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
作者：王怡
（按：這篇長文，是我為民主中國網站“反右運動50周年徵文”而寫，尚在連載中。謹以此文，獻給馬禮遜來華200周年，及“反右運動”50周年。基督教來華的二百年，正是中國史上苦難深重的二百年。教會受逼迫及復興的這50年，也是中國人在極權主義之下掙扎求生的50年。基督徒的知識分子，不但應看到教會的歷史，也當看到整個族群的歷史，既看到上帝在中國教會的手，也當看到上帝在中國的手。由此看見教會命運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是祝福還是詛咒？我躺在病床上差不多一個月，寫下這篇文章，默想上述的視野。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希望此文能幫助你了解那一段歷史。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如果你讀完這篇文章，和我有相同的看見：我們是蒙恩得救的人，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國人的面前罪孽深重。請你與我一道，為50年來殉道的聖徒感謝主，也為教會的罪，為1950年後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背主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咒詛，在上帝和我們同胞的面前懺悔。）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一）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新約·羅馬書》3：10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着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
——林昭獄中血書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數學教師。我們知道他，是因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義用掉12盤採訪磁帶，寫出了《一個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們知道她，因為她是林昭的獄友。1961年林昭入獄後，一度與俞以勒拘禁一室。她們不但成為難友，也成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從起初一個毛澤東的信奉者，到一個不妥協的專制的批判者，最終回歸基督信仰，成為一個對劊子手懷着憐憫的殉道士。近年來，她被自由知識分子們譽為中國的聖女貞德。

基督徒右派吳維尊，在個人思想改造報告中這樣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前他為自己定下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從此直到2002年12月離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踐履了這幾個原則。

儘管吳維尊在獄中經受了一切肉體折磨，但他依然可算當時中國人中“唯一一個公開拒絕讀毛主席語錄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盡的獄方給他提出兩個簡單要求，停止飯前禱告，誦讀毛澤東語錄，便可視為服從改造。但吳維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體內，蘊含着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想象的驚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會”，決議號召全國基督徒，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但在共產黨政權下，宗教不過是愚昧和迷信的遺留，即使牧師和其他神職人員，也很難被當局和一般公眾視為“知識分子”。更何況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會內的反右鬥爭，比主流社會和主流知識界更加慘烈。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們的雙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會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卻難以被計入“右派知識分子”的群體。甚至迄今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的遭遇，也難以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獄的教會領袖倪柝聲，在獄中離世。他離世後兩周，《香港時報》發表文章，根據大陸156種報紙、57種雜誌作出了一個確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統計。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運動”期間，被監禁的新教徒約6萬人。其中被處決的共10，690人。而在1957年—1958年“三自愛國會”領導的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的新教徒不計其數，其中被處決的有2，230餘人。

三自運動：信仰的淪陷

早在反右運動之前，中共藉助“三自籌備會”及吳耀宗、丁光訓等人，在反帝、愛國、擁護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下，一統分散的基督教會。1949年9月，中共高層欽點了當時在教會內並無重要地位的吳耀宗、劉良模等5人，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產生新政府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共精心培育他們的地位，讓吳耀宗在會後率宗教界代表團進行全國巡訪，在各地均受到黨政首腦迎接。嘗到甜果子後，周恩來在1950年5月短短一個月內，接連三次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領袖，開始攤牌。

第一次接見，周恩來以一句話為中國的基督教定下調子，即傳教是與帝國主義侵略相聯繫的。由此他提出三項建議，第一，教會應當發起一場反帝愛國的運動，徹底清算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清算教徒中的“帝國主義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國要受約束，不要到街上去傳教。第三，教會應該獨立自主，切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個講話迄今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基調，也是官方宗教學界迄今為止理解近代教會史的一個基調。

第二次接見，周恩來開始語帶威脅，說教會必須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擁護《共同綱領》，使宗教活動有益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再提出一個具體限制，教會不能再邀請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見，主要關於政教關係。周恩來轉而向教會示好，說政府的“統一戰線”要擴大，能不能加入統一戰線，關鍵不看唯心論還是唯物論，而是看“是否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切斷了聯繫”。他進一步提出兩個更加兇狠的威脅，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馬、極少數的走狗清除出去，這樣廣大的基督徒就不會因為少數壞人而受到歧視。二是要求教會內部開展自我批評，對自己進行檢討和整理。

周恩來這三次緊鑼密鼓的講話，仿佛魔鬼在曠野里的三次試探，瞬間便把教會領袖們逼上了一條絕路。緊接着，毛澤東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發言，宣布“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的反動勢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鬥爭”。一個號稱新民主主義政權的信仰自由，就這樣被葬送了。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們隨後作出了他們的選擇。要麼妥協，走賣主的路。要麼像曠野中的耶穌拒絕撒旦那樣，拒絕共產黨，走一條殉道和護教的路。在這兩條路上，就分別產生出今天的“三自會”和“家庭教會”。

當時吳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現代派）神學影響。連他在內，三自陣營中幾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營——美國紐約的協和神學院進修。不可否認，他們的確也有一種真誠的愛國和反帝心理，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知識分子一樣，也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革命充滿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會福音”影響的新派神學家趙紫宸，以一種悲涼的語氣寫道，“大批不顧個人安危的年輕人站在了共產黨人一邊，他們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託於教會。”

這些越來越傾向於左翼社會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開始圍繞在吳耀宗的周圍。1948年，吳耀宗曾寫下《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宣稱基督教在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樣，我們實際上就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無意識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廣大民眾眼裡，我們不過是鴉片”。

