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真相

金小丁

2011.6.6

1. 人口疑案：

      1959－1961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和爭議很大的問題。國內外一些學術文章認為這個數字達到或超過三千萬。2007年我寫了《“餓死三千萬”質 疑》，用簡單的事實和分析說明所有這些文章都有嚴重的矛盾和錯誤，不可信。“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就更沒有根據了。在此之後，又看到有人出書宣揚這種說法， 如楊繼繩的《墓碑》。這些作者都沒有提出新的數據和分析，只是重複引用以前那些錯誤的結論，最多提出一些無法核實的所謂中國政府文件和領導人言論，缺乏嚴 肅性和可信度。如果沒有新的資料和研究，在我看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低於兩千萬的結論是可靠的。

      但是，一個問題始終纏繞着我，揮之不去。所有關於死亡人數的研究都依賴1983年《中國統計年鑑》上發表的一個關鍵數據，即1960年中國總人口減少了整整一千萬。這個數字是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得到的，當時沒有馬上公布，公布後引起很大震動，改變了人們對饑荒嚴重性的看法。可是這個一千萬的整數十分巧合，令人難以相信。而且，《年鑑》同時發表了另一組與此直接矛盾的數字，1960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20.86‰，死亡率為25.43‰，自然增長率為－4.57‰。按59年底中國人口總數六億七千二百萬粗略推算，60年人口減少數應當是三百萬，與一千萬相差七百萬。究竟哪一個數字是真實的？這個問題不解決，這段歷史就是一筆糊塗賬，由此引起的政治爭論也無法取得基本的共識。

      經過對現有資料的分析，我認為，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據不僅違背事實，甚至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

2.一千萬不可能：

      首 先，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千萬這個數字肯定是誇大了。根據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樣調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60年出生的人口 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次增加，顯示64年的普查漏報了人口，所以人口減少一千萬是不準確的。有人會說，出生人口能漏報，死亡人口也能，所以一千萬的結論 仍然有可能。其實，無論怎樣修改死亡人數，也無法讓一千萬的結論合乎情理。根據2000年普查結果，60年出生仍在大陸生活的有14,684,726人。如果這個數字準確，當年出生的人數一定更高，因為這些人在40年裡有的死亡、出國打工、上學和移民。假設實際出生人口是此數的1.1倍，即1615萬人。按照1959年底中國總人口六億七千二百萬推算，出生率為24.04‰。如果當年人口真的減少了一千萬，則死亡人數應該是2615萬，死亡率為38.91‰，遠高於《年鑑》公布的25.43‰。這樣高的死亡率，人們維持生存都很困難，出生率也會降低。可是24.04‰的出生率卻幾乎等於59年的24.78‰，高於61年的18.02‰，而這兩年的死亡率只有14.59‰和14.59‰，顯然很不合理。所以，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說法肯定過高了。

      但是，從這個結論我們無法判斷一千萬的數字高了多少，更不知道這個錯誤是怎樣產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年鑑》公布的數據。

3. 兩組矛盾的數據：

      我們知道，統計得出的總人數與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不相符是正常的。為方便起見，我們把它叫做“數率差”。由於總人口數、出生和死亡人數的統計都有誤差，數率差經常會出現，但不應該太大。而《年鑑》上不僅出現60年的七百萬數率差，類似情況也發生在61年。《年鑑》公布的年底人口數是65859萬，比一年前少348萬。可是，當年人口增長率為正的3.78‰，按此計算人口不僅沒減少，而且增加了約二百五十萬，數率差約六百萬。其實，不僅這兩年，其他年份也有類似現象出現，讀者可以從下面的表格里看到。

      下面的表格包含《年鑑》發表的1950－1983年數據和由此計算出的結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年鑑》公布的歷年底人口數（萬人）和人口增長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的人口數和增長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數，第四列是第三與第一列之差，即數率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為基數，不考慮其他年份的公布人口數，完全按照歷年人口增長率算出的歷年底人口數，最後一列是第五與第一列之差。

