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坦言策劃“西安事變”實屬被逼出來的 

張放 

俺最近出版的新書《奉天紀事》裡，儘是些十分好看又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有些故事則完全是首次披露。上次給諸位披露的，就屬首次類別，是人們從來沒讀過的張學良就“九一八事變”寫的幾則日記。今次，俺再把其中張學良關於“西安事變”的真正態度，再首次披露一下。 

時間倒退到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趕赴到了西安。這是西北“剿總”成立後，他這個總司令第一次來到這裡。不僅如此，隨同蔣而來的，還有國民黨的大批中樞要員。這一切都顯示，蔣介石解決東北軍和西北軍“剿共”不力的決心。 

張學良是個言出必踐的人，他既向中共許諾，勸諫蔣介石一致抗日後，確實如前引劉鼎所回憶的那樣，儘自己的能力不遺餘力。在蔣介石來西安之前，張學良就在給蔣的一封電報中痛切陳辭，作了誠懇的規勸。 

電報中說：

居今日而欲救亡圖存，復興民族，良以為除抗日外，別無他途。比來寇入益深，華北半壁河山，幾全淪陷，而多數民眾咸感覺忍無可忍，抗日聲浪，漸次瀰漫於全國，中樞（有）領導民眾之責，似應利用時機，把握現實，堅民眾之信仰，而謀抗敵之實現。否則民氣不伸，騷動終恐難免。彼時中樞或反處於被動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來擁護統一，服從領袖，人縱有所不諒，我亦矢志不渝，固為分數當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復，隱痛日甚，愧對逝者，愧對國人。所日夜隱忍希冀者，惟在舉國一致之抗日耳。

蔣介石此番來西安，雖然張學良明白，蔣來的意圖很明顯，就是來逼迫他與楊虎城進行“剿共”的。但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甚至把蔣來西安看成是進諫的好機會。在陪侍蔣介石左右的時間裡，張學良曾多次對蔣表明心跡。他對蔣說，“為了拯救國家和民族，必須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為了讓蔣明白東北軍將士此時的心態，他甚至對蔣說，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全東北軍絕大多數將士的希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楊虎城也不失時機地向蔣表露了同樣的想法。與張學良相比，楊虎城的諫言相對溫和，他向蔣提到“部隊抗日情緒高，剿共士氣低，值得憂慮”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向蔣表明，即使他個人服從蔣的主張，也無濟於事。於是，蔣介石決定親自說服東北軍、西北軍的將領們。 

10月26 日，蔣介石來到西安郊區的王曲軍官訓練團作了一次講話。在講話中，他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內患是心腹之病，外敵是皮膚之疾，內患危害大於外敵……內外不分，不積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國家，成為不忠不孝之人，國家有法紀，一定要予以制裁。 

張學良痛心疾首地說：“八年來追隨委員長，愛護之心始終如一，希望委員長能採納忠言，千秋萬世留下美名，否則，即使我本人願意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聽命。”蔣介石不接受，冷冷地說：“是我服從你呢，還是你服從我？” 

11月下旬，張學良在聯絡紅軍、十七路軍籌組西北抗日聯軍的同時，又提筆給蔣介石寫下了《請纓抗敵書》： 

委員長鈞鑒：

叩別以來，瞬將一月。比聞鈞座親赴晉、魯指示一切，伏想賢勞，極為欽佩。綏東局勢，日趨嚴重。日軍由東北大批開入察境，除以偽匪為先驅並用飛機助戰外，已將揭開真面，直接攻取歸綏。半載以來，良屢以抗日救亡之理論與策劃，上瀆鈞聽，荷蒙曉以鈞旨，並加諭勉，感憤之念，與日俱深。今綏東戰事既起，正良執疫前驅，為國效死之時矣。日夕磨礪，惟望大命朝臨，三軍即可夕發。蓋深信鈞座對於抗日事件，必有整個計劃與統一步驟，故惟有靜以待命，無煩喋陳。乃彼大軍調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達到，而寵命迄未下逮於良。繞室彷徨，至深焦涑！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各人盡一分之前愆，為國家盡一分之天職。昔以個人理智所驅，與部屬情緒所迫，迭經不避嫌忌，直言陳情，業蒙開誠指誨，令體時機。故近月以來，對於個人及部屬，均以強制功夫，力為隱忍，使之內愈熱烈，外愈冷靜，以期最後在鈞座領導下，為抗日之前驅，成敗利鈍，固所不計。今者前鋒既接，大戰將臨，就戰略言，自應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敵氣，則調遣良部

北上，似已其時；就馭下言，若非及時調用，則良昔日之以時機未至慰抑眾情者，今亦疑為曲解。萬一因不諒於良，進而有不明鈞意之處，則此後之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蓋用眾必有誠信，應戰在不失時機，凡此種種，想均在洞鑒之中。伏懇迅頒寵命，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戰，則不獨私願得償，而自良以下十餘萬人，擁護鈞座之熱誠，更當加增百倍。夙被知遇優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虛飾。乞示方略，俾有遵循，無任企禱之至。 