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學的捆綁，無法回到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救恩論，去認識個人救恩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因此對他們來說，“基督的救贖與社會變革是一回事”。他們所謂的基督信仰，已和一個世俗的社會主義者相去不遠。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在2006年11月其父的遺體遷徙儀式上，在宗教局官員面前為其父辯護。仍苦口婆心的提及吳耀宗堅持認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並無矛盾”。中國教會史專家、法國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評論說，這正是“三自運動”從新教開端的原因，共產黨顯然注意到吳耀宗等人的思想，“他們對此相當重視並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韓戰爆發之後，西方傳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國的速度，少數人被政府逮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對這些自由派的教會領袖觸動更大。吳耀宗寫下《共產黨教育了我》，重慶神學院的院長陳崇桂寫出《我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在隨後的三自革新運動中，成為對廣大基督徒進行思想改造的兩篇範文。他們最後的結論都是，原來共產黨的理論是正確的，“唯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全世界”。他們承認，自己已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變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會領袖，則在政府首腦的三次接見後，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自己所信的也喪失了信心。轉而認為若不妥協，教會就會被徹底摧毀，於是懷着一種忍辱負重的想法接受對政治的依附。如上海靈修神學院的院長賈玉銘，曾公開宣稱，“參加三自會是違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幾個宗教幹部去他辦公室密談數小時之後，他參加了三自會，並當選為全國副主席。聚會處的領袖倪柝聲，早期也公開反對三自，不久就改變態度，甚至為三自辯護，說教會是一個杯子，政府是一個盤子。杯子要放在盤子上，是理所應該的。可惜政府決意要拿他殺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瀋陽被捕。其他的人，則有出於恐懼而隨波逐流的。也有極個別的鼓動者，是共產黨建政之前就打入教會的秘密黨員。如上海組建三自會的主要人物李儲文“牧師”，1961年後任“三自愛國會”秘書長，後來在文革中經受不住紅衛兵的毆打，亮出黨員證求饒。身份暴露後，改任上海外事辦主任，後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社長。

隨後吳耀宗“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個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場的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以團結全國基督徒愛國、愛黨，反帝、反美為宗旨。並根據政府授意，邀請到40名教會領袖聯名發起。這個宣言的最後定稿經周恩來過目，政務院批准。宣言連同第一批1500餘人的簽名名單，全文刊登於9月23日的《人民日報》。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開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隨後在當局扶持下，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簽名運動。

當時全國約10，000間教會，8千傳道人，84萬基督徒，人人都必須過關，簽名以自保。簽，就是愛國，不簽，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簽名者達18萬人，年底達到36萬。到1954年“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時，親手簽下名字的基督徒達到41萬6千餘人。

至於中共在1949年後，為什麼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控制教會，而沒有直接用暴力消滅宗教。表面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說”。不過可以參考 1956年11月，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接見澳洲聖公會代表團時的講話。他說到三個原因，第一，基督徒們大多有一技之長，可以改造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第三，政府不想製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負責宗教工作的李維漢，曾在1961年一次內部會議上，對黨內極左派做過一次非常直率的解釋。為什麼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我們都消滅了，卻要留下宗教呢？李維漢說，容許宗教的繼續存在，“更有利於‘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於‘促進’宗教信仰”。他反對一些激進做法，如在信徒中開展無神論的教育和辯論。他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於國內外的統戰考慮，請大家一定要理解。但這種溫和的傾向僅僅一年就消失了，李維漢被不點名批評，被視為修正主義和投降路線的典型。中共開始強製取消宗教。李維漢也開始搞 “無宗教區”的實驗，他派工作組到溫州，徹底砸爛基督教會。但溫州的地下教會反而越打越多，文革後成為基督教最興盛的地方，甚至有“中國的耶路撒冷”之稱。李維漢曾在80年代承認，直接消滅是一種徹底失敗的政策。

可惜當時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尚沉浸在對新民主主義的浪漫設想，及20年代“非基運動”以來對基督教的偏見中。沒有一個知識分子想去討論共產主義與宗教自由的問題。也幾乎沒有人關注基督徒的政治命運。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 1956的遭遇，人人過關，思想改造，控訴大會，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為一般知識分子的惡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連一般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對基督徒的信仰禁錮與迫害，到1957年就變成了由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錮與迫害。這令人不禁回想起納粹時代尼莫拉牧師那一段椎心刺骨的懺悔：

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殉道與護教：中國自由史的篇章

最諷刺的是，一個號稱獨立自主，“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卻建立了一個二千年教會史上罕見的徹底依附於政府、放棄聖經真理而接受政府和現實政治目標控制的教會組織。用吳維尊的話說，“這個‘自’，實質上是中國黨和政府對神在中國教會的絕對領導權，或絕對主權”。但對基督徒來說，這已不是基督的教會，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些公開反對三自，捍衛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當時中國的一部分獨立教會和本色化的教會。而三自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當局消滅他們。

在極權主義的洪水猛獸前，人的尊嚴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觀察1949年後的中國，41萬基督徒集體簽名加入三自，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基督教在中國150年的宣教和紮根，當極權者來到的時候，卻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間就軟弱跌倒了。但另一方面，到1957年以後，在中國紮根2000餘年的儒家傳統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難得發現一個顧准，發現一個遇羅克，王元化先生說，“我們知識分子終於沒有全軍覆沒”。一位朋友曾當面毫不留情的說，就算顧准沒有淪陷，和你老又有什麼關係。

