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2月28日15:19:1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兩萬國軍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後，省參議員、縣市參議員、士紳、企業家、律師、教師、記者等各地台籍精英大批被捕殺，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民眾。全台灣從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風。回歸祖國僅五百天，台灣民眾的正義抗爭演變成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又遭到殘酷鎮壓，真是一場遺禍深遠的大悲劇！ ◆高伐林 （續前）台灣老百姓“五天五地”釀民變 　　葛天惠比父親葛敬恩晚了一個半月，大概是在1945年11月中旬，也去了台灣。他先是受國家資源委員會的要求，調查台灣工礦事業的規模數量，1946年上半年，因他對造船發生興趣，設法調到了基隆造船廠學習技術。他對基隆造船廠記憶猶新：日本對東南亞早有野心，台灣在其藍圖中是一個巨大的軍事基地，所以才在基隆及高雄兩大港口建有如此巨大的造船廠。基隆造船廠兩大船塢各長二百餘米，寬四五十米，深十餘米，可修理大型兵艦、商船。 　　台灣當時只有“台北輪”及“台南輪”兩艘萬噸貨輪，並且都有毛病。葛天惠與廠內工人及少數尚未遣返的日本技術人員，想方設法將這兩艘萬噸貨輪修好，後來均作為客貨輪使用，其中“台北輪”毛病較重，是戰爭後期日本的劣質產品，尤其是減速齒輪，葛天惠為它帶着人到上海重做一套，達不到需要的精度，使用了幾個航次就再度損壞。他帶去的台灣工人是第一次去上海，覺得很新鮮，葛天惠還領着他們去自己家作客，這樣，他與台灣工人的關係較為融洽。但是有的從大陸去的同事對台灣工人抱有歧視態度，甚至打罵工人。在待遇上也有不合理、不平等之處：干同樣的活，大陸去的人的月薪就比台灣本地職工高一百多元，這樣自然使台灣籍職工心中忿忿不平。 　　葛天惠平時上班，周末有時前往台北看望父親和姐姐。“我爸爸不要我去幫他，只要我在基隆造船廠做好我的本職工作。他深知政治危險，所以要我們這些子女都遠離政治：我姐姐學歷史，我學機械，妹妹學化學，弟弟學管理……”他告訴筆者，父親在台灣許多政治決策中作用有限，因為當時葛敬恩脫離軍界政界多年，地位猶在，卻並無實權，而當時的台灣已經每況愈下，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台灣行政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與夫人。 　　最關鍵的因素是經濟。 　　葛天惠回憶說：台灣接收初期半年多，經濟比較穩定。陳儀去台以前就擬定了接收台灣後發行新台幣的步驟及準備工作，新台幣與美金有固定匯率，台灣的經濟靠新台幣來維持，但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發行貨幣，都得靠當地的生產活動來保證，而台灣的工礦業、農業深深依賴日本人的技術、原料和管理，日本戰敗，嚴重拖累台灣淪入困境。從中國大陸陸續前去接管工礦、農業的人，又多是外行，拿不出使經濟除弊起衰的錦囊妙計。 　　據一般說法，陳儀律己尚可，馭下無方，手下人貪污腐化，民間怨聲載道。葛天惠說：陳儀起初遴選帶到台灣去的官員，為台灣老百姓辦好事，得到中外人士的好評。但國民黨政權總體來說陷入腐敗，1946年下半年起孔祥熙、宋子文等派了不少人到台灣作官商，非法經營，搶做生意，使當地台灣老百姓常常吃虧。當時流行“五天五地”的說法：盟軍轟炸“驚天動地”、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官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喚地”。 　　我問葛天惠老人：有些報導上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灣省紙業印刷公司總經理時，把幾部大機器（當時值千萬元台幣）廉價標賣，暗中自己以40萬元台幣買下來”，是否有這樣的事？ 　　葛天惠斷然否認。他說，我爸爸根本沒有這樣的“女婿”。“我父親有兩個女兒，也就是我的姐姐允怡和妹妹允三，都是1949年前後在上海結婚的，夫婿都不姓李”；“我姐姐結婚結得很晚，姐夫從事無線電專業，本來在桂林，到美國留學，後來回國”。 　　政治腐敗，貪污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台灣竟發生米荒。