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親分乘兩部三輪車，穿過這座工商業大城市骯髒雜亂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開大學。離開燕園前，負責人事調動的幹部告訴我：南開會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報到之後，我被分配到位。於毗鄰的天津大學校園內一溜新蓋的平房兩間小屋水泥地面門牌是南臨八號。我和母親各占一間，我的臥室兼作書房客廳；她的臥室兼作餐廳。當天老人家就在新買的小煤球爐上，做起飯來了。
　　我被分配教三門課：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選讀。中譯英教材供應成問題。我到圖書館塵封的書庫里尋尋覓覓，找到十幾本老掉了牙的美國出版的英國文學史導論，勉強可供四學生人手一冊。至於英三的選讀課學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說自由之路。因為圖書館恰好有幾十本蘇聯翻印的書。英四的翻譯課作業我只得用從當前報刊上選來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並無怨言因為我是唯一年紀在四十歲以下的教授。雖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卻十分樂於滿足青年學生求知的渴望。因為我也曾和他們一樣如饑似渴地追求知識和真理。在文學史課上，我丟掉了一年前從考德威爾那裡剽竊來的馬克思主義裝潢，集中講授英國文學。從喬叟和莎士比亞到狄更斯和薩克利的人文主義傳統標榜密爾頓和拜倫作為普羅米修斯式的為爭取自由獻身的戰士。看到有些學生受到我的熱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講授自由之路時，我應用亞里斯多德學派的結構分析法論證這本小說是一部宣傳品而不是藝術作品。但並不對它作出價值判斷。可是我引述了魯迅的名言：所有文學都是宣傳，但並非所有宣傳都是藝術。從而間接地對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欽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確與否決定文藝作品的優劣的教條提出質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給學生至少一種客觀地研讀文學作品的途徑，引導他們進行獨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經進入新中國文藝理論的禁區了。
　　除了要面對無形又無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壓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無味的。物質條件差，我倒不太計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溫暖性靈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緊緊地抱成一團。在他們中間，我感到格格不入。他們每人教一門已經教過多年的課，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聾面容枯槁，一有機會就要大唱黨的讚歌。因為他根本不上課，而偉大的黨卻准許他保留鐵飯碗。他們恪守古老的明訓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語教授中，唯一在國外學習過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歲了，還是單身。她出生在美國，父母是廣東移民。國內也沒什麼親人。三十多年前大學一畢業，她就懷着滿腔熱情飄洋過海來為祖國效力了。儘管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她講的漢語還是遠不如她的英語。她的宿舍是一棟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廳。門口有一堵半塌的圍牆，仿佛把她和周圍的同
胞隔開。她喝咖啡、彈鋼琴，愛上市內唯一的西餐館。對表面客氣的同事們的非議，懵然不覺。每逢上午一連上兩三節課後，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豎鋼琴像主人一樣久經風霜占了小半間屋子，有時候應我的請求她會為我彈一兩支諸如蕭邦的序曲之類熟悉的樂曲。我們倆用英
語交談，談各自的生活經歷，談文學，談音樂，談那些跟她特別親近的學生。可是我們從來不談政治，因為司徒教授奇蹟般地和周圍發生的政治事件絕緣。她也不看報紙，雖然我和她都同樣被目為異己，她的處境可比我強，因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還無法超脫 。
　　第二年情況有所好轉，當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的同學詩人查良錚和夫人周與良芝大植物學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慫恿下，他們夫婦都接受了南開的聘請，分別到外語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時李天生是我在燕京教過的一個男生，也經我推薦被調來任英語助教。他們一來，我的孤獨生活有了緩解。我們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隨時可以互相串門兒聊天。
為了調劑單調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飲放言無忌。良錚常領我們一道騎自行車去逛舊城的南市，欣賞與當前政治宣傳無關的民間藝人表演。是他當年上南開中學時的舊遊之地。
　　良錚在大學時代就以寫新詩聞名，回國後卻停止創作。教學之餘，他集中精力從事文學翻譯。他的專業是英語，但也精通俄羅斯語言文學。為了介紹蘇聯的先進文藝理論，他首先趕譯了一部蘇聯出版的文學概論。出版之後立即風行全國，成為大學文藝理論課的基本教材。然後一本接一本翻譯普希金的詩作。
