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獨立是很多中國人難以揮去的歷史心結，那麼，蒙古到底是怎麼分離出去的，歷史上，中國真的有機會收回蒙古嗎？中國大陸網上盛傳蒙古可能會回歸中國，真有其事嗎？今天的蒙古人，又如何看待中國人的這種心結？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紀念，2011年，則是蒙古首次宣告獨立100周年紀念。蒙古人對這兩個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訊社社長巴桑蘇仁的總結極具代表性：“100年前，我們不再聽從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們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們是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

　　巴桑蘇仁感慨地說：“成吉思汗曾被禁止提及，只活在我們心中，而今他的畫像到處高懸，無數國家在爭搶，作為他的子孫，我們很驕傲”。

　　幾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識精英談到歷史時，一是對獨立倍感驕傲，二是對民主充滿自豪，三是對成吉思汗無限景仰，四是強調“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國間，尤其是中俄之間，均衡發展關係，儘量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再回到受某大國支配控制的歷史。

　　今年正巧台灣也要慶祝“中華民國100周年”，有意思的是，雖然當下官民皆不當回事，早已正視事實，內政部1999年最後一次出版中華民國全圖，蒙古還在“秋海棠”內，目前尚無正式修正版本(後來不再出全圖)。 直到2002年，才通過修訂台灣與大陸關係細則，將蒙古從“大陸”的定義中剔除。

　　國民政府1930年代制訂的《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灣官方廢止；而國民政府時期主管蒙區（含外蒙）和藏區事務的“蒙藏委員會”，竟一直延續至今(業務早已變遷)。

　　台灣民間“深藍”人士的“大中華情結”就頗為濃重，撰文渴望蒙古回歸者大有人在，大陸逐漸發酵的“外蒙古回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響的結果。海外深藍人士至今仍有深厚的蒙古情結，撰文渴望將來蒙古回歸的大有人在。

　　中共在此事上長期低調，大陸人民原本對此話題頗為陌生，隨着李敖等海外文人學者爭議此事的文章湧入，在互聯網時代加倍促使“大中華情結”發酵，論壇上熱議蒙古的話題屢見不鮮

　　幾年前，互聯網上炮製的一篇假新聞——“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被瘋狂轉貼，引來千萬人熱議，壯懷激烈者有之，春風得意者有之，仰天長嘆者有之……

　　中外之情景對比，實令觀者無限感慨。近年學者們逐漸零星觸及蒙古獨立的研究，與網上民間的熱情形成互動，蒙古獨立到底為何，什麼時候獨立，是誰之錯，目前來看，受政治立場和討論語境局限，實在沒爭出什麼結果。  

　　正式承認蒙古獨立的是非

　　有人說，正式承認蒙古獨立是國民黨之責，有人說這是中共之責，爭論不休，爭議來自於台灣方面長期不承認蒙古獨立一事，具體情況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要說正式承認蒙古分離，這是來自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名為“友好”，實則一點不友好。

　　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中國奮鬥幾十年，所有近現代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全部廢除，卻又被迫簽下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 。不過經過中國政府兩個月極其艱苦的談判，這個條約已比斯大林原設想的要“友好”數倍。

　　當年10月20日，蒙古在蘇軍的“保護監督”下，舉行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數贊成獨成。1946年元月5日，國民政府發表一個簡短且態度冷淡的公告給予承認。

　　略知國共歷史即可知，國共這對冤家對頭自從20年代末大翻臉後，除了抗戰時期表面言論略有收斂，中共對國民黨所做之事，無論是非，只講立場，幾乎無一不罵，但唯獨這件事上，給予高度讚揚，後來長期保持沉默低調，教科書中亦淡化處理。說白了，兩黨都有自己的苦衷，中共在此事上的處境甚至更為尷尬。

　　

　　 依託蘇聯實現“獨立”，建立“紅蒙古”的元老之一喬巴山，後來成為蒙古國的“小斯大林”。

　　

　　 依託蘇聯實現“獨立”，建立“紅蒙古”的元老之一蘇赫巴托。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共倒偶爾“罵過”，不過與其說“罵”，在今天看業更像是“幫”。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郭沫若一篇文章，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是“中蘇同盟”四周年時，郭發表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詞。

　　他在文中歌頌外蒙獨立，譴責“中國侵略者”壓迫和欺負蒙古人民，對方尋求解放和獨立是天經地義，認為外蒙人民比中國人爭氣，更早清醒，認蘇聯當朋友，所以得到幫助，更早解放，要求中國人民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學習，“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的黨史學者胡華再次撰文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他在文中說，蒙古早已獨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國家，為大好之事；從1927年開始，“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卻一直堅持着大漢族主義，以‘宗主國’自居，不肯承認蒙古獨立”，痛斥“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國有獨立地位”，國民黨先是被迫承認，事後心裡不服又侮辱蘇聯，說“是中國領土的喪失”，胡華批評這種“大漢族主義情緒”還鼓惑了不少國人。