上海《觀察周刊》警告：“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1947年2月27日，事件終於爆發。 乾柴里落進了一粒火星 　　“二二八事件”導火線是台北專賣局官員打傷了一名私賣煙草的婦女（這讓今天的我們聯想：突尼斯那位26歲的研究生，因無證照銷售水果蔬菜而被警察打耳光並沒收後自焚——高注）。日本統治時期，對樟腦、煙草兩大特產實行政府專賣制度，台灣回歸後仍為政府專賣，但控制不嚴，不法官員非法得利，台灣民間從事樟腦煙草買賣者吃虧的事屢屢發生，對大陸去的官員積累的怒氣日益升溫。最後，這一粒火星造成了大爆炸。 　　這一天，台北專賣局獲報走私消息，派傅學通等查緝員去查緝，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老婦林江邁的私煙，專賣局查緝員的態度粗暴，打傷了老婦，導致圍觀群眾憤慨，高呼“阿山（對大陸人帶貶義的稱呼）不講理”、“豬仔太可惡”，查緝員見勢不妙，趕快撤離，群眾緊追不捨，傅學通慌亂中開槍示警，卻誤中了看熱鬧的陳文溪。這下群眾怒火爆發，不可遏止，砸爛了查緝卡車，要求槍決傅學通等人，遭到台北市憲兵隊的拒絕，民眾就包圍了憲兵隊。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舉足輕重，創傷迄今猶存。圖為1947年2月28日民眾聚集於台北專賣局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圖片） 　　1947年2月28日早晨，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沖入專賣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職員，毆傷多人。下午1時，群眾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陳儀正要對群眾講話，忽然有人拔槍向陳射擊，警衛聞聲立即開槍還擊，當場打死3人，傷3人。頓時，情形更加失控。 　　下午2時，群眾聚會並進占台灣廣播電台，用閩南語及日語號召：“大家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爭取生存。”台灣民間收音機達幾萬台，各地聞訊而起，風潮蔓延全島。台籍退伍軍人成為搶奪武器、攻占軍事要地的主力。 　　當時國軍在台灣僅五千官兵，分散在各地。而日軍遺留下的武器足可裝備20個師，還有大量槍械散落民間。在失控的台灣民眾，近兩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都面臨生命危險。短短幾天，大陸軍公教人員死約200人，傷約800人。 　　對於部分台灣人見大陸人就打就殺，一些明辨是非的台灣人是反對的。不少台灣人看到大陸人被窮追猛打、孤立無助，施以援手。 　　面臨力量對比懸殊的局面，陳儀只得忍氣吞聲，息事寧人。3月1日，台北和各縣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陳儀承諾：“凡是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衝動，缺乏理智，准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此次傷亡的人，不論公教人員與人民，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傷者給以治療，死者優予撫恤。” 　　台灣籍的精英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變，開始毫無思想準備，隨後藉機轉向政治改革，尋求參政之路。陳儀不得已，只好一一答應：“省級行政機關，我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改組時，省政府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要儘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開始舉行普遍直接的選舉，選出各縣市長。” 　　台籍精英沒有想到這麼輕而易舉就掌控各級政府的權力，胃口越發被刺激起來。3月7日，處委會提出《處理大綱四十二條》，主要內容是：“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縣市長於本年6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等等要求。 