1950－1983年人口變化

      從表上第四列我們可以看到，在50－83這34年裡，多數年份的數率差不大，可以用計算誤差來解釋。可是60和61年不僅出現了七百萬和六百萬的最大數率差，而且前後八年裡出現了34年裡七個最大數率差，剩下那一年的數率差也位列第10。尤其巧合的是，60年以前三年，即1957－1959年，數率差全是負數，分別為－366萬、－226萬和－541萬。在60－64的五年裡，數率差都是正數，分別為693萬、598萬、342萬、366萬和585萬。這些反常的數率差恰好在1965年，即人口普查那一年之後突然消失了。這種現象與正常的統計規律不符，不是隨機誤差能解釋的。

      從第四列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反常現象，在68－79的12年裡，數率差全是負數。如果這些數率差的出現真是由於正常的計算誤差的話，他們應該隨機分布，很難出現連續12年誤差偏向同一個方向的現象。 

      現在我們觀察一下第六列的數據，即以50年總人口為基數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總數與《年鑑》公布的人 口數之差。這個數據組也有明顯特徵。從50到60年第六列都是負數，說明按照歷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低於公布的人口數。1961年第五和第一列的數據完全 一樣，即計算的人口數等於公布人口數。在此之後，62到77年第六列都變成了正數，意味着增長率偏高，或者總人口數偏低。但隨着時間推移，這個差距逐年減 少，最後在83年幾乎消失。事實上，第六列與第四列的的結果是相符的，反映的也是人口總數與增長率的矛盾，即數率差。問題是這樣規範的數率差是怎麼來的。下面我們來解釋61年前後兩個階段數率差的來源。

4. 61年以後的數率差：

            我認為，61年以後數率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62－64年的人口數嚴重漏報。從第六列我們看到，64年按增長率算出的總人口數比公布的人口數多1324萬。如果前者是正確的，則64年普查結果大大低估了人口數。這一點可以證明。如我們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數在64年人口普查中被低估了。證據不止這些。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1986發表的《中國人口普查及結果分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在61頁上的圖3－3列出了64年人口普查登記的各年齡組到82年普查時的存活率，該圖如下所示。

      該圖顯示，64年23歲的男性、2歲和4歲的女性到82年的存活率都超過了100％，19、22和24歲男性的存活率幾乎100％。這與我們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口隨着歷次人口普查逐次增加的現象一致。這顯然很荒唐。十八年後怎麼一個沒死反倒冒出這麼多好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了解為什麼人口被低估的關鍵。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與流動人口有關。大饑荒造成不少災區農民逃荒移民。在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記的64年人口普查中，這些人很可能被漏報了。64年19歲至24歲的人在60和61年大約15至21歲，這個年齡的男性即有活動能力又無家庭拖累，饑荒期間外出謀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應該最多。他們在64年以後逐漸回到正常社會，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造成了超高的存活率。

      上述女嬰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逃荒移民攜帶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二是饑荒期間被他人領養的嬰幼兒。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人往往沒有正式登記戶口，不算常駐人口，而在64年普查時被漏報。60－62年出生的嬰兒正遇上糧食最缺乏的時候，被領養的機會較大，又因為重男輕女，女嬰被送人多於男嬰。82年人口普查時，這些人已經回到正常社會，重新被記入人口統計。所以這一年齡組的女性存活率超過100%。

      如果我們的解釋是正確的，這種逃荒移民造成的漏報現象絕不可能僅限於以上兩個年齡組，只是由於我們提到的原因，這兩個組的漏報現象容易暴露而已。我們目前沒有60－64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準確數字，但可以從一些間接資料來推測其規模。據中國民政部出版的《中國災情報告》，正常年景的55年流動人口有52萬，主要是逃荒要飯的。64年普查時由饑荒造成的流動人口有173萬。61年被送人或賣掉的子女人數為67萬。人口流動方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區。按照政府公布的數字（見Banister《中國變化中的人口》302－303頁表9－2)，1957－64年內蒙古人口淨增313萬，年增長率4.5%，吉林省淨增312萬，年增長率3.4%,黑龍江淨增527萬，年增長率4.7%,新疆淨增163萬，年增長率3.9%。按照《年鑑》的數據，全國人口在同時期由64653萬增加到70499萬，年增長率不到1.3%。可見上述地區接收了不少移民。