這話太尖銳，也太刻薄。但共產黨的確讓知識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知識和信念，不足以支撐他們在獨裁者面前的人格。他們的脊梁輕易就斷了。而當時全國三分之二的新教徒，他們心中的上帝也沒能扶持他們，他們輕易也跌倒了。就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無數次全國性背道，無數次偏離他們的上帝。但就如聖經中所說，即使在全國性的背道中，上帝也總會“為自己留下七千人”，使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不會斷絕。總有“七千人”不會向偶像屈服，不管這偶像是木頭泥巴，還是政治國家。

中國自由史上最令人震驚的篇章，就是在“三自運動”中，上帝也在他黃皮膚的子民中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約還有10萬左右的獨立教派的基督徒，從“三自運動”一開始，就以不合作、不服從的態度，走向家庭聚會，拒絕思想改造。開創了1949年後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也在中國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以非暴力方式，為着信仰抗拒專制的、一個活着的傳統。他們中的多數人只是消極的不服從，保持秘密聚會。但也有的教會領袖，在政治高壓下公開表態，公開聚會，公開辯護。這種在宗教迫害中公開為信仰辯護的人，在第一世紀的教會史上被稱為“護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年，知識分子們在政治逼迫中從來沒有誕生過他們的“護教士”。但在50年代，中國基督教中出現了這樣的護教士。

堪稱中國基督教“護教士”的，是北京獨立教會的領袖王明道。他從一開始就公開反對三自，成為三自會的眼中釘。1954年北京教會召開對王明道的批判會。他在這一年底發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針對吳耀宗的立場，宣稱“在聖經中，沒有‘帝國主義的毒素’，只有上帝純全的真理”。他告誡吳耀宗們說，

“你們不如爽爽快快說這種教訓是‘耶穌和使徒播散的毒素’，還比較誠實一些。我只問你們，我上面所引的這些經文是不是‘帝國主義思想的毒素？’如果你們不敢說‘是’，就請你們快些收起這一套恐嚇人的面具來。如果你們說‘是’，就請你們趕快脫去你們所披的羊皮，宣布與教會脫離關係，宣布你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會的領袖。你們就爽快再組織一個‘反基督教大同盟’，再來一次‘反基督教運動’，至少你們所作的還比現在誠實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發表長文《我們是為了信仰》，公開批評吳耀宗等三自領袖是“不信派”。反對與“不信派”結盟，反對與他們同工。宣稱道不同不相為謀，“信與不信不能共負一軛”。王明道的立場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教關係上反對教會依附於政府，反對政府對教會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對三自領袖們的自由派神學，堅持聖經的權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義。而他的後一個立場，正是前者的根基。

這兩篇文章，不但是中國基督徒在20世紀持守信仰自由的經典文本，同樣也應被視為中國人在20世紀持守良心自由的經典文本。尤其是《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在教會內產生極大衝擊，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來。事實上，在1949年後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堅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會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稱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聖經權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當國家的權威變得嚴厲和殘暴時，他們心中就再也沒有比國家更高的權威和信念。本着聖經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誰，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產黨，就連自己也不信了。

對上帝的信仰，成為這一批基督徒在極權主義面前勇氣的來源。也在他們軟弱跌倒之後，成為他們悔改和重新站立的源頭。王明道發表《我們》一文後，當局決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了最後一次講道，題為《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當晚王明道夫婦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當局宣稱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動，均屬非法。從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構成被捕的理由。隨後三自會在各地發動大會聲討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紛紛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廣州大馬站教會的著名傳道人林獻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為王明道禱告”，以反革命罪被處管制20餘年。另一位信徒替廈門的信徒買王明道的書，也被歸入“王明道反革命集團”，被判18年勞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獄中經受14個月的折磨之後，最終支撐不住，於1956年9月簽署了警方擬定的一份悔改書，獲得釋放。

只要寫個檢討，承認錯誤，就可以過關。在反右、文革及歷次運動中，無數知識分子都曾這麼做，人們也都體諒他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也一樣軟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為此懺悔，也不認為這是一種萬劫不復的罪。如巴金一生，從未悔恨過自己的謊言和罪過，未說過關於文革災難的一句真話。卻以倡導說真話之名，至今贏得社會的尊敬。至於朱學勤先生忍不住說，巴老，你講了那麼久“說真話”，你就好歹說一兩句真話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前年出版《找靈魂》一書，將他歷次運動的檢討書一一公開，表示悔意。這是一種真正值得尊敬的對失喪靈魂的尋找。而當年王明道出獄後，認為自己如彼得一樣背主，自覺已在人前否認基督。經過一年多的休息和精神的恢復，他在一個早晨，和老伴手牽着手，走進北京市公安局。對每一個睜大眼睛的警察說，那份悔改書不代表我的信仰立場，我否認我的簽名。王明道再次入獄，被判無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一個清晨，那一對牽着手的老夫妻，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對苦難的回答。也是當我想起1949年後這個國家的一切苦難時，心中微小但是堅定的溫暖。這樣的人物，從1950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從傳道人到平信徒，從城市到鄉村，就如星星一樣閃耀，於數十年政治苦難中開創出家庭教會的傳統。護教士的聲音，和殉道者的血，從十字架一直流到中國家庭教會數千萬信徒的身上。

