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文貫中：父親與國共的世紀恩怨（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1月11日14:28:3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文貫中親耳聽晚年的父親說過：“毛澤東在政治上是一個流氓。”——寧使天下人負他，不願他負天下人。只要對自己的專權有利，無論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出來，對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也可以翻臉不認人，而且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天下。”“父親告訴我，周恩來特別對他說，‘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啊！’” ◆高伐林 （續前）父子 　　1965年，文貫中在父子離別十七年之後，與父親有了唯一一次見面。他回憶說： 　　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區一個很偏僻的村里參加秋收。校長派了一個人上氣不接下氣地來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總部去見他，說你父親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到各地參觀建設成就，已經到了上海，要你去見他，現在就放你的假。 　　他還給了我幾十塊錢——當時人民幣還很值錢——他叮囑我說不能亂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顧我們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趕回上海，阿婆（是文貫中的保姆，後文將寫到這位可敬的女性）馬上去找裁縫，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裝，第三天，阿婆便帶了我們懷著極其複雜的心情就去華山飯店。 　　很多戰犯的親屬都來了。上午是父親他們一個個自我介紹在秦城、撫順改造的情況，無非是黨的政策如何好，毛澤東思想如何偉大，監獄裡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來是家屬代表發言。我被選為家屬代表之一，對政府表示感謝，並希望父親早日成為新人。中午在大餐廳里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午餐。記憶中，所有家屬另開幾桌，並未與戰犯合坐。下午是單獨會見，讓我、弟弟和阿婆三個人去我父親住的房間。 　　文強（右一）於1975年被特赦出獄之後，與前國民黨將領參觀中共革命聖地延安。右三為杜聿明，右四為黃維。他們都是在淮海戰役中（台灣稱徐蚌會戰）中兵敗被俘的。（文貫中提供） 　　我問：與你心目中的父親，有什麼不同嗎？ 　　文貫中說： 　　父親離家時我很小，對他沒有記憶，“父親”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共產黨年年搞運動，我母親在我們懂事之前，已經將我父親的照片全都剪了——他與我母親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遠都是穿的軍服，母親害怕若不小心被我們拿出去或者講出去，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母親自己一個人的留影，或是和我們孩子們的合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形象。我們目睹當時充斥報刊的有關蔣軍官兵的種種漫畫，心裡始終懷著一種莫名的恐懼：父親也會這樣不堪入目嗎？ 　　母親自殺之後，我們常常問阿婆，父親到底長得怎麼樣？阿婆是有心人，雖然口裡說“我可變不出你們父親的照片來呀”！但是她暗暗想辦法，在我們住的那一帶物色，竟然找到一個牙科醫生，年齡，外貌和父親十分相仿。一天，華燈初上時分，阿婆挺神秘地帶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診所，要我們悄悄從窗外向里張望，我們在暗處，診所內已開燈，從窗戶外望進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燈光下這個牙科醫生的容貌和舉動，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說話。阿婆悄悄說，你們好好記住這個人的相貌，他很像你們的父親。我當時感到那是一個五官端正、雙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親就是這樣子的，感到一絲寬慰…… 　　真正見到父親時，文貫中既覺得陌生，又似曾相識。“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談話完全是公式化的，他問兒子的學習，問阿婆的身體。文貫中記不太清會面是在怎樣一個環境中進行的，但記憶中旁邊好象還有別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是一個自由的環境。 　　——他問到你母親怎麼去世嗎？ 　　——沒有。他知道，一旦要問，阿婆一定會放聲痛哭，就會收不了場。我們不會問讓他為難的問題，他也不會問一些明知沒有結果的問題。 　　讓文貫中定下心來的是，在與父親會見之後，公安部一位副部長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間談話，對他說，估計你父親很快會獲得自由。 　　文貫中沒想到：過了一年“文革”就開始了，副部長說的“很快”，竟是十年！ 　　文強1997年11月29日與四子、現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任經濟學教授的文貫中攝於家中客廳。（文貫中提供） 洗腦 　　筆者問：為什麼文強會被最後一批“特赦”呢？ 　　文貫中說：“實際上，1962年、1963年，象杜聿明這樣已被特赦的父親的朋友們，來上海參觀，當局都會通知我和弟弟去他們住的飯店和他們見面。會面時，他們總說，你們父親下一批就會出來了。我們盼了一年又一年。1965年見到父親時，公安部副部長也親口告訴我，‘每次報上去的特赦名單上有你父親的名字，但是最後的名單要由最高層決定，前幾次沒能通過最後一關。’那麼，是不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將我父親卡住了？會不會他們感到將父親放出來對他們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畢竟太多了！究竟是怎麼回事不得而知。據說周恩來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後，寫報告給毛澤東，說這些人都要關得老死了，都釋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1975年3月的一天，鄰居來告訴整天忙於照顧癱瘓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貫中，說電台里有重要新聞。