　　從統治者角度說，開疆拓土是偉業，護國守土是功績，這個常識中外古今執政者皆懂，沒有誰會愚蠢到自願做出與此原則相反之事，國共兩黨亦然。

　　蒙古獨立，依賴自身實力絕非可能，從頭到尾皆靠沙俄和蘇聯庇護，斯大林是最重要的手術操刀者。中共事業成功絕對離不開蘇聯和斯大林的支持，中共領導人早期的言論從不諱言此點。當時連篇累牘稱讚蘇聯紅軍為“大救星”，斯大林為中國黨和人民的“導師”、“慈父”、   “大元帥”，建政後採取“一邊倒”外交，自是此理，在蒙古問題上做此表態實非得已。

　　郭沫若曾有祝壽詩《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有其特殊歷史背景。

　　國民黨所簽之涉外條約，包括與西方新簽的收復國權諸多協議，中共無一不抨擊，但唯獨這個條約，不僅給予高度支持，並且在國民黨對條約“執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時，才大加撻伐。

　　1949年9月12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提問即表示：“我完全同意中蘇條約，並希望它徹底實現，因為它有利於兩國人民與世界和平，尤其是遠東和平。”

　　中共建政後出新版《毛選》，第二卷《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標明是寫於“1939年12月”，文章其實經過頗多修改，這次還特意在第一章加上一段文字：“(中國)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

　　斯大林在新疆扶植“東突”起事，在東北侵犯中國主權，阻撓回收，強迫蒙古分離，甚至連條約中的承諾很多皆未兌現，引起全中國激憤。1946年春，以中國各高校大學生為首，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蘇運動，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親中共的民盟《民主報》還遭到沖砸。

　　雖然國民黨定義自身是民族主義政黨，中共定義自己是國際主義政黨，並在完全支持蘇聯的“民族自決理論”，但隨着中共地位的上升，越來越顧及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

　　1949年初，毛澤東對試探性對來訪的米高揚談起內外蒙聯合進入中國的問題(一說是受某位國民黨左派女領導委託)，對方答道：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一大塊領土，如果真這樣的話，那是內外蒙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米高揚言下之意，若誰想把外蒙要回來，可能連內蒙都得丟掉，斯大林以後又再次強調了這一原則。

　　1949年10月16日，剛誕生16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承認現實。國民黨方面不再承認，是後來的事。1949年10月，國民黨政府認為蘇聯並未遵守條約協定，並與北京建立，干涉中國內政，宣布條約款項無效。1952年冷戰格局完全定型，在台灣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第二年經立法院同意，正式通過法律程序廢約，隧不再承認外蒙獨立實，並一直阻撓蒙古進入聯合國。

　　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儘管背後的情緒和動機有差異，事實卻很清晰，國民黨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後；首個中蘇條約，國民黨被迫簽署，中共深表贊同，各有各的苦衷，其實這個是不平等條約，全世界包括斯大林在內都知道。

　　無可奈何雅爾塔

　　蒙古獨立誰之過？中國內部無人有過，當時無論任何人任何集團來執政，均無力攙回這一局面，除非斯大林放棄。所謂“正式承認”，只是斯大林想在國際上(主要向英美)履行一個“手續。

　　

　　 禍害中華民族極為深遠的雅爾塔會議上，三巨頭合影。

　　更要命的是，斯大林是以中國東北、新疆的主權及中國內部政治問題作為要挾，來交換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另一說法是，若那時代的中國政府硬氣，則可避免悲劇，但卻忘了“硬氣”僅是一種情緒，解決不了問題，它的有效基礎是“綜合國力”。

　　倘若中國1945年之前很久，已完成政治統一，成為工業化軍事強國，或可不受蘇聯牽制，但這也是一種幼稚的假想。因為這一過程的完成，即使日本德國等相於中國一省之大的國家仍需要幾十年基本和平時間，20世紀上半葉國內外局勢之惡劣，中國實無此閒睱。北洋政府時代內外交困，南京政府建立後不到十年，實現政治軍事統一過程還未及半就暴發全面抗戰。

　　抗戰結束，中國已經濟崩潰，一個軍事經濟還未現代化，國內隨時有內戰危機的農業國，如何與世界第二強的蘇聯抗衡。何況二戰後除了美蘇，已無強國，英法德日都淪落到若無美國軍事經濟援助，無法恢復與自立的境地。

　　不少研究者評價者，或視野受限，或受情緒和立場影響，容易忽略力量格局和國際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強大影響，隨便褒貶人物，任意扣上罪責，做無謂之爭。

　　1945年—1991年，世界格局又稱“雅爾塔體系”，即源自1945年2月在烏克蘭雅爾塔召開的美蘇英三巨頭會議，會議劃分了三國的勢力格局，決定了戰後無數國家的命運，中國此後的歷史走向同樣不例外。因協定內容未知會其它當事國，又稱“雅爾塔密約”。為減輕損失，使蘇聯及早對日宣戰，英美犧牲了中國利益。

