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文革中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也是在全國３０多個影響巨大的冤假錯案中，第一個平反的大案。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文革時仍然健在的有４０人，其中有２２人擔任副省部級以上的領導職務，１３人為司局級幹部，“首犯”薄一波當時人國務院副總理。這些同 志全部被捕，家人子女均受到株連。薄一波的夫人在押解途中自殺身亡（有人懷疑是被活活打死），薄一波的三個兒子都被關進監獄，當時的薄熙來只有18歲。其 他六十人的親屬、朋友、老部下，受株連的成千上萬。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康生一手製造的。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康生一夥首先指令“彭真專案組”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然後，在 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又私下授意紅衛兵代表，揪斗這些老幹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 ‘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 康生還隨信附上了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揪斗“叛徒”運動。在鑄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的過程中，毛澤東麾下的江青、陳伯 達、謝富治、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等人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需要指出，毛澤東腳下那隻咬人狗“江青”，是轟轟烈烈的全國“揪叛徒特務”運動 的前線總指揮。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事情還得從1936年說起。

　 　1936年三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歷經艱險，來到華北，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並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後，面臨新的工作和所處的環 境，深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華北黨組織連續造成的嚴重損失。這裡黨組織遭破壞，黨員幹部被捕，幹部嚴重不足。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白區除開保存 了黨的旗幟外，其他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眼下，特別隨着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1936年4月的一 天，劉少奇見到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兩人談了華北的形勢，劉少奇陷入深思。這時，柯慶施靈機一動，突然想到，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 平草嵐子胡同，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着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他們在獄中進行了堅貞不屈的斗 爭。到1936年時，還有六十多人被繼續關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這批倖存下來的幹部，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 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進攻華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讓這批幹部落入他們之手，將很難生還。

　 　於是，柯慶施對劉少奇說：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幹部，柯慶施向劉少奇 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聞言，低頭沉思，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着什麼。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 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採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 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後，很快批准了這個要求。

　 　1936年6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覆，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去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同孔祥禎取得聯 系。孔祥禎1931年被捕，入草嵐子監獄，曾任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孔 祥禎設法給當時監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殷鑑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

　 　1936年7月，北平軍人反省院。高高的圍牆上安着電網，四周和大門都有崗哨，戒備森嚴。當時正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鑑，收 到北方局要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後，正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又一個圈套，於是同少數骨幹商議，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討論。

　 　北方局送信到獄中已三個月，仍不見回音。劉少奇決定，通過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寫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 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儘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 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 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 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 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

　　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分子討論後，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指示付諸討論，徵求獄中全體黨員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

　　支部終於判定: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獄了。

　 　北平，太廟茶館。熙來攘往的人流絡繹不絕，小商小販的叫賣聲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禎並肩走向茶館，他是來和北方局黨組織接關係的。到了茶館門口，孔祥 禎留在門外了望，薄一波一個人走了進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兩人緊緊握手，徐冰問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頭的暗語，然後匆匆離開。 

　　按照地址，柯慶施找到了薄一波，說：“讓你們出來是劉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你門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呀！”言畢，哈哈大笑。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出獄後他們被中共黨組織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開始新的工作，從而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戰爭已開始局部反攻。黨的七大準備工作正着手進行。 

　　寶塔山下，春風楊柳，紅旗飄飄。

　　薄一波作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從晉冀魯豫解放區趕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統一的學習和審查。當時，他還是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劉伯承。 

　　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黨員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補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北平5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之後，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又找薄一波談話，說：你們出獄，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1936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適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 

　　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面對薄一波讚揚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這段歷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論，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康生一夥，卻又將它作為一樁歷史疑案，重新提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他們為了藉機陷害這 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為此，還搞假 證，進行誣陷，欺騙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欺騙各中央委員。在他們煽動下，經毛澤東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 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 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着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當時不但這四十位老同 志慘遭迫害，他們的家屬，他們的親友，老部下幾乎全部受到株連，據說受審查受迫害的人數有成千上萬。這起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們怕張聞天如實說出當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議的事實經過，還對其進行了威脅和關押監護。

　 　1968年4月的一天，兩名幹部模樣的人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找到了張聞天。廬山會議後，張聞天便被罷免了一切職務，離開政壇，在經濟研究所 當了一名特邀研究員。來人自稱是“康老”派來的，他們嚴厲地對張聞天說:“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獄的案件，被你從中把水攪渾了。這案件是劉少奇背着中央 干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自己負責，你應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原來，南開大學紅衛兵在此之前曾向張聞天追 問薄一波等人出獄的問題。由於事隔多年，張聞天為了慎重起見，將回憶的情況，先給康生寫了封信，請他查查中央原來的檔案，以證實當時的情況。 

　　給康生連寫了兩封信，均杳無回音。張聞天無奈，只好決定由他個人負責，承認是自己批準的。於是，禍從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個排的武裝士兵將張聞天夫婦帶走，實行關押監護。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監護才被解除。 

　　“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真理終會戰勝邪惡，問題總會水落石出。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1978年，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頂住種種壓力，積極撥亂反正，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這批老同志也才從“叛徒身份”的枷鎖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