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女兒劉愛琴撰寫的《我的父親劉少奇》(修訂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從後代親屬的獨特視角，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劉少奇工作和生活情況。沒有人能比站在偉人身邊的他們更近距離、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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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
    
    　　“文革”伊始，“打倒劉少奇”的運動已蔓延全國，批判、鬥爭我父親的趨勢愈演愈烈，輿論已經形成，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策劃也步步加緊。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接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談話。
    
    　　一見面，毛澤東就問我父親：“平平的腿好了嗎?”(註：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劉家，說劉平平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需要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場簽字。王光美聽信後立即趕去，結果卻被一群清華的造反派抓了起來)。
    
    　　我父親如實回答道：“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個騙局。”
    
    　　然後就轉入了正題。我父親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已不適宜再擔任領導職務，提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對我父親提出的兩點意見，沉思了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就在毛澤東同我父親談話的幾天后，家裡就被強行拆下電話，斷絕了我父親與外界的一切聯繫。
    
    　　事態發展很快急劇惡化，到3月，毛澤東的態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澤東、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把運動中揭發劉少奇歷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並指定由康生負責這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客觀上給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殘害我父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父親從弟弟妹妹買回的小報中看到張春橋等人說我父親曾經吹捧電影《清宮秘史》，還自稱“紅色買辦”。我父親感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信號，背後藏有殺機。3月28日當天就給毛主席寫信，駁斥張春橋等人在電影《清宮秘史》評價問題上的造謠誣衊，以澄清事實真相。
    
    　　可是，這封信不僅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報紙一齊拋出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文章繼續散布我父親讚揚《清宮秘史》的謊言，同時肆意誣陷、攻擊我父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深陷牢獄之災
    
    　　鬥爭愈演愈烈，對我父親的批判、鬥爭也就更加頻繁，各種造謠誣陷的污水傾盆潑來。我父親非常氣憤，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父親已經清楚了，林彪、“四人幫”一定要把他置於死地而後快，也作了最壞的準備，但重大的打擊比父親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殘酷。
    
    　　江青、陳伯達、康生在毛澤東離京後，加緊組織群眾批鬥我父親和鄧小平，並決定同時抄家，批鬥後對我父親和光美媽媽分別“監護”。我父親已有預感，對光美媽媽發出內心深處的堅定信念：“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父親儘管也知道他的抗爭在當時是無用的，但他仍要維護法律的尊嚴。他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罷免我是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
    
    　　8月8日，我父親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當我看到說我的目的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陰謀篡黨篡國’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沒有在黨內組織任何派別，沒有在黨內進行任何非法的組織活動。”信中正式提出：“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免除我黨內黨外的一切職務。”並明確寫道，“我已失去自由。”
    
    　　沒過多長時間，幾個看守又搜查了我父親的房間，命令我父親把皮帶解下來。父親感到這是對他極大的污辱，提出嚴厲的抗議，可幾隻粗壯的手硬把我父親按倒在地，強行抽走他的皮帶。父親趴在床上，氣得渾身顫抖，半天爬不起來。
    
    　　父親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傷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戰爭中留下傷殘，此時一遭扭打舊傷復發，頻頻顫抖，每天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吃飯時飯也送不進嘴裡，弄得滿臉滿身的湯菜飯粒。
    
    　　每天他拖着傷腿被押往食堂吃飯時，短短三十幾米的路程，竟要走50多分鐘，卻沒有一個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親吃的飯菜是很差的，經常是剩飯、餿飯，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復發且加重。父親只剩7顆牙了，但主食經常是硬窩頭，他很難嚼動。
    
    　　最後時光
    
    　　1968年夏天，我父親發高燒，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通知醫生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掉，要讓他活着看到被開除出黨，要留個活靶子。”這才對我父親進行搶救。醫生提出監護、住院治療，被拒絕了;請求摘掉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減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絕了。只是給他留一口氣“接受審判”，這是多麼
    
    　　殘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可是在一段時間內不通知我父親，單單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親70歲生日的那一天，才讓我父親知道。
    
    　　我父親當時氣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心頭的悲憤和非人的折磨留給他的多種疾病一起爆發了——血壓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驟然高達40oC。
    
    　　1969年，林彪戰備第一號命令下達後，將我父親用軍用飛機押送到河南開封，被關押在過去國民黨政權“金城銀行”的金庫。
    
    　　我父親在開封被關押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時45分含冤死去。
    
    　　開封的執行者立即將我父親的遺體抬上一輛嘎司69軍用吉普車。車身容不下我父親那高大的身軀，小腿和腳都露在外面，就這樣被迅速地送到開封城東南的火化場。我父親離開這個世界時沒有通知一個親人為他送行。這就是一個共和國主席的遭遇。
    
     這就是共產黨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