      這種移民漏報現象不會僅出現於64年，在60－63年都可能出現，但60和61年的規模應該不大。逃荒人口被漏報的時間應該比他們離家出走稍晚一些，中間有一個滯後期。他們的 原籍戶口一般不會在出走時馬上被取消，因為他們當時不可能有長期打算，明確放棄原籍戶口，事實上很多人不久又回到原籍。只有當他們離開原籍較長時間、在外 地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以後，原居住地才會把他們除名。定居之後很多人會返回原籍接走親屬，這些家屬的原籍戶口可能會被立即取消，但這也發生在逃荒者離家一段 時間以後。照此分析，我們可以解釋62－64年的數率差，即移民脫離戶籍系統造成的人口總數暫時性“減少”。

      表上第四列顯示，62－63年期間的數率差逐年增加，這並非意味逃荒人口逐年增加，而是滯後效應的結果。我們前面提到，數率差在64年達到585萬的最高值之後忽然消失。這是因為64年人口普查時各級政府對戶籍進行清理，消除了許多移民在原籍的戶口。所以這一年裡從戶籍統計上暫時消失的人口最多，造成了數率差的高峰。而在普查之後，保留原籍的移民所剩無幾，也就不再出現大量人口暫時消失的現象了。因此，64年以後的數率差突然下降，回復到57年以前可以用統計誤差解釋的狀況。

      這樣，我們不僅可以解釋62－64年的數率差，還可以解釋68－79年數率差連續12年負數的現象。64年以後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逃荒移民在新的居住地開始正常生活、工作和上學，戶口問題逐步解決。隨着被漏報的人口逐漸回到統計系統之內，這些“復活者”在不增加出生率的情況下使人口總數增加。所以，在68－79這12年裡，數率差連續出現負數，說明總人口數虛報了人口增長。同時，按照歷年增長率算出的人口總數與公布人口數的差距縮小，使第六列的絕對數值降到計算誤差允許的範圍，在83年幾乎消失。

      當然，在此期間，其他因素也會影響數率差的變化。比如，70和71兩年第四列上的數率差出現較大負數。此前不久，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和戰備疏散等造成大規模人口流動。有些人不願失去城市戶口，所以出現一人兩戶的現象，使得總人口虛增。這可能是這兩年數率差出現較大負數的原因。

      總之，61年以後數率差的變化可以用逃荒移民等因素合理地解釋。剩餘部分基本上屬於正常統計誤差。下面我們探討61年以前的數率差。

5. 61年以前的數率差：

      我們從表上第四列看到，57年以前的數率差很小，可以用統計誤差來解釋。需要探討的是在57－61年這段時間，包括三年困難時期。這段時間數率差的特點是三年負數兩年正數，數值很大，正負大體相抵。如果這段時期的增長率基本上正確，《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就是錯的，包括60和61年人口減少1348萬的結論。如果沒有特定的原因，這樣有規律的錯誤很難用計算誤差來解釋。反之亦然，如果總人口數正確，增長率就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也難以用誤差來解釋。

      我們前面討論的逃荒移民不能合理解釋57－61年的數率差。首先是數量太大。60和61年的數率差之和與62－64年基本相等，如果都是逃荒移民造成的，則這些人的總數高達2584萬，不太可能。其次是時間不對。雖然逃荒現象在60和61年已經出現，逃荒者的原籍戶口不會馬上取消，而應該如我們前面說的，有一個滯後期。第三，第四列的數字表明57－59三年的數率差總數與60－61兩年接近，正負值相反，大致相互抵消，似乎二者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第四，從表上的第六列我們可以看到，61年底《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和按照歷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相等。這種現象的一個合理解釋是，在此之前的數率差與在此之後由於逃荒移民造成的數率差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很可能出於不同的原因。