與此同時，“三自運動”的政治狂飆也刮到了天主教會。天主教神父們受到新派神學的影響很小，他們的護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來得更加堅決，毫不動搖。並得到羅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國各主教的信中，反對三自運動。1951年9月5日，他被驅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發出兩份通諭，《勸勉中國被難教胞》和《致中國人民書》，批評三自運動是要“建立一個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義教會，它否認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勵中國的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堅忍和忠誠。無數與王明道類似的中國神父，如張伯達、周濟世、龔品梅、鄧以明等，成為可稱頌的真理的僕人和信仰的捍衛者。張伯達神父在壓力下公開發表講話，聲稱 “天主教會在中國所作的一切，沒有一件不是為了中國人民的益處，因此我絕不能在這個宣言上簽字”。他隨後被捕，三個月後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慶，一位年輕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愛國口號的天主教徒面前，發表了一段儘管流傳不廣，但卻堪與尼莫拉牧師前後輝映的動人演講，

“今天，他們要我們攻擊教宗在中國的代表——黎培理公使。明天，他們就會要我們攻擊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後天，他們難道就不會要我們攻擊我們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穌基督本身嗎？”

許多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都對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廣傳難以理解，或心存懷疑，擔心基督信仰與共產主義有相似的排他性。1949年以後，中國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樣，都活在專制主義的苦難當中。但基督的教會在一樣的苦難中，和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殉道與護教的傳統，活出了一個儘管微弱但是堅決的良心自由的傳統。到1979年，知識分子們紛紛平反，才發現這個以社會精英自居的群體，在他們中間找不到一個乾淨的人。找不到一個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個可稱頌的士大夫的脊梁，遑論保守一個傳統。而中國的基督徒們，卻在此時收穫了他們的盼望。在此時看見了他們中間的聖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和被稱為“中國的以巴弗”的吳維尊等一大批為義受苦的本土傳道人，成為中國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見證人，也成為中國基督徒在五星旗下與中國人民一道受難的見證人。在1979年，知識分子們巴不得平反，補發工資。一些老右派，用當初歌頌毛澤東的熱情，轉而歌頌胡耀邦和鄧小平的撥亂反正。而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傳道人卻出人意料的拒絕出獄。政府只好用各種欺騙手段，將他們連哄帶騙，連拖到拉地扔出監獄，像當初把他們扔進監獄一樣。

從50年代開始，吳維尊寫出一封封“主內書信”，在家庭教會內流傳。1987年5月28日，他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這也許是1949年後中國自由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文本，超過那個時代10萬知識分子所寫文字的總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許能諒解），對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不悔改的行動表現，具體地、簡要地述說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在第一次預審開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離題尚遠的對預審員所詢問的回答，實際上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間，凡是與“認罪”或“犯罪本質改造”有關的，或有牽連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與改造有關的，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它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與“犯罪本質改造”相牽連。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了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在服刑長期間所對我強迫進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質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這個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後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願）。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着下列兩個意義：（一）對於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

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他將一種絕對的信仰和良心自由，及一種絕對的對於掌權者的順服，以一種極其尖銳、決絕但卻非暴力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沒有一個右派可以說，你之所以沒有屈服，是因為你受的苦還不夠。我想也沒有一個民主鬥士或自由主義者可以說，基督徒右派吳維尊為中國人留下的，不構成自由概念的一部分。

控訴運動：反右和文革的操練

50年代初期，“三自運動”將鎮反中的控訴會、批鬥會引入教會，成為以後在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對付知識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練。

儘管周恩來的三次脅迫，要求基督教要展開自我批評，清除教會中的帝國主義走狗。但吳耀宗等現代派（自由派）領袖，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還不夠掀起一場大批判運動。“三自革新運動”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動。於是周恩來授意由郭沫若（時任副總理）出場，在1950年12月29日，在政務院作《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構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政務院隨即制定了相關條例。郭沫若在報告中稱，“接受美國津貼之宗教團體，應使之改變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的團體”，並對周恩來一手策劃和授意的三自運動，欲蓋彌彰的聲稱，“政府對於他們的自立自養自傳運動應予以鼓勵”。十幾天后，吳耀宗率26位基督教領袖發表宣言，擁護政務院的方針，歡迎政府進駐教會。於是當局開始直接插手教會，短短兩個月內，全國19所基督教大專院校、200多所教會中學、1700多所教會小學及基督教的醫院、孤兒院等機構，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會，從此被趕出主流社會。《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宣布“教會學校”這個名詞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館。

1951年4月16日，由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宗教事務局前身）在北京召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基督教各宗派、團體代表，包括與美國差會並無任何關係的獨立教派領袖，如聚會處的倪柝聲，山東“耶穌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壓力下出席政務院的會議。受邀請的教會領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給政務院回信，聲稱“敝會堂從創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國津貼”，因此恕不參加。

吳耀宗在這次會上，對8個月以來的三自革新運動向政務院作了匯報，表示三自宣言的簽名者已達全國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會的講台已開始宣講愛國愛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會已懸掛了國旗和領袖畫像，並組織信徒上街，參加反帝愛國的遊行。然後他說，當然運動開展得還不夠深入，很多人的簽名“僅是為了敷衍”。

而陸定一代表政務院作主要講話，傳達出中共更為嚴厲的宗教政策，他宣布，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徹底肅清一百多年來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影響。他提出三個強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須向他們中間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開一場鬥爭，第二，基督徒必須積極參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三，三自宣言的簽名還要繼續擴大。

在當局脅迫和“不信派”領袖的組織下，這154人在會上通過了《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表示要“最後的、徹底的、永遠地、全部地切斷與美國差會及其他差會的一切關係，實現中國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評論說，這意味着對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徹底否認，從此教會的信仰“在民族主義理想的周圍匯集起來”，而不再與“足夠的基督教的基本要義”相關。《宣言》進一步提出，教會要“協助政府檢舉潛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敗類”，並在各地基督教教會及團體中“積極展開對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訴運動”。