　　我自己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我從芝加哥帶回來的莎士比亞。在蘇聯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蘇聯的莎士比亞專家。莎劇演出在蘇聯如此風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譯了巴金推薦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兩位加拿大人，這位國際友人捨身忘死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獻身的精神令我感動不已，也鼓舞我繼續為新中國效力。 生活中最頭痛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周兩三個下午。規定的學習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仿佛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大兵。接着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錯誤，提高覺悟。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都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輕的男教師，每周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大多數人忙於記筆記，也有些人顯得無聊不停地抽煙或是乾脆打磕睡。我從不記筆記，煙又薰得我無法入睡。有一次我隨便對年長的同事們說：這簡直是對教授先生們智能的侮辱，裝模作樣記筆記還不如打磕睡。有人聽了一笑了之，有人悶聲不響，也有人在背後甚至當面說我思想落後。我越來越公開地對缺少思想言論自由表示不滿，只有良錚和天生與我有同感。我發覺有些教師跟我越來越疏遠了，他們的冷淡我並不太在乎。讓我憂心的是他們在權勢面前卑恭屈膝，對學生的影響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對系領導成員提了意見，不知道老虎是從來不怕初生之犢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時到系裡去參加政治學習，以為無非是老一套的聽文件加上輪流發言。我並不晚，可沒想到會議桌兩邊已坐得滿滿的二十來名英俄語老師全到了。會議室卻鴉雀無聲，長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專用的藤椅上，身後牆上高掛着無所不在的毛主席標準像。李主任身材矮小，頭髮花白，小眼睛顯得比平時更加冷漠。我在長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對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來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錯誤。受到突然襲擊，我成了一頭走投無路的初生牛犢。若是我有一點牛勁，我或許挺身而起退出會場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實際上我無能為力，只有呆呆地癱在椅子上接受幫助。楊教授帶頭幫助我，他是英語教研室主任，五十來歲瘦削的面孔，光禿禿的腦袋。他平常說話斯文，頗有長者風度。此刻卻一反常態，一開口就大喊大叫，巫寧坤先生是以愛國知識分子聞名的，因為他不到三年前，從美國回來。但是他的言論和行動，證明他名不副實。所有愛國知識分子無不熱切希望進行思想改造，而他卻說思想改造是洗腦。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國主義捏造的反動讕言。他認為政治學習是對教授們智能的侮辱。他譏笑集體朗讀人民日報社論和其它黨的文件，只適用於目不識丁的大兵。他諷刺教師馬列主義夜大學是一場鬧劇。他誇口說自己從不記筆記。又嘲笑記筆記的同志是裝模作樣。他親口對我說裝模作樣，不如打瞌睡。他經常埋怨他所謂的缺乏言論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麼樣的言論自由。高教授由於耳聾不能授課，黨卻准許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對黨由衷的感激黨的關懷備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們大家都深受感動。而巫某卻在背後誹謗他是一個用靈魂換取鐵飯碗的馬屁精。他的政治觀點和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大不一樣，這不是很明白嗎。我不給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過他確實影響很壞，不僅在外語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惱火，這位仁兄我對他英國文學方面的素養很讚賞。在和我交談中，他也經常表示認同我的政治觀點。現在卻搖身一變乾落井下石的勾當。有人對我說過，他有怨氣，因為我失言挑剔過他翻譯的文稿。但我做夢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為了一點瑣碎的個人恩怨，竟會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產政治的名義大泄私憤。其它同事接着發言，揭出一些我這沒遮攔的嘴巴隨便說過的話，作為罪證。四十來歲開始禿頂的李秘書是李楊二教授的門生。他首先批判我對他的兩位恩師有失尊敬。接着憤怒譴責我對斯大林大逆不道，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陣營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後，南開大學全體師生懷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隊前往蘇聯總領事館哀悼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損失，只有巫寧坤一個人非常勉強地參加了隊伍而且毫無悲痛的表現。連我在教學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譴責為表現自己損害同仁。有人說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也有人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司徒良錚和天生沒有參加大合唱。我沒有權利為自己辯護。最後系主任做總結：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願拋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虛心接受同志們的善意批評。懸崖勒馬、我不知道那些批評有多少出於善意。因為以後那些先生們就更加和我疏遠了，連司徒教授也不再請我喝咖啡了。我也沒去猜測懸崖那邊是什麼，我對那些先生們落井下石感到氣憤。我更氣憤的是我本人在與他們交往中，那麼天真幼稚良錚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裡。
