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抗日嗎？

陳忠

    一，誘因

    張學良有過非常輝煌的日子，世襲富裕的東北，中原大戰後坐鎮北京，除擁有原東北四省外，還雄據華北四省。這八省的全部財政收入，由張學良支配。這樣光輝燦爛的日子，與失去地盤後“我張某人混到不值十萬塊錢了”的窩囊日子，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看來要過慣雄據一方生活的豪傑，轉變成安位司職的部屬，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經歷一個非常痛苦的“震盪期”，恰好張在這樣痛苦的“震盪期”中，曾在張手下做一個小小副官的盛世才，隻身去新疆發展，由於聯蘇得法，蘇曾二度出兵幫助盛打敗所有的政敵，一躍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澤東所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盛世才單槍匹馬，都能成為新疆王，我十幾萬軍隊的統帥，倘能得到蘇聯同樣支持，前途多麼遠大。“震盪期”中的張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輝，聯蘇將是重返雄據一方的天梯，飛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時張學良不僅聯蘇的熱心程度令人側目，請看中共留下的這段記錄：“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張學良派車將（中共）赴蘇求援的代表鄧發接至洛川，又恐從洛川乘汽車赴西安費時日，而派飛機將鄧接至西 安（此時閻錫山尚無飛機），隨即雙方縱談良久，彼此稱快，（張不顧疲勞），當天親自駕機至蘭州，為鄧發辦好護照後，才接鄧去蘭州（還恐欠周詳），又親自打電話並寫信給盛世才。”（張連父輩老將馮玉祥等一級上將，在列名序列中位於他之前，都“傷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卻如此禮待按中共彭德懷自己估計僅能與中央軍二個團作戰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級幹部鄧發。）其恭誠絲毫也不遜於古代迷信帝王對待手托仙丹的方士。

    其心態尤令人驚心！請看中共的這段記錄：“張在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發現國民黨上層聯蘇呼聲高，甚至蔣也明確向張表示決心聯俄，這使張心急如焚，剛從南京回來，立即接見潘漢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決心提早發動 西北聯合，率先聯俄……”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們聯想起驚險小說和電影中的情景 ，閃過在藏寶洞中發現大量寶藏後，同夥間展開的那種刀光劍影的畫面，極不祥的預示着某種驚心動魄的事件將會發生。

    二，“西北大聯合”的魅力

    中國軍閥的共同特徵是擁兵自重，像“剿共”這類與全國共同敵人作戰的事 ，他們是不干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鄰近的“土皇帝”，“不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軍閥的口頭禪。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個擊破”。 乘機挑撥“蔣借剿共消滅異已”，這是中共在處於劣勢時，能與幾乎所有地方軍舉 行類似“洛川”、“延安”會談及簽定相應協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就與中共簽定《抗日討賣國賊協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會 談的表面文字階段，並沒有誘發“西安事變”的功能。像高甚至閻錫山都與中共有過類似的會談，但他們並未因此而萌生發動某種形式西安事變的念頭就是證明。因而過度相信並引用“洛川”、“延安”會談所形成協定的表面文字，顯然會被誤導 。應當承認張的“洛川”、“延安”會談，除有着與其他軍閥的共性外，還有其特 性。這是因為張急於聯蘇，且曾嘗試自己派人與蘇聯繫，均毫無結果，張乘與中人接觸時，采尋聯蘇之道，張的動機很快被毛澤東掌握，毛順勢誘導，立即專門致電李克農，要他向張暗示，“中共有辦法從蘇聯那裡幫張解決經費與裝備問題，紅軍幫助張把蔣系勢力從遼闊的西北陝、甘、青、寧、新五省清除出去，並與蘇聯結成 聯盟。”“假若南京政府膽敢進攻，蘇聯紅軍將會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幫助盛世才擊 敗所有對手那樣擊敗蔣。”“從而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最重要的事”。這個穩固的“西北大聯合”的政府首腦是張學良，軍隊統帥也是張學良。且已預先給張加冕“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早日見面。”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一再向張解釋，蘇聯將會真心援助“西北大聯合”，經濟與軍事援助將會源源而至 並幫助張在平涼建軍工廠，使張的政府強大到如毛所說：“那時跟我們的還多着哩！”

