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生如此評價梁先生，真乃仗義執言，說出了許多真正了解梁先生的人的心裡話。

　　我的亡夫李淵庭，是梁漱溟先生的學生、秘書，跟隨梁先生治學近60年。我是1945年11月在重慶見到梁先生的，不久由梁先生的夫人陳樹�艚榻B加入民盟。如說我家與梁家“過從甚密”並不為過。特別是1985年3月至1988年初，我在梁漱溟先生親自指導下，編寫《梁漱溟先生年譜》（199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過程中，與梁先生交談較多，又閱讀了他的主要著作，對梁先生這樣一位愛國知識分子，又有了更深的了解。我願意將我知道的一些事，和別人雖寫過而我認為需要補充或修正的事，寫出來以供參考。這大概是我這個年逾八十、身體多病的老人，為梁先生最後辦的一件事吧！

把梁漱溟兩次訪問延安概括為一次是“求同”，二次是“存異”，未必恰當

　　寫梁漱溟，特別是談到梁漱溟與毛澤東主席的關係，就不能不談梁漱溟1938年和1946年的兩次去延安。但是，有的文章把梁的兩次訪問延安，概括為第一次是“求同”，第二次是“存異”，我認為是不符合實際的。這只要認真看一看梁先生有關訪問延安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了。

　　梁自謂第一次訪問延安是考察並交換意見。關於第一次訪問延安的動機，梁漱溟在1938年出版的《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中，明確無誤地說：“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一是對於中共作考察；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一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梁先生1931年與梁仲華一道在山東苦心經營“鄉村建設運動”工作，經過六年多的努力，已有所建樹，不料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長驅直入，國民黨節節敗退。中國能否戰勝日寇，梁先生心中無數。

　　中國共產黨發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戰的呼籲，梁漱溟先生不知是一時策略，還是真誠實意。想探虛實，明真相。

　　七七事變後，南京政府於8月17日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吸收一些社會名流參加。梁漱溟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梁在此次會上，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印象很好。會後，他就找董必武說：“我想去延安。”

　　說來梁漱溟與毛澤東還有一點舊緣。民國七、八年（1918、1919），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梁正在北大教書，既是毛澤東老師又是毛的岳父的楊懷中（昌濟）先生，同時在哲學系任教。楊住地安門豆腐池胡同，毛隨楊同住，梁去看望楊先生，便有了與毛澤東碰面的機會。

　　董老把梁漱溟想訪延安的信息電告中共中央，延安表示歡迎。所以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安頓好他從山東帶出的人員後，在1938年元旦就上了去延安的路。

　　據梁漱溟先生講，這次訪問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主席，前後共八次。除一次毛主席設宴招待，一次告別送行外，六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有兩個鐘頭，其中兩次是通宵達旦。

　　梁漱溟先生在1938年寫的《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和1941年在香港《光明報》發表的《我努力的是什麼》兩文中，對他與毛澤東的談話，都有重要記述（上述兩文均編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毛澤東談話使梁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毛的《論持久戰》的思想，梁說：“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內容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梁漱溟先生坦陳他“是在悲觀失望中去延安的”。在編寫梁先生《年譜》時，梁先生對我們敘述得更為具體生動。他說：“日寇侵略我們，全國處於崩潰邊緣。日寇來了，各自逃難，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對蔣介石政府失望，對全國統一不起來悲觀。”“在延安時看到毛君澤東，談國家大事，毛澤東是完全樂觀的。毛澤東講日本是個小國，它侵略中國，兵力很有限。我們是大國，地方遼闊，大得很，我們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夠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獨吞中國，歐洲列強不會允許。日本人一定要失敗。”梁先生說，毛澤東談得很多，越談越使他興奮，中國有希望，也就使他“由悲觀變為樂觀了”。

　　梁漱溟曾向毛主席測探中國統一前途的消息。梁說：“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毛澤東答曰：“完全同意。”梁先生又問：“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毛澤東答曰：“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里去作。”梁先生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

　　梁漱溟進而提出他“要確定國是國策”的主張，他說：“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並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據梁先生回憶：“毛澤東表示單為抗戰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毛澤東先生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

