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隨口亂道，楊繼繩的治“史”之道　　

楊繼繩的同道將他吹捧成是一個“治學嚴肅”和“論證理性嚴密”的學者。果真如此嗎？我們先看一看曾慧燕評《墓碑》裡的這兩段文字：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　　

“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看後不禁令人啞然失笑。曾慧燕在這裡給楊繼繩出了一個大洋相：　　

“走訪大量當事人”，到頭來竟然就是“上百個”而已！就這樣填補了一個餓死3600萬人的歷史大空白！平均每個訪談者的頭上頂着36萬個！　　

先不說那個“收集了近千萬字”和“上千萬字”資料的前後矛盾吧，就折中取“一千萬字”的整數，算起來平均3·6個餓死的人才攤上一個字！再說，若是較起真來，天知道他是幾萬字的資料！　　

當然，也不能全怨曾慧燕不曉世事，這些數據其實還是楊繼繩自己說的。　　

閒言表過，下面言歸正傳，看楊繼繩的隨口亂道：　　

（一）、“一字不差”真的沒差一字嗎？　　

楊繼繩說話，十分的“絕對化“，好像聖旨一般，諸如“沒有一棵糧食、沒有一點吃的東西、十分人禍”等，都不給人留下半點商量餘地。現在我們來看看他說的這句話：　　

“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一字不差”。楊繼承要告訴大家什麼？無非是吹噓他的文才“力透紙背”罷。要知道，這篇文章可是登在學校的小報上而且是一年之始的元旦獻詞而且是校長大人當聖旨當經書當精典親自在宣讀啊。　　

不過，聽在旁人耳朵里卻無法與你產生相同的感受。你的一篇小文不是聖旨，“一字不差”有什麼值得吹噓的。“兩字差了”又怎樣！　　

即使是欽差大臣宣讀聖旨，一字差了或者兩字差了也沒關係，皇帝老子也沒那麼多閒功夫來查究吧！　　

總之，這個“一字不差”並沒有任何值得你洋洋得意和沾沾自喜的。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既然你在我面前吹了這個牛皮，我這個愛管閒事的人，今天就非要追查到底：你的“一字不差”是不是錄音了？要不，你憑什麼肯定是“一字不差”！　　

“一字不差”倒是給了我們一個意外收穫，使我們看清了一張兩面派的嘴臉。原來，與大躍進好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楊繼承，當年卻是大躍進的狂熱鼓吹者！　　

（二）三年大饑荒真的是十分人禍嗎？　　

關於天災和人禍的的問題，以前的“毀毛“專家”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斷。楊繼繩是“十分人禍”的開先河者。他說：“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　　

為了證明他的這個“十分”。他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話說到這個地步，“十分人禍”按說已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了。不過，楊繼繩忽然一下又沒了底氣，深感到這個“權威”資料和專家的不權威。於是趕緊又來了一個補充，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　　

這麼一來，他的這個“十分”就等於買了“雙保險”：沒有天災，自然是十分人禍。有天災也不妨事，“歷史資料表明……”，有天災糧食不一定減產甚至還可以豐收，也不會餓死人嘛，所以，也是十分人禍！　　

楊繼繩這個手法雖說非常高明。不過還是有那麼一小點點沒有兼顧到：人禍是人在作惡為禍，去禍的唯一辦法也是根本的途徑就是去“人”，“慶父不死，魯難不已”，就是指的這個意思。不去掉慶父，魯國的國難就沒有完結！　　

可是，擺在楊繼繩面前的卻是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都是毛主席，這個他所認為作惡為禍的人，與國家的命運一直不棄不離，執政整整二十七年之久。請問：為什麼在這三年以前他不為禍，在這三年以後也不為禍而只在這三年內為禍？　　

一句話，這慘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場慘禍的三年人禍，為禍的人未去，這禍是怎麼去掉的！？十分人禍的“禍”，連半分也沒去掉，這“大餓死”怎麼收場的呀！？　　