從此，一場二千年基督教會史上罕見的賣主賣友的檢舉和控訴運動，在中國基督教內轟轟烈烈的展開。

為了讓基督徒學習如何控訴自己的弟兄，會議特別舉行了兩天的“控訴大會”。18位與會代表粉墨登場，從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起，從西方傳教士一直控訴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將這些在中共面前控訴弟兄的部分基督徒列舉如下：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幹事崔憲詳
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邵鏡三
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訴美南長老會宣教士畢范宇）
廣東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胡翼雲（控訴前任總幹事駱愛華）
中華衛理公會的江長川（控訴其同工陳文淵）
青年會全國協進會副總幹事江文漢（控訴前任總幹事梁小切）
中華聖公會主教團主席陳見真（控訴該會雲南主教朱友漁）

此外，陳崇桂帶頭作《我控訴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發言，從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罵起。但身為神學院院長，竟漏洞百出，胡編亂造。譬如說馬禮遜起草了南京條約，但馬禮遜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實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在中英談判中擔任過翻譯。最觸目驚心的，則是青島基督教聯合會的書記，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訴當時已作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島傳道人顧仁恩。並聲嘶力竭的問下面154位基督教領袖：“這樣的人, 該殺不該殺？”

台下有人便喊:“該殺”。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台下響起一片‘該殺、該殺’的怒吼”。

一個全國控訴運動的樣板就這樣誕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訴大會後，產生了一個假基督教會的領導機構，“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吳耀宗當選為主席。他在後來成為三自機關刊物的《天風》上發表感想，說“基督教的團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現在, 在政府領導之下, 基督教的各個宗派、各個團體卻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了”。代表們回去各地，傳達大會的精神。三自籌備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普遍展開對潛伏在教會內部之帝國主義分子及敗類之控訴運動”的決議。其中號召基督徒們“可以先在每個教堂內舉行控訴會，然後舉行全城教會的控訴大會”。並告誡各地教會要開會控訴會，就要“得到當地人民政府的指導與協助”。籌委會說，要“注意按照先緊張、後緩和、再緊張的程序”，才能開好控訴會，並要把控訴詞記錄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

王明道堅決反對控訴會，認為與聖經“不可論斷人”的教訓有違。他說，對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則進行，而不是通過控訴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但吳耀宗反駁說，“控訴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他解釋《馬太福音》第廿三章，說“這就是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訴”。籌備會成立短短兩個月，全國已有63處舉行了控訴大會，到了年底，123個城市的教會舉行規模較大的控訴會228次。因為王明道的影響力，北京的控訴大會效果不好。於是“三自”選在上海舉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訴大會，竟有基督徒一萬餘人參加。吳耀宗在會上帶頭控訴，說，

“美帝國主義派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當作它侵略中國的政治工具, 使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來, 走遍全中國, 偽裝傳揚福音, 實際上他們是在進行情報間諜活動”。

吳耀宗接着控訴“美帝國主義在基督教教會與團體中豢養的一批所謂教會領袖”。點了十餘名本土傳道人的名字。控訴大會結束前，全場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礙，一些牧師甚至站出來分享控訴中的“屬靈快樂”，如崔憲詳在大會上詳細描述自己在控訴的前一夜如何因內心掙扎不能入睡，但經過 “思想鬥爭的痛苦”，他最後得到了“事後的快樂”。崔憲詳表示，他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號召他領導的中華基督教會2，000餘所教堂的負責人，推行這樣的愛國控訴大會。當選為三自籌委會秘書長的劉良模，甚至無恥的宣稱，控訴之後“心裏面的愉快是說不出來的。這就是我們基督教裡面所說的‘重生’的經驗”。

籌委會還將控訴運動的成績，列為一個教會或團體建立三自分會的條件。甚至一個教會必須控訴最少4名會友，才能向政府申請免徵房地產稅。然而，就和後來的歷次運動一樣，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釋放出來，就連三自籌委會這個魔鬼代言人也無法控制控訴的浪潮。既連主都賣了，賣弟兄還有什麼障礙。一些基督徒在一種絕望、恐懼和陰暗的複雜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對付撒旦，開始把控訴的烈火燒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會領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風》上發表《我控訴帝國主義走狗楊紹唐》，楊紹唐是籌委會的常委，後任三自會副秘書長。同月南京聚會處舉行控訴會，控訴領袖倪柝聲的美帝陰謀活動。接着，神學家趙紫宸被控訴有親美思想，被撤銷院長職務。如果說這些被動依附的三自運動的邊緣人物被打倒，籌委會仍然樂見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陳崇桂在重慶神學院的控訴大會上，意外地受到控訴，控訴者幾乎全是他的學生。這一幕使三自的教會領袖人人自危，於是一些人為避風險，站出來自我檢討。如賈玉銘主動揭露自己無意中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繫。就連真耶穌教會的領袖魏以撒，和美國差會沒有任何關聯，也在《天風》上發表《我的檢討》一文，自污其面。

與此同時，“三自籌委會”也成為對文化界進行思想改造的試驗田。從1951年11月開始，他們在教會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學習，舉行第一屆基督教政治學習班。他們的經驗被全國政協採納，後者在第二年初通過了《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但教會的思想改造運動在早期推廣不力，僅在北京，就有11個獨立教派的代表公開拒絕參加學習班，我在此寫下他們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一年後，華東局宗教事務處的處長在一次全國性基督教會議上批評“很多人學習不認真，參加秘密聚會的人越來越多”。1953年5月，籌委會要求任何教會都不得請王明道、王鎮、袁相忱等人去講道，意圖迫使這11位教會領袖就範。從1953年8月起，除這11個基要派團體外，其他教會的所有牧師、傳道人都必須參加教牧人員學習班。