　　談話中的主要爭論在階級鬥爭問題上。談到中共的政治路線時，梁先生問毛澤東：“中共過去最大的錯誤是什麼？”毛澤東笑着說：“你且說一說看。”梁漱溟據其所見，談了“兩個對照”。說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十年內戰時期，在梁看來，“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梁又與抗戰爆發前後的形勢比，他認為這一時期，“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沒有別的原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適合人心要求”。而且梁先生斷言，“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證明了中共“政治路踐之不對”。對於梁先生這一番“宏論”，毛澤東的不能苟同是肯定的，但據梁先生的記述，說“毛澤東聽完我的話，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有時二人也發生爭辯。據梁所述，在談到建設新中國要認識舊中國時，所見不同就爭辯。梁說：“毛澤東的理論主張四個字‘階級鬥爭’，我就反對他的‘階級鬥爭’。我認為老中國是缺乏‘階級鬥爭’。明清近五六百年，階級分化不明不強，貧、富、貴、賤當然有，可是上下流轉相通，不固定，跟歐洲社會不一樣。中國的老話‘耕讀傳家’……還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農家的人讀書，學成中舉，點翰林，還可做官當宰相，近代社會工商發達……工人與資本家對立，關鍵是資本主義起來。中國資本主義沒有成功，只有萌芽。我與毛澤東爭論，毛澤東說‘你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我說‘你對中國社會特殊性認識不足’。這樣就沒有什麼話好講了。”

　　儘管如此，梁說：“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談話）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回去。”

　　梁先生還曾問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你們都說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就不團結呢？對內鬥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張聞天先生答覆說：“我們原來與國民黨合作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鬥非所願，今得重合，將長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戰，共同建國。”

首訪延安，應該說是梁先生政治上的一大轉折

　　梁漱溟這次訪問延安18天，通過實地考察和與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郭洪濤等先生的談話，進一步了解了共產黨的團結抗日政策，政治思想上有所溝通，從而開始轉變反共的態度。筆者認為，一直自詡為“中間路線”和“第三者立場”的梁漱溟先生，開始了“中間偏左”的跡象。

　　當年春，他寫出《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並即時付印，講赴延安的所見所聞。1941年他又在香港民盟辦的《光明報》上發表長文《我的努力是什麼》，詳談延安之行。

　　梁先生談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毛澤東時說：“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

　　他說訪問延安總的觀感是“延安確是苦”，“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談到學校教育，梁先生講“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梁先生還說：“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風氣。”

　　梁先生這些文章的發表，實際上做了有益於中共的宣傳，反擊了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共的種種誣衊，讓國內國際了解了延安的實情。

　　1939年2月初到9月中旬，梁先生曾帶着他的學生黃艮庸等五、六人到豫東、皖北、蘇北、魯西、魯南、冀南、豫北、晉東南等敵後游擊區考察。歷時8個多月，經過50多個縣市。其中既有國民黨軍隊駐地，也有中共軍隊駐地。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5月30日，行抵王莊（國民黨軍駐地）。翌日下午，沈鴻烈、于學忠同來住處看我，並邀赴歡迎大會（歡迎于學忠和我），七時歡宴，酒菜奢侈，竟有冰鎮啤酒汽水（從青島運來），絕不似身處山村之中，更無艱苦抗敵之意。”“8月11日，往張坊（紅軍駐地），與羅榮桓政委、陳光師長會晤，並承蘇孝順秘書長招待一切。他們缺乏糧食，生活艱苦之極，所云用膳，其實只有水煮南瓜一味，無所謂飯，無所謂菜。”僅此日記兩則，梁先生同情共產黨軍隊和厭惡國民黨軍隊的情感，躍然紙上。這與梁先生首訪延安時得到的好印象恐不無關係吧！

赴香港籌辦民盟機關報《光明報》曾得周恩來暗中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黃炎培、沈鈞儒、張瀾和梁漱溟先生等在為奔走調停國共兩黨關係的多次聚會中，取得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共識。至是年3月27日，調停工作未果，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卻於3月19日在重慶成立。黃炎培任主席（數月後改為張瀾），梁漱溟任秘書長。會上並決定由梁先生赴香港籌辦《光明報》。

　　據梁先生回憶，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得到中共方面的積極支持，特別是在重慶的周恩來先生，更是具體幫助指導，起了很大作用。對於該同盟成立，延安《解放日報》曾發表社論，稱其為“民主運動的生力軍”。

　　梁先生回憶說：“離重慶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訪周恩來先生，向周恩來先生商談辦報方針。周恩來先生熱情支持我們辦報，我們直談至深夜，當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願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繫。周恩來先生告訴我，中共駐香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辦《光明報》，遇到許多困難，既有人才、資金的不足，又有國民黨的誣衊和破壞。正是梁漱溟先生“煩惱痛苦”之時，周恩來暗中幫助了他，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筆者知道此事，是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天，我去薩空了先生家中看望薩公，適馮亦代在座。閒談中，薩公談到他與梁漱溟先生在香港辦《光明報》時講：“1941年夏，當時我在重慶辦《新蜀報》（名稱似此），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下午兩點鐘到曾家岩去，說周副主席找我談話。我雖是中共黨員，但還沒有見過周副主席，不知找我談什麼。我按時到了曾家岩，周副主席在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梁漱溟先生在香港辦報，決定派你去幫助他。他目前經費困難，給你帶上五千元港幣，交給他。’我到了香港見了梁先生，他頭一句話就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看他神色很嚴肅，就沒有實說，告訴他‘不是’。原來當時國民黨正攻擊他，並說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縱隊’。他為了避嫌，所以問我。這一來，我帶的錢也不好說是周恩來同志給的了。後來由范長江出面轉了個彎交給了他。”梁先生安排薩空了擔任《光明報》經理。1985年編《梁漱溟先生年譜》中，我和梁先生談在香港辦《光明報》的經歷時，我將聽到的薩公的話告訴梁先生，他說他不知道。但梁先生又說：“當時就感到詫異，范長江說（錢）是一位南洋華僑捐獻的，我只寫個收條就行。我當時就曾懷疑是不是中共支援的，但未明問。”