      那麼，57－61年這段時期的數率差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難找到一個自然發生的原因。也許有人會說，57－59年不 少農民進城做工，保留了兩地戶口，造成人口數虛增，60和61年這些人回鄉務農，城市戶口沒有了，造成人口數“減少”。這個說法很難成立。農民進城時心甘 情願，不會貪戀原籍戶口。後來由城鎮返鄉的人口只有一千多萬，而60和61年的數率差高達一千三百萬，如果前者導致後者，大多數返鄉者都“丟失”了戶口， 這很不現實。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說法來解釋57－61年這段時期規模很大而且很有規律的數率差。因此，無法迴避一個可能是，有人對數據做了修 改。

      對這個可能性的懷疑從《年鑑》公布之日起就存在。西方學者認為，一千萬整數出現的概率很小，因而有被人修改的嫌疑。如果數據被改動了，他們認為肯定是中國政府壓縮數字。國內的右翼人士普遍贊同這種說法。新的人口普查結果出來以後，左派人士認為一千萬被高估了，但鮮有造假之說。這個疑問其實不難解決，可以公布當年各 省人口數字，讓人們驗證其真實性和是否與一千萬的數字相符。我們迄今沒有看到這些資料。可能性有兩種，一是政府不願意公布。這很令人費解，一千萬的數字已 經公開了，各省數字保密有什麼用呢？為了省領導的面子？他們大多死了，活着的也沒有影響力。也許各省的人口數據與一千萬不符，所以不能公布。第二個可能性 是政府沒有原始數據。這也不合常理，為什麼要銷毀數據？難道有人改動了數據，要消滅證據？因此，兩種假設都讓人懷疑一千萬數字有人為製造的可能。

      如果數據被改動，只能是普查領導而非專業人員所為。專業人員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這樣做，只有領導可能有動機，也有能力。但是，他們缺乏專業知識，不了解多大的數率差是合理的，所以才會出現明顯的矛盾。可見，改動數據沒有得到專業人員的充分配合，否則他們會使數率差減少到合理的程度。那麼，為什麼迄今沒有人揭露呢？知情者可能很少，普查結果20年後才發表，專業人員可能不知情。即使知情者發現了問題，80年代的政治風向也不利於揭露真相。文革後多數幹部和知識分子痛恨大躍進，說出反面意見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覺悟。

      我們現在來分析被改動的是人口總數還是增長率。兩種可能都存在，而改動人口總數比改動增長率要容易一些。以60年為例，假設增長率正確，人口總數的七百萬誤差約占人口總數的1%，尚有可能歸咎於統計誤差。反之，假設人口總數是正確的，增長率造成的七百萬誤差只能來自低報的死亡人數和虛報的出生人數。無論我們怎樣在這二者之間分配這七百萬，都意味着驚人的瞞報死亡率或謊報出生率。這麼顯著的錯誤很難歸咎於統計誤差，也很容易被發現。另外，這兩種造假所起的作用和採用的形式也應當有所區別。

      首先讓我們考慮增長率造假。在這種情況下，造假者的目的是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但 這種改法不太合理，人口減少數引人注目，放着一千萬的數字不改而只改增長率，並不能有效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另外，即使我們假設有人這樣做，提高了60和 61年的增長率，也沒有必要改動其他年份的增長率。因此，57－59年的數率差應該正常，不會很顯著。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這三年的數率差之和為 1133萬。所以，有人改動人口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假設很難成立。

      我們再來分析另一個假設，即60和61年的人口減少1348萬是人為製造的。 在62－64年人口總數偏低的情況下，要使60和61年人口數出現驟減的現象，需要大大提高59年底的人口數。但這樣一改，會造成59年人口驟然增長，而 該年已進入困難時期，人口不可能增長太多。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必須提高58年底的人口總數。同樣，為了不使58年的人口增加太多，57年底的人口總數也得 提高。這樣一來，60和61年人口的額外減少就得分攤到57－59年的人口增量上，使這三年的人口數高於增長率給出的結果。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60年以前三年，數率差分別為負的366萬、226萬和541萬，其總和與60和61年需要減少的1348萬接近。因此，人口總數被改動的假設與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吻合。如果如此，則60和61年的人口劇減是用移山填海的辦法，把這兩年的部分人口數挪到前三年來實現的。