　　會議上，涉及中國部分，斯大林最早的提議是由滿洲至旅順大連港之間畫一條走廊割讓給蘇聯，與蘇聯海濱省和西伯利亞相連。羅斯福反對下，後來改為外蒙“維持現狀”，蘇聯恢復沙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如大連港國際化，蘇聯優先使用，租借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並規定，這些內容要獲得蔣的“同意”，由羅斯福向蔣轉達。

　　斯大林的地緣戰略，是使蘇聯周邊不能出現“敵對國家”，而辦法有二，一是將其併入蘇聯，二是使其成為“衛星國”，在他們的包裹下，保障蘇聯“安全”。在不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情況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則，強迫外蒙獨立，在新疆策劃“東突”鬧事，索要東北權益。

　　蔣介石聽說雅爾塔會議後，已預估蘇聯會提出侵犯中國主權的利益訴求，也確猜了八九不離十，老早就委託正美駐華大使赫爾利，駐美大使魏道明和駐英大使顧維均多方打聽內情。赫爾利找到羅斯福，羅斯福先是搪塞，說無跟中國有關內容，在赫爾利一再糾纏下，含糊地透露了些內容(因內心不安，與真實情況有出入)。

　　蔣初聞部分內容時憤怒不已，持堅決抵制態度，1945年4月5日在日記中寫道：“寧可被強俄強權占領，而決不能以租借名義承認其權利。此不僅旅順如此，無論外蒙，新疆或東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領而不退，則我亦惟有以不承認，不簽字以應之，蓋弱國革命之過程中，既無實力，又無外援，不得不以信義與法紀為基礎，而斷不稍予法律上之根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子孫，亦必有完成其恢復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

　　蔣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不知美國對此事的真實態度，設想可與美國結成盟友來牽制蘇聯，其實羅斯福在此事上已與斯大林達成協議並簽了字。羅斯福一直內心虧欠，未正式告之，他欲就此事再與英蘇討論斡旋，沒料到在4月12日病逝。

　　5月份，羅斯福助手霍普金斯訪華時，宋子文曾向其談起中美是否能建立同盟關係的問題，霍極為贊同。6月份，杜魯門上任後才正式將雅爾塔內容通知蔣，蔣才知道全部情況，杜魯門本身是雅爾塔協議忠實執行者，對蔣也從無好感，聯美制蘇無從談起。蔣告訴美方，一旦蘇聯利益進入遠東及中國，長遠來看美國利益同樣要蒙受極大損失，但當時美國認為，只要督促蘇聯及各國落實雅爾塔協議，戰後即可相安無事。

　　中國方面只得在6月啟動獨自對蘇談判，蔣介石令宋子文為代表團長，蔣經國為首席翻譯奔赴莫斯科。此後的“虎羊談判”，美國一直刻守中立，不願捲入其中，除了催促中國簽字之外。斯大林則是獅子大口，要求遠遠超出雅爾塔協議內容。

　　比如協議同意“外蒙保持現狀”，中國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權，斯大林則直接提出外蒙必須“獨立”；協議規定蘇聯只獲得旅順軍港租借權，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權一並吞下，還要求旅順以南100公里內的島嶼中國不得設防；協議規定大連是國際港，蘇聯只是有優先權，斯大林要求將其納入軍事區。

　　蔣經國曾以私人身份拜訪斯大林時說，中國八年抗年，就是為了收復失土，敵人還未趕走，反將這一大塊割讓出去，失去了抗戰本意，為何非要蒙古獨立。斯大林明確告之，就是要讓蒙古成為蘇聯的軍事屏障。仗着有世界第二強軍力，英美的首肯及羅斯福簽字，斯大林又深知中國當時的處境，大淡沒有力量，說這些話就是是廢話。

　　斯大林還以新疆、東北及中共問題作為要挾，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能給這些外交家發揮的空間實在太小，中國代表團奉蔣之命盡力在每個細節上從斯大林嘴中摳肉(如旅大和中長鐵路的管理方式、權力分配、歸還期限)，最大限度維護國家主權，斯大林也的確做出部分讓步，但在蒙古獨立上態度極其堅決。蒙古問題上，中方認識到，在斯大林緊咬不放情況下，承認原本早就喪失之權益，以換取現在還可挽回之利益，乃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蔣介石要求必須劃清內外蒙界線，不如此後患不已，如斯大林不同意，停止交涉也再所不惜，可斯大林一直故意拖延此事(蘇聯已將原屬外蒙的唐努烏梁海及中國新疆部分地區劃入自己範圍，不方便出示地圖及談論疆界)。

　　談判最後階段的8月9日，蘇軍已揮師進入中國東北，宋子文、蔣經國大多數代表認為，如糾纏疆界問題再不趕緊簽約，蘇軍控制東北情況下，斯大林籌碼大胃口更大，將會喪失更多權益，認為不必理會蔣介石的命令。王世傑雖不贊同，但無法說動大家，最後只得與宋子文擬電向蔣要求“授予宜機行事之權”。

　　8月14日，中國外長王世傑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條約上簽字。條約規定，蘇聯“尊重”中國在東北和新疆的主權，支持中國政府(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統一，中國則同意日本戰敗後在蒙古舉行公投。

