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小雅（2）：長征目的地為何變來變去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21日15:18: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外國撥給的錢，相比於在全中國發動革命這樣的宏偉目標來說，實在並不算多，只能當作啟動資金。中共如何開闢屬於自己的財源呢？旅居北京的學者陳小雅告訴我：中共的經濟來源，有一個從“伸手要”到“動手搶”的過程 ◆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中共經濟來源變化的五個階段 　　高：外國撥給的錢，相比於在全中國發動革命這樣的宏偉目標來說，實在並不算多，只能當作啟動資金。中共如何開闢屬於自己的財源呢？例如，內戰時期，蘇區如何解決財政問題？陝甘寧邊區時期，中共和邊區政府又靠什麼支撐？ 　　陳：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共經濟來源有五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階段，1921—1928年，主要依靠共產國際撥款。僅黨的活動經費一項，據楊奎松先生根據現有檔案資料統計： 　　1921年10月—1922年6月，黨的經費總數1.66萬元（含工人運動經費1萬元）；（《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 　　1923年1月至8月1.5萬元； 　　而這兩年，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後自籌到1000元之外，再無其它進帳（《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的報告》，1923年6月；以上均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47、68頁）； 　　1924年3.5萬元； 　　1925年約4萬元； 　　1926年12萬元； 　　1927年1月—7月18萬元。 　　至少從1922年12月以後，上述黨的活動經費中占三分之二的工運經費，改由赤色職工國際撥款。 　　1927年8月以後，還增加了濟難國際、青年共產國際、農民國際的援助，以及來自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的撥款……這叫作“取之於俄”。 　　第二階段，1928—1931年，仍然要依靠共產國際的撥款，但開始有了自籌的部分，那就是依靠“打土豪”、戰爭繳獲與對富農和大、中商人的攤派。這叫作主要“取之於敵”。 　　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八年之後，不光是“伸手向外國要”，而且可以“動手向富人搶”了。 　　陳：第三階段，1931—1937年，除前面的內容外，又增加了對於蘇區人民的土地稅、商業稅、關稅，以及自辦合作社，經營繳獲敵產、沒收礦山。這叫作主要“取之於民”和“取之於己”。 　　第四階段，1937—1945年，除前面的內容外，因為國共合作、軍隊改編，可以從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那裡獲得部分軍費和經費。 　　第五個階段，1945—1949年，國民政府不再撥款了，但是，因為解放區不斷擴大，經濟來源渠道拓寬，這一階段除了依靠蘇聯援助，自籌資金也今非昔比，動員解放區民眾支援前線。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1932—1933年，蘇聯因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出現了大饑荒，1933—1934年間餓死了650萬人，所以，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撥款突然銳減，這也正是中共中央機關撤出白區，轉移到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這次戰略大轉移，不僅在中共的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沒有“斷奶”，但催生了中共的自主經濟。從這時開始，中共開始主要以稅收來養活自己。 　　蘇區的稅制，遵循的是“劫富濟貧”原則，針對的財富數額越大，徵稅的比例就越高。中共對於收稅還是很謹慎的，有文件規定，沒有成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不能收稅。而且，如果不能長久地維持一個地區的勝利果實，就不要急於建立蘇維埃。這樣規定，是以免貽人口實，也是為了老百姓的安定。但這些政策規定，擋不住紅軍生存的需要。既然是建立政權，稅收就合法，於是，各地蘇維埃政權就像雨後春筍般地誕生了。 　　高：您說的這種情況，無法長期維持。紅軍之所以離開中央蘇區，我覺得除了蔣介石“五次圍剿”、左傾路線應對無方、節節失利等原因之外，也就有中央蘇區已經民窮財盡、難以支撐的因素。楊奎松在《“中間地帶”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寫道： 　　“據不完全統計，自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蘇區共征新兵10餘萬，發行公債300多萬，動員群眾退還到期公債券約100萬，除正常徵收外，還硬性‘借谷’兩次共84萬擔。特別是‘擴紅’和‘查階級’在群眾中更造成嚴重影響。至1933年11月，中央蘇區農村中占人口總數平均25％的男勞力（16-55歲左右），僅當兵、做挑夫及外出務工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勞力總數的80％上下。若以200萬農民計，蘇區男勞力實際只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至1933年11月出外當紅軍及工作者，至少已達30萬以上，再強迫‘擴紅’10萬，勢必將農村中男勞力大部抽空。”（該書297頁） 　　“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蘇區除了強制性徵罰來的糧食暫時尚可支撐外，從武器彈藥到食鹽、服裝等各種物資供應早已陷入絕境，民心也已嚴重動搖……顯而易見，中央蘇區已經再無存在的可能了。”（該書299頁） 　　而中共的對手也不會不注意這一點，在“圍剿”期間被蔣介石委任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輝，在死後出版的回憶錄《海桑集》中，就談到“江西匪亂七年，社會殘破，農工百業無不凋弊”。 