他家當時已經窮得連收音機都沒有了，他便跑到鄰居家去聽，果然在報“特赦戰犯”名單。當他聽到父親的名字時，興奮極了，馬上給父親去信，文強也馬上回了信。不過，中共釋放戰犯後得好好宣傳一番，以利對台灣，對國內外的統戰，文強有一個月忙得不可開交。5月份他才來到上海，見到了阿婆和兒子們。文強被分配到全國政協當文史專員，月薪二百——在那個年代算是高薪了——後來又當上了政協委員。 　　在監獄裡，文強接觸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傳，讓他們參觀的都是諸如南京長江大橋、上海萬噸水壓機之類的“新中國建設成就”，以證明“國民黨做不到的，共產黨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對戰犯灌輸的仍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不過，他們這些戰犯被集中到大房間，騰出原來的單間來關押新揪出來的共產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 　　文強後來對兒子們講述說：因為僅僅一牆之隔，晚上傳來的拷打聲、喝斥聲，受審者的嚎叫聲，以及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和“我是革命的”這樣的表白聲，不絕於耳，非常恐怖。其他戰犯詫異共產黨怎麼打自己的人這麼狠！——文強卻一點兒也不驚訝，他跟他們不一樣，他在幾十年前當中共黨員時，早就經歷過類似的殘酷內鬥。 　　儘管如此，被共產黨洗腦27年的文強釋放之初，與受盡千辛萬苦的兒子常常談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鄧、周恩來去世，天安門悼念，簡直摸不着頭腦。文貫中對他講農村的現狀、自己的經歷，他往往要阻止，“不相信我說的，認為我過激”。但他與過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漸漸了解到，他們雖比他早十多年獲釋，卻比他慘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倖存者也有一籮筐血淚故事。文強對自己最後一批被“特赦”本來十分不滿呢，沒有想到，監獄竟相當於“世外桃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文強猛一下接觸到真實的現實，困惑萬分，但他畢竟是聰明人，對毛有戒心，不難意識到“毛大哥”又對中國造成什麼樣的浩劫。漸漸地，他在談話時越來越少阻止文貫中對社會現狀的議論了，雖然也不表態支持兒子一些比較激烈的看法。 　　上天賜予文強長壽，使他在出獄之後還享有了26年時光，趕上了改革開放。1985年，文貫中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文強到美國參觀、訪問，印象特別好，回去之後到處做報告，大講什麼是現代化國家，中國以後應該以誰為榜樣——榜樣就應該是美國！他越來越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認為雖然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堆積如山，但鄧小平總算為中國找到了一條自強的道路，循序漸進，堅持政治和經濟的各項改革，遲早會像美國那樣富強。文強對鄧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國的公開場合大講特講自己有生之年要是能寫本《鄧小平主義》，“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沒想到——在文強漫長的一生中，“沒想到”的事兒實在是不少——來了個“六四”。 　　文貫中說得很中肯：父親追求一輩子的理想無非是祖國的強盛和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到晚年還是將問題看得簡單化了，認為中國就應該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別的就水到渠成。“六四”給了他極大衝擊，使他明白，中國的事情沒有那麼容易！文強當時住在北京永定門，到政協去學習，開會，必須穿過天安門和長安街。在美國的文貫中時時打電話給他，擔心他的安全，他說自己沒有什麼不安全，卻為國家憂心忡忡。文強平生看過的學潮多了，可這次規模之大是他前所未見的；善於駕馭學潮的共產黨，對六四的血腥反應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文強的《鄧小平主義》沒有寫出來。或許，以他這麼豐富的閱歷，此時也看不懂究竟何為“鄧小平主義”了吧？或者對鄧小平主義究竟能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也發生疑問了吧？ 　　文強在黃埔軍校是林彪的班長，後來兩人在國共內戰戰場上又是對手。圖為文強與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合影。右為文貫中。（文貫中提供） 故人 　　筆者問：你父親跟你談起過對毛、周的印象嗎？ 　　文貫中回憶，父子談起1949年之後毛澤東對國家、對他的黨、對自己戰友所做的事時，他親耳聽晚年的父親說過：“毛澤東在政治上是一個流氓。”文貫中解釋，“他下這個結論，意思是說，毛澤東寧使天下人負他，不願他負天下人。只要對自己的專權有利，無論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出來，對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也可以翻臉不認人，而且可以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天下。” 　　文貫中還說，“我父親不是耿耿於懷的人，平時講話比較平和。就是講毛澤東的為人，也是很客觀地說，並不滿懷仇恨。毛澤東的後人願與我父親交往，我父親對他們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好幾次與我父親一起吃飯，我在國內時也參加過一兩次。” 　　關於文強與周恩來的交往，文貫中說：“父親告訴我，在周恩來去世前派人派車以神秘的方式接父親到醫院去看他。據父親事後講，周恩來特別對他說，‘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周恩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文貫中說，“我覺得這是對我父親的規勸，當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態。父親與周恩來的交往，主要是黃埔軍校期間，再就是南昌起義及其後一段時期。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我父親從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來證明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後來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袁國平等都說，周恩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在‘文革’這樣異常詭譎的政治氣候下，當年親手幫助平反的這位國民黨軍統高層軍官、‘甲級戰犯’，這件事會不會成了周恩來的一個心病？” 　　