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漸進革命與民族主義

新浪博客：Liu Yang (2008-06-19)

    上文說到1534年，英國國教脫離羅馬天主教會而獨立，這個舉動表面上的原因是因為一個國王要離婚，實際上造成教會的獨立，而更深遠的影響在於，這個舉動，使得英國向現代社會制度的轉變，完成了一個分階段的工作，與後來的其他國家相比，例如法國，英國人的這個行為，可以形象化地說成，它提前把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工作，分拆以後，先完成了其中的一步。因而，使得它的整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呈現相對平緩的漸進改良。

    歐洲中世紀的世俗社會，由嚴格的等級制構成，位於最上層的是僧侶階層，其次是世襲貴族階層，再其次就是所謂第三等級，主要是平民。到了16世紀英國國教獨立的時候，第三等級中已經有了較多的新興資產階級。英國的議會成立較早，一開始

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的天下，14世紀的時候，愛德華三世把議會分成上議院和下議院，開始出現兩院制度。形式上是給第三等級一些權力，其實，下議院長期都沒什麼權力。在那個時候，還有一大批社會成員，就是所謂農奴，即便在兩院制系統內，也沒有任何權力。

    16世紀英國國教的獨立，實際上是貴族階級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首先革了教會系統、僧侶階層的命。英國國教成立以後，教會的財產被沒收，分給了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僧侶在上議院的議員席位被大規模地剝奪，沒剩下幾個席位。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其實是與貴族階層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僧侶階層。站在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英國國教的形成，對於英國的民族主義，也產生了獨特的作用。

    長期以來，歐洲社會的教育，都由教會負責。因此，天主教會掌握的教育權力，必然導致受教育的學生，對羅馬教會的效忠。英國國教成立之後，教育的權力從天主教會轉到國教手中，雖然還是由教會掌握，但是，一方面，教會受國王控制，另一方面，國教會的教師必須宣誓效忠國教，而非羅馬教會，等於是讓每一個受教育的人，效忠英國國王或英國利益。這是英國國教獨立後，對於英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作用。

    但是，同樣應該看到，當時英國的社會財富的積累程度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水平，遠沒有到產生全民義務教育的地步，因此，即便國教出現後，受教育的對象，一類是普通民眾的類似初等教育，但並不很普及；另一類是有錢人子弟的高等教育。換句話說，教育的普及程度不高，受教育主要還是社會精英的權利。這一結果也使得英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很長時間裡，大都局限在少數社會上層人物那裡。

    此後，宗教改革運動也滲透到英國，但是，英國的宗教鬥爭與歐洲大陸相比，激烈程度、殘酷程度要低一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英國的國教在性質上介於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從宗教上相對緩和了保守的天主教與激進新教的廝殺。此外，已經失去大多數財產的英國國教，從財產上也相對緩和了後來資產階級與教會的鬥爭。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代表天主教行使教會世俗權力的西班牙，曾經組織了無敵艦隊，試圖征服英國。如果英國戰敗，英國的國教很可能成為歷史的記憶。

歷史研究說，英國海域變幻莫測的天氣狀況，幫了英國的大忙，導致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失敗。這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只能眾說紛紜了。

    英國國教的出現，相對來說，以比較緩和的情勢，首先實現了宗教的改革，英國成為較早宣布信仰自由的國家。其後，17世紀克倫威爾的革命，使得革命的任務相對單一，它只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貴族的革命，革命過程中，宗教因素較少，因此，資產階級革命不那麼劇烈。後世有人說，克倫威爾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夠徹底，這種話大多出自職業革命家之口，但說的也是事實。對照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第三等級對於教會、對於貴族的革命同時發生，革命的暴力程度大為增加，造成的社會動盪也持續很久，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漸漸喪失了一流強國的地位，淪為二流國家，而法國的死敵英國，則真正成為世界霸主。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相比，還有一個不太令人注意的地方。克倫威爾革命比法國大革命早100多年，不像100多年以後的法國，經歷了啟蒙運動，受教育的人數增加，即便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普通民眾，也被盧梭等人的言論薰染多時，普通民眾的革命意願極為強烈，甚至妨礙了資產階級想要達到的成果，造成革命者內部的鬥爭，造成革命的反覆，造成很多血腥的暴力。相反，在克倫威爾時代，普通民眾由於教育的缺乏，容易與貴族和資產階級達成妥協。

    英國的兩院制說的簡單點，上院是貴族，由世襲和任命產生，下院是平民，由選舉或推舉產生。按照現代民主的標準，上院是完全不符合民主概念的。因此，在克倫威爾革命時代，廢除了上院，權力全部集中在選舉產生的下院。然而，正是由於上文所說，當時的英國，還缺乏資產階級的社會普遍性，民族主義也只在社會上層有影響，因此，新型的資產階級最終沒有徹底革貴族的命，而是與貴族達成了妥協，犧牲了廣大民眾的利益。

克倫威爾之後，上院恢復，延續至今，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民主，僅僅屬於貴族和資產階級，與普通百姓無緣。兩院的議員資格和選舉，受到嚴格的財產限制，也就是說，沒有相應財產額度的人，享受不到民主和自由。甚至有財產者，如果破產，也將失去作為議員的資格。我們今天在講述英國的革命、民主等憲政歷史的時候，如果從一些詞彙、概念來理解，顯然不能對現實產生有意義的借鑑。實事求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才是我們需要的。

    在英國的這兩次革命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的民族主義色彩並不普遍，它只局限於少數社會上層人物。例如，對於議員資格，除了財產限制外，還必須是出生於英國，外來的“歸化”國民，不具備議員資格。出生於殖民地的人，很久以後才具有成為下院議員的資格，而下院的權力，要到19世紀以後，才慢慢超過上院。即便如此，殖民地的非白人，也依然沒有成為英國議員的資格，甚至沒有選民的資格。英國的這種民族主義，確實比較含蓄，在國家利益的強烈意識下，民族主義既與國家利益緊密結合，也與少數上層人士的利益相結合。

    人群是需要互相認同的。在教會掌權的神權時代，認同標準來自宗教。教會失去世俗權力後，世俗權力被分裂的專制王權代替，認同標準來自在於王權。不管後人對於文藝復興如何評價，如何把它描繪成光彩無比的人類意識覺醒，它的直接後果是，造成了一批絕對主權的專制君主國家。在這個王權林立的時代，作為培植民族主義有效工具的教育，也出現了一種過渡狀態。例如，文藝復興後，歐洲最強大的專制國家法國，很多教育機構都冠以“皇家”的名號，拿破崙就是在“皇家軍校”接受的教育。教育成為王權的工具。

    民族主義的真正昌盛，出現於專制王權消失之後。失去了在王權基礎上的認同感，民族主義立即填補了人群認同的空缺，

這個過程以法國最具代表性。法國大革命將王權推翻後，立即出現了全民普及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成為新的凝聚力。人民的效忠對象，從過去神權轉到王權，最終轉到國家，將國家利益置於最崇高的地位。此為後話。

簡單對比一下，英國的王權始終沒有消失，只是減弱，全民普及教育也比法國晚，一直到19世紀才逐漸推行。這個過程又恰恰與英國下院的權力漸漸超過上院相一致。由此，我們不僅看到英國民族主義的特殊性，也看到其階段性。

站在回顧歷史的角度，如果說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那麼，英國的民族主義過程基本上避免了民族主義對內部不良的一面，而儘可能地利用了民族主義好的一面。但在對外關繫上，英國的民族主義則日益顯得自私自利。英國的對於民族主義的這種態度，實際上對美國的民族主義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天接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