熊式輝回憶錄《海桑集》（明鏡出版社） 經濟是選擇長征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高：1934年紅軍被迫舉行長征，戰略轉移。但去向何方，中央領導層內部有很多爭議，而且後來也多次更改。 　　陳：關於長征，我比較同意“實現戰略大轉移”的說法。有一種批評，包括林彪當時也認為，說長徵實際上是“逃跑”。但這個“逃跑”的方向，我認為是精選的。 　　當時，在中國東南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與東北發生的事情有關聯。請看此前：1931年，日寇侵占東北；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在瑞金成立。1932年1月28日，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偽“滿洲國”在長春建立；中共中央從白區轉移到蘇區。從這時開始，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在中國的戰略棋局上，基本是“三國演義”的格局。三國格局，必然會導致三國思路，大家都很熟悉諸葛亮的“隆中對”。其實質，除了聯弱擊強外，就是坐山觀虎鬥，下山摘桃子，看誰是笑到最後的人。毛喜愛《三國》，也深得其精髓。此其一。 　　另外還有一個佐證：我曾聽家父說過，1935年，他還是一個高中學生的時候，曾參加孫立人（背後是宋子文）授意組織的，一個由湖湘子弟精英組成的名叫“國防中心區域研究組”的學生社團。這個社團只有十一人，是幹什麼的呢？就是討論未來中國的戰略重心在哪裡。 孫立人。 　　據父親回憶，大家討論的結果，形成了“西南派”和“西北派”兩種意見。熟悉中國古代史的人，多會持“西北”意見，因為中國地形西北高，東南低，在中國政治史中，“勢”是第一重要的概念。與圍棋是吻合的。西北以八百里秦川為糧倉，背靠戈壁，聯通國際，右有無邊的牧馬水草，左有黃河舟楫之利，也是進軍中原的天然通道；守有潼關天險；曾出過秦、漢、唐幾個大的朝代。喜歡歷史小說的人，大多取“西南”意見。後來的國民黨和中共，果然一個定都重慶，一個定都延安。由此可見，在1935年代，在蔣百里的努力下，國民的“國防意識”是多麼的深入人心。連幾個中學生都能想到的問題，我不相信，中共領袖們想不到。所以，我認為，中共當年從東南出走，不是作石達開似的“逃竄”。避日本鋒芒是肯定的，因為甲午海戰後，日本取得了“制海權”，東南沿海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共如果不走，很可能被別人兩家“包餃子”。但說中共是“無計劃”出走，走到哪裡算哪裡，是不可能的。 　　高：按照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的歸納：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經歷過如下變遷：最初戰略轉移時，目的地是湘西（打算跟紅二、六軍團會合），隨後變動是：黎平會議定為川鄂邊，遵義會議定為川西北，扎西會議定為雲貴邊。兩河口會議定為川陝甘，俄界會議定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陝北。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很長時間以來，毛澤東和中共有意無意地宣傳：窮則思變，越窮越有改變自身處境的強烈動機，越有爆發革命的社會和心理基礎——中國革命的兩個最著名的根據地，江西和陝北，就是中國最窮困的地區之一。但是，在選擇長征目的地時，每一次，經濟狀況都列入了必要條件的考慮——不是越窮越好，而是越富越好。 　　例如：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未來蘇區應具備的三個條件：一，地域寬大，便於機動；二，人口較多，便於擴紅（擴大紅軍）；三，經濟條件。 　　再如：1935年9月8日，以周恩來、洛甫、博古、毛澤東等人的名義發給張國燾的電報，指出向南“前途將極端不利”的理由，第二條就說“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 　　陳：從後來的史實看，毛髮現陝北根據地，完全是一個偶然。中央紅軍最早的目標，有很多處，但唯獨沒有陝北。關於長征目標的討論，目前我們知道的，還有新疆、內蒙、寧夏等多種意見。其中不乏打通蘇聯通道，從蘇聯得到直接的軍援和經援等考慮。估計蘇聯也有這種意圖，那就是一旦發生日寇進軍西伯利亞時，他支持的中共軍隊可引為奧援。但是，我認為，這些討論，只有過了長江才有可能發生，否則只能是空談。要知道，長征初期，還是推著大炮在趕路的。帶著這樣的輜重，在當時的戰爭環境和交通條件下，從中國東南，遠奔中蒙或中蘇邊境，簡直不可思議。所以，我早就覺得，中共最初從閩、贛出走，很可能是打算沿長江而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直取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四川。 　　四川與陝西一樣，占著中國另一條大河流域的上游，號稱“天府之國”。北有秦嶺屏障，東有三峽扼守。境內有豐富的河流、森林、礦產和農牧業資源，人口稠密；富饒的成都平原是全國第一商品糧產區。古稱“天下未熟蜀先熟”，所以，在戰略上可以取得先機。歷史上雖沒有出過大的朝代，但天生是一個“獨立王國”。辛亥革命後，一直為本地數個軍閥盤踞，沒有真正為蔣政權所“統一”。紅四方面軍在此建立的川陝根據地，是僅次於瑞金的一個戰略根據地。 毛澤東手書七律《長征》。 　　但，為什麼它沒有成為長征的最後落腳點呢？當然是因為國民黨圍追堵截，打亂了其原先的戰略計劃。很可能是老蔣不願把這塊意中寶地讓與他人。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應當是中央、特別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領導權之爭。這場爭鬥，不僅使紅軍元氣大傷，而且失掉了最後一塊看得見的立足之地。我認為，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新疆、內蒙、寧夏等漫無邊際，也根本“不着調”的議論。 　　（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專訪陳小雅（1）：黨史上有隻看不見的手 　　專訪辛子陵（1）：黨過生日不是毛澤東做壽 　　專訪辛子陵（2）：黨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澤東 　　專訪辛子陵（3）：盼習近平率黨走出毛陰影 　　專訪黨史學者辛子陵之後不得不說的事 　　陳小雅答問：毛澤東的陰影實際上是兩片陰雲 　　應該我舉證“我打噴嚏不會引發日本地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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