是高崗的極大錯誤。

高崗另一個大的錯誤是他沒有聽毛“不許擴散”的招呼。在財經會議和到南方休假期間，他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幹部接觸的機會，擴散名單，藉以攻擊劉。這是違反紀律的行為，且引起一些幹部的不安，也引起毛對他的懷疑和警惕。導致形勢自此急轉直下。

七、“自鑄大錯”

作者認為：

高崗沉浸在器重與讚揚之中，得到毛的明言與暗示，又被當時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對劉的種種議論所蠱惑，便認準了讓劉“挪挪位子”，把劉從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來，不僅是毛的意圖，也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他接受陳雲的建議，甘願擔當重任，自以為這是對毛盡忠盡力，除去其心病；以為這既是為黨和國家的利益，也是報答知遇之恩，是辦一件大好事，準會得到毛和多數領導人的支持。於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頭誰出頭”的傻氣，一馬當先，積極行動起來。

高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錯估形勢，選錯時機。……第二，聽信陳雲的話，事先沒有向*請示報告就幹起來。這正好成為他“背着毛主席搞陰謀活動”的把柄。第三，自以為深受信任，把他們的私房話到處張揚，不僅洩露了*的“天機”，打亂其戰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讓自己背上“打着毛主席旗號進行反黨活動”的罪名。

1954年2月17日，高崗開槍自殺未遂，即被實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據說，在高死後的許多年裡，毛仍然經常提到他。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多次提到高崗，提到高之死，他說：“高崗的事，我有責任，約了談話，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擬保留中央委員，回延安，本人也願意。後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遺憾什麼？他是假惺惺，還是真遺憾？

八、高崗雖死，毛與劉的鬥爭卻了猶未了

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毛表面與劉少奇維持團結合作的局面，但卻貌合神離，鬥爭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裡積蓄力量，為最後解決接班人問題準備條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時時敲打劉一下。

1955年7月，毛批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點的是鄧子恢的名，實際上是批評劉少奇。

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是劉讓陸定一組織人起草、並經劉審定的。毛不贊成，卻不公開點名批評劉，而是指桑罵槐地點名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在1956年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當選為黨的副主席。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林彪增補為黨的副主席。這正是當年高崗和陳雲議論過的設想。

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在開會的第一天就宣稱：我是中國的統帥，鄧是副帥。毛早就已經不把劉少奇看作副帥了。

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這也是毛早就設計好的過渡方式：給劉一個名譽職務。這也正好應驗當年高所說的“讓少奇當國家主席或議長”，這個“謠言”其實並非謠言。

1962年夏秋，從7月到9月，連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就形勢、階級和階級鬥爭、農村堅持社會主義等問題多次發表講話，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右傾翻案風”，其實都是批評劉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前，毛正在和一些先到會的同志閒談，見劉進來，便含沙射影地說：“好了，我讓位，請少奇來。”

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說，光開調查會不行，要工作組下去搞紮根串聯。開調查會是毛歷來的主張，聽劉少奇如此說，他心裡很不高興。後來，在一次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問題的討論中，毛強調四清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插話說：“四清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

例子太多，已難一一枚舉。

作者說：

此時，毛已根本不打算放過劉。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召開一次政治擴大會議上講接班人條件第三條時，說到高：“原想把他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陝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這話令與會者震驚，許多人並不了解指的是誰，也有些人不免想到，這是否暗示，是劉少奇把高崗搞死的？

九、文革：從精神到肉體消滅劉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被定為“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的黨內排名從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公報宣布：全會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肅清其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

全會通過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審查報告》列舉：

“劉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進行種種叛賣活動的罪證。”其中“劉少奇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稱：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趙之啟）與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在奉天（今瀋陽市）紗廠被大軍閥張學良逮捕。

劉少奇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是省委組織部長，供出省委委員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丁君羊、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出賣了滿洲省委所屬東滿、北滿、旅大、撫順等十多個特（縣）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個支部。

當敵要劉帶着特務去抓人時，他積極出謀獻策說：省委負責人已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如果將他‘釋放出獄’，他就可以‘搜集的情報’，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三省地方黨組織。大軍閥張學良對劉的獻策，頗為讚賞。於是將’改為‘工潮案’，並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將劉 ‘釋放’。

劉奴顏婢膝地給大軍閥張學良寫信說：‘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於劉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人被捕、被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從東北敵偽檔案中搜集的“證據“，當年毛就曾親自讓高崗極秘密地調查過。十五年後，終於派上用場。

作者稱：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們不顧他（註：指劉）身患重病，強行將他秘密押送至開封，拋在一個舊銀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後，1969年11月12日，劉悲慘去世（這與高崗當年所受冷遇又相似，卻又更為悲慘）。

從1953年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精神到肉體消滅劉少奇，經歷整整16個年頭。

作者以上所說大抵都沒有錯，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強行將他秘密押送至開封”的，不是什麼“造反派們”，而是毛所操控的中央辦公廳及8341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