　　斯大林撿了個大西瓜，成為雅爾塔體系最大羸家，出兵才6天，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舉國歡慶；自九一八後第三天，蔣介石連續寫了十五年“雪恥”日記(起始處寫上雪恥二字)，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寫下“舊恥雖雪，而新恥又染，此恥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後之雪恥，乃雪新恥也，特志之。”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蘇，重要任務有幾個，一是給斯大林祝賀70壽辰，二是提出援助問題，三是商討修改中蘇條約。斯大林最初認為延用舊約就可以了，沒必要修新約，但在毛的強烈要求下(毛為此生過幾天氣)，同意修訂。經過一番艱基的討價還價，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與蘇外長維辛斯基簽下第二個“中蘇友好條約”。

　　此條約基本以第一個中蘇條約為基礎，斯大林為了讓“一邊倒”的盟友在國內民族情緒仍濃厚的學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在局部作出了些讓步，如大大縮短了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的歸還期等。不過卻要求再簽一個秘密的“補充協議”，以保證嚴禁蘇聯之外的第三國資本和公民介入新疆和東北的財政商業社會活動。簽字後三天，雙方發布公告宣布締約事項，並以公告形式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承不承認蒙古早已失

　　1、 全面“蘇俄化蒙古”的確立

　　假設當年國共兩黨不予承認，是否蒙古獨立則成泡影，亦是天真的幻想。自從清朝覆亡，蒙古已失控30餘年(初期為沙俄控制)，在蘇聯全面控制下的“俄化獨立”也已經20餘年。

　　

　　蒙古首次宣告獨立的“帝國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及皇后”，他是西藏人。藏傳佛教在全黃教地區有四個最大活佛，即西藏的達賴和班禪，內蒙的章嘉活佛，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後)首次宣示獨立開始，先後“取消獨立，實行自治”，又“撤銷自治，‘回歸’中國”，再迅即恢復獨立，來回折騰了好幾次。真正穩固的“獨立”發生在1921年，這裡加上引號，是指蒙古徹底擺脫中國本來就微軟的影響，蘇俄紅軍進入蒙古，逐漸淪為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

　　領導最後一次獨立的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當時還叫人民黨)，跟隨蘇俄紅軍攻占首都庫倫，把曾經驅逐了中國軍隊，重新恢復獨立的白俄將軍——瘋男爵溫琴擊敗，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蒙古人民國人民革命政府”，這一天后來被定為國慶日。人民革命黨起源自庫倫的兩個分別由蘇赫巴托和喬巴山建立的地下組織。

　　北洋將軍徐樹錚1919年底帶兵“收復外蒙，撤銷自治”，外蒙上下層精英尋求各種途徑，試圖恢復獨立。一部分王公向美國美孚石油公司駐庫倫代表拉爾申求助，希望獲得美國支持；另一部分王公帶着哲布尊丹巴的信赴日求援，但均無反應。

　　來自底層的印刷工蘇赫巴托和挑夫喬巴山，受在蒙俄國革命者庫齊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響，則向蘇俄和列要求援，當然對方也在密切尋找在蒙代理人。從人民黨最早的入黨誓詞來看，僅是一個有民粹色彩的激進民族主義組織，目標是“肅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業的兇惡敵人(指中國人)，收回蒙古喪失的主權，鞏固國家和宗教。”

　　與蘇俄結上頭後，他們的很多會議都在俄駐蒙使館舉行，在對方派出代表幫助下整合組織，逐漸走上“布爾什維克化”道路，理論功底有所提升。不過他們遇到一個困惑，發布的公告文章，裡邊的“資產階級”、“殖民地”、“剝削者”、“蘇維埃”這類詞彙，蒙古人完全聽不懂。

　　蒙古從來王公喇嘛占有領導地位，民眾也對之信服。支持人民黨者非常少，對其同情者也是因為“肅清惡敵，收回主權”這類民族主義政策，直到30年代之前，該黨的力量相當微弱。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黨只有黨員164名，外蒙雖然人口只有不到70萬，仍算是很弱小的組織了；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學家多認為被蘇聯謀害)，蘇聯支使下，嚴禁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當年11月廢除君主立憲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開始一黨專政，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城)；但直到這年，人民黨的黨員也才4639人，而當時人民黨的政策是，只要支持蒙古獨立的人，皆可入黨，大部分黨員也是因為贊同這個主張而加入該黨，並非真正信仰“布爾什維克”。

　　1925年，人民黨改名為“人民革命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稱用“馬列主義的無敵學說，以其科學理論的璀璨光輝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戰鬥道路”。該黨因為實力微弱，即使在蘇俄紅軍保護下，仍無法獨自掌權，所以最初採用“統一戰線”手法，建立君主立憲的聯合政府。

　　人革黨與蒙古的步調歷程，完全是蘇共和蘇聯的翻版。先展開“鎮反”、“反右”，把黨外的反對派、同盟者，黨內的所謂“右派”清洗處決，後又展開慘烈的集體化和波及全黨全國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貴族喇嘛學者自不必說，連黨政軍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種冤假錯案層出不窮。蘇赫巴托1921年即啟動這一進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喬巴山完成，喬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睞，消滅各個“政敵”，由此崛起為蒙古的“小斯大林”。喬巴山去世後，被斯大林和喬巴山重用的澤登巴爾響應赫魯曉夫的號召，效法“反斯大林化運動”，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化運動”，因此榮登大寶。