    儘管我在南開的生活很不稱心，我和學生的交往還是很開心的。下課以後，學生往往三三兩兩到家裡來談談學習中的心得和問題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課堂上，我只顧講課和寫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異的男女學生。他們在我小屋子裡和我面對面交談時，我可以從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點。和他們交朋友第一個冬天的一個下午，三年級班上一個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兩個同班男生來串門兒。男生叫她假小子，還說其實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們三人都放聲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見到怡楷，她面如滿月，不時發出孩子般爽朗的笑聲。莫名其妙地這次來訪，在我生活里打開了新的一頁。客人一走，我就決意進一步認識這個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車到市內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層小樓，我這個不速之客的光臨驚動了全家。怡楷羞得兩頰通紅。先把我介紹給她母親，又逐一介紹給她四個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顯然對這位老師自動來訪，感到高興。我們全都給逗笑了，當她的一個小侄子飛奔上樓，一路用最大的嗓門喊着：老姑的老師來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長大衣，真叫滑稽啊！我的樣子確實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藍色的大衣，那是我在舊金山上船回國前夕，從舊貨店裡買的。可是怡楷和她家裡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漸漸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個與社會主義大家庭迥然不同的傳統大家庭的溫暖。怡楷四歲喪父，他在世時，自己開幾家工廠用來抵制日本的經濟侵略。由於過分勞累患高血壓和心臟病久治不愈終於在盛年去世。他死後留下八個未成年的孩子，由遺孀一人撫養。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個子女拉扯大了，而且還讓他們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雙小腳顫巍巍地在家裡走來走去，不聲不響地忙着幹家務活。我不禁對這位沒上過學，弱不禁風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氣肅燃起敬。我幼年喪母，真羨慕怡楷有這樣一位母親，用無私忘我的慈愛孕育八個子女。沒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區分善與惡對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現出天生的悲憫。在我眼中她是傳統的賢妻良母的典範偉大母愛的化身。
　　怡楷是八個孩子中最小的，從小在慈母和七個哥哥姐姐的庇蔭之下成長。家裡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還不成問題。她知足常樂，她以為日子過得好，不受窮不恐懼是理所當然的。像個假小子般的活躍，她自行車騎得飛快，是女排的健將。冬天愛溜冰是她教會我騎車後來我倆就能一道騎車出遊了。我從來不會打排球，也不會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雖然比我小十一歲，她從來沒感到兩人之間有代差。春天一到，我倆就開始約會了。她的品味很簡單她厭惡虛榮和鋪張浪費。我倆常騎車上公園，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館子或點心鋪吃點東西。她那天生的樸實和天真無邪滌盪了那毒化我心靈的怨憤。和她在一起時，我就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
    怡楷進入我的生命時，我正在一個險惡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悶。她是在十五歲上中學時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後，雖然憲法規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學生上教堂仍然受到當局的白眼。她繼續不聲不響地上教堂望彌撒。她從不宣揚她的信仰，從不和人爭論。我深為這個姑娘性格的堅強所感動。不知不覺之間。我好像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愛心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她母親和哥哥姐姐，以為怡楷和我會在她大學畢業後結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樣，我倆談話中從來沒提到過什麼求婚訂婚，更別提什麼戒指和婚禮了。我倆直截了當地決定學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結婚。