到1952年底，控訴運動已進入尾聲。至此中國基督教幾乎盡數投入三自的勢力範圍，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基督徒，轉入地下的秘密聚會。這一場三自運動，偏偏從現代派的新教徒開始，隨後推行到中國的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中，甚至連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牽連。共產黨以新教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間，成功地在每一種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統的傀儡機構。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認，1949年後的中國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國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從此將他的咒詛臨到了這個黃皮膚的族群。叫大廈傾覆，天地為之昏暗。中國人這50年的政治災難，不但是因為共產黨史無前例的倒行逆施而受到詛咒，也因為他們中間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們的同胞受到詛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選擇了與這個國家一同受難，並以自己在一個殘忍時代的信仰與良心自由，為中國帶來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廣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衝擊，或為躲避苦難而選擇了背棄信仰，這一選擇使整個中國從此陷入更大的詛咒和苦難。他們不但將耶穌基督重釘十字架，而且將他們的基督徒弟兄、他們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將他們的全體同胞一起出賣了。

倒頭來看，像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甘心委身於自己的族群，委身於那個時代。他們知道在一個黑暗的世代“愛自己的鄰人”，在那個世代為信仰作美好的見證，只有一條路。就是在苦難來臨時並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樣默然不語。今天的中國教會要爭取自己的信仰自由，並希望得到主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為教會在1950年後整體性地背主並依附共產黨而懺悔，在上帝和中國人的面前認教會的罪。

但今天家庭教會的福音派基督徒，仍有一種狹隘的眼光，就是僅僅在基督教的內部強調與“三自”的對立，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一個基督徒相信“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歷史的超越性，那麼教會就不單是一個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須把眼光放到教會的背主與國家命運之關係上看，把自己在1950年後所受的逼迫，和整個民族這50年來在鎮反、反右、文革、民主牆、64屠殺中所受的苦難連在一起來看。在1950年，共產黨選擇了首先拿基督教（新教）來開刀，使教會幸運地站在了一個為他的同胞受苦擋災的位置上，但教會卻從這個位置上跌倒，在共產黨對文化群體的第一波迫害前徹底喪失了“光和鹽” 的位分。接着，一場又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就臨到了整個國家。今天一個基督徒如看見這一點，就應為此而懺悔，替自己的弟兄認罪。如果沒有“三自運動”中數十萬基督徒的集體背主，如果在1950年，教會中有一萬個王明道、一萬個吳維尊，那麼後來的反右運動和文革還可不可能發生？

儘管家庭教會活出了一個殉道和護教的傳統，但“三自”從新教而起，及教會的普遍性背主，依然是每一個中國基督徒的恥辱。同樣也是曾為這個民族帶來詛咒的一部分。而以這個眼光來看教會與“三自”的關係，一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來到上帝和中國人的面前，替三自會的信徒認罪。

內反右：一個義人也沒有

“三自運動”的本質是一場鎮壓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運動。學者任不寐稱為1949年後的“第一場文革”。共產黨比1957年的知識分子們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毀言論自由的前提，是先要摧毀信仰自由。因此共產黨在1950年後的國有化，顯然按着這個順序：第一先徵收信徒們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徵收資本家的手中財產，最後徵收知識分子的言論。一無信仰、二無財產的知識分子被擺在最後，因為共產黨知道，在前兩輪的徵收中，需要他們在一旁鼓掌，並搖筆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後兩輪的徵收已被徹底否定，但“第一場文革”的勝利果實，仍然構成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遺憾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迄今為止，也並不在意這場針對宗教信仰的“文革”。

儘管在吳耀宗等偽基督徒眼裡，基督信仰也等於地上的共產主義。但在1949年，面對共產黨的國家主義偶像、民族主義偶像和歷史主義偶像，在中國社會裡面，與共產黨的一切特性相距最遠的、最具有異質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統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連儲安平這樣最徹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禁眺望一個由共產黨帶來的新中國，和一個古老民族的創世記。但基督教全國協進會面對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發表了《致全國信徒書》，宣稱“教會不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

到1954年，知識分子們仍對幾年後的狂風驟雨毫無察覺，仍對一個新民主主義烏托邦的雛形滿懷激情，仍對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關心。此時，中共以數十起間諜案，將幾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們下獄。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龔品梅神父，在此種處境下不但繼續反對“三自”運動，進而堅決表達他對整個“新中國”的反對。他在《反對總路線》的發言中，宣稱“政府號召總路線，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是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堂。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我們不能擁護總路線”。幾個月後，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樣，隨即在全國展開了一場揭發和控訴龔品梅的運動。

1954年8月，“三自愛國會”（基督教）最終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為首的11個獨立派教會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會。一個月後，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請這 11個團體的100餘人，到政府議事廳開會。了解到這些人強硬的反三自立場後，當局繞開軟骨頭的三自會，提出一個妥協之道。說你們不和他們在一起就算了，你們11個教派組織起來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這11個團體討論後回覆說，如果政府要求，我們個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參加學習，但不能以教會或信徒的名義。到1955年5月，中共對這些死硬派的轉變徹底失去信心，由拉攏轉為強制，開始對拒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進行全國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風暴來到之前，基督教內排除異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運動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務、壞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處決。被關押4年的倪柝聲，在反右運動來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獄，標誌着“第一場文革”的大致結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運動，主要不是針對“三自”以外的基督徒。而是針對剛剛成立不久的“三自愛國會”。倪柝聲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會處信徒紛紛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勵了一大批愛主的基督徒，繼續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時期繼續被捕或判刑，如廣州的林獻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也於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這些依然是“第一場文革”的延續，而基本上與反右無關。