　　“肯特、杭愛、薩彥那些高聳美麗的山峰，裝點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這就是我生長的故鄉”，這是蒙古的“高爾基”納楚克道爾吉家喻戶曉的詩歌，在大清洗中仍不能倖免，兩次入獄，31歲即英年早逝。

　　至40年代初，蒙完基本建立蘇式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已是徹底俄化的蘇聯藩屬國，1940年第十次黨代會上，正式宣布這一進程順利完成。人革黨號稱“工人階級政黨”，實質上1940年工人也僅占黨員的5.9%。它成功的秘決是什麼，不言而喻，就是“老大哥”。

　　 2、華人力量被排擠乾淨

　　清朝滅亡後，滿漢大臣被驅逐，在外蒙的中國政治力量已基本消失，但華商在外蒙仍有巨大影響力。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俄兩國商人控制着外蒙的商業。華人商家在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台等地廣設分號，實力相當雄厚，但不斷遭到沙俄排擠。

　　《天津條約》簽訂後俄人取得外蒙驛道使用權及免納關稅權，俄國商品和貨幣大量湧入蒙古，把中國錢莊的銀票排擠出去，連中國商人也改用盧布結算。現俄蒙邊界界河北岸俄方的恰克圖，曾經是商貿重鎮，今屬俄羅斯的衛拉特蒙古人共和國——布里亞特共和國，此地康熙初年被哥薩克騎兵占領(當時也不屬於大清)。1727年，清俄《恰克圖條約》在此簽訂，劃定邊界。

　　因俄貨在中國無銷路，恰克圖的轉口貿易華商還是占主動，從1900年至1908年，僅經此地平均每年從中國出口到俄國的貨物在數百萬兩海關銀，而中國從俄國進口的貨物寥寥無幾，1908年俄國單獨定製新章，俄貨行銷中國無稅，中國貨行銷則加重稅，導致1908年後中國進口劇增，超過了出口，對蒙古地區的商貿權俄商完全占據主動。

　　外蒙人欠下華俄商人巨額債務，王公喇嘛光欠中國商家的債款就有1千多萬兩。在沙皇幫助下，外蒙1911年12月首次宣告獨立，財政經濟無法自立，完全靠俄國貸款和俄貨支撐。獨立後採取驅逐華商華貨的措施，俄國本身就是歐洲商品經濟最落後的國家，貨物供應不足，導致蒙古特資匱乏。

　　沙俄忙於歐洲事務，同時害怕過度刺激對滿蒙同樣“深懷興趣”的日本，答應給外蒙各方面援助，但不公開承認獨立，與中國斡旋時為其爭取特殊的自治地位。 一戰暴發，俄國全部精力投入歐洲戰場，實不願在東方招惹麻煩。1915年6月，中俄簽署《中俄蒙協議》，規定中國對外蒙有“宗主權”，中俄都承認外蒙自治，並不得干涉。外蒙建自治政府，北洋政府委派陳毅為都護使赴外蒙，擔任最高行政長官，行使宗主權，實際外蒙仍在沙俄控制中。

　　陳毅主政時，為維護“宗主權”，儘量避免領土損失，還是盡了全力，曾協助收復原屬外蒙，同治年間被沙俄侵吞的唐努烏梁海(後來被蘇俄紅軍奪回去，併入蘇聯，為衛拉特蒙古人的圖瓦共和國，今仍屬俄羅斯)。

　　俄國參加一戰，對西伯利亞鐵路實施軍管，特資更加短缺，到1916年，蒙古的俄貨基本斷絕，華商來了個大翻身，1916和1917兩年，經恰克圖輸往俄國的貨物創下紀錄，高達2千餘萬和1千3百餘萬。

　　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引發內戰，全國亂成一團，哪還管得上外蒙，加之盧布日益貶值，外蒙上層怨言日增。內部如今出現黃黨(王公黨)與黑黨(喇嘛黨)之爭，從內蒙來的王公遭到排擠後跑回中國大訴衷腸；1919年首任總理賽音諾言汗去世後，總理位置被上層喇嘛控制，部分王公主張請求北京支援，取消自治，實則想通過北京，打擊喇嘛集團。

　　還有其它因素導致了短暫的“撤治回歸中國”事件，俄國紅白兩軍大戰，大量難民湧入外蒙，局勢危急，日本欲扶持白俄將軍謝苗諾夫搞“大蒙古國”運動，聲稱要向外蒙進軍；蘇俄政府同時也宣稱蒙古是“自由獨立國家”，任何人不得干涉。出於對這兩支力量的恐懼，外蒙上層傾向於請北京政府出兵保護。

