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史記》委託去採訪司馬璐之前，就聽說他“文革”期間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與《毛主席語錄》在開本、封面、版式上大體一模一樣，也分33個專題，在香港發行大熱，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為此發了一筆財。我問司馬璐，他一笑：早就沒有了！


◆高伐林


（續前）“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

　　黨又要司馬璐了，司馬璐卻不想再要黨了——“這個黨，我已經看透了。”
　　我向他請教黨史方面的問題，司馬璐翻出他的文章剪報，指點我看。在一篇題為“共產黨怎樣征服中國大陸？”的文章中，他寫道：一些淺薄的西方觀察家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一個農民革命”，中共“還有點民主氣味”，中共“是民族主義者”，中共“政府是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
　　司馬璐寫道：我要指斥，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極端荒謬的。我願引述事實，支持我的反駁。根據我過去在中共黨內的體會，中共對中國的農民要算是最缺少關心了。第一、中共的領導成分，真正農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軍隊90％以上是農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視農民幹部，認為農民自私、短見、不可靠、易於動搖。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和中共的領導者都曾一再的說過：“分散的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復活的溫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塗的人誤認為中共分了土地給農民，這塊地就屬於農民所有了。這是大謬的。關於中共對土地問題的政策，我在延安聽過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任弼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個人的演講。中共的觀點是：共產黨當然反對土地由私人占有，主張集體農業制度，但是，當農民現在還不了解集體化的“好處”的時候，就暫時給他們土地吧。他引述任弼時的話：“農民掌握土地，我們掌握糧食，土地重要呢，還是糧食重要呢？農民當然是要選擇糧食的，他們就會自動接近我們的集體農場，最後，個體的小農經濟也就會自動的消滅了。”
　　司馬璐在反駁“中國共產黨還有點民主氣味”時，舉出一個實例：陳雲在延安還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他對我們說過：“不錯，我們的黨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但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的服從黨的紀律，執行黨的命令，否則，我們就不成其為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了。”
　　司馬璐還反駁有人說中共與黨外人士“合作”可能要“民主”些，稱“這又是糊塗的看法”：中共的統戰政策，其目的僅在分化與瓦解敵對陣營。當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周恩來在重慶一再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我們卻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實際準備；當中共與民主同盟“合作”打擊國民黨的時候，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中共在重慶的負責人徐冰私下對我大罵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爛政客”；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張申府，過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見相左，竟被斥為“國民黨的幫凶”……“以上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張申府1893－1986年，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之前還是張國燾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介紹人。——高注）
　　而對於“中國共產黨是民族主義者”，司馬璐說，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我所見到的共產黨中上級領導幹部，他們對於打日本人並不十分熱心，甚至可以說也不十分關心，同志間日常所談的多以對國民黨的鬥爭和蘇聯的勝利為主題。中共當時對抗戰有兩套做法，一面以抗戰的宣傳爭取青年；一面與日本人秘密合作打擊國民黨。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使司馬璐發了一筆財

　　我早就聽說司馬璐“文革”期間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在香港發行，他為此發了一筆財，但在老人床邊的書架上我卻沒有找着。便問他，他一笑：早就沒有了！
　　“文革”初期，司馬璐讀過當時在全國發行了上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後，認為毛、劉二人的思想觀點有同有異，毛未必全對，劉未必全錯，靈機一動，編選了《劉少奇選集》和《劉主席語錄》，並於1967年6月在香港先後出版，竟然大為暢銷——《劉主席語錄》比《劉少奇選集》更暢銷，甚至有人排隊搶購，一再重印了約五萬冊，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英文版印數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傳廣告最多——據說日文版銷量曾高達15萬冊。這當然拜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之賜，讓海外讀者都要了解，劉少奇到底怎麼得罪了毛澤東，讓毛澤東雷霆震怒，非打倒他不可。人們從這毛、劉兩位主席的語錄來對照、思考、判斷中國大陸兩條路線的鬥爭。