    本來張授意他的親信，起草了一個類似林彪兒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 樣的計劃，稱為《活路》，張在他的《活路》中，明確他的奮鬥目標，另起爐灶， 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現在毛與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給張描繪了更動人的 美景。使張更堅定的密謀建立屬於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這樣中共很快的 接張入伙了。

    毛誘張入伙後，立即挾張自重，誘另一張就範。張國燾自持人多槍多，本於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並下令毛的中央改為西北局，服從他。毛誘張學良入伙後，立即借東北軍做資本電張國燾：“與東北軍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 ，與蘇蒙訂立互助條約。”“國際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西北成立大局面。”張國燾在西北大聯合的誘惑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銷自立的中央， 臣服於毛。

    “西北大聯合”更使張身邊的激進份子飄飄然然，膨脹到自以為是歷史的創 造者的程度。他們從不認為他們發動的西安事變是“兵諫”，而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十月革命”。在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級幹部秦邦憲勸說他們轉調時，就針對性的指出：“西安事變不是十月革命……”。從另一面證明這點。 另他們早在擬訂《活路》計劃時，就把他們的義舉選在十一月，即俄歷十月，到了 俄歷十月，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言辭衝動，逼得張不得不下決心於十一月十 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張比他們更現實，在俄援未落實前，張是不願冒如此大風險的 ，因而苦苦規勸他們目前切勿公開與中央挑戰。可見這批激進分子是多麼看重俄歷 十月這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日子。

    在張身邊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匯報時，一再強調，“放棄西北發動，紅軍與東北軍的公開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從另一面證實，西安事變的起因是“ 西北大聯合”，而不是“抗日”、“政見之爭”。

    三，二套語言系統

    儘管研究“西安事變”者眾且論著之多尚無出其右者。但由於西安事變策劃者們，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即對外的語言系統與對內的語言系統。例如 他們的對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並信誓旦旦的 “一兵一卒也用於抗日疆場”。對內的真實計劃則是：“東北軍縮至平涼一線。” 又如對外宣言（以愛國不讓他人的面目出現）“不忍見國家之地致覆滅”，“完全 是為民請命”。對內的真實計劃則是：“肅清蔣系勢力”、“西北成立大局面”並 “與蘇蒙結盟”。他們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西北像外蒙古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國行為，也能套上愛國不讓他人的面具。可見他們這二套語言系統 奧妙到何等程度。顯然在沒有將這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前，是無法弄清他們真實動機的。

    如何才能將這二套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翻譯成可相互對比參照的科學資料呢？語言學家在碰到此類難題時，運用“歷史語言比較法”成功的破譯遠古埃及文等。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將我們搜集到的西安事變策劃者們，用這二套語言系統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進行對比。從而找出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對應規律。再用這些對應規律將他們對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還原成他們的本意。如中共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發動“東征”山西的戰役，該戰役用對內語言系統寫成的目的是：“實現（中共）中央擴軍計劃，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還要擴充二萬二千正規軍和四千游擊隊”並“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唯一的任務是 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根據地”。但中共用對外語言系統寫成的對外宣言竟是 ：“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鑑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將遣抗日先鋒隊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竟……攔阻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此時，張學良還未熟悉中共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天真的勸告中共“不得到蘇聯援助，靠自己單獨抗日很難成功，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開導下，張很快領會 這二套語言系統的奧妙而運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記錄的那樣“他（指張）已經開始 用了‘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然反對。”突破這二套語言系統的障礙後，西安事變的研究將會步上一個嶄新的階段。

    四，火線入黨──雙十二革命

    蘇聯為甚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這是張日夜思考的問題。張僅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就曾先後在南京、上海多次密會蘇聯外交官員，試探蘇聯為什麼會如此大力支持盛。張為了能使蘇聯像支持盛那樣支持他，不惜跟着盛的足跡前進。如盛要求加入共產黨，張也亦然；盛表現十分激進，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國民黨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員。張決定扣蔣，並交人民公審，以顯示堅定的革命立 場。因而張扣蔣後給中共邀功電中第一句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

