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稱她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於中國遼寧省奉天(今瀋陽)附近的北煙臺，不久舉家遷往撫順。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個漢學世家，父親叫山口文雄，1889年生於日本佐賀縣，祖父是士族出身，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頗有研究。父親受其影響早年到中國學習，後任職於“滿鐵”公司。母親叫石橋愛子，1894年生於日本的福岡縣，由於家道中落，舉家遷往朝鮮的京城（現在的韓國首爾），再後來又輾轉投靠在中國撫順經營碾米廠的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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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瀋陽、後居撫順的山口淑子，少年時代留在腦海里的那片血紅讓她終生難忘——1932年，她親眼看到幾名被綁的中國人被日本憲兵當場槍殺，血肉模糊。後來她才知道那與平頂山慘案——3000名中國平民遭日軍屠殺的事件——有關。平頂山事件中，只因山口文雄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在撫順有許多朋友和熟人，憲兵隊懷疑他與中國的抗日分子有勾結。由於父親因“通敵”嫌疑受到過拘留，事後山口淑子一家遷居瀋陽。在撫順開往瀋陽的火車上，淑子結識了一個同齡的俄羅斯猶太裔少女柳芭。山口淑子後來回憶說：“柳芭是我最珍貴的朋友。我之所以成為歌唱的李香蘭，是因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為活着的李香蘭，也是因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護身符，有時像太陽，有時像月亮，她永遠伴隨着我。“正是柳芭引薦淑子拜蘇聯著名的歌劇演員波多列索夫夫人為師，走上了歌唱的道路。

 　　13歲時，山口淑子認了父親的中國同學、當時的親日派瀋陽銀行總裁李際春為養父，她也因此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李香蘭。

 　　1934年，年輕幼稚的李香蘭滿懷着對中國和日本的愛,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來到北平，以“潘淑華”這個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書。“潘”是她的另一個義父——她父親的結拜兄弟,當時任天津市長的潘政聲的姓;“淑”是源於山口淑子之名;而“華”，則是出生於中國之意。這個名字當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兩國友好共處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學，是一所高、初中完備的女子中學。正是在那裡，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為今後的演藝事業打下了基礎。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蘭傳》中記載了當時學習的情況：“我從東北來投親，作為一個中國人——潘家的乾女兒——上了翊教女子學校，名叫潘淑華……上學時三人同路，放學時有時只剩我一個人。那時候，我常順路去北海公園，在無人的小島上練習漢語發音或查字典，也曾去過遠處的太廟。”

 　　由於她從小天生麗質，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當“李家有女初長成”時，她的藝術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縱策劃的偽“滿洲電影協會”相中。他們動員她入會，並決定將她大力包裝，作為中國歌星推出，為侵略政策鼓譟。年幼無知的她心中滿懷對偽“滿洲國”的無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廣播電台新節目《滿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漁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國歌曲，更以一曲《夜來香》而聲名大噪。於是，“歌星李香蘭”就這樣被推上前台，並且迅速在歌壇和影壇走紅，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大紅大紫之後，李香蘭還陸續演了一些替日軍宣傳，或者粉飾日本侵略戰爭的電影。當時誰都以為她是中國人，這也為她帶來了以後的不幸。

 　　隨着日寇侵華戰爭不斷升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兩國對日宣戰。日本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殺氣騰騰，一面是歌舞昇平，在刀光劍影中，她的歌聲像攙和了迷魂藥的葡萄酒，在撫慰人心靈的同時也消磨其旺盛的鬥志。雖然身處亂世，她受歡迎的程度卻有增無減。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期，她在“日本劇場”的演出受到觀眾的熱情捧場，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圍在她身邊，發生了混亂，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當時，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崗洋右的長子松崗謙一郎的來信。信上說：“人的價值不能用有無名氣來衡量。人的價值並不表現在人的表面，你應該珍重自己。現在是個人價值被愚弄的時代，你必須更加尊重自己，否則只能被國家時局擺布。希望你永遠自尊自愛。”這些話是耐人尋味的。在日本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戰後被定為戰犯的松崗外相之子，給一個冒充中國人(或“滿洲人”)，為日本的遠東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寫這樣的信。這既讓人感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力量，又讓人感受到自由主義的軟弱。它只能作為一種抵制，是不會成事的。

 　　流利的漢語、日語，令人驚艷的外貌，以及猶如當時好萊塢玉女紅星狄安娜•杜萍的歐洲聲樂唱腔，完全體現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女人的理想憧憬。就這樣，李香蘭成了關東軍推行戰爭政策中的“糖衣炮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