　　據有關資料介紹，《劉主席語錄》與《毛主席語錄》在開本、封面、版式上大體一模一樣，也是小本紅塑料皮，書名也用燙金字，書前有劉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劉主席與毛主席合影”，以及劉少奇的題詞手跡：“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
　　《劉主席語錄》110頁，定價港幣一元五角，內容分編為33個專題——《毛主席語錄》也是分33個專題。編者這樣安排，顯然意在表明毛、劉曾是最親密戰友。小書中還刊有劉少奇簡歷、生平事略。扉頁上印的則是“全中國的愛國者，團結起來!”在第一頁上印有“最高指示”，這在“文革”中，就是“毛澤東語錄”的同義詞，但這本小書的“最高指示”，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9條、40條、41條、42條、45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產生、職權、地位和行使職權的期限。司馬璐的意圖很明白：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那麼，中國的“最高指示”理應是憲法，而不是任何領導人的言論。
　　談到此書在海外熱銷，司馬璐曾坦率地說：“靠這本小書，我賺了一大筆錢：譯為外文按國際慣例都給版權費。這樣，我在香港才能買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還到世界多國旅遊。當時中國大陸‘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又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然的話，我還應該送給王光美女士一筆原始版權費。”
　　不過，好景不長。1968年11月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劉主席語錄》這本小冊子也就運交華蓋了。香港造反派在一個夏日午夜，衝進自聯出版社門市部縱火全部燒毀，當時香港報刊曾以“火燒《劉語錄》”為題予以報道。此書就這樣付之一炬，司馬璐於1983年從香港來到紐約定居時，一本也未帶來。
　　談到中共黨史研究的回報，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發行對象也包括中國大陸當局。司馬璐的解釋是：中共宣傳的黨史中“有許多虛假、偽造的東西。‘文革’中，大陸又毀掉了很多黨史資料。‘文革’後期，中共當局設法從國外、黨外引進黨史資料。他們也派人與我聯絡，向我收買黨史資料，其中包括我所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我當然是明碼實價。中共都是經由中國銀行付款。‘四人幫’垮台後，中國銀行一度不認‘四人幫’時期向我買書的賬，我就在《展望》雜誌上寫文章向華國鋒討債，不久他們也把欠賬給清了。”

朝花夕拾譜出感人黃昏戀

　　談司馬璐，不能不談到他與戈揚的一段傳奇戀情。
　　海外著名記者曾慧燕在《司馬璐、戈揚結連理》的特寫中寫道：司馬璐“與70年前青梅竹馬的‘紅衣少女’戈揚（本名樹佩華），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在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正式結為‘老伴’，喜極而泣，場面感人”。
　　戈揚大司馬璐三歲，同為江蘇海安同鄉，70年前，兩人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對戈揚情有獨鍾，“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烙在他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後來司馬璐去了“革命聖地”延安，戈揚成為新四軍和《新華日報》著名女記者。巧合的是，兩人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他們雖曾在重慶偶然相遇，但那時兩人都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命運捉弄他們，由於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聯繫達數十年之久。後來，司馬璐“覺今是而昨非”，脫離中共，1983年自香港移民美國；戈揚卻對革命堅定不移，中共建政後曾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並出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遭到厄運，下放勞動改造長達21年，受盡折磨，1989年4月下旬，戈揚應邀赴美國出席學術研討會，因為“六四”爆發被迫滯美。
　　難能可貴的是，兩人雖然後來的經歷不同，但爭取中國的獨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鬥爭的初衷，卻始終未曾改變。令人驚異的是兩人“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杜甫詩），卻似乎在冥冥中遙相呼應：就在戈揚在北京任《新觀察》主編，1957年被劃右派，雜誌停刊時，司馬璐在香港辦起《展望》，刊名都珠聯璧合，好像兩人演出一場“接力賽”。
歷盡劫波，殊途同歸。司馬璐在中文媒體上看到有關戈揚的報導，覺得似曾相識，後來才知她就是當年的“紅衣少女”樹佩華。半年後，兩人在紐約重逢。

　　同為“天涯淪落人”，戈揚說：“70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1993年，司馬璐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其後他們相互關照，終於在2002年9月13日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院舉行特別婚禮，獲得了所有人的祝福。
　　2009年1月18日凌晨，戈揚在紐約法拉盛醫院病逝。

永遠生活在對未來的嚮往中

　　92歲的司馬璐，不能系統地回答關於黨史的諸多疑問。但他的許多隻言片語，有真知灼見在閃光：
　　——我覺得，在早期共產黨人中確實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值得尊敬。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也可以研究。但是，當後來他們把它變成了一種巫教，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
　　——共產黨對很多事情有雙重標準，對外講，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是共產黨的功勞，但是對內講，毛澤東的看法卻完全相反。毛澤東說，日本人侵略越深，對共產黨發展越有利。
　　——共產黨認為，為革命講假話，理直氣壯。講假話是從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領袖開始的，劉少奇講得很清楚，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黨的工具麼。
　　……



　　我帶來一本《中共歷史的見證》，請作者簽名。司馬璐欣然同意，從床頭櫃裡摸出筆來就寫。
　　但是寫完後，老人卻磨磨蹭蹭，不肯遞還給我。我不解其意，只好等着。他沉吟再三，才帶着商量的口吻說：光寫“高伐林”，感覺不好，我就寫上“兄”吧？
　　我慌忙說，我是晚輩，您這樣稱呼我不是折我的壽嗎？
　　但老人已經在我的名字後面，添了一個“兄”字。
　　護理人員進來告知：開飯了。於是我推著老人的輪椅出門。
　　剛才還自謙自己記性不好的司馬璐，卻回過頭來叮囑我說：出門了就不要照相了，老人院有規定，不允許照相。
　　司馬璐在這裡孑然一身。我問他，在這裡感到寂寞嗎？他搖搖頭。
　　他生活在往事中，生活在思索中。而他的往事和思索，都貫串著對更美好未來的嚮往。那麼，也可以說，老人仍然生活在對美好未來的嚮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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