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李慶霖上書毛主席的一些情況-----張玉鍾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小學教師李慶霖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他兒子李良模上山下鄉中屢遭苦難的狀況。信寄出4個多月後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親筆給他回信，並給他寄了300元人民幣。隨即李慶霖的名字全國家喻戶曉。他的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兩千萬知識青年的生存狀況。當年，我才23歲，也是一個下鄉知青，比較幸運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傳部通聯站工作；這是個專門從事新聞報道的機構。由於工作關係，我多次陪同新華社記者採訪李慶霖，是莆田地區內第一個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個接觸李慶霖的人，因此我有許多第一手資料。後來我讀了許多關於此事的報道文章，其中不少與事實有出入，現在此事早已成為歷史，我想把許多還鮮為人知的情況及細節，歸納為幾點解密於此以饗世人

　　一、李慶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第四天，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突然來到莆田地委，點名要我陪他去辦一件事(地委宣傳部通聯站共9 個人中只有我一個莆田人，他每次來莆田採訪多數由我陪同)。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達的
，下午要我帶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我問他什麼事?他一再對我交代要保密，然後告訴我，這個學校有個教師叫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毛主席不僅給他回信，還給他寄了300元錢；毛主席回信的內容他記錄在筆記本上念給我聽：“李慶霖同志，寄上
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他還說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新華社的，要先派記者來調查，連福建省委領導都還不知道呢。

　　下林小學離城關只有兩公里左右，下午我帶賴玉章坐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到了這個學校。我們點名要見李慶霖，當時他還在上課，我們就在辦公室等。下課後李慶霖見到兩個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驚異。待辦公室沒有其他人後，賴玉章開口問他：“你有沒有給毛主席寫一封信?”我在一旁沒有說話，一直注意觀察他的表情，我記得他沉默好久都沒答話，他在心裡估摸到底是福還是禍。賴玉章問話後微微笑着，他心中覺得應該是好事降臨，於是他重重地點了點頭。接着賴玉章說：毛主席看到你的信還親筆給你回了，並給你寄了300元錢。他聽了臉上並沒有露出笑容，而是緊張而嚴肅地反問：“毛主席是怎麼回的?”賴玉章給他念了信的內容，這時我看到他臉上漸漸舒展開來，溢出興奮之情。賴玉章說這件事還要十分保密，並告訴他自己住在興化賓館某房間，約定晚上到賓館細談。晚上7時多，李慶霖到了賴玉章賓館房間，就我們三個人談了兩三個小時一直到夜深才離去，這次談話(事實上是採訪)令我終生不會忘記。

　　李慶霖那天晚上已經沒有了白天那種拘謹嚴肅的神情，表現得非常高興，他說話慢，語調也比較低，但完全打開了話匣子，從他家歷史身世、兒子上山下鄉遭遇的苦難，到自己如何想給毛主席寫信，都說得非常詳細。我們提出了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問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來那一天他在一張竹桌上寫好了信，接着就寫信封“毛澤東主席收”，就拿出去郵寄。當時莆田城內只有一家郵局，離他家西北向。他一邊走一邊心裡在打鼓，倒不是怕闖禍，主要是擔心主席收不到，因為這之前他也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卻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總理沒收到，那主席要看到這封信就更難了。走到半路，他腦子突然閃出一個念頭，他經常看到報道毛主席接見外賓，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場，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請她轉交給毛主席。他想到這裡心裡一陣激動，就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寫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為我年紀輕古文基礎差，我馬上問他，王海蓉是女的，怎麼稱“先生”?他溫和地笑了笑說：“先生”是一種尊稱，男女都可以用(對女士也可稱先生我就是這一次聽李慶霖說的)。他還說他也給王海蓉寫了一封短信，說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難，請她一定把信轉給毛主席。然後就把給毛主席的信套進去寄走。因此可以斷定，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後看了一定很感動，親手轉交到毛主席手上
的，非此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國知青和家長真的應該感謝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採用李慶霖自述的，都說新華社記者賴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慶霖的，這是記憶上錯誤，準確的是4月29日。過了幾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縣委。當時的縣委書記是部隊幹部叫劉功，激動地對着電話筒高呼毛主席萬歲，後來許多媒體都寫到這個細節，這是確實的。5月6日，李慶霖收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寄來的毛主席回信的複印件，隨後也收到了300元錢。從此開始，這件事就在莆田城內傳開來了，李慶霖出名了。