十天內大翻個兒 　　葛天惠告訴筆者：“‘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我姐姐看到形勢緊張，教書教不下去，就回上海了。我母親正從上海來台北看我父親，住了一個星期也匆匆離開。我從基隆開了車到台北接了我母親再開回基隆上‘民眾輪’，一路上很少車輛行人，總算沒出事。” 　　基隆造船廠中那些大陸來的對台灣人態度不好的同事，在動亂中就倒霉了，有的人挨了打，有個人品最不好的，差點被工人推到十幾米深的船塢里去，險乎丟了命。葛天惠因為與工人一直相處不錯，工人非但不打擊他，還時時保護他。他也運用自己父親的關係照顧他們。有一次廠內槍聲驟起，警衛與武裝工人爆發衝突，數人受傷。軍警抓了一些人送到台北警備司令部。這些人的家屬就紛紛前來向葛天惠求救。他就去找父親的同事、台北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等說情，不久他們就把基隆造船廠扣留的一些工人放了。 　　2月28日當天，陳儀致電蔣介石：“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但他認為事情不大，僅要求將21師部分兵力調返台灣即可。然而中統局台北站則密電南京：“今日之問題，已非陳儀能否統治台灣，而為祖國能否保有台灣”，建議“中央宜速增兵。一個整編師可用運送海軍士兵前往台澎訓練名義，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蓮四港口登陸”。 　　蔣介石決定派兵鎮壓。3月5日晨，駐防崑山的21師師長劉雨卿獲令，“限8日前開赴台灣平亂。旨在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民心”。 　　葛天惠記得，三月上旬的一天，大批國軍到基隆登陸了。“就是從我們廠門口防波堤上開進來，我們看得很清楚，登陸時在碼頭上就用機關槍掃射，主要是怕有人阻擋登陸，當場打死一些台灣大學生。” 　　兩萬國軍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台籍退伍軍人組織鬆散，良莠不齊，除少數人退往中央山脈打游擊外，絕大多數人都在大兵壓境時逃避，很快被各個擊破，一鬨而散。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類的組織領導人物相繼被捕殺，其中有數百台籍精英：省參議員、縣市參議員、士紳、企業家、律師、教師、記者等；被逮捕或被通緝的也有數百人，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民眾。 　　全台灣從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風。 　　回歸祖國僅五百天，廣大台灣民眾的群起抗爭，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又遭到殘酷鎮壓，這真是一場大悲劇！ 　　談起“二二八事件”，許多人對陳儀很不諒解。但據著名文化人李敖在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中披露：台北陷入無政府狀態，這個時候，“由南京飛來一個軍機，這個事我們都不知道的，秘密的，攜來蔣介石手諭，指示處理原則，幹什麼呢？政治上儘量容忍商談，軍事上決不容暴民侵犯，並批准必要的時候呢，實施局部戒嚴。”李敖認為，這樣陳儀就沒有選擇餘地了。 　　筆者問葛天惠：當時有共產黨的活動嗎？ 　　葛天惠搖頭：當時我沒聽說共產黨，他們在台灣力量並不強大，像謝雪紅，都是後來我在大陸聽說的。 　　我又問：當時民眾和精英們中，是否有“台獨”的訴求？ 　　葛天惠也搖頭：我們當時沒聽有人提“台人治台”之類口號，聽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中國抗戰勝利、收回台灣後任命的首任行政長官陳儀（後左）與蔣介石（前）合影。（資料照片） 蔣介石殺陳儀為收攬民心？ 　　“二二八事變”前後到底有多少死難者？從數百到兩萬，眾說不一。儘管後來台灣當局和獨立機構進行過幾次正式調查，公布過幾次數字，但質疑之聲未曾斷絕，不是被批評“縮小”，就是被批評“誇大”。 　　台灣鬧出了這麼大的亂子，陳儀作為最高長官，責任無可推卸，朝野催他辭職謝罪，甚至有要求將之撤職查辦的呼聲。葛天惠說，“二二八”之後幾天，蔣介石要我爸爸到南京去匯報情況，要他接管陳儀的職務，我爸爸沒有接受。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蔣介石急電催我到南京，我直飛南京向蔣詳細報告事件經過。蔣問我：‘你可否代替公洽（陳儀的字）繼續做下去？’我說：‘我做不好，還是讓公洽做下去，將來會有好成績的。’蔣默然不置可否。看得出，此時他已決定把陳儀調開。” 　　葛敬恩回到台北，陳儀也來找他商量要他接手。