　　由於我不是教友，我倆的婚姻獲得天津主教的寬免，但並未舉行教會的婚配聖事禮儀。八日一早我倆騎車先去她喜愛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禱的時候，我坐在她身後一個座位上。然後去天津西開大教堂;請本堂劉神甫主持宗教儀式。隨後在一個家庭食堂與我母親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飯就算我倆的婚宴。飯後回到怡楷家接受親人的祝賀。當天傍晚乘火車前往青島度蜜月。我倆從來沒為前途如何操過心。到了景色如畫的青島，我倆滿心歡樂喜形於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飯店和海濱浴場碰見的青年人羨慕。有一次一個青年男子，在街上攔住我倆，滿面笑容地說：我注意到你們倆來來回回。我想你們可能是外地來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倆笑了出來，你怎麼知道的。我問他他顯然很高興他猜對了噢，你們看起來不一樣多瀟灑多有風度多快樂。我們三人都笑得很歡。從青島我倆又乘火車去上海又去了與天堂媲美的蘇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總以為來日方長，後會有期哩。誰會想到這樣的賞心樂事就一去不復返了。 回到南開，系領導沒有一句祝賀新婚的話，卻板起陰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畢業分配期間，私自離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還要請假，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們再一次讓我嘗嘗他們的厲害。有什麼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餓不死。她呆在家裡正好多讀一些西方文學作品。這嚇不倒我，怡楷也恬靜自若。
    我們搬進了南開校園內的一棟小平房，兩間半小屋子。母親和我倆各占一間。兩室之間的小堂屋，放上一張怡楷從家裡拉來的大沙發，就權作客廳。半小間就當餐廳兼儲藏室。我右邊的鄰居是西洋史專家雷海宗。當年我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就聽過他的課。這次院系調整也是從北京受排擠被調來南開的。雷教授學識淵博，對國際國內大事很有見地，在歷史系教師中也落落寡合。
　　我們靠我微薄的工資過着簡樸的生活，母親幫我們管家省吃儉用。怡楷好像從來不需要買什麼。無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閱讀西方文學經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譯著，她最喜歡雨果的悲慘世界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來，我和她談論她白天看過的書，樂在其中。我會為她朗誦哈姆雷特那些驚天動地的獨白，特別是啊但願這太太結實的肉體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願永恆的天主並沒有規定嚴禁自殺的戒律。她也會為我朗誦莪菲麗亞為哈姆雷特精神狂亂發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時我倆輪流讀悲慘世界的片段。我們買不起收音機也買不起好照相機，我就用從美國帶回來的柯達勃朗尼兒童像機給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給我們一台古老的電唱機，可是我們沒有餘錢買唱片。於是我把一套從美國帶回來的英文版資本論賣給市圖書館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內小白樓專賣舊洋貨的攤子上，搜羅到一套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和一套巴哈的勃蘭登堡協奏曲。這些舊唱片，我們視若珍寶，百聽不厭。在一個波濤兇險的大海上兩位大師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美麗和諧的寶島。我教給他玩金羅美牌戲，她總是贏我我們沒有任何奢望，只想過一個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1955年1月，黨的文藝界喉舌文藝報發表了文藝理論家老黨員胡風寫給黨中央的十萬言書，抗議文藝界領導插進作家腦袋的五把刀子，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政治思想改造黨八股。人們以為文藝界將就此開展一場關於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學術性討論，紛紛表示歡迎。不料時隔不久，全國就展開對胡風的批判，從文藝觀點反動到政治上反黨，從歷史到目前無一是處。毛澤東以偉大領袖之尊，竟又親自出馬。根據查抄來的胡風寫給友人的書信羅織成案，把胡風打成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藝界都舉行聲討胡風的大會。各種報刊連篇累牘登載揭發批判聲討的文字。胡風本人鋃鐺入獄，受株連的胡風分子遍及全國。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雖屢見不鮮，在解放後的新中國竟然會以革命的名義對作家進行如此肆無忌憚的迫
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許多文藝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風的老朋友也眾口一詞參與聲討。特別使我感到愕然，因為我一向把作家和藝術家看作民族的良心。顯然新中國的新生事物需要學習的還多着哩。
    春去夏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升級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開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園裡到處都是紅布橫幅宣告堅決澈底完全乾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開學校長在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宣布停課搞肅反運動，號召全體師生員工人人積極參加運動，揭發檢舉。我明白身為落後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擊報復的。但我畢竟不是反革命，也沒有暗藏啊。他們總不會因為我說話不中聽就誣陷我吧。何況我是四年前才不遠萬里從美國回來為新中國服務的。