　　二、李慶霖是怎樣性格的一個人

　　李慶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縣城關一個極度貧困的貧民家裡。他祖父當過乞丐，父親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飾鋪當學徒，以打制婦女首飾為業，但因生意蕭條，鋪子關門也到鄉下乞討，後來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殺未遂致殘，年紀不大喪失了勞動能力，全家人就靠母親打小工、當保姆維持生計。儘管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母親卻咬着牙節衣縮食硬撐着供李慶霖讀書，而李慶霖的妹妹上不起學，8歲就被送到一家草編店裡學編織草帽草蓆。1944年福建省立仙遊師範來莆田招生，免收學費還供應伙食，李慶霖便去報考，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了。入學那一天，母親挑着行李陪着兒子，從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學校。李慶霖深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發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畢業，分配到莆田縣黃石鎮沙坂小學，月薪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總算有一口飯吃。解放後，他被政府留用繼續任教。1951年，22歲的他與學校所在地的農村姑娘張秀珍結婚，婚後5年中長子良模、女兒良培、次子良雄相繼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關老家居住。 1958年他被調到沿海忠門公社前坑小學擔任教導主任，並擔任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才3個多月就初考，這個班因成績太差沒有一個考上初中。當年正逢大躍進時代，時興“插紅旗、拔白旗”，莆田縣教育局召開小學慶功大會，李慶霖等一批升學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為“白旗”拔掉，同時他被免去教導主任職務，工資由每月50.5元降為42.5元。這一次處分在他心裡刻下了一道永遠抹不掉的傷痕，直到他出名後在各種場合都憤憤不平不厭其煩地談起。

　　一輩子艱難曲折的經歷，使他學會了堅強。看起來文弱書生，心裡卻潛藏着一種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強者精神。正因為這樣，他遭遇兒子上山下鄉中的困難，敢於向各級領導機關反映，敢於給周總理寫信，沒有收到回信也沒灰心，反而進一步想到給領袖毛主席直接寫信。也許是他從小刻苦讀書積累下的紮實基礎，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後，紅旗雜誌通過地委宣傳部約他寫一篇談反潮流的文章，這個任務部里就交給我去轉達，過幾天他把稿件交給我郵寄到北京，我把稿件從頭到尾看了，不久紅旗雜誌刊登出來，我又認真看了，幾乎全部是原文，編輯基本沒有改動，這當時就讓我這個拿筆桿為生的心悅誠服。現在我回憶這件事，並非說他所包含的政治內容，而是說他文字功底
和樸實文風，有一種很大的可能讓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當年把毛主席覆信和李慶霖的信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21號)向全國傳達，印發出來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個字沒有改動，原文中就沒有一個錯別字，我想就是現在任何一個大秘書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動一字的，恐怕是極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講究文字，看到這樣一封信怎不會被感動?而且全信樸實無華，讓人讀了覺得真實可信，卻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到北京‘告御狀’了”，這些話很符合毛主席喜歡的語言風格。還有從全信內容看，李慶霖雖然把上山下鄉中的困難寫得很尖銳，但敞開的是一種真誠的心懷，從頭到尾沒有一句否定毛主席親自倡導的這場上山下鄉運動，甚至你讀不出信中有對整個上山下鄉運動的怨恨情緒，這也不能不令偉大領袖感動!所以，毛主席在對八大軍區司令員談話中，讚揚李慶霖那信“寫得相當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決心回信。他還建議把這封信編入學生
課本中。

　　三、李慶霖政治上是怎樣大紅大紫起來的?