　　中國內部要求撤銷自治，收復外蒙的呼聲亦一片高漲，段褀瑞派徐樹錚領兵進入外蒙，徐樹錚軟硬兼施，迫黃黑兩黨上書北京要求撤銷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儀式”，將中華民國總統像掛在皇帝哲巴尊丹巴寶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總統冊封其為呼圖克圖汗，並解除了外蒙的武裝。徐樹錚治外蒙有一定建樹，下令所欠華商的所有債務必須償還，勒令華商也不得欺詐外蒙人民，聘請西方專家開發外蒙，籌辦銀行……但其鐵腕作風引起外蒙上層不滿，四處尋求外援欲驅趕中國人，不過一切最終還取決於實力與國情。

　　當年夏天，因直皖之爭徐樹錚被調回北京，陳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長了。1921年2月，俄國內戰將接近尾聲，謝苗諾夫在遠東被紅軍擊退，其部下羅曼?馮?恩琴，應外蒙上層之邀率兵突入庫倫，將中國駐軍趕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則當了幾個月的外蒙實際統治者。7月份，蒙古人民黨的人民軍領着蘇俄紅軍進攻庫倫，擊敗溫琴，並將其處決。為期僅一年的“回歸”結束，此後的中國內憂外患不斷，再也無睱顧及外蒙。

　　趁俄國內亂這段空隙，雖常受到戰亂侵害，華商力量有所增強，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國商行就占了1440家，俄國私營商行166家。沙俄時代只是排擠，到了1921年“人民政府”建立後，在蘇聯的命令下，全面排華，禁止償還一切欠中國商人債務，連所欠私債都不允許還；對華商徵收重稅，嚴禁華商販賣貴重物品。蘇俄宣布舊盧布作廢，中國商家大批破產。

　　華商所剩物資，外蒙當局強行以十分之一的價格購買，30年代初，庫倫華商從兩萬銳減到兩千，並禁止華商華工出入境，也不許新人入境。直到六十年代，中蘇兩黨交惡，澤登巴爾將剩餘中國人驅逐出境，接管其財物。1918年時，外蒙還有華人10萬左右，到1963年時，統計顯示為“無”，至1969年時，又才顯示為“725人”。

　　蒙古外交和軍事亦是“一邊倒”， 1933年英國支援沙比提在新疆搞第一次“東突國”，準備讓霍加尼亞孜當“總統”，斯大林知道後，急了，可不能讓英國染指新疆，得加以破壞，立即收買霍加尼亞孜，獨立事敗後，霍向斯大林表示效忠，斯大林令其代罪立功，對其進行支援，其中很多支援事務，就是委派蒙古來做的。僅一次援助，蒙古就派人運來100隻槍，霍的部隊也駐紮在與蒙古緊鄰的地方，以便隨時獲得支應。

　　斯大林不公開吞併蒙古的想法，與沙俄一樣，也是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東西夾擊。1939年，日本關東軍曾在蒙古與“ 偽滿洲國”交界處，與蘇蒙聯軍打了一場“諾門坎戰役”，關東軍慘敗。兩年後，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之際，斯大林與日本簽了個“蘇日中立條約”，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國，雙方都得到了安全保障。 蘇聯對日宣戰，蘇蒙聯軍進入中國內蒙，這個對後來中共解放戰爭中建立內蒙自治區及東北戰局有莫大的幫助。

　　中共建政，中蒙兩黨兩國互稱兄弟，共尊老大哥為首，中蘇兩黨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蘇兩黨交惡後，蒙古肯定跟着實力更強的老大哥，中蒙兩黨突然反目成仇，互相破口大罵，甚至在境內對對方的人大打出手。

　　蒙古科學院外交學者蘇倫扎布笑着回憶，當年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經常寫文章批判中共和中國，痛斥對方是假馬列真流氓，掛馬列羊頭，賣封建帝國主義之貨。國際廣播電台的華語播音員回憶當年印像最深，常出現在新聞稿里的一句話就是：“毛澤東思想在蒙古人民看來，一錢不值”。當時蘇聯在蒙古與中國邊境上沉兵百萬，這促使毛澤東要搞“三線建設”(萬一蘇蒙機械化部隊大舉進入，效法抗日戰爭，將以大西南為根據地抗戰)和“聯美抗蘇”。

　　四五十年代，無論任何人執掌中國政府，蒙古之“獨立”，絕無法逆轉。

　　　外蒙：來之不易去卻勿勿

　　今年蒙古國出版了一套“紀念民族英雄青袞雜卜”的郵票，這位蒙古和托輝特部王子1756年11月在北京被處決。時間過去快三百年，蒙古人還未忘記他。

　　

　　 蒙古國發行的紀念“反清民族英雄青袞雜卜”的郵票。青袞雜卜和阿睦爾撒納的去逝，標誌着大清完成對對全蒙古的征服，中原王朝全面降服游牧民族，這是第一次。(註：全蒙古是指信黃教的大部分蒙古區，伊斯蘭化、突厥化蒙古人統治地區，及遺留在俄羅斯的蒙古地區除外）