      毋庸置疑，以上結論儘管與數據相符，仍然令人難以相信。人們肯定會問：中國政府官員為什麼要人為減少60和61年的人口數？為什麼恰恰減少一千萬和348萬？下面我們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6. 一千萬的來歷：

      如果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人為製造的，我們需要解釋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64年人口普查的負責人是誰。沒有直接領導的支持，改動人口數字是不可能的。普查領導小組的組長是楊尚昆。巧合的是，正是他有理由選擇一千萬這個數字。根據網上傳播的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曾經到北京當面向楊尚昆匯報，說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間減少了一千萬。楊尚昆問他這個數字是怎麼得到的，廖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事實上，廖的說法不符合事實，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與我們的問題相關的是，楊尚昆顯然完全相信了廖的說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寫道：‘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既然楊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減少一千萬，他也應該相信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而不相信政府部門的統計數據。這在他與廖伯康的談話中明顯流露出來，即懷疑地方政府瞞報死亡數字。

      同時，根據廖伯康的文章介紹，他還告訴楊尚昆，1961年僅四川涪陵一個地區就餓死了二百萬人。一個地區如此，四川省肯定更多，全國餓死人的程度不會比60年相差太遠，人口減少數肯定大大超過兩百萬。所以，楊尚昆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和61年人口減少兩百萬以上的數據，因為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實”。

      我們再設想一下相反的結果，即一千萬數字不是人為製造的。那麼，首先，統計的人口減少數的確是整整一千萬，這是一個巧合。其次，這個整數又恰好非常接近廖伯康告訴楊尚昆的四川人口減少數，這又是一個巧合。第三，前後五年的人口統計出現巨大而又很有規律的數率差，還是巧合。三個很小的可能性同時出現，這樣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這是一個可信度很低的假設。按照我們數據被改動的說法，這三個現象都可以解釋，沒有一個是巧合。所以，兩種可能性當中，一千萬人為製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合理得多。

      在 此我沒有譴責楊尚昆數據造假的意思。我認為，他相信改動以後的數字才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政府的統計數字本身是錯誤的，大大壓低了死亡人數。這種對一種錯 誤傾向矯枉過正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他絕沒想造假，誣衊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即使如此，他的做法顯然打破了常規，讓人難以理解。所以，要得到我們的結 論，還需要對幾個疑難問題作出回答。

7. 幾個疑問的解答：

      首先，假如楊尚昆修改了統計數字，他應該沒有意識到修改後的數率差如此明顯，至少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否則他會改動60年－4.57‰的增長率。這個假設可以驗證。根據網上材料，楊尚昆在96－97年間曾向周圍工作人員談到64年的人口普查。他說：“在普查中發現，1960年底全國人口為6.6207億人，比1959年底減少約1000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57‰”。可見，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減少一千萬與增長率－4.57‰之間的矛盾，至少沒有意識到這個矛盾對數據可靠性的挑戰。這與我們分析的結論是吻合的。

      其次，為什麼楊尚昆不直接向中央匯報廖伯康報告的情況，而要採取改動數字的非正常手段？可能他認為這不會引起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否則他應該不至於捨近求遠。這一點也可以從他以上的談話中得到間接的證實。他說：“人口普查各項數據匯總後，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淡淡一笑說，我從來不相信你們的那些統計數字”。從楊尚昆這段陳述里，看不出他當時感到特別的沮喪，似乎有點意料之中的意思。既然毛澤東連人口普查的結果都不相信，當然更不會相信廖伯康那根據不足的驚人之論了。如果楊尚昆對此預料在先，自然有可能放棄匯報，而鋌而走險採用更有“說服力”的辦法。