                 張學良 敬叩

                 十一月二十七日 

蔣介石用毛筆寫了六個小字：時機尚未成熟。 

張學良其失望、其怨憤的心情自然是難於言表。第二天，張學良獨自駕機，飛到了洛陽。他決心做到仁盡義至，再次向蔣面陳抗日的要求，並要求釋放“七君子”。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在爭吵中，張學良甚至忘記了對這位委員長起碼的尊重，而委員長呢，也再也端不起領袖的架子。下面的對話是綜合當事人的回憶而成的，從中可以看出，這幾乎與坊間的爭論相同： 

張學良：你這樣聽不得勸諫，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何區別？ 

蔣介石：全中國只有你一個人敢這樣放肆，除了你張學良，沒有人敢這樣對我講話。我是委員長，我是革命政府的領袖，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 

張學良：你要是不改變主張，堅持打內戰，我們東北軍就沒法帶下去了。學良無能，請委員長親自去說服大家好了。 

至此，張學良與蔣介石的政治衝突，已成無可挽回之勢。 

12月4日晚9時許，蔣介石乘專車再度來到了西安。這本來不是蔣行程中的安排，而是臨時決定的。因為他與張學良的一番爭吵，已經使他對東北軍和張學良放心不下了。他以為，他二次來西安，不僅帶來了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級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當然，其目的是，威脅一下東北軍將士。 

張學良是先行前往洛陽迎接的，這時同車到達。楊虎城、邵力子等高級官員親往臨潼車站迎接。這次，蔣介石不進西安城了，而是將駐地選在了驪山腳下華清池。說是為了安靜，但其實是感覺到東北軍已經涌動着不安全的因素了。這次，蔣介石已不再與張學良討價還價了。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圍剿”陝北紅軍的作戰計劃，並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告訴張、楊，如不聽從，東北軍調福建沿海，十七路軍去安徽！ 

接下來的幾天內，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來到西安，中央軍也向陝西推進，並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置於被分割和被監視的境地。霎時間，西安成了整個中國的中心，一場“圍剿”紅軍的戰爭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張學良憂心如焚。雖然局面已經如此嚴重，但他還是抱着一線希望。12月7 日下午，他又一次隻身來到了華清池，對蔣做最後一次努力。 

但是，蔣介石態度仍然僵硬，沒有絲毫鬆動的餘地。張學良多次真誠相勸，他竟無動於衷，此時的張學良情緒已不再是憤怒了，而是有一腔熱血卻遭冷遇的委屈。他不禁聲淚俱下地說：“委員長，自東北易幟以來，我對委員長忠心耿耿，服從訓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國難之後，各方怨謗，集於學良一身，唯有委員長能夠體察保全我。學良向來以為，委員長的事業就是民族的事業，縱使粉身碎骨，也難報答委員長對我的厚待。” 

言及至此，張學良已涕淚俱下，泣不成聲。他定了定神，接着說道：“可是，出於對領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進諫。當前的國策，應當是槍口對外。學良已數日寢食不安。思考多次，以為委員長必須放棄‘剿共’，領導全國抗日。否則，將成為千古罪人！” 

儘管張學良已是在“哭諫”，但蔣的態度絲毫未變，最後他竟拍着桌子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張學良徹底絕望，在他離開蔣介石房門時，聽到門咚的一聲合上了，張學良也不免心頭一震。這一剎那間，似乎兵諫已成為苦諫、哭諫之後的唯一選擇了。 

但是，張學良還是決心未定。他直奔楊虎城的公館，請求楊虎城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再去勸一次蔣介石。楊虎城答應了，雖然他認為根本不會有什麼結果。第二天，張學良從楊虎城那裡得到的消息，仍是深深的失望。但同時，張學良也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到現在為止，他已對蔣介石仁至義盡了，他可以不帶任何私情和愧疚了。接下來決定兵諫的事情時，他是那樣冷靜，那樣不帶任何感情色彩。楊虎城給予了全力的支持：“就憑你一句話了，副司令。十七路軍將士與你休戚與共，聽你指揮，決不退縮！”張學良一直到深夜，才離開了楊公館。 

在這個時間內，在楊公館的密室里，一項足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石破天驚的計劃，秘密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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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1989年6月1日，這一天是張學良八十九大壽，按中國傳統習慣——“逢九慶十”，這應該是張學良的九十壽。王冀教授從美國來看他，出乎客人意料之外的是，張學良談起了他最諱談的“西安事變”話題。 

“今天我忍不住，我對你們說，事情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對學生說，‘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面人，怎麼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學生？這我已不高興了。但他接着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 

這可把我氣火了，我話都到嘴皮子，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我氣極了。這話我沒說出來，蔣先生也看我變了臉，我臉都氣紅了。” 

1990年，在接受唐德剛訪談時，張學良再說出上面這番話後，又接着說：“我真火了，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我這人是這樣，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凶，她很怕我發火，我要發了火，我誰都不怕。我發火是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麼呢？我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嗯，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九十了，跟你說，我就是這麼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