　　據梁先生講，《光明報》在香港創刊，還得到了廖承志、范長江等人的多方幫助。但是，是年“九一八”剛創刊的《光明報》，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形勢危急，12月上旬便被迫停刊了。

梁先生再次訪延安，目的是要中共了解他“退出現實政治”的決定

　　梁漱溟先生第二次訪問延安是在1946年3月，舊政協會議之後。訪問情況的記述，見1977年梁先生寫的《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長文（編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明確說到此次去延安的動機：“那是在重慶的舊政協開過後，我宣稱不參加將要組織的聯合政府，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須去訪談的。”舊政協閉幕前夕，周恩來先生將返延安請示，回來才簽字，特到民盟總部交換意見。梁先生即將他預先寫好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交託周公帶去。梁先生在文中講：“（信中）表明我要退出現實政治，從事思想言論工作，不參加聯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許。毛澤東手答一信，經周公帶回面交於我，略謂參加政府與從事言論工作不相妨礙。周公面語尤見嚴厲。他說：‘國民黨一黨專政，關着門，不容許各黨派參與，經我們大家合力爭取，現在門已敞開，你卻臨門後退，影響不良，絕對不許。’我一面在報紙先後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及《今後我致力之所在》兩文表明衷懷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梁先生為什麼不參加擬議中的聯合政府呢？梁先生在“追記”文中講：“要知道，當時且將實行的憲政是出於張君勱巧妙設計，為國民黨所同意，為共產黨所同意，為民盟內外各小黨派所同意，唯獨我一人卻認為其不可能行於中國。此憲政是以英國政制為藍本，而形式格局上襲取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英國政制原是我少時在清末所夢寐以求者，入民國後即逐漸覺悟其不可能行於中國（見1931年發表的《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時節各方面都同意之下，我一人無法持異議，只有悶在心裡。但是要我隨眾參加實施其事，又豈可能因之我要退出現實政治，站在批評立場，發抒夙懷意見，自屬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澤東他們傾吐此中曲折。”

　　梁先生到了延安，見到了毛澤東並向毛澤東說：“我為增進共方朋友對我的了解，在我傾吐積懷時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澤東允為約集十人聽他談。

　　梁先生與毛澤東和十來位中共領導人見面。談話時講：“我認為一月間政協會議所取得的協議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三年，或一年就失敗。”“大局到兩黨合作的憲政失敗而別尋出路之時，我有預先準備的一方案在此，願提供中共朋友參考。”梁先生講他預備的方案有一個前提，但吞吐其詞，被在座的任弼時說穿：“是蔣介石死後？”梁先生點頭一笑（見前不久播出的《中國命運的決戰》第13集）。

　　梁先生追述說：“我預備的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黨壟斷之局，亦非多黨互競，而是多黨的合作。蔣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敵。蔣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國仍然名亡實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多黨彼此為有分際的合作，……於理想有合，我籌思要綜合各黨派成立一個綜合體，以負起救國建國任務。”梁先生不但建議實行由一個革命黨（意指中共）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訂定國是國策，而且還提出各黨派在交換意見時應注意“求同存異”循行的四條原則。

    梁漱溟先生在“追記”一文中，並未講此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爭論過什麼問題。只是在他傾吐積懷時提到八年前（1938年）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爭論過的問題，實為敘述，並非爭論。筆者曾請教梁漱溟先生，1938年第一次訪問延安，提出各黨派團結合作時，先生希望各黨派團結在國民黨周圍，由國民黨領導，而在1946年第二次訪問延安，再次提出各黨派團結合作建設新中國時，先生則希望各黨派團結在共產黨周圍，這種轉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梁先生答覆說：“1939年我在山東等地的抗日前線視察，後回到重慶，目睹黨派關係惡化，執政黨——國民黨方面對其黨外和中共的壓迫鉗制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其後幾年國民黨的行為，使我漸漸看清了蔣介石的真面貌，也更了解了中共。遂有1946年3月第二次訪問延安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