但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乾淨的獨立教派領袖，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師。1957年的聖誕節剛過，北京宗教事務處組織教會領袖學習班，袁相忱參加了會議，但接連幾天一言不發。最後處長李某點名要他發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來說了兩點：

第一點，“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對回教的政策很寬鬆，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

第二點，“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共產黨的天下，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 的。他們只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據袁相忱的傳記作家稱，他發言結束，會場鴉雀無聲，宗教事務處長也不敢貿然總結。他回家對妻子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到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後被判無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會中或許沒人會料想，等中共將最後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監獄後，鬥爭的矛頭就將指向三自本身。大致來說，1957年前，共產黨利用“三自運動”鎮壓了持正統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則利用“反右運動”摧毀三自教會。那一場普遍性背主帶來的詛咒是如此真實。在1952年背主賣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訴到監獄去的基督徒們，到1957年就紛紛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紂為虐、逃過劫難的基督徒們，到了文革又紛紛被批倒。無論三自會如何唾面自乾、緊跟形勢，還是逃不脫鳥盡弓藏的命運。1961年，主日學和團契被禁止，三自會宣布“兒童主日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國展開社教運動和四清運動，重點之一是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鬥爭。《天風》開始受到批判，各地開展“退教運動”，一批牧師宣布放棄信仰，與基督教決裂。1966年，始作俑者吳耀宗終被批鬥，接受勞改，三自會也被解散。中國教會史翻到最悲慘的一頁，在那一場更殘酷的逼迫中，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賣友的基督徒，都同樣令人怵目驚心。不久之後，中國除了地下教會，地上已沒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稱為“劉少奇和吳耀宗的一個陰謀”。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評價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聖經權威性的“三自愛國會主席”：

“基督教頭子吳耀宗思想反動，一貫來企圖在全國範圍內恢復宗教失去的陣地，到處叫囂，到處放毒，胡說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與馬列主義沒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領導層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學立場偏離真道，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失去了一個清晰的歷史觀。因此他們一開始的軟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誠”的對信仰的失望，和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些自義是為教會忍辱負重的領袖，以為作出如此慘痛的妥協後，共產黨至少會給三自內部予信仰的自由。這兩種人在1954年以後，就難免對政府步步進逼的宗教政策和社會局勢深感失望。或者這種失望也會帶來一些他們對教會的負罪感。因此在1957年鳴放期間，“三自”的各級教會領袖（其中許多人也是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也冒出了大量批評共產黨宗教政策的言論。列舉如下：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於沛蒼。他說，“宗教愛國組織是我們自己的組織，現在卻被領導代替，形同虛設。凡事都要向請示宗教事務處，信仰自由變成了領導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來衡量信者的自由。無神的人不應該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說說，要信教可真是沒自由”。

三自副主席陳崇桂，在全國政協作《保護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發言。他引用一位高級幹部的話，這位幹部說，“你們信上帝的人，要把你們的上帝丟在糞坑裡”。陳崇桂激烈的批評說，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毀謗、褻瀆宗教。

上海“三自”以劉良模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作聯合發言。批評政府對宗教信仰有成見，說一些部門的表格中把基督教併入“會道門和迷信團體”一欄。他們呼籲讓基督徒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青島基督徒人大代表張天人、楊光恩，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應當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傳，對政府占用教會用地、不尊重教會表示不滿。

廣州市基督徒人大代錶王以敦，在人大會上發言，批評政府歧視基督徒團體，把“基督教青年團契”當作“三青團”審查。批評有些幹部禁止信徒奉獻，沒收信徒的聖經、讚美詩，不準兒童進禮拜堂等。他也和劉量模等人一樣，對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養”起來，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很不滿。因此大力呼籲要讓基督徒發揮社會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風》上批評政府出版大量從蘇聯翻譯的批判宗教的書籍和小冊子，其中對宗教採取粗暴輕蔑的態度。

哈爾濱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孫耀宗，在人大會上發言，也批評信徒在社會上受到歧視，基督徒雖然工作努力，但評先進和提升時就輪不到他們。在學校里受到譏笑，被稱為落後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認為只有入黨入團才算是進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識分子言論比較，除了於沛蒼的發言，包含了對共產黨政教關係和三自運動的徹底否定。算是一個真右派。其餘大多數意見對中共的本質及社會的制度性危機，並沒有絲毫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氣。而不過是三自中人對中共的一種怨婦式的情結和脾氣罷了。其實這些人抱怨的事實，大多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對一個渴望在政權那裡得到大紅花的基督徒，永遠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紅花。對那些把信心紮根在聖經和教會所承傳的真道上的基督徒來說，上述問題從來不是他們向政府抱怨的主要問題。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為1957年中國右派知識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為着更重要的問題而殉道的基督徒們，此時基本上不是死了，就是在監獄裡。而賣主依附的“三自會”，從革新到反右，始為淫婦，終為怨婦。

經過又一輪基督徒之間的相互揭發、批鬥或自我檢討之後，一大批三自會的頭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會副主席陳崇桂
三自會副主席賈玉銘
三自會副秘書長楊紹唐
華中師範學院院長韋卓民（曾任三自籌委會委員）
三自會全國常委、上海靈糧堂長老周福慶
上海三自會常委、牧師董鴻恩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牧師錢團運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長老李漢文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於沛蒼
瀋陽三自會副主席孫鵬翕
甘肅三自會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與此同時，三自會在反右鬥爭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教會要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強調“務必在政府直接領導之下進行”。1957年10 月底，三自會擴大會議決定，“向全國基督教工作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從1958年1月起，學習班在各省分批舉辦。除“向黨交心”和自我檢討外，進一步鼓勵對“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相互揭發。

