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事情” 

在北青報的連載中，沒有看到何方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直接記述。但是在間接的敘述中，這個因美蔣特務為了破壞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而策劃實施的恐怖謀殺，造成搭乘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8名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記者、3名外國記者和5名機組人員不幸遇難的事件，被何方列在“其他零碎的事情”中——事情發生後，“我們出發表外交部聲明，同港英當局進行交涉外，中央十六日還決定第二天要在中山公園舉行追悼遇難烈士的群眾大會，內定衛生部長李德全以紅十字總會會長名義做主旨講話，講稿由外交部擬定”。這個講稿就是張聞天找何方連夜趕寫的。

為這麼一件震驚世界，讓在萬隆會議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始終牽掛的事趕寫講稿，在張聞天的大秘何方看來，不過是個“零碎的事情”。時隔55年，讀來依然令人開眼。

不敢說1955年的當時，身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和他的秘書何方也是把這個事情當成“零碎的事情”來對待。但是他們起碼沒有當成“特別緊急的事”。這也是何方老先生的回憶給我們的明白無誤的信息。他說：“張聞天必須在晚上十點鐘睡覺這一情況中央領導都知道。所以周恩來還專門給外交部打過招呼：沒有特別緊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攪聞天。”

1955年4月，因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周恩來總理改變行程，先去仰光與緬甸、印度和埃及政府的領導人碰頭，之後再前往萬隆。為此，周總理和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於4月8日抵達昆明，進行準備。

在昆明的周總理，依然關注着國民黨特務的動向和有關人員的行程安全。根據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的《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二輯(1991年8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中，署名史實寫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一文記載：(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辦公廳獲悉，台灣國民黨特務欲破壞我代表團所乘飛機，並備有定時炸彈。與此同時，昆明長途電話傳達周總理的緊急指示：要外交部將此情況火速轉告香港新華分社和我國代表團，要他們立即向香港當局提出交涉，並請香港當局保證我有關人員的安全；同時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辦進行交涉。”“辦公廳主任董越千當晚將周總理的上述指示轉告了香港新華分社和我代表團。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作了匯報。張聞天副部長隨即指示歐非司副司長張越向英國駐華代辦處進行交涉。”

請注意，董越千當晚把周總理的指示轉告了香港新華分社和我代表團，但是到次日上班時才向張聞天匯報。——不能打攪十點鐘必須睡覺的常務部長大人啊！哪怕是人命關天！

4月10日得知情況後，張聞天如何指示張越副司長辦的交涉，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是事後英國代辦處4月17日給我外交部的備忘錄說：4月10日中國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副司長通知英國參贊，國民黨分子可能要對一批中國記者於次日離港前赴萬隆會議時進行搗亂，請求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這一通知並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詳述、也不含有破壞的意思。英國代辦處的備忘錄還說，英國參贊詢問此批人員的數目、居留地點、有關航空公司的名稱和出發路線，當時這位副司長不能對提出的任何一個問題予以答覆，而是在此後以電話通知的。

 我兩年前就質疑過張聞天領導外交工作的能力，以及他對同志對工作的責任心。何方老先生的回憶，佐證了我的質疑。 

周總理“事無巨細” 

有趣的是，何方在回憶中，不時流露出張聞天對周總理“事無巨細”一把抓的工作作風的不以為然。

有不少張聞天那樣大而化之的瀟灑型幹部，對周總理的“事無巨細”不以為然。可惜的是，就因為他們的“瀟灑”，周總理才不能不事無巨細。就拿“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來說，張聞天的漫不經心掉以輕心和進退失據，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周總理卻能夠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力挽狂瀾，終於化被動為主動。兩人的境界和水平，高下立顯。

曾經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何方等人眼裡，才高八斗，當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是委屈了。從職位上看，似乎是降了不少級。可是，您要是真金，在哪裡不會發光呢？從張聞天1954年底卸任駐蘇大使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到1958年陳毅接替周總理任外交部長，外交部的舞台不是沒有張聞天施展的空間。就算他不贊同當時的一些外交政策如“勒緊褲腰帶支援世界革命”，類似“克什米爾公主號”這樣的外交事件，難道不是他施展拳腳的機會？可惜，沒看出他有任何的建樹，相反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這樣的危機處理中，他的表現完全是不稱職的。

 當然了，按何方老先生的回憶，張聞天的興趣在“研究”。研究，一般當然是無形的，成績不大容易顯山露水。不過，在這方面，從何方的回憶中，張聞天的研究也頗有質疑之處：一是他從蘇聯回來後，認為外交人員的待遇過高，為給國家節省外匯，決定給外交人員減薪，幅度還不小，這倒無可厚非。但是他自己，卻要出國搞“調研”，幾年中共出國四次。這種不為出訪而專門進行的出國調研，在外匯緊缺的年代，有多大必要？有多大的實效？從何方老先生的回憶中完全沒有看出來。二是張聞天的外交主張：他不贊同新中國搞“輸出革命”，“勒緊褲腰帶支援世界革命”。其實，新中國從來沒有“輸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可是由於中國革命的歷史延續，中國共產黨和當時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共產黨，有着打斷骨頭連着筋的關係。中國革命的隊伍里，有過越南、朝鮮和其他國家的同志，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流過血。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怎麼能和這些同志加兄弟一刀兩斷？此外我們看看這些年來美國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導演的政權更迭和顏色革命，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和各國共產黨保持革命同志的支援關係，那真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至於當年勒緊褲腰帶支援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的後果，至今仍然是新中國外交的一筆豐厚財富，就更不用說了。張聞天的外交主張或者他對當時外交路線的不以為然，那個年代站不住腳，如今看來依然很不現實。 