    張要求加入中共，雖因共產國際反對使中共實際上放棄吸收張入黨，請注意實際地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張入黨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黨員過程的人都會知道，此時在張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會按他們的經驗，要張接受黨的考驗，在最能表現對黨忠誠的時刻，創造條件，爭取入黨，火線是最能表現出對黨忠誠的地方。因而火線入黨是中共頗為時髦的名詞。

    這樣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蔣鎮坐西安，親自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於十二月十二日頒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舉殲滅中共。張獲悉此情後，決定挺身而擊 ，捍衛黨，表現出自己對黨的忠誠，以能“火線入黨”並“擇蘇前嫌”。從而順利 得到蘇援，實現“西北大聯合”的美夢。這是張為什麼在十二月十二日這個時間， 以扣蔣方式發動他身邊激進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國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歷時十三天半，仔細的分析對比西安事變發動者用二套語言系統寫成的文件後，可明顯的看出張在西安事變期間的心理變化及變化的原因 和時間。

    １，“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

    時間：從張決定扣蔣到十二月十六日

    張的目標：火線入黨，“擇蘇前嫌”從而得到蘇聯大力支持，達到“委員長退休，讓我張學良來干”的目的。
    張身邊的激進分子更以為他們發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中國十月革命， 締造一個新時代。

    張的言論：滿口革命，且煽動群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程度。 對蔣處置：交人民公審。

    ２，“西北大聯合”

    時間：從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

    張的目標：儘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來，但張既已發動了西安事變，再無選擇餘地，只有硬掌下去。仍希望蘇雖不支持他，總會支持中共。緊緊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鎮定，給中共有利消息，穩住中共不從鐵三角中溜走，希望實現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他為這個大聯合的政府首腦與軍隊統帥。並為達到此目的不惜“自殺” 或“入山為匪”。

    張的言論：色厲內荏，以求在心理上壓倒對方。但明顯減少前一階段煽動群 眾仇視蔣，以達到公審蔣的言論及革命詞彙。

    對蔣的處置：放棄交人民公審，以蔣頭祭他們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蔣作人質 ，以換取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轉變原因：首先未能像他們預期的那樣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也未能火線入黨。更令張憤懣的是他在蔣坐鎮西安，已調集具壓倒優勢的兵力，準備十二日下令 一舉殲滅中共的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救中共。中共竟將他列於閻錫山之後，閻為全 國聯軍總司令，而他僅為西北總司令。這使張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們那麼好，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同時，也未能像他們預期那樣得到全國各地響應。

    ３，兵諫

    時間：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張的目標：儘量體面的下台。

    張的言論：千方百計為自己開脫，正如他教導中共黨員劉瀾波那樣“理直氣壯，慷慨陳詞，說明自己是抗日分子，並無罪狀。” 對蔣處置：親自送蔣回洛陽。 轉變原因：兵諫只不過是西安事變發動者們對外的說辭。想不到竟成了他們下台的階梯。張希望能緊緊拉住中共，藉蘇援中共而間接受益，因而苦苦請求中共公開三位一體。但直到二十三日中共致電他們時，仍不願公開三位一體。張失去最後的希望，他思前慮後，感到連通知中共代表周恩來都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時送蔣回洛陽。這場中共以俄援及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鼓動起來的西安事變，以俄援絕望，中共千方百計從三位一體中脫身而落幕。 關於張學良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心理歷程，曾有過不同的分析。有一種說法， 張十三日看了蔣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已準備抗日，因而全力保護蔣。這是張對蔣的說辭，以能與他的“政見之爭”緊密配合，掩飾他搶班奪權的本意。張作為副總司令，且曾與蔣睡在同一個單元。能不知蔣秘密準備抗日嗎？他不但知道蔣的計劃，且因“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等而無良，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不抗日，何來“對日方案”？

    張看了蔣的日記等後知道蔣苦苦支撐這個百年沉疴，風雨飄搖國家的艱難， 蔣又曾待他甚厚，不顧胡漢民等人的極力反對，任命張要職，現在他為了顯示革命 立場堅定，竟要拿蔣的頭來祭旗，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像曹操殺陳宮時那種淚流滿面的情景。但絲毫也未改變張要將他的雙十二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他並沒有像對外說辭那樣“馬上絕對擁護他”，而一直拖到二十五日，中共仍拒絕加入三位一體後，才放蔣回洛陽，更證明他的“如蔣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 ，服從他！……我們所爭的是主張……”等虛作的對外宣言，必須用他們的二套語 言系統對應關係翻譯後，才能看出他們的本意。