雖然文強親口對文貫中提過此事，但文強去世後，文貫中翻閱父親日記，卻找不到任何記載。當然，周有可能要文強對會面一事保密。文貫中跟《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談起此事，根據高文謙的分析，周專門接見文強的可能性是有的。周為人處世思慮極為周密。當時“四人幫”對他發動新一輪攻擊，罪名無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國民黨勾結”。現在，文強獲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為“四人幫”的活靶子，並成為“四人幫”攻擊周的活材料，周極有可能先作文強的工作。文貫中說：大約八十年代初，鄧穎超跟父親有一次單獨會面，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可是他們談了些什麼，卻不得而知，父親的日記里也找不到記載。“非常有可能，我父親將一些事情永遠帶走了。” 　　關於文強與周恩來，還有這麼一段公案。趙浩生在其回憶錄里說周恩來去世後他去北京，採訪到杜聿明和文強，他問文強“雙十協定”簽訂後是否參與“密謀刺殺周恩來”，文強立即放聲痛哭，承認有這回事，結果誤殺了李少石云云。文貫中對此給予強烈否定說：“我大哥還保留我父親的日記，日記中提到那天會見了趙，但根本沒提到謀害周恩來。我又去問1979年後與我父親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說，日常談話中提到過類似話題，但父親堅決否認，也從來沒有見到其他材料。大陸著名黨史專家何蜀曾寫專文考證，對趙浩生的說法斥為‘無稽之談’。何蜀提出幾點理由：周恩來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先在南京，後駐重慶，整天生活於軍政人員之中，真要謀害他不是很容易嗎？還要等到‘雙十協定’之後？文強在軍統內分工一直搞情報和策反，與行動無關，不可能參與謀害周的策劃和行動；文強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參與他也會拒絕；何況當時他根本不在重慶。李少石事件後來公認的說法是，司機駕車不慎，發生車禍後引起誤殺，並非陰謀，與謀害周完全扯不上關係。我不懂趙浩生為什麼要這樣寫？” 　　文強是毛澤東的表弟（毛澤東的母親文氏是文強家族的姑母）。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左三）與文強（左一）聚會於文強五子文定中經營的“阿文上海菜館”，右一為文強四子、現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任經濟學教授的文貫中。（文貫中提供） 自傳 　　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高齡去世。文貫中說：“近400人或對他高尚人格的愛戴，或為他傳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對他生命力和才華的仰慕，或為他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操所感動，前往八寶山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我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和全國政協的協助下，也匆匆從美國趕回作最後的告別。” 　　文強的高齡讓他幸運地趕上了中國史學界“口述自傳”這班車。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正在發起“口述自傳叢書”，將父親的老對頭文強列入項目，可惜文強沒有口述完就去世了，《文強口述自傳》（采寫者劉延民）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筆者在讀這本書時，一方面感到參與者為搶救珍貴史料做了一項重要工作，另一方面也為該書的不少錯誤而遺憾：人名、地名、職務、年代……要查核一下其實只是舉手之勞啊。 　　文貫中解釋說：父親對人口述，由別人記錄整理，比他自己寫負擔要輕得多。但是他少小離家，鄉音未改，整理的人多是北京人，聽不太懂他的湖南口音，記錄有很多錯誤。學者何蜀寫了一篇文章作了很多認真考證。何蜀這篇文章筆者也查過，說該書“程國緒”應為“陳恭澍”，“張雲毅”應為“張雲逸”；書中說“‘西安事變’後不久，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變”，實際上後者在前；書中寫文強1925年從上海乘海輪赴廣州投考黃埔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澤東，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貫中介紹說，他讀過父親生前最後整理過的一本回憶錄，有一定價值，但在國內尚沒有出版。父親生前與全國政協交涉過幾次，政協一定要他將在監獄裡面27年的情況補充進去，但父親不願意再提這段經歷，“無論是什麼罪，總有刑期。不明不白被關了那麼長時間，他認為是不公正的。要將他認為不公正的東西正面去寫，他並不情願”；當時文強年齡也大了，身體也不行了，就耽擱下來。現在他已去世，就更沒法補進去了。 《文強口述自傳》。 汗青 　　筆者問：你對你父親一生有何評價？ 　　文貫中沉吟一下說：“他是個血氣方剛、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人，對社會對人民十分真誠的人。這樣的人，年輕時很容易成為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記得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一個人如果30歲之前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他一定是個冷血動物；但是，如果30歲之後還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就是個白痴了。這話用在我父親頭上也是比較貼切的。” 　　文貫中接著說：“他最初的立場基於民族主義。他成長的年代，中國面對列強種種欺負，無力應對。一代精英考慮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條新路，使中國儘快擺脫百年積弱，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我父親那代人為了拯救中國，當時願意實驗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道路，因為蘇聯體制種種惡弊尚未公之於世，人們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親其實30歲之前已經成熟起來，體會到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提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這種極端主張的危害和虛無縹緲，回到執行中庸之道的國民黨一邊。