　　與青袞雜卜名字緊密聯繫的，是比他晚死一年的英雄人物阿睦爾撒納，1757年9月在托博爾斯克(今俄羅斯西西伯利亞秋明州)病逝。青袞雜卜為喀爾喀蒙古貴族，統轄着唐努烏梁海地區；阿睦爾撒納是衛拉特蒙古最後一位大汗。

　　這兩個悲劇英雄出身於不同的蒙古兩大部族集團，卻像“革命同志”一樣惺惺相惜，互幫互愛，領導蒙古最後的反清運動。然時不待我兮，蒙古內部長期的分裂內耗，致使們軍事鬥爭失敗，抱憾而去，運數最終在大清皇帝一邊，夜不能寐的乾隆皇帝徹底鬆了一口氣。

　　此事有另一重大意義，從努爾哈赤1616年稱汗建國開始，歷經六代帝王約140年，愛星覺羅家族終於完成對全蒙古(指信黃教的大部分蒙古地區，大部分伊斯蘭化、突厥化蒙古人統治地區，及遺留在俄羅斯的蒙古地區除外，如俄羅斯卡爾梅克和布里亞特，印度莫臥爾帝國)的征服，將其納入大清版圖。

　　明末清初，蒙古演變成成三大部族集團：漠西蒙古，即衛拉特蒙古，控制着今中國西北、西藏、中亞部分地區；漠南蒙古，控制着今內蒙、東北部分地區；漠北蒙古，即喀爾喀蒙古，控制着今蒙古國、中國新疆東部、唐努烏梁海地區。

　　滿清入關前，通過聯姻、戰爭等手段，軟硬兼施先勝服了漠南蒙古。清廷原本未刻意去征服漠北漠南蒙古，入關後一心經營中原，鞏固政權。與此同時衛拉特蒙古強大起來，其大汗噶爾丹建立史上最後一個游牧大帝國——準噶爾汗國，在全蒙古尊祟的達賴支持下，欲統一全蒙，建立黃教的大蒙古帝國。

　　漠北蒙古發生內訌，各自向清廷和噶爾丹求援，暴發了“准喀戰爭”，康熙怕禍及漠南，調和兩者之爭，使清廷捲入與準噶爾70年戰爭。清廷在鬥爭中越來越明白“欲安撫諸蒙古，必先平定西藏”，所以又越來越堅定介入西藏事務，最終用兵西藏，確立駐藏大臣制度。其意外的結果是，至乾隆時，蒙疆藏全納入大清版圖，五族歸於一統，奠定近代中國疆域。

　　清朝治理蒙古可說費盡心機，絞盡腦汁，在歷代王朝中，對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之深，經驗之豐富，難有企及。清廷按照降服先後順序、歸順的具體情況、忠誠度和表現，將蒙古劃分為“外藩蒙古”和“內屬蒙古”，這即“內外蒙”名稱的來歷。

　　外藩蒙古又分“內札薩克蒙古”和“外札薩克蒙古”，內札薩克有兵權，直屬理藩院，外札薩克無兵權，受當地將軍、辦事大臣、參贊大臣節制(札薩克是蒙語“執政官”的意思)。內屬蒙古通常不設札薩克，無王公世襲，“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

　　清廷根據“眾建而分其力”原則(即廣泛分封設立而弱其力)，在全蒙推進“盟旗制度”，以替代蒙古原有的汗和台吉(王子)領有大小部落的傳統政治體制；按功勞、忠順程度及此前地位，比照滿洲貴族爵位，對蒙古貴族授以親王、郡王、貝勒等職，姻親關係世代不絕，稱為“北不斷親，南不封王”；嚴禁各盟旗擅自越界游牧和來往，同時限制蒙古人與漢人通婚交往及文化交流。蒙古人先是在文化和宗教上“藏化”，自此以後在政治和服飾上“滿化”。

　　為抵銷西藏達賴對全蒙古的影響，清廷在在漠南蒙古強化“章嘉大活佛”權威，在漠北蒙古強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權威，令其各自領有內外蒙最高宗教事務權。青滾雜卜在喀爾喀發起反清運動，二世哲布尊丹巴家族暗中參與，乾隆勒令，今後的此系活佛不得在喀爾喀轉世，只能從今天四川理塘藏區尋找靈童。

　　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原本有札薩克圖、車臣、土謝圖三大部，雍正年間增封一個“諾音賽顏部”，設烏里雅蘇台將軍，駐紮於今蒙古扎布罕省，負責管理外蒙四部、科布多和唐努烏梁海地區軍政事務；乾隆年間增設庫辦事大臣，監督哲布尊丹巴，同時兼管對俄事務。

　　

　　清廷治理游牧民族雖空前了得，也有諸多建樹，如以前牧區遭天災，游牧民族很容易南侵搶掠財物，形成邊患，清代建立了救助蒙古地區賑災制度，但在這種封閉阻隔的管理體系下，蒙古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受到了嚴重傷害，好多方面實質上發生大倒退。

　　滿清深知宗教的力量，在蒙古地區大力推行黃教，廣建寺廟，給予喇嘛諸多特權，致使男子熱衷出家，有些地區一半男人為僧侶，他們不婚娶不勞作，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和人口繁衍，而他們需要民眾供養，又增加了普通蒙古人的負擔。