　　毫無疑問，李慶霖“告御狀”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層高度重視和全面調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國兩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包括回家鄉的知識青年)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隨着中共中央[1973]2l號文件的貫徹落實，李慶霖成了全國知青及其家長心中的神聖人物。因為他為廣大知青辦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歷史的發展往往難以預料，李慶霖出名之後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紅大紫起來，這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毛主席對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給他親筆回信並寄錢外，還特地對他政治上的發展也囑為安排。回信後的兩個月，約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縣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傳來的一個內部消息：毛主席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說：要問一下福建的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選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有入黨要求，可吸收他人黨並參加“十大”，如果沒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毛主席對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師的政治安排說得如此細緻而具體，這令各級領導感到極大震動和高度重視。但據我所知，當時領導層內部都在緊張商討如何落實毛主席的指示，卻沒有一個領導正面向李慶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對此毫無所知。當年身兼福建省黨、政、軍一把手的韓先楚接到毛主席的這一內部指示後，即把李慶霖召到福州親自接見，但也並沒有當面說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勵李慶霖說，你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李慶霖就向韓先楚司令員提出兩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說的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處分，他要求給予平反糾正；還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經是國家正式職工，困難時期被辭退，要求給她恢復一份正式工作。這兩件事
韓先楚都認為合理很快就解決了，李慶霖被調到莆田全縣最好的一所小學即東方紅小學(現為實驗小學)擔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副校長)，還補發了從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資，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學當正式職工。

　　這是李慶霖出名後短短數月內實現的兩項要求，李慶霖心裡已經很滿足了，對於入黨要求他心裡卻沒有想到，因此一直沒有提出來。最早帶來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那一段經常來莆田追蹤採訪，他對李慶霖還沒有提出入黨要求心裡很焦急，他對我說：小張，毛主席很希望李慶霖參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開了，但李慶霖還不知道提這個要求，官員們可能不好當面問李慶霖這件事，你小青年乾脆給他明確提一提，沒關係的。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就應允了賴玉章，一個人到了倉後路居仁巷15號李慶霖家，因為已經多次接觸很熟悉了，我就開門見山問他對組織上還有什麼要求? 他說省地縣領導已經解決了他的兩件事了，孩子在農村的困難，全國都在解決，相信
也會好轉的，他說他很滿意了。我看到談話還不能進入有關入黨的主題，就索性問他，聽說毛主席有對汪東興說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嗎?他說沒有人告訴他。我就把具體內容說了，他聽了非常驚訝興奮，問我怎麼辦?我說入黨要求必須本人有這願望並自己
提出來，別人不好代替，你要趕緊向組織上提出申請。他還問我一些如何申請的具體事項。第二天他就向莆田縣委寫了入黨申請書。我看到許多文章都說李是在7月1日寫的申請書，但據我回憶，寫申請的時間應在7月中旬。莆田縣委接到李的申請後，馬上報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級領導及組織部門內部開始為李的入黨緊張運作，進行內查外調，但最終沒有在黨的“十大”召開前解決李的入黨問題，當然李就失去了參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見的機會。拖延解決李慶霖入黨問題，主要原因是在調查中發現敵偽三青團檔案中有一份李在仙遊師範讀書時全班同學的名單，這份名單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沒打勾，分辨哪一種是三青團員費了一些時間，到確定李不是三青團員而決定發展他人黨，時間就拖到“十大”之後。翌年即1974年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莆田反對當局的這一派就把這件事當做當局打擊迫害李慶霖的一大罪狀，認為是當局怕李慶霖去參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見說出對當局不利的話而故意設置障礙。李慶霖本人也有這種看法，這是他後來直接跳出來反對當局領導的起因之一，並 多次為自己最終未能見到毛主席表示遺憾。

　　李慶霖第一次在全省公開“大出風頭”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開群眾大會，貫徹落實中共中央21號文件、學習毛主席回信和李慶霖信件。這之前省委領導也已接到毛主席對汪東興關於李慶霖政治安排的談話內容，因此省委高規格邀請李慶霖來福州出席大會並講話。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李慶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講稿侃侃而談約一個半小時，開頭從學習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義，說到他為什麼給毛主席寫信，後半部分他話鋒一轉說：“當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給我寫信的事在社會公開之後，我們莆田社會上產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壓力，企圖對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盤推翻。我想有必要說它一下，讓我們共同來提高對路線鬥爭的認識，也許有一點好處。”接着他講了幾個具體反對他的事，卻上綱到兩條路線鬥爭高度上來，這意味着李慶霖開始公開走上政治舞台了。但這一次他只講到反對他的有關工作人員，矛頭還沒有指向當局領導層。