      第三個問題是，楊尚昆打破常規的做法對自己有相當大的風險。這與他的為人是否相符呢？我們無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發現楊尚昆在此之前做過風險更大更加違規的事，也就間接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樣的事確實存在，就是導致楊尚昆文 革中挨整的竊聽器事件。此事廣為人知，我們無須詳述。根據文革以後為楊尚昆辯護的文章介紹，1961年毛澤東無意中發現自己乘坐的火車車廂里隱藏着錄音 機，非常生氣，認為有人對他搞竊聽活動。其實，楊尚昆等人安排錄音的目的是要全面記錄毛的指示，是經過中央討論的。只是因為有些領導人對錄音機不習慣，工 作人員就把錄音機放在看不見的地方，又由於工作疏忽沒有把錄音的事告訴毛澤東本人，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這 種說法明顯違反事實。沒有人會同意別人偷偷錄下他的非正式談話。毛澤東在59年已經明確批評有人沒獲他的允許就私下錄音，儘管是會議上的談話，相關人士還 作了正式檢討。在沒有通知對方的情況下，在其生活場所經常性地對他人的非正式談話錄音，當然是竊聽，這在西方和中國都是一樣的。記錄會議講話的錄音機都有 明確的時間限制，不可能長時間運做來記錄平時的談話內容。竊聽和公開錄音時把錄音機藏起來完全是兩碼事。以楊的才智連這點都分不清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搞竊聽，恐怕不會100%出於敬意。這件事一旦被追究起來，楊很難找到辯解的理由。相比之下，改動人口數字容易解釋。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匯報，證明自己相信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有根據的，改動數字是為了真實地反映現實，糾正下面官員掩蓋真相的錯誤。因此，改動人口數字的風險低於安放竊聽器。而且，竊聽器事件61年被發現，毛澤東發了一陣脾氣以後，並沒有對楊嚴厲處罰。所以，他承擔風險的勇氣在64年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改動人口數字是可能的。

      第四個問題是，楊尚昆雖是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未必能一手遮天，改動人口數字這樣的大動作很難瞞住副組長們，如果他們不同意，楊尚昆想干也幹不成。所以，如果數字確實被修改了，副組長們有可能參與，至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我們的結論很難成立。所以，我們需要分析一下普查領導小組的兩位副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和國務院副秘書長周榮鑫。如果他們贊成修改數字，肯定相信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必然認為各級政府掩蓋饑荒真相。他們一定對黨內的左傾路線十分反感，在以後的政治風波中，堅定地站在右翼一方，成為左翼的打擊目標。事實與此完全相符。

      徐子榮是當年中央派到河南信陽專區調查餓死人事件的領隊，他又是河南人，對此事件印象極其深刻。後來，他被捲入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關押在他自己規劃設計的秦城監獄，67年在獄中含冤去世。根據他的秘書邢俊生2007年寫的紀念文章，徐在獄中“絕食抗爭”。周榮鑫在文革中也很出名，因為江青在公開講話中說他是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聯動)的後台。1975鄧小平復出整頓時，身為教育部長的周榮鑫與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鄧後周被整肅，1976年在4.5天安門事件後不久不幸去世。他們兩人的政治立場與楊尚昆很接近，可能支持改動人口數字。

      另外，從普查領導小組成員的政治立場來看，他們顯然不可能故意掩蓋餓死人的真相，把60年人口減少的數字壓縮為一千萬，也不可能人為地提高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這個結論支持我們前面分析的結果。

      改動人口普查結果這件事並不證明楊尚昆等人要篡黨奪取，只說明在文革以前，共產黨高層已經失去互信，不同派別之間的縱橫捭闔已經開始。我們在這裡不是要討論誰對誰錯的問題。即使同樣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只要人們接受的信息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自然會有鬥爭。我們這裡要說的是，楊尚昆等人當時可能參與了這些鬥爭，而且勇於擔當個人風險，打破常規。所以，修改人口數字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年鑑》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是比較可靠的，由此計算的歷年人口總數，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鑑》公布的人口數更接近現實。根據《年鑑》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為18.09‰，接近1950－1952三年過渡時期的水平，其中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25.43‰)大致相當於國民黨統治的和平時期“黃金十年”里富裕省份所達到的最優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