　　原本蒙古無固定的土地觀念，劃定牧地，嚴禁越界，使得蒙古人“游”不起來，不出多久，牧場無法承載，草被啃光，造成土地荒漠化，畜牧業倒退，大量牧民破產，所轄地王公經濟收入減少。外蒙哲布尊丹巴1782年有牲畜239萬多頭，1788年降為200多萬頭，1852年降到84萬頭；車臣汗1828年有150多萬頭，到1841年降到120多萬頭。

　　蒙古人原本很重視商業，漠西漠北蒙古都有龐大的商隊，清廷嚴禁蒙古人赴內地貿易，導致蒙古人後來對“市場經濟”一竊不通，而嚴禁漢人赴蒙古地區墾植經商的禁令逐步被突破，蒙古的商業漸被漢商和俄商控制。哪裡有壟斷和管制，哪裡就有腐敗和高額利潤，這種人為的封閉式管制(包括商人得憑證出入)，使蒙古地區特資短缺，物價奇高，買賣利潤可觀，更鼓勵了大量的人突破禁令赴蒙經商(打點好關節即可)。

　　

　　清廷以爵祿牽制王公們的財政，鼓勵他們享樂與布施，以消磨其尚武精神，經濟未增長的同時開銷卻增大，很多王公只得通過向旅蒙商人借巨款，或增加所轄民眾的賦稅。如此積弱、貧窮、愚昧的蒙古，根本無法抵禦有攜更強大軍事經濟文化而來的西方北極熊。

　　清末，隨着危機加深，沙俄滲和透日盛，認識到應該移民實邊，推行“新政”。清廷剝奪了更多外蒙王公的權利，轉而賦予滿漢大臣；此前朝廷為省開支未在蒙古駐大軍，而是用王公地方軍來維持秩序，現改為在加派駐軍隊；招募內地漢人赴蒙古屯墾，土地得從王公們手中撥給。 好多王公襲爵時遭理藩院從中索賄勒索，本就一肚子怨子，這下更加劇了憤懣。

　　1909年，清廷認為十三世達賴與英人勾結，圖謀不軌，下令輯拿，這事嚇着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很多人藉此從旁挑唆。沙俄在日俄戰中敗北後，勢力退出中國東北地區，加緊對蒙古滲透控制。俄國軍人商人階層主張吞併蒙古，知識分子階層主張助蒙古成獨立國家。俄國商人間諜密布庫倫，對大活佛與王公們長期進行收買和策動，向他們灌輸着“民族主義思想”和仇清情緒。

　　1911年8月，以杭達多爾濟親王為首，率團赴聖彼得堡要求沙皇支持獨立。讓外蒙脫離大清，讓唐努烏梁海脫離外蒙，從來就是沙俄的心願(斯大林繼承了沙皇遺志)。正巧兩月後，辛亥革命暴發，大清土崩，國內一片混亂，各省宣告獨立。各王公認為這是絕好機會，在俄國協助下發動兵變，趕走滿漢官員，宣布建立大蒙古國，哲布尊丹巴為皇帝。

　　西部科布多由於是衛拉特蒙古王公控制(衛拉特與喀爾客用世仇)，未聽從獨立號令，“大蒙古國”發兵進攻科布多，稱為“科布多解放戰爭”，攻克此地後，漢商漢人慘遭洗劫殺害。庫倫“頒詔”呼籲內蒙王公響應獨立，加入“大蒙古國”。內蒙大多數王公群起響應，只因章嘉活佛堅決擁護五族共和，要留在中華民國，這才未生巨變。

　　少數內蒙王公不甘心，發起“東蒙獨立”事件，被中國軍隊平息後逃往外蒙求助，外蒙隨即發兵南下，北洋政府同樣調兵遣將發起反擊，將外蒙軍逐了出去。後來外蒙欲再次南征，俄國憂懼刺激日本，將其制止。

　　自此，除了除樹錚短短一年的“光復”之外，中國對外蒙徹底失去控制。

　　一篇假新聞的影響

　　近年互聯網上熱炒的“蒙古討論回歸中國”的假新聞，很多蒙古人知曉此事。蒙古目前有通曉中文的大學生，常逛中文互聯網，將此假新聞翻譯成蒙文後轉貼到蒙古互聯網上，引來無數人跟貼痛斥“中國人”，造成極壞影響。此消息經過無數次網上網下“變形傳播”，造成了不少蒙古老百姓誤以為“中國將來會吞併蒙古”的印象，加劇對中國的防範排斥意識。

　　一位常駐蒙古的中國某機構負責人，他的孩子在當地國際學校讀學，同學都是蒙古國政要名人子弟，他們就對他說：“我們知道的，你們中國對我們有野心”，而他們消息來源，即可追溯到這篇假新聞。

　　研究中蒙經貿關係的蒙古科學院學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這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不利於在蒙古生活的中國人”。偏偏有趣的是，出自中國大陸某一二家媒體的帶有極端情緒的新聞，經常成為蒙古媒體關注並炒作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