　　隨後，在李慶霖入黨問題上雖然拖延了一段時間，但在仕途上卻接連步步高升，在擔任東方紅小學領導小組副組長(副校長)後，又被任命為莆田縣教育組副組長 (副局長)、莆田地區知青辦副主任、福建省高招辦副主任。雖然錯過了參加“十大”機會，各級領導還是不敢違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選他出席了四屆人大，並當選了四屆人大常委會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級的待遇)，還被任命為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至此，李慶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頂峰，真可謂大紅大紫。

　　四、李慶霖最終成為悲劇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李慶霖很快受到關押批鬥，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雖然獲得減刑，但也被關押到 1994年3月才提前出獄，回家後貧病交加到2004年2月悽慘去世，最終成為了一個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物。客觀公正地分析，應該說造成他悲劇絕不單是他個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時代悲劇促成了他個人悲劇。

　　李慶霖被捲入政治漩渦關鍵的時間點是1974年初開始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莆田地區當時派性鬥爭非常激烈，在全國都是有名的。李慶霖1973年出名後那一段，雖已開始走上政治舞台，但還沒有參預到兩派鬥爭中，經常說到的只是反對他給毛主席寫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談到的是社會上和黨內的不正之風，他最恨的是“走後門”，他當省高招辦副主任期間就不顧情面頂住了一些領導幹部子女走後門上大學的事，而且還帶頭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鄉，這在當時幹部群眾中都是認可並傳為美談的。

　　但在李慶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頭銜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發言影響力之後，“四人幫”就從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優勢，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就把他“包裝上市”，《紅旗》雜誌約他寫了談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幫”隨即把他與遼寧省交白卷的張鐵生相提並論，樹為“北張南李”全國兩個“反潮流”的典型，製造了強大的輿論氛圍。後來有人說，江青曾接見過他，這我沒聽他說過無法證實，但他親口給我說過，他到上海時馬天水、徐景賢接見了他並大肆鼓勵他“反潮流”。李慶霖也就在這種輿論的吹捧下，頭腦發熱飄飄然起來並與日俱增。

　　接觸過李慶霖的人都會覺得，他一副文弱書生模樣，全身瀰漫着一股濃重的書生氣。他剛出名後第一次出差，還不懂得如何辦報銷手續，特地到我們辦公室問，走時告別不是和別人握手，而是兩手抱拳連連作輯。他走後大家都笑着議論，真是書生一個。像這樣一個一生只在小學教師崗位上的小知識分子，怎麼可能具備政治家的素質、眼光、見識和城府?但“文革”那種畸形的時代，卻借着毛主席回信的東風，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風口浪尖上，賦予了他極大的政治發言權，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之舵，只能隨着變幻莫測的險風濁浪起伏升沉。據我所知，1973年他抨擊政治的矛頭還只是局限於當地機關一些反對過他的人和事，而對各級當局領導安排他那麼多官銜還懷着感激之情，但從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莆田地區乃至福建省的派性鬥爭就打着擁護“反潮流”的旗號纏住了他，把矛頭對準了當局領導，首先就把李的入黨時間拖延不能參加“十大”當做當局領導的大陰謀進行追查，進而把當地機關中反對他的一些人和事都當成是當局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策劃，並上綱上線到這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李慶霖本人在這種氛圍中自覺不自覺地被推到第一線，和當局領導嚴重對立起來從而一發不可收。