　　我又錯了，全校動員大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體教職員一百多人參加的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我不僅是南大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李天生和德語講師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間陷入一圈圈與會者的重圍。積極分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拍桌子聲勢洶洶。把一位曾任溥儀皇帝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會出甚麼事兒哩。開場的狂吠過後。開始盤問我的歷史。我據實作答。我發覺他們是備了課的，提出的問題按時間順序，而且目的在於顯示我的政治關係一貫是反動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漢幹甚麼？歷史系一名男講師帶頭問道。
    我是流亡學生，要找飯吃，也想為抗戰出點力，就參加了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三個月。
    “甚麼訓練？”
    “軍隊政工。”
    “特務。”
   “ 不是吧 ”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時候就當上特務了。”
    “我沒有。”
    “你在這兒是要老老實實回答問題，不許狡辯。”他的一名黨員同事插了 進來。“戰干團團長是誰？”
    “蔣介石。”
“你瞧你，在那時候就已經和頭號戰犯掛上鈎了。還有哪些頭目？”
“陳誠是副團長。”
“你瞧，又是個大戰犯，還有呢？”
我又說出一些國民黨軍政領導人的名字。
“個個都是戰犯。”另一人插話：“你和他們志同道合啊，還有誰？”
“周恩來。”
“你胡說。”他跳了起來，“你公然污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在你是現行反革命。”
全場大嘩
喧譁過後，我平靜地說：“周總理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來講一次國際形勢。他身穿軍服，掛的是中將領章。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
    “你住嘴！”主持會議的黨員打斷了我的話。
“沒人要你講這些廢話。你放老實點兒，這不是你講課的地方。你在這兒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必須端正態度交代問題，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覺得很遠。心裡想的祗是妻子懷孕，老母有糖尿病，她們受得了嗎。推開家門，我有氣無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啞口無言。
“怎麼啦？！”怡楷和母親同時緊張地問道。
“沒甚麼，又搞到我頭上了。”我嗄啞地咕噥道。
　　“給他倒杯茶。”怡楷母親的聲音發抖。
怡楷還沒來得及走，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他們聲勢洶洶，自稱是公安人員，還亮出一張搜查證。男的我沒見過，女的是中文系助教。兩個男的教我站起來，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給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親。我感到莫名其妙，滿腔怒火。他們隨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櫃，東西扔得滿地。後來一個男的問我：“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
“沒有，甚麼也沒有。祗有一枝筆。”我脫口而出，答道。腦子裡突然冒出拿破崙說的筆比劍厲害的話。
另一個男的又追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
嘿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裡想：難道他們居然懷疑我是暗藏的特務。
“我連收音機也沒有，買不起，很抱歉。”
他們沒找到任何特務活動的物證，顯然感到失望。臨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筆記本、文稿等等帶走了。不速之客走後，我先看看滿地狼藉的衣物，再抬頭看看怡楷。要是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說免得你收拾了。他們想抄家儘管來，可是他們有甚麼權利對你和母親搜身，簡直荒謬絕倫。
“你說的是甚麼權利？你真是書生氣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國，
而是在共產黨的中國。”怡楷笑着說，把手伸了過來，但願你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別因為幾個月後，就要生我倆的一個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護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員的侮辱。我為甚麼那麼不識時務，說話沒遮攔呢。除了侮辱與傷害我得到了甚麼。我不懂謹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這時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讚賞的林肯總統的名言。該抗議的時候，卻保持沉默。這種罪過使人成為懦夫。怡楷打斷了我的思緒，讓我吃點兒東西，而我一點兒胃口也沒有。我該去開會，接受審問批鬥了。在去會議室的路上，遇見歷史系的謝教授，他是個五十來歲胖呼呼的小老頭子，平日見人笑咪咪的。人稱歡喜佛，我沖他淡淡地一笑。他卻扭過頭去，加快了步子。我走進會場時，包圍圈快坐滿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會議的黨員立即宣布開會。