    還有學者敏銳的觀察到張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間心理微妙變化，但他們和“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十七日周恩來等來西安後，態度又突趨強硬。”來描述此種變化，顯然未能揭示張的內心世界。

    張在西安事變初期，對西安事變抱有過高的期望。甚至有這麼種說法，他們準備在十七日“交人民公審”蔣。但要這樣做，必須先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心急如焚的盼望蘇聯支持他的喜訊。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這不能不使他開始擔憂。正如俗話所說“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張盼不到俄援時的失望心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能不“惶惑”嗎？能不“猶豫”嗎？張努力控 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將他發動的西安事變，從原來定位為“革命”，調整至西北獨立或半獨立局面。張將目標調低至他自認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平衡些。似乎給人的印象“又突趨強硬”，又因他知道蘇聯大概不會支持他，總會援助中共吧！因而緊緊拉住中共，故做鎮定，給中共極喜不極憂，以能穩住中共留在三位一體中，更給人“又突趨強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終不肯公開三位一體；第二 蘇報紙那樣嚴厲的指責張，中共會不會為了避嫌而與他劃清界線呢？不能不使張擔心中共也像蘇聯那樣拋棄他。）持“政見之爭”論者不乏其人。張與蔣到底哪些政見分歧呢？是“安內與讓外，熟先熟後”嗎？張比蔣更極積“安內”，且手段也激烈得多。如張的“堅決肅清東北軍內的反革命”、“肅清蔣系勢力”、“用戰爭為 ‘抗日’開道”，殺楊宇霆、 常蔭槐，以及張身邊的激進分子槍殺的王以哲、徐方、蔣斌、宋學禮，追殺何國柱等。

    是“聯共”、“聯俄”嗎？恰恰是張知道蔣也要聯共、聯蘇後決定槍在蔣之前“聯共”、“聯蘇”。所不同的是，蔣的聯共、聯蘇是為了解決國家危機，而張的“聯共”、“聯蘇”是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以能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援。因而一定要搶在蔣之前聯共、聯蘇。

    是抗日嗎？張抗日？“九一八”、錦州、熱河之役，哪一次張抗過日？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張抗日情切的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把東北軍縮至蘭州一線，待得蘇援後再把蔣系勢力從西北清除出去。只是“用‘愛國抗日’的話向內向外活動” 而已。他們內部相互交流，用對內語言系統表達的真實想法是：“立刻與日軍接觸 ，條件亦不成熟”，“七七”抗戰後，張手下激進的抗日豪檔的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可是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哪一個上前線與日軍拼殺呢？ 那個西安事變時抓蔣的“英雄”孫銘九後來居然投靠了日本人，當了漢奸。

    五，張學良生活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

    張似乎有許多可愛之處。在當時中、下級軍官待遇極低的情況下，張私下接 濟他們養家活口。張因熱河抗戰去職前夕，曾接見東北軍團長以上幹部，給每人一封臨別利是人緣頗佳，若在太平盛世，可能廣為傳頌。

    不幸的是張生活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稍不慎將會使 國家民族推至災難的深淵。就以張自忠為例，張自忠僅為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市 長，所做所為也遠沒有張學良那麼離譜。但張自忠的親哥哥看到國家民族垂危至此 。深感他弟弟責任重大，不惜死諫。臨終前寄語張自忠“三弟，你可不能做亂國賊子。”“亂國賊子”不是出於政敵之口，而是親哥哥的規勸。可見歷史對他們那一 代人是多麼嚴苛。張自忠從此轉變成一位愛國軍人，並為國捐軀，受世人稱頌。張學良卻愈走愈遠。為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以“釋蘇前嫌”而發動西安事變，把中國歷史導向另一航道。直到毛死才結束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災難歷程。中國人究竟受了甚麼咒詛，要遭如此巨大的災難。

    本文有關資料取自

    《西安事變新探》 楊奎松 著

    《細說西安事變》 王禹廷 著

    《張學良與蘇聯秘密會唔》 焦績華 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