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罪人》：雍正發動中國第一場大批判

 江曉原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雍正皇帝是最富有政治運動創新思維的。上次專欄結尾處，談到汪景祺在封建時代也可以算得上“名教罪人”，用了這四個字並非偶然，因為汪景祺的書，很自然會讓人聯想到雍正即位之初的另一宗文字獄和另一本奇書。

　　十幾年前的一天，老友金良年打來電話，他操着地地道道的老式上海話，興味

盎然地對我說：曉原兄，我又要送一本好玩的書給你啦！他說書已經寄出。那時他正主持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工作，推出了許多“好玩”的書籍——不過據我平日和他交談，他口中的“好玩”，其實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詞，似乎可以包括“很有意義”、“很有趣味”、“很有史料價值”等等的意思。

　　幾天后我收到書，這次他寄給我的是《〈名教罪人〉談》。

　　關於《名教罪人》，我早聞其名，不過因為屬於向來難見之書，我平日在搜覓史料方面又比較懶惰（不過倒是比較有心），所以一直沒有見過。現在閉門家中坐，書從天上來，當即快讀一過，果然印象深刻。

　　此事又和年羹堯案件有關。年羹堯原是雍正的愛將，一度位極人臣，後來功高震主，雍正忽然翻臉將其治罪。上次談到的汪景祺即受此案株連。

　　在對年羹堯抄家時，還發現了錢名世贈年羹堯的詩，其中有“分陝建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等吹捧年羹堯軍功的語句，雍正看了——他看得還真仔細——又勃然大怒，說錢名世“鑽營不悛”、“曲盡諂媚”、“悖逆已極”。群臣奉旨，當然又要羅織錢名世的罪名，“大學士、九卿等僉以其罪惡昭著，合加重懲，以彰國法”，這就成死罪了。

　　本來錢名世既已被加罪如此，按汪景祺案之例，殺掉也就不成問題了（這當然不是從今天法治社會的標準來說的），但雍正卻又不想如此“簡單粗暴”，他要將這輪政治迫害的遊戲玩出點新意思來。

　　錢名世畢竟非汪景祺可比，他是康熙朝的進士，而且是探花（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再說他此前就早有文名，是《明史》寫作班子的成員；他的詩也已經有些名氣，例如沈德潛編選的《國朝詩別裁集》、宋犖編選的《江左十五子詩選》中，都有錢名世的詩入選。進入仕途之後，錢名世先在翰林院供職，“兼值內廷”，參加了《佩文韻府》、《淵鑒類函》等大型書籍的編纂，做到“翰林院侍講”的官職。有十來年功夫他似乎被罷黜了，但從康熙五十八年起他又重被啟用參與朝廷的編書工作，俸祿也恢復了。關於錢名世的這些經歷，雍正在他獲罪後的說法是：

　　錢名世向來頗有文名，我聖祖仁皇帝拔為一甲進士，置之詞館，兼值內廷。伊不能仰報厚恩，自罹罷斥。復蒙聖祖仁皇帝格外矜全，令其修書贖罪，又復其原官，給與俸祿，特不許在翰林衙門供職。蓋聖明洞鑒，知其品行卑污，不堪復玷侍從之班也。

　　因為錢名世是著名文人，雍正想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花樣來懲罰他——除了“革去職銜，發回原籍”之外，他下令採取兩項措施懲罰錢名世：

　　第一項，他親書“名教罪人”四字，讓人製成匾額，令錢名世懸掛在自己家中。

　　第二項，他下令在京官員中凡舉人、進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寫詩，批判錢名世。而且這些詩要“一併匯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於是在京官員中符合雍正所言上述條件者，真的人人寫一首詩，對錢名世進行批判討伐諷刺謾罵。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批判”運動，雍正在此事上的創新專利，無人可以動搖。這些官員奉旨寫的“大批判詩”後來匯集成書，就是《名教罪人》。

　　《名教罪人》中共收有385位當時在京官員的詩。不過當時寫“大批判詩”的官員不止此數，因為雍正竟有功夫將上交的“大批判詩”逐一閱覽，分為三類：絕大部分為第一類，合格；有六人不甚合格，“浮泛不切”，令其重做（重做後合格了）；有四人不合格，雍正說他們的詩“謬妄”或“文理不通”，已經沒有重做的機會，受到懲罰。這四人都是錢名世在翰林院時的同事，其中陳邦彥、陳邦直、項維聰受到與錢名世一樣的懲罰，革職回籍；另一個是吳孝登，對他的懲罰居然比錢名世的“革去職銜，發回原籍”還要重得多——“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陳、吳等人究竟做了怎樣“謬妄”的詩，沒有流傳下來，無法得知。不過可以從中知道的是，雍正此人喜怒無常，“天威莫測”，在他手下當臣子，那真是“伴君如伴虎”。

　　年羹堯事件對雍正來說是一塊心病。他自己將年羹堯寵幸得位極人臣，然後又窮凶極惡將其治罪逼死，而且株連曾經吹捧過年羹堯的文人，這已經是歇斯底里的表現。因為當年羹堯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時，文人為他寫幾句吹捧的詩，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錢名世主張為年羹堯立碑紀其平藏之功（放在康熙的碑後面），自屬趨炎附勢，但無論如何也夠不上“鑽營不悛”、“曲盡諂媚”、“悖逆已極”這樣的指控。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雍正自己也曾對年羹堯極盡讚美吹捧之能事。例如在雍正元年一件給年羹堯的硃批上，雍正這樣寫道：

　　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

　　同年在年羹堯關於他轄區內出現祥瑞（兆示聖主在位）的奏章上，雍正又有如下硃批：

　　真正可喜之事，有你這樣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蒼如此之佑。但朕福薄，不能得如爾之十來人也。

　　如果將這些硃批與錢名世“分陝建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的詩句相比，雍正顯然更加“曲盡諂媚”。他自己對待年羹堯，兩三年之內就翻雲覆雨，卻將寫過幾句詩吹捧年羹堯的汪景祺錢名世等人斬首示眾株連五服或極盡羞辱，雍正自己倒是“悖逆已極”。

　　這本《〈名教罪人〉談》中，收有《名教罪人》全文，並為385位“大批判詩”作者編了“作者索引”。書中還附了劉成禺、黃裳、錢伯成、金性堯、顧靜、陸震六人談論《名教罪人》的文章。

　　六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陸震的文章，他將雍正發動的中國歷史上這第一場大批判運動，和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胡風的批判運動作了比較。他關心的是，那麼多官員為何都乖乖聽話寫“大批判詩”？然後他發現，批判胡風時，官員和文人也一樣是乖乖聽話的，他列舉了數十位奉命寫過批判胡風文章的中國當代名人，包括郭沫若、巴金、老舍、丁玲、冰心、陳垣、馮友蘭、翦伯贊、茅以升、錢偉長、裴文中、賈蘭坡……甚至包括常香玉。

　　至於《名教罪人》中的“大批判詩”，全都味同嚼蠟，毫無詩意可言，姑舉其第一首為例（據說是按照雍正所判的優劣排序，故第一首應是雍正認為最好的）：

　　邪媚寧容玷士林，頌揚奸惡獨工吟。含毫不復知羞惡，索句應全失本心。棄置難逃明主鑒，譴歸猶荷聖恩深。共敦名教端儒行，宸翰昭垂百世箴。

　　這些詩句如果翻成白話，基本上就是“文革”中的大批判語言。難怪此385位作詩官員中有文名的那些人，後來編自己的詩集時，沒有人肯將這首“大批判詩”收入的——這樣的詩實在是詩人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