　　“巫寧坤在上午會議上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他聲色俱厲地說。
“他毫無悔過的表示，他沒有坦白交代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認真幫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撲。我警告你巫寧坤，你已經陷入革命群眾的重圍。看看你在會場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們黨和政府對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貫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必須由巫寧坤本人決定，不要坐失時機。現在請革命同志們繼續揭發批判巫寧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謝教授，他怒氣沖沖臉紅脖子粗，一點也不像歡喜佛倒像橫眉怒目的金剛。
“巫寧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現是極其惡劣的，令人無法容忍。你沒有老老實實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膽敢取笑革命同志。這是猖狂的抗拒運動，進一步向党進攻。我告訴你：你是這次運動的頭號靶子，南開的頭號反革命分子。你那些眾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革命言論，足以給你定罪。我們偉大的黨，為了挽救每一個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悔罪自新的機會。剛才我看見你晃晃悠悠，從家裡走過來，沒有一絲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還滿面笑容。”  說到這裡他提高了嗓門兒。
　　“你還有羞恥心沒有？我問你：你剛才在路上，為什麼對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許你要我在這兒保持沉默，沒門兒！你和我一起喝過茶，談論過歷史問題。但那是在我認識你的真面目以前。現在我和你劃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這樣做。”
主持會議的黨員表揚了謝教授的發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繼效尤。有大聲謾罵的，有聲色俱厲警告的，集中抨擊我態度惡劣。我腦子裡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
下午散會以前，主席宣布：“巫寧坤對運動和革命群眾抱敵對態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書面檢討。巫寧坤不得和校內外任何人聯繫，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離開校園。違反上述規定罪上加罪。你聽着巫寧坤：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去何從，由你自己選擇。不過時間是有限的。”
　　吵吵鬧鬧的大會，一連開了幾天。每天翻來覆去告誡我：要儘快坦白投降，要不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不客氣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會泡湯。我看出這全是心理戰，雖然心理學已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偽科學。
可是我的凡軀肉體畢竟是軟弱的，我但願我有甚麼罪可坦白，不用再聽這些讓人心煩意亂的叫囂和威脅。我絞盡腦汁想發掘甚麼我無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對自己也隱瞞的罪。但我一無所得，我的腦袋卻日夜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從家裡出門去參加批鬥會，忽然聽見門外人聲嘈雜。我打開門，看到幾個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過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進入斜對面一位俄語講師家中。逮捕人嗎？我納悶兒。這不是我探閒事的時候，我就去開會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現場，我發現那些批鬥我的人都在興奮地交談。顯然出了甚麼事兒。不久我就聽出果然出事兒了，原來當天清早，有人在圖書館前的小池塘里發現英語老教授顏先生的屍體。運動開始後，他也受到審查。但他拒不回答問題，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會議的黨員一到就宣布：當天會議由革命同志進行討論，讓我回家寫交代。
我回到家，看見老母一臉驚恐的神情。她先說怡楷給運動辦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聲說：“對門俄語講師的太太和一個在她家寄宿的男人，雙雙上吊死了。”
　　“為什麼？”我問。
　　她小聲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打聽。人家說跟運動有關係啊！呀，我嚇死了。你怎樣？” 我怎麼說呢！
老人家一輩子受苦受難，我能給她甚麼安慰呢。我祗好假裝不在乎。他們在審查我的歷史，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母親顯然並不放心說道：“我當然希望如此，可是別人家並沒被搜查。”
　　我還來不及回答怡楷就回來了。