學習班的另一目標，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撤銷各教會的委員會、執事會等機構，統一由三自會領導；
2、對教會解經的書刊進行審閱，“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全國採用統一的詩歌，並一律剔除反革命傳道人（如倪柝聲的大量詩歌）的作品；
4、停止宣講末世論等“消極悲觀”的道理；
5、不強調信與不信的分別（如婚姻問題）；
6、禁止趕鬼醫病和為病人禱告；
7、各堂奉獻上交三自會，統籌統支；
8、在教堂之外，不舉行任何宗教活動。在收穫農忙等季節停止禮拜，以支持“社會主義建設”。

學習班結束後，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到了年底，吳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強反帝愛國工作，清除殘餘反動分子”的匯報。他說，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我們明確了教牧人員屬於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必須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從此，大批傳道人離開教會，被送往勞改營。教會缺乏牧者，三自會又替共產 黨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會合併和聯合崇拜運動，直到將全國2萬間教會壓縮到不足100間。

不是尾聲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無論是三自的頭面人物，還是獨立教派的殉道士，他們都處在一個比他們個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劇當中。那就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荒涼。儘管基要派信徒們以他們的血，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也將上帝對這個族群的詛咒，最終轉而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真正悲劇，是在一個把人舉得比巴別塔更高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時轄制了現代派和基要派。對現代派來說，就是轉向對國家和民族的膜拜。吳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訓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話，解釋三自的信仰。他說，“我的信仰不是一個圓，只有一個圓點。我的信仰是一個橢圓，有兩個圓點，就是基督和國家”。這段話相信也是吳耀宗及多數三自領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稱其為“不信派”，確實沒有冤枉他們。真正的基督徒都會反對這種心懷二意，將福音與世界折衷的“一個橢圓”。但對吳耀宗來說，王明道的敬虔主義和倪柝聲的屬靈主義的信仰也無法說服他。國家、時代和民族的訴求，對基要派有一種反面的轄制，就是迫使他們成為“分離主義者”，從這個撒旦的世界離開，把信仰與世界的界限劃得乾乾淨淨，一心傳福音，等候基督再來。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會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會，不管西方教會是不是帝國主義，都已把界限劃得乾乾淨淨的。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國教會就開始了一個與兩千年普世教會的傳承相割裂的傾向。幾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陷在這種傾向當中。基要派信仰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時代越黑暗的時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穩。但缺陷是時代越不黑暗的時候，就越無法完整地去回應一個時代，不能處理福音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以及福音與政治的關係。當共產党進了村，一個基督徒要怎麼去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棄信仰，但基要派卻無力回答這個問題。正是這一缺陷，使大多數基督徒在“三自運動”中，面對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誘惑，難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連王明道的兒子，也對信仰產生懷疑，成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意思其實就是自閉。從現代派到基要派，其實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閉在普世教會和教會史之外。由此可見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確構成了那個時代最顯赫的世界觀。面對這個世界觀，無論是抗拒還是妥協，教會的信仰都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回應。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從傳統的基要派中脫離出來的年代。福音派一樣堅決持守基要信仰，反對現代派。但他們也不滿基要派將這個世界拱手相讓。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回到新教改革的歸正傳統，強調基督徒的社會參加，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係中，看見一個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個橢圓，也不是一個圓，而是一系列圍繞一個圓點的同心圓。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種完整的世界觀去回應時代，促使教會發揮出整體性的見證，成為一個社會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義力量。

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中，還看不見這樣的信仰傳統。現代派和基要派都將基督信仰理解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與文化無關的信仰。不過面對共產主義的兇惡時，基要派信仰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信仰。現代派主動賣主，基要派退而防守，揮淚轉入地下。苦難，使中國成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為家庭教會復興的種子。

到了1958年底，中國基督徒的總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參加聚會的多為年老的信徒。“三自會”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一個可悲的尾聲。中國教會史專家趙天恩博士評論說，到1954，“中共透過三自會控制了全國絕大多數教會”。再到 1958年，“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許多西方的教會史學者都在這裡停下，寫出相似的句子，“從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國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門徒們在那裡苦苦等候教會復興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來，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對國家的偶像崇拜。從1950年到1958年，中國的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獨裁之下，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國家的暴力。在他們中間既有可恥的失敗，也有靈魂的得勝。他們中間無數的聖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一樣，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義，構成了中國當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苦難，也是中國的苦難的一部分。乃至他們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中國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國基督教在極權主義下的這段歷史，叫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也從中看見兩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敗壞。“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堅忍。從這個堅忍中看見上帝的恩典。無論有多少人跌倒，總有人靠着這恩典，勝過了這個世界。或者說，我在1957年的片斷中，看見人的兩種無限性。一是人的墮落的無限性，一隻狗不會墮落得比豬還不如，但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卻還有墮落的餘地。二是人被拯救的無限性。就算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但保羅說，“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在那裡顯多”。

謹以此文獻給反右運動50周年和馬禮遜來華200周年。

2007-5-8寫於成都，為殉難的信徒感謝神，為教會的罪而哀哭。

主要參考書籍：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灣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國基督徒史》（全譯本），台灣光啟文化2005年。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亞，《活祭——袁相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