目前中國所走的路線，不也是放棄階級鬥爭，提倡社會各階層和衷共濟，與各國友好相處，同意保護私有財產，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路線麼？這其實和國民黨當年路線分別不大了。可是，這套做法還是有嚴重局限。我到美國來後，十分關心美國的治國之道，發現當年國共兩黨‘共產主義救中國’還是‘三民主義救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來看已完全落伍。中國還是應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在進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行憲政，中國才能真正獲得長治久安，在世界上獲得普遍尊重和愛戴，進入更高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親談過好幾次，他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國治國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樣，父親一生不惜拋棄舒適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歷經種種曲折和苦難。他走的彎路，很多時候也是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彎路。他漫長而曲折的一生，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剛過去的整個世紀中尋找對付內憂外患，自強自立的艱難求索的過程。” 　　文強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後代而自豪，他說：“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能背誦《正氣歌》，以背得滾瓜爛熟為榮，這是我家的傳統家風。”文貫中告訴筆者：父親獲釋前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氣歌》卻很小就會讀會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不過，筆者回想文強的經歷與中國的變遷，湧上心頭的卻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樣膾炙人口的詩《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強銅像。 附錄　文強年表 　　1907年9月19日（農曆）　出生於湖南長沙縣。 　　1925年6月　在長沙藝群美術專科學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沙學生運動。 　　1925年8月　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國民黨。 　　1926年3月　脫離國民黨，公開共產黨員身份。7月跟隨朱德入川，在北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工作。 　　1927年　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 　　1928─1931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 　　1931年8月　脫離共產黨。 　　1931年底至1935年　回長沙從事新聞工作，任少年通訊社社長。 　　1936年　加入國民黨，任浙江中央警官學校情報參謀訓練班中校政訓員、參謀本部諜報參謀訓練班政治指導員、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 　　1937年　任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 　　1937年11月　任國民黨軍隊前方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教導總團政訓處處長。 　　1940年　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統一委員會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代表軍統局駐上海，負責對東南五省日汪政權策反。 　　1941─1944年　任駐上海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忠義救國軍少將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慶，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後被派往華北，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併兼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 　　1944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主持實際工作，1945年春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5年12月　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任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等職。1946年，晉升中將。 　　1948年夏　被程潛任命為長沙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9月，任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11月，參加淮海戰役。 　　1949年1月　被解放軍俘獲。 　　1975年3月　獲特赦，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 　　1981年　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委員會顧問、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86年起　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8年　任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1989年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2001年10月22日　在北京去世。 　　相關文章： 　　專訪文貫中：父親與國共的世紀恩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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