“你剛走，肅反辦公室就來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靜地說：“一名女黨員對我說：你在會議上表現很壞，會議的目的是幫助你的。你到現在還沒交代任何問題，而他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她又說：“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希望我幫助你端正態度。”
　　接着她換了個話題，她說：“南開有少數人自殺了，他們抗拒運動自絕於人民。黨和人民絕對不會被他們的罪惡行徑嚇住。但是應當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們相信你會比這些敗類聰明一些。他們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動靜，以防萬一。”
　　沒等她把話說完。我就請她放心，我說：“寧坤很愚蠢，他給自己和全家帶來這麼多麻煩。但是我相信他還不會愚蠢到毀滅自己的生命。他祗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過甚麼壞事，他不需要幫助，因為你們給他的幫助已經超過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從最初的衝擊恢復了，比你男人還強哩。”
　　我看得出來，幾個人的自殺讓他們大傷腦筋。這不利於黨作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會幹出這種事兒來吧。但願永生的天主沒有訂出嚴禁自殺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的一行。那些獨白是我們在一起百讀不厭的。她又一笑，這次眼裡含着淚水。
自殺事件過後，運動馬上降溫，大喊大叫的大會不開了。我奉命回家再寫一份自傳，詳細交代反革命社會關係，本人反革命言論思想行動。審訊改為在晚間以小組會形式進行。由文科積極分子主持，為首的就是那名歷史系講師。他們不再叫喊，但堅持不懈見縫就鑽。一天晚上，對我剛回國後在燕京大學的生活細節盤問之後，那位講師突然問道：“你和燕京西語系學生中的反革命集團是甚麼關係？”
　　“我不知道你在講甚麼。”
“我們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團中活動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動高足寫的。我不妨告訴你：他們全被我們抓起來了。包括你搞到南開來的李天生。我們祗不過是要給你一個主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現在你願意交代嗎？”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講甚麼。”
　　“好吧，你知道ABC這名字嗎 ？”
　　“甚麼ABC ？”
　　“別裝蒜啦，你很清楚這是你們反革命集團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當年我教的四年級班上有一個叫大江的男生。積極分子認為他思想反動。說以他為首形成一個反動學生俱樂部。
他笑着反唇相譏道：“是啊，一個橋牌俱樂部 A Bridge Club,簡稱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裡，它一下就可以變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共俱樂部。”哈，哈哈這話傳開了，大家一笑置之。
　　“現在我想起來了那是開玩笑。”
　　“開玩笑，你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搞反布爾什維克活動是開玩笑？”
　　“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事實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團頭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門生。他們經常開會，討論他們讀過的反動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們的導師，你參加過他們的討論。他們看的反動作品，為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和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從事散布反革命言論。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我們黨和政府。它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有名稱，有頭目，有導師，有理論，有不少成員。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公安部門早就注意它的活動了，你管這個叫開玩笑。”
我感到十分驚詫，我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在我眼前揮舞。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問題。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顧一下我和燕京學生的交往寫一個詳細材料。
　　“我很高興你開始醒悟了，我們等着瞧。”
我回到家裡，心情沉重。主要因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華出眾的學生，必然受到更加殘酷的審訊。寫材料時我重溫了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以及一些談話的內容。但是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說的做的有什麼罪過。他們認為思想言論自由是天經地義的，他們痛恨洗腦如此而已。
我本人的態度無疑地給了他們道義的支持，於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認我自己沒改造好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對他們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並表示願意為他們的錯誤承擔我應負的責任。可是我否認有這樣一個俱樂部。
