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讀書春夏秋

我在北平讀過書，但時間不長，春天到北平入學，秋天離開返回昆明。四七年在海龍過完春節，父親叫我到北平讀書，這也是他叫我到北方來的主要願望。父親的付師長任孝宗有兩個兒子任文輝、任文泰也到東北，父親叫他兩兄弟與我一同到北平念書，他們都比我小，叫我隴姐姐，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一姓梁的副官送我們到北平，並管理我們的生活，我們到北平後，原來在北平接待我們的李還在，他與梁幫我們聯繫學校，並在南長街養廉胡同租了房子給我們住，還請了個做飯的北京保姆，我們的住處在故宮的西頭，學校在故宮的東頭，那時故宮博物館從三大殿起才有人管理，要進去必須買票，而天安門後至三大殿前面一大塊空地可以自由出入，我們上學就是常常穿過故宮去讀書的。當時我進的學校是法國人辦的“孔德”中學，本來我應該讀高中三年級了，但畢業班不招新生，只好又讀高中二年級。在海龍過春節時，父親的那些部屬朋友衝着父親的面子給我不少壓歲錢，到北平後，我用壓歲錢買了部英國自行車（那時中國自行車也不會造），記得車輪是紅色的，其它水板扶手都是銀白色的，很漂亮，同時還買了一架照相機，一條俄國毛毯，那時我經常晚飯後或星期天到故宮大院子去學騎自行車，所以我騎自行車就是在現在神聖的天安門後面那一片磚鑲的大平地上學會的。對北平的學生和昆明的學生我感到很不一樣，北平的學生不像昆明的學生那樣熱情關心國家大事，我是從被譽為“民主堡壘”的昆明來的，所以覺得北平的同學除了讀書，一無所知。一到假日，我常常與原西南聯大的學生來往，我們在一齊議論北平的學生是被日本人統治慣了，所以奴性十足，很輕視他們。除了上課讀書外，我沒有親近的同學。記得與我同一個胡同住的姓陳的女同學，據說她父親是漢奸，她對人也是敬而遠之，笑笑點點頭就走了，另一個同學名叫符德芳，她對我說江青是她姨，她父親叫符定一，與共產黨的領導都認識，她母親死的早，她小時候就被送到延安找她姨，所以她在延安待過一段時間。聽她這一吹，開始我以為她從小就在革命聖地長大，肯定受革命思想影響很深，所以與她接近較多，但後來感到這人很輕浮，常與男生瘋鬧，我也就不願接近她了。

我進“孔德中學”兩月後，大約五月份左右，父親在海龍被共軍包圍，突圍後到了永吉，幾乎全軍覆沒。我知此事後，又擔憂父親的前途，又怨恨他為什麼不早起義。父親在沮喪的情況下，我應對父親安慰和婉言勸導，可是我沒有這樣做，而是只憑自己年輕氣盛的激情，寫了一封刺痛他心靈的信寄去，其中的兩句話我至今不會忘懷，我寫道“你為什麼不做人民的英才，而只做某個人的奴才”，也就是不滿意他一切只從盧漢的安危考慮。後來父親回信說，他原指望他的子女長大成人幫他報答盧漢的救命之恩，結果我是以怨報德，使他很傷心！父親是很講義氣的人，他一生靠這個義字，闖出了他個人的天下，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尊敬和上司的器重，想用幾句革命的辭藻就能改變他幾十年形成的傳統觀念，真是太天真！

在北平讀書的那段時間，我思想很亂，一是擔憂着父親的前途，二是戀人從南方來信，預示他要下鄉打游擊去了，有意叫我回昆明，到暑假我搬到北大去住，是雲南老鄉計思忠介紹去的，計原來是西南聯大學生，遷校後，他就讀北大教育系，他幫我找了個床位，與他們系的一個名叫俞琨的女生同室。想去北大住的原因一是原來我們同租房住的任氏兩弟兄住校去了，我一個人沒有必要再花錢租房，這樣可以節省些錢作為回昆明的路費，二是北大民主空氣濃，思想活躍，總想多接觸一些進步人士，呼吸一點清新空氣。那時北大在沙灘，女生宿舍在灰樓，都是兩個人住一個寢室，只有男生宿舍才有現在大學生睡的上下層床。俞琨對我很好，她那時已是二十好幾歲了，她像關心小妹妹一樣關心我。他們借給我很多書讀，其中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是在北大宿舍讀完的。北大有個“民主廣場”，我與俞琨常到那裡並留影，那時我是多麼崇尚民主、自由，把它看作是神聖的理想和可為之獻身的目標！當時我曾想過，北平靠解放區更近，可以跑解放區，但沒有人約我，我也不敢輕易問計思忠、俞琨他們，但更多的是想回昆，與戀人一同戰鬥。我決定回昆明了，但一時找不到同路人，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一人難於獨行。快到秋天了，六十軍有兩位團級軍官的夫人要回昆明，我準備與她們同行。我離開北平時把照相機和毛毯都送給計思忠他們，我只賣了自行車添作路費。北平的樹木已沒有綠葉，遍地是落葉枯草的淒秋，我踏上了南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