依理推之，“大餓死”它能收場嗎！它只能愈餓愈死而愈大，而不斷升級為“大大”、“大大大餓死”！　　

（三）、近百年的歷史怎麼了　　

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着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你看看，這位楊大記者，他這不是越扯越遠了。作為一個“正直的新聞工作者”，他拋開現實而沉溺於五十年前的歷史，本來就把個歷史扯得面目全非了。如今他又扯上了近百年的歷史，而且下的這個結論又是“獨樹一幟”：“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近百年的中國史，這樣一個特大課題的研究結論，他竟忘記交待“走訪了上百人，查閱了近千萬字資料”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他就是交待“走訪了上億人查閱了近萬億資料”也還是白搭！我還有話要問他：　　

虧你還是一個號稱治學嚴肅的學者，怎麼就把話說得這麼絕！　　

你說蔣介石積極抗日，那個張學良、楊虎城為什麼還要兵諫逼他！張學良不是他的鐵哥們小兄弟嗎！　　

你說國民黨不搞投降妥協，那個汪精偽總不是共產黨的人吧！　　

你說蔣介石不是內戰內行，那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總不是第八路軍消滅的吧！　　

你說共產黨不抗日，那個百團大戰總不是你打的吧！　　

你說共產黨歪曲歷史，十九路軍的的上海保衛戰，你總也在歷史課本上看到過吧！　　

再給你舉兩個共產黨並不歪曲歷史的事實：　　

例1、國民黨抗日陣亡陸軍上將趙登禹，在解放以後，由毛澤東親自向其家屬簽發了烈士證書。　　

例2、1950年10月15日，內務部“關於革命烈士的解釋”及“優撫條例”，國民黨的抗日陣亡將士均視為烈士對待。原國民黨陸軍第79軍軍部少校副官吳植科（雲南新平縣人，在衡陽保衛戰中犧牲），就是享受這種待遇的一個。　　

還有話問你的：　　

你說的這個近百年中國史，起碼應該從1909年算起吧。共產黨成產於1921年，這中間的12年歷史，共產黨應該沒有什麼需要的罷。那麼，請問：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是不是不應按照中華民國的需要呢？袁世凱復辟帝制是不是應該按照他的需要呢？　　

十二年間的歷史，這樣的問題，要繼續問下去，恐怕三天三晚也問不完的呢！楊大記者呀，還是做你的“正直新聞工作者”吧，歷史這玩意兒不是你弄的，特別不是你所能糊弄的！ 　　

（四）、請看楊繼繩的傑出變臉表演　　

楊繼繩一會兒在說：“我不認為這（指父親的死）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 ……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這不明明是他自覺地欣然接受的黨的教育嗎！你看他說得多麼的慷慨激昂，熱情洋溢。這時候的楊繼繩，一個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又有話說了。他說他所以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這時候的他，又成了強制灌輸的直接被害對象，一個被共產黨的暴政壓製出來的共青團團團委宣傳部長！（楊繼承自述：“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另：楊在清華時為團支部書記，64年入黨。）　　

這時候，他又把那篇熱情歌頌大躍進的《元旦獻詞》和送展的詩給忘了。如果說這種“熱情”也是“嚴酷懲罰”逼出來的、不“熱情”就要遭“嚴酷懲罰”的話，那麼，全校師生就都得遭“嚴酷懲罰”了，因為只有他一個具有這種熱情而大家都沒有！　　

翻手為雲，復手為雨。楊繼承就是這麼一個人——“變臉”藝術的傑出表演者！ 　　

（五）、請看楊繼繩的“幹部專政”高論　　

楊繼繩一會兒認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　　

在這裡，幹部又成了被專政！　　

所以：他在這裡告訴我們的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就是各地幹部向各地幹部專政！　　

或者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幹部向幹部專政！　　

（六）、請看楊繼繩牙齒咬舌頭的故事新編　　

（六）楊繼繩一會兒說着：他們“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又開綠燈，給了賣人肉的一條活路，他說：“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賣人肉”的為何如此自由？民兵為何如此厚愛“賣人肉”的？楊繼承沒有交待。　　

民兵是什麼兵呢？楊繼承不是不知道。民兵沒有工資沒有津貼，其實就是民。大家都成了饑民，他們同樣也成了饑民！只不過年紀輕一點，是年輕的饑民！　　

前言不對後語，你能聽他的，你能信他的！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