另一個晚上，我的同仁們又盤問我在美國的經歷，東拉西扯。然後那位歷史講師意味深長地假笑着問道：
　　“你為什麼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國？那正是抗美援朝進入高潮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的國家嘛！” 我覺得他的問題毫無意義。
“你是這麼想的呃。”他冷笑道：
“你大概自命為愛國主義者吧。但是愛國主義是有階級基礎的。你所愛的國家是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資本主義的舊中國，不是我們所熱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你老實告訴我們吧，你到底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從美國回來？那時候你的博士學位快到手了，在美國大有前途嘛！”
“我是應燕京大學電聘回來的，我想那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身為歷史講師也得尊重吧！”不錯他又冷笑了。
“我們給你提供了一個挺好的藉口，對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發火了。
　　“你認為我是特務CIA和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我們沒說，是你自己說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駁道。
可是突然間我感到如釋重負，如果這些年來他們就為這個折騰，我就沒什麼可煩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開的書，他們由於猜疑成性就會隨意誤讀，但是文本卻是完好無損的。從那以後我心平氣和對他們刻意的挑釁和侮辱無動於衷。

四
開學以後三周才開始上課，英語專業卻開不了課，因為一位教授自殺身亡，三位教師仍遭軟禁。審問會逐漸結束了。我呆在家裡寫自傳交上去。幾天之後我又被叫去，讓我再寫一份更詳盡的。起初我覺得莫名其妙，後來我才明白這顯然是一個花招，其目的是偵查前後文本之間有無矛盾。我毫無顧慮，因為我沒什麼要掩蓋的。
軟禁在家裡日子過得倒也清靜，收到巴金夫人蕭珊寄來的法文原版的司達小說巴爾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譯起來埋頭工作時我可暫時忘卻目前所處的困境。司湯達筆下優美動人的世界和心靈高尚的人物與包圍着我的齷齪的政治和奴顏婢膝的小人形成絕妙的對比。為了進一步給我消遣，怡楷晚間陪我玩金羅美??牌戲。身為一場政治遊戲中，聽人擺布的小卒子，我們樂得享受一下囚籠中片刻的寬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羅美，她說感到產前陣痛，我扔下牌跑到肅反辦公室請假送她去市內一家婦產醫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請假去看她。一到醫院，一位護士就恭喜我得了個大兒子。
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給他取名一丁。一個普普通通的男孩與經常在萬歲聲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對比。一丁的來臨，大大鼓舞了受困擾的雙親，如同一股生力軍的到來，鼓舞了一枝被圍困的軍隊。
兩個星期之後，出乎意料的黨報刊登了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他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當然感到高興，仔仔細細讀了報告。但是我高興得太早了不久肅反辦公室的一名年輕幹部派人來叫我。
“你這些日子幹什麼啦？享清福是嗎！” 他含譏帶諷地說。
“我在學習周總理的報告”，我想這總不會有問題吧，可我又錯了。
“這樣你手裡又多一件武器了，對嗎？” 我大吃一驚答不上來。
他接着說：“我認為你眼前的任務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個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總理的報告保護不了反革命。”
　　難道這個乳臭未乾的極左分子，竟敢公然對抗周總理嗎，我搞糊塗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類人，被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轉彎搞得狼狽不堪。他們還指望體面地收拾南開的肅反運動不要太丟面子。
不久之後，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派來南開的一位幹部，約我談話。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說我回國才幾年，在這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很大。他向我保證：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今後決不會再發生。他的保證更加深了我對受人敬愛的周總理的報告所懷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時學校宣布：英語專業停辦，學生轉學，教師聽候分配。五月中，人事處通知我：即將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怡楷也到該校工作。
有些同事羨慕我們，怡楷卻並不喜歡在共產黨統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
更不願離開一直相依為命的母親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們出發去北京，她懷裡抱着五個月的小丁丁。哭得像個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預感到這是一次強加於她的冒險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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