　　1975年他參加了四屆人大並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後氣勢更紅火了，派性勢力對他的吹捧、利用也進一步無以復加，而他本人頭腦也更加發熱膨脹起來，更深地捲入派性鬥爭，把自己凌駕到當局領導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來越濃。有人寫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為，姚文元就派記者來福建調查。調查的結論卻是：“李慶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戰士的革命精神，對於錯誤傾向和不正之風，別人不敢說他敢頂”，“他同當地領導的矛盾實質上反映了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的原則分歧”。這種結論當然使李慶霖更加有恃無恐。福建省委領導出於愛護向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反映他的問題。***批評說：“這個人入黨不久，尾巴翹得那樣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開對他講，你這樣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領導也找他談話做工作，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很難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慶霖更是從莆田當地發展到成為福建全省的一個“派頭”了，到處演說作報告，表態支持造反派，把各級當局領導當做***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裡，他完全把這當成擁護和捍衛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行動，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必須堅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這樣才對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之後，他自然成了“四人幫”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幫、親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懲處。10月底被宣布停職檢查，隨即被隔離審查了1年多，在莆田當地並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兩場三場批鬥，前後共有百多場批鬥會，也時常
有過拳打腳踢，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何曾有過這種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過了1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送到武夷山腳下的崇安勞改場關押改造。對此判決，李慶霖始終心存不服。他承認自己在運動中說錯話辦錯事，但說他是打砸搶分子及帶頭人他絕不承認。當時福建拍了一部轟動全國的著名紀錄片《鐵證如山》，據說福建省委書記廖志高招待華國鋒等中央政治局領導看了都感到震動。其中有個鏡頭：莆田縣委大院裡有間掛滿槍支的房子裡，李慶霖被帶到這裡，鎂光燈閃過後就被帶出來，而解說詞說：“李慶霖組織武鬥隊，大搞打砸搶，專業武鬥隊有201個，參加人數有6700人。” 李慶霖只要有場合說話，就說那是強安在他頭上的。後來即1990年南平地區中級法院給予減刑到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獄後雖獲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卻是貧病交加的生活窘狀，不僅沒有經濟收入，而且帕金森、腦萎縮、肺氣腫、氣管炎等多種疾病纏擾。

　　一人落難、全家遭殃，其妻張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並開除公職，“監督改造”3年，後來雖然給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沒恢復公職。李慶霖給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難的長子李良模，李慶霖有權有勢時並沒有趁機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繼續讓他留在原地萩蘆公社水辦大隊，後來在那裡入黨，並在萩蘆公社擔任一個掛名的黨委委員，李慶霖被關押後他也很快被免去職務，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個人仍留下來勞動，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遊糖廠當廠區鐵路的養路工，以後當上小火車司機，現在一個鎮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覆信後，李慶霖帶頭又把他送去上山下鄉，後來作為身邊沒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縣公安局工作，這時也被開除出縣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隊的知青點，但是知青辦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戶口揣在口袋裡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親原來工作的莆田四中當一名職工。

　　在李慶霖遭難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讓李慶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國兩千萬知青及家長大多沒有忘記他，在李慶霖坐牢和出獄後，不少老知青想方設法找到他或打電話給他，有話語安慰的，也有寄錢送物的，這是他獨有的一筆精神財富。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學一個同學的女兒在美國留學念博士，她博士論文竟是寫李慶霖，而且該大學居然對這個題材非常感興趣，專門批准她回來當面採訪李慶霖。她所在大學裡有兩個美國教授，妻子都是當年中國的知青，聽說她要回國見李慶霖，都委託她向李問好，我聽了也很受感動。因此很樂意那天陪她來見李慶霖。李還是居住在那低矮的舊屋子裡，房間裡的一切老舊得幾乎原封不動，唯有牆上掛着毛主席像的鏡框鋥亮嶄新。李慶霖只能躺在床上，氣管炎很嚴重了，講話上氣不接下氣，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們，有問必答，說話慢慢的卻很真誠。問他當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說：出獄後分文沒收入，逼得實在沒辦法，他找到莆田縣領導，鄭海雄書記批給他每月210元；後來接任的書記劉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現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據說是習近平(當時任福建省長)批的。他說出這些領導的名字一個一個記得很清楚，聽得出他還是懷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後幾句話我記得很牢，他說：我不後悔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
沒錯，我也沒錯。後來發生的事是一場歷史的夢，現在夢醒了，我也快歸天了。半年之後李慶霖去世了。我責怪他兒子沒有通知我，沒能趕過去送喪，但電話中他告訴我，當時出不起錢火化他爸爸，還是城廂區區長阮軍批准給予免費火化。還有他沒錢買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媽媽去世，連同他爸爸去世3個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狹窄的屋子裡而得不到安寧，後來也是阮軍區長批准他以三折優惠購買了一小塊公墓地，把3個人連同他早年去世的爺爺的骨灰一起合葬，終於使他們入土為安了。我想，李慶霖的名字還是會被歷史記住的，也應該記住的，連美國人都感興趣，中國人更應該給予記載總結並吸取教訓，本着這個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實寫下來。也許對歷史研究有一點點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