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英文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自傳體小說

A Single Tear （一滴淚），於一九九三年初在紐約出版，同年六月英國版在倫敦發行，稍後日韓瑞典文版相繼在東京漢城斯德哥爾摩問世，多年來眾多親友一再敦促我為世界各地的華人讀者撰寫一個中文本盛情可感，但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未能應命深感歉疚。
　　一九八六年春我在英國劍橋大學作客期間，應主人之囑寫了一篇自傳性長文，從半步橋到劍橋在劍橋評論上發表，在這篇文章里我簡略地歸納了我的坎坷平生，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難，又虛度短暫的餘年，這是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為了不辜負苦難餘生，不辜負千千萬萬同命運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們一家三代人在中國大陸數十年的親身經歷，忠實地記錄下來，其中的悲歡離合和眾多知識分子家庭大同小異，滄海一淚而已，只不過我們的故事涵蓋了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時期。這樣一部紀實作品儘管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不僅可為當代中國生活提供獨特的見證，而且對於以悲憫情懷理解人和歷史或有所裨益。
　　本書英文原版問世後，英美和其它英語國家的媒體發表了不少評論，日、韓、瑞典、法國、哥倫比亞等國和香港、台灣的報刊也有專文評介，在中國大陸北京的《英語世界》獨家刊載了片段摘錄，並發表了編者按。《讀書》等書刊也有所評論，中外各家評論褒貶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本是健康的文學評論的正常情況。無論是褒是貶，本書作者都受益匪淺，至於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書坑儒的法寶，那就超出文學評論的範疇，又當別論。
　　全書由我一人執筆，其中有幾章是根據怡楷多年來口述整理英文。原著於一九九一年在母校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駐訪時完成，寫作過程中全憑記憶，又不可能有日記之類資料可供查考，加以年堙日久，記憶日益衰退，不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差錯，在中文版中盡力加以修正不足之處，請予海涵。
　　巫寧坤
　　二○○一年於美國維州獵人森林客中
　　一 滴 淚
　　巫寧坤 著
　　目次
　　前言
　　獻詞
　　第一章 遊子還鄉 1951-52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55
　　第三章 百花與毒草1956-58
　　第四章 半步橋1958
　　第五章 生於憂患1958
　　第六章 風雪北大荒1958-60
　　第七章 株連1958-60
　　第八章 餓 莩1960-61
　　第九章 探監1961
　　第十章 暫回人間 1961-66
　　第十一章 牛棚內外1966-68
　　第十二章 紅與黑1968-70
　　第十三章 再教育1969-70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1970-73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1973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1974-78
　　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1979-80
　　尾聲 生者與死者
　　獻詞
　　先岳母李王慈蔭的一生是愛和受難的化身
　　我從她的身教言教懂得了愛和受難的意蘊
　　謹以這部小書紀念這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
　　第一章 遊子還鄉 1951-52
　　一
　　1943年10月，在昆明度過二十三歲的生日後不久，我搭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前往印度。下旬在孟買登上美國陸軍運輸艦喬治華盛頓號，取道好望角前往美國。一艘運兵船沒有武裝沒有軍艦護航，冒着隨時會被德國潛艇擊沉的風險，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後，終於駛入紐約港。我從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紛紛揚揚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巋然高聳入雲。儼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吶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化身。十年前國難當頭，我在揚州中學的英文課上第一次聽到這個激動人心的呼號，不禁熱血沸騰。在當前人類反抗法西斯的偉大鬥爭中，我又聽到羅斯福總統激勵世界人民為爭取四大自由而奮戰。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我就中斷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的學習，志願為飛虎隊擔任譯員。現在又飄洋過海為一批來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人員擔任譯員。我很高興自己能在這場偉大鬥爭中，略盡棉薄。可再也沒料到爭取四大自由的鬥爭竟然會決定我今後的生活歷程。
　　這批飛行人員結業不久，戰爭就結束了。我輟學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學繼續攻讀英美文學。1946年9月秋季學期開學時我成為美國印第安納州小小的曼徹斯特學院唯一的外國學生，學校的生活幾乎是清教徒式的。與軍營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聖經和莎士比亞則使我對人類的崇高理想感到無限嚮往。言簡意賅的校訓信仰學識服務，則成為我追求知識為祖國服務的指南。兩年後我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
　　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裡深造，校園裡濃厚的學術氣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學派文學理論，又為我提供了文學研究的金鑰匙。前後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從這所著名的學府獲得博士學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開始寫博士論文，托.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我的指導老師是傑出的羅斯克萊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圖書館的書庫里埋頭苦讀，夢想着攀登學術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讀之前，便傳來國共內戰烽火復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難以平靜。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正在進行一場殊死的大決戰。
　　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我是在國難和內戰的陰影下成長的，渴望出現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現在一個新時代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着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雖然我對國共鬥爭知之甚少，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竅不通。我卻從來沒懷疑過，我遲早要回國用我的專長為一個新中國服務。不過我還有博士論文要寫，大可不必着急。
　　哪裡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我去接替一位由於朝鮮戰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在隨後的幾天裡，我翻來復去考慮其中得失，也和朋友們商量。有人祝賀我在新中國首都一所著名教會大學獲得教職，前程似錦。我放棄在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也有人懷疑新政權是否會因為我曾在國民黨政府空軍工作過，而找我麻煩。我認為那不合乎情理，因為我是在國共聯合抗日時期志願參加抗戰的。其實我心裡也沒把握，可是一別七八年，我對故土的懷念與日俱增。那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牽掛才要回去，我的雙親早已過世。我沒有結婚也沒訂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個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沒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憶可去追尋。先母飽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經失常，後來在我八歲那年自縊身亡。先父兩耳板聾，從來沒親近過我。後來當我遠在昆明上聯大一年級時，他在家鄉死在日寇手裡。可是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卻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兩年裡，我受到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我已成為進步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分子，從而開始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眼下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美共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裡到處搜羅進步書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幾個裝滿了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我訂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國際公寓同房間的美國同學比爾·伯頓和安·賴特訂在6月29日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婚禮非要我當伴郎不可。我只得推遲起程了。婚禮過後，我獨自遊覽了大峽谷，然後前往舊金山。在伯頓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頓夫婦和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一起來幫我整頓行裝。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親自來前門火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回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系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里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蘿蕤為我雇了一輛古色古香的馬車，車頂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
　　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絳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制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感到仿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着。一眼望去只見園內樹木成蔭，掩映着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里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系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着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着眉頭，走起路來弓着背，仿佛背負着什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里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
　　後來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的西式小樓上層，樓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興華比我還小一歲，身材瘦長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面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流傳的中國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二八，而主編在編者按里卻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詩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面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里有個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爐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無不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周末陸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利用上課前的幾天時間，忙裡偷閒趕到市內去看望一些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和老師。當年朝夕過從談詩論文的幾個同學竟都在市內工作趙全章在北大外語系任教。詩人杜運燮在新華社搞英文翻譯。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聯編說說唱唱。久別重逢自然不亦樂乎，他們顯然心情舒暢意氣風發，讓我感到欣慰。在老師中，我最惦念的是沈從文先生。我雖然沒上過他的課，但從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難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聽到他遭逢不幸的傳說，我懷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去看望沈公和師母。他們住的幾間小平房和當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不過當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這長安居雖在盛夏卻蕭瑟如三秋先生和師母依然談笑自若，問長問短。言談之中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艾。我從未忘過他那獨特的聲音。如今時隔十年重新面對着他的童顏傾聽他那平靜如流水行雲的聲音，聽他含笑說到門可羅雀真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位門生故舊遍天下的大師，難道在新中國從此就只能這樣塵封土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