秘書水平高，還是自己不作為？ 

從何方的記述看，張聞天很倚重他這位大秘。從東北到蘇聯到外交部，一直帶在身邊，很得用。張聞天的很多講話，都是何方起草的，他起草的文稿，張改動很少。

從一個角度說，何方長期在張身邊，對他的思想、文風比較了解，起草文稿符合張的心意，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大多數文稿都是秘書動筆，張雖然出了思路但是改動很少，我很難說這是秘書的水平高，還是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自己不作為？

 因為秘書的水平再高，與總書記的水平應該還是有差距的。最起碼，周總理在萬隆會議的那篇即席講話，就不是哪個秘書可以起草出來的。 

陳老總“不外交”？ 

更為有趣的是，何方老先生認為陳老總有些言行“不外交”， 其典型“不外交”的言論，就是陳毅元帥1965年9月29日在人大會堂對300多中外記者講的話：

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鬥中，願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今天美國是否要同中國進行大戰，這要由美國總統和五角大樓來決定。對於美帝國主義，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為了反對美國侵略，我們一切都推備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最後我們還是會勝利的……。究競是美帝國主義滅亡，還是全世界人民滅亡?肯定是美帝國主義滅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國有一句話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16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請記者不要以為我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凶極惡，欺人太甚。它欺負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撾人、印度尼西亞人、剛果人、多米尼加入，連它的盟友法國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來反對它，變為中國的朋友，這是美國造成的。

這段話，何方、張聞天認為“不外交”，卻被眾多網友稱為“新中國史上最牛的記者招待會”。而且，從外交效果上看，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些人以為這樣的話得罪美國人，講了不好。其實他們不懂美國人。美國人最尊重的，不是那些順着他們的意思講話的人，雖然他們為了自己的需要，會把順着他們意思講話的人捧為“精英”。美國人最尊重的，還是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元帥等等敢於對他們說不的人，也就是他們能夠看做對手的人。

何方還拿出《陳毅年譜》和《張聞天年譜》做比較，認為陳毅來外交部辦公的時間很少，盯在外交部的，還是張聞天這些人。

對外交工作的領導是否能以在外交部辦公室盯班的時間長短來判斷，姑且不論，就說兩人在外交部人員心目中的地位和對外交工作的影響，也是天壤之別。

從張聞天擔任駐蘇大使到1959年廬山會議後離開，他在外交部的時間和陳老總到“文革”開始時的1966年實際領導外交部的時間，相差無幾。可是在有人要打到陳老總的時候，外交部絕大多數人不同意，還有91位司局級幹部簽名貼出保陳毅的大字報，包括我老爹——他連大字報看都沒看，聽說是保陳老總的，就簽了名，為此打成“二月逆流”遭受批鬥也在所不惜。而張聞天無論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還是後來得到平反，按何方的回憶，在外交部都波瀾不驚，似乎沒有這回事。不能說張聞天在外交部有什麼積怨，但是起碼可見他沒留下什麼念想。

懷念陳老總的豈止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員。我新華社的一位老同事，當年是北外的學生。據他回憶，他上大學期間，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定量有限，油水少，學生們經常飢腸轆轆。陳老總聞聽此事，立即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把當時外交部機關搞到的一些肉類、油類送給北外，給學生們補充營養。他說，陳老總每年還請北外的教授到家裡座談，還請他們吃飯，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各人的工作作風不一樣，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張聞天成為陳老總。可是即使在何方認為張聞天擅長的研究領域，張聞天照樣沒有留下像樣的東西。而陳老總及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這四位老帥在1969年對國際形勢的研判，特別是是陳老總對打開中美關係的建議，對中國外交扭轉歷史的巨大貢獻，則是永垂青史，有目共睹。而陳老總等老帥的打開中美關係，不是卷旗繳槍，而是以我為主，氣貫長虹！ 

遵義會議後的“最高領導” 

歷史上留下的一句話，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令何方老先生有些不忿，還去找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掰扯：遵義會議後確立的黨內“最高領導”是張聞天呀！

其實，有沒有“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這樣的表述，或者“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句話是否完善，意思實在不大。因為一個不爭的史實是，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被排擠出了中央領導層，被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紅軍的五次反圍剿失敗，丟掉了瑞金中央蘇區，一路西逃，一敗再敗，前途未卜！遵義會議上，恢復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在中央領導層，有了發言權了。這之後紅軍的轉危為安，歷史早有定論。紅軍長征直至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誰的領導，這都無需贅述。如果非要爭遵義會議的“最高領導”所起的作用，那麼沒有毛澤東，張聞天是否能領導出這樣的勝利？但凡有點常識，都不難作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