葛敬恩還是沒有同意，推薦了嚴家淦，陳儀也點頭了，便向南京發出了推薦電報。但過了很久，南京宣布派當過中國駐美大使的魏道明來當台灣省主席——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例會，撤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制。台籍人士丘念台為民政廳長，林獻堂、杜聰明、劉兼善、南志信、游彌堅、陳啟清為省府委員。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權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屬各機關亦儘量起用台籍人士。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建立。 　　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葛敬恩與葛天惠父子相繼離開台灣回上海。 　　蔣介石倒並沒有太為難陳儀，不久又委派他接替沈鴻烈當浙江省主席。 　　但是又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突然對陳儀翻臉了。葛天惠對筆者說：“當時報紙上透露了一點消息，我爸爸很奇怪，陳儀的家在上海虹口，我們家住在徐家匯，他就想去虹口探望一下。沒想到去的那一天，正看到軍統特務在抓陳儀！我爸爸遠遠地看，不敢靠近。” 　　坊間的說法是，是湯恩伯恩將仇報。陳儀對湯恩伯有知遇之恩——湯恩伯早年讀書時，多次受過陳儀幫助，連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也是陳儀掏的錢。湯恩伯回國後不斷受到陳儀保薦，節節提升。誰知他竟會告陳儀的密？ 　　告陳儀什麼呢？葛天惠說，陳儀當時思想上開始左傾，同情共產黨，他手下有些是共產黨的人，鼓動他“和平起義”。他覺得自己跟了蔣這麼多年，現在看還是共產黨的主張更對人民有好處。他覺得自己家鄉浙江、上海、江蘇這一帶，是中國的魚米之鄉，不能再受戰火荼毒，要能“和平解放”就最理想了。陳儀這時並沒有掌軍，就想說動鎮守上海、主持江防的湯恩伯。湯一邊虛與委蛇，一邊就秘密報告了蔣介石。 　　葛天惠還提供了另一種說法：“陳儀某日上廁所時，一時大意，將犯禁的文件放在桌上，被人看見，報了上去，蔣介石下令軍統將他抓走了。”也可能兩種情況都有，“我說不清楚到底哪個是主要的？” 　　陳儀被免職後軟禁於衢州，後被秘密押到台灣，囚禁於基隆。陳儀之死的情形令人難忘：1950年6月18日晨，曾與陳儀在福建共同推行過“新生活運動”的老相識蔣鼎文出現在陳儀面前。陳儀從容不迫，對鏡整容，打好領帶。蔣鼎文命行刑軍士送來一盤食物，一瓶美酒。陳儀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抵達刑場後，陳儀穩步下車，對行刑的人說：“向我的頭部開槍！”大步向前，口中連說：“人死，精神不死！”   　　蔣介石殺陳儀，是否考慮到國民政府敗退台灣，要讓陳儀當替罪羊，來收攬台灣的民心？陳儀治軍，帶出了很多有名的將領，像陳誠、林蔚、徐培根、湯恩伯……都官拜上將；後來當過台灣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當到總統的嚴家淦，也是由陳儀提拔。然而，“通共”的罪名實在太大，使他們無法為這個具有倔強個性的老長官說項、緩頰。 　　葛敬恩後來倒是與權力旋渦越來越遠，從台灣回到大陸後，掛了個國民參政員的虛銜，相當於議員。中共進城後，見他無錢也無權，就基本上沒有為難他，安排他當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葛天惠說，我爸爸與我們住在一起，“文革”中在劫難逃，被抄家四次——抄家的部分原因是他當過“反動軍官”。但他活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看到中國歷史性地轉變航向，到91歲去世。 　　（寫於2006年） 　　曾主持日本交還台灣給中國儀式的葛敬恩先生與夫人陶氏生有五個孩子，如今均健在。這是葛敬恩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擔任青島特別市市長時，與夫人和四個子女的全家福。當時最小的孩子還沒有出生。圖中左側站立的男孩，即為現旅居美國新澤西的八旬老人葛天惠。（葛天惠提供） 　　相關文章：專訪：台灣從回歸到“二二八”悲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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