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2011年5月，我得到許愛晶編著的《清華蒯大富》一書（先是武漢楊道遠同志給我的複印本，後又得到正版），認真拜讀後，覺得這是一部值得認真研讀的史書。

　　《清華蒯大富》一書的最大特點是客觀、真實。作者許愛晶，文革期間是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頭頭，和蒯大富風雨同舟、患難與共45年，時間之長，距離之 近，了解之深，無人可及。加之作者本人握有大量無可替代的文革史料，尤其涉及當時中央高層的言論、場景大部分內容，作者系親身經歷者，這就決定這部著作絕 非像某些靠幾次採訪就草草下筆的輕率之作。對蒯大富，作者既不拔高，也不貶低，既寫優點，也不迴避缺點、錯誤，既寫他的輝煌，也寫他的失敗；既寫他的政治 生活，也寫他的戀愛婚姻。總之，一個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蒯大富躍然紙上，真實、可信。比如，這些年來，包括本人在內的不少人對1980年蒯大富在審判張春 橋的特別法庭上作證一事耿耿於懷，認為他沒有骨氣，配不上造反司令身份。讀了該書，才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要蒯大富出庭作證，並許諾只 要作證，就可以釋放他，可以補發工資。他們對證詞反覆修改，改到一字都不能動，要蒯大富背一百遍，包括動作、語調、手勢都設計好，排演多次。在這種交易 下，蒯大富上當受騙，最終還是被判了重刑。對此，書中這樣寫道：“開庭時向全世界轉播蒯大富的表演圖像，暴露執法者的無聊與虛偽！正派之人視之，無不痛惜 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蒯大富後來對此也作了深刻的反省與自責，留下人生極大的遺憾。”對於張春橋，書中說道：“文革慘敗，他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既知大勢已去，及至落入牢籠，面對法庭不公，雖一言不發，但氣節為重，生死之間何必奴才！追隨主席一場，豈能投降！張春橋法庭之上傲然天下！”



　　該書的可讀性還在於主人公蒯大富無人可比的“絕版”文革經歷。作者在《自序——絕版的價值》中寫道：“蒯大富是被國家主席劉少奇當靶子打的一號反革 命，也是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平反的一號造反派。清華大學是毛澤東實現其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陣地。研究蒯大富及清華文革是文革史的經典課題之一。文化革命 中，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負責人、首都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經歷和影響是文革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他的成敗教訓無論對 學者還是對後代青年都具有重要的借鑑作用。”

　　蒯大富出身於革命農民家庭。爺爺參加過新四軍，父母親都是共產黨員。幼年蒯大富，聰明好學，成績優秀，勤勞樸實。和別人不同的是，從小就關心政治，還 “總得做出點和別人不一樣的事情來”，被父親批評為“風頭主義”。高中的時候，蒯大富曾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的陰暗面（1966年王光美讓工作組整他的時 候，翻出了這封信。）他的人生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18歲的蒯大富以優異成績考到清華大學攻讀放射化學專業，假如沒有文革，才華出眾、爭強好勝的蒯大富有 可能成為核工程化學領域的科學家。可是，人生沒有假如！

　　1963年—1966年，清華大學政治空氣十分濃厚：如對學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九評》文章等，一貫關心政治的蒯大富很快成為 積極分子，他寫的《出身好也要自覺革命》的文章刊登在《新清華》報的頭版，校內影響很大。蒯大富始終認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他上大學的機 會。所以，他積極投身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文化革命運動是自然的。

　　文革期間，蒯大富作為學生頭頭受到最高領袖毛澤東的關注程度無人能比。該書開篇《導言——毛澤東說蒯大富》部分，列出了從1966年7月28日到 1976年1月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談到蒯大富11次之多。其中有關懷、有愛護，有諄諄告誡，也有嚴厲批評。 1966年6—7月，當蒯大富被王光美打成“反革命”，被迫進行絕食鬥爭的時候，毛澤東讓周恩來總理過問清華大學文革。周總理兩次聽取蒯大富匯報運動情況 匯報長達6個小時；後來，周總理帶着一百多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包括鄧小平、董必武、陳伯達等）到清華召開全校萬人大會，宣布為蒯大富等同學平 反。可是後來，蒯大富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風頭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膨脹，清華大學“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而是打派仗，聚山頭，最終演變成 “百日大武鬥”。毛澤東指示工人、解放軍進校制止武鬥，遭到蒯大富團派的開槍抵抗，打死工宣隊員5人，傷百人。讀了這部書，我才知道，毛主席要謝靜宜、遲 群派工、軍宣隊進校制止武鬥，而他們根本沒有做工作，突然萬人進校，兵臨城下，工人不知內情，蒯大富更是毫不知情，誤認為有幕後黑手，造成慘劇。毛澤東召 見五大領袖，談話五個多小時，對他們進行了恨鐵不成鋼的批評。毛澤東走後，竟又返回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每 每讀到這一幕，我的心就熱乎乎的。我想，毛澤東對蒯大富的偏愛，說明毛澤東對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情之深，愛 之切。然而，正像本書中所說的：“毛澤東的腳跟是站在工農兵一邊的，心是和工農兵連在一起的，他不會讓工人受委屈。文革中這一又偶然又必然發生的流血衝突 使毛澤東在運動中從依靠不成熟的學生轉向依靠工人和解放軍。”直到1976年3月，中央發文傳達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間的指示，其中 又提到蒯大富：“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

　　農民子弟蒯大富所以能成為牽動清華、影響北京、聞名全國、海外關注的紅衛兵造反派領袖人物，與劉少奇、王光美把他打成反革命，欲置死地是分不開的。本 書真實地把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政治鬥爭的場景還原給了讀者。筆者保存有幾個版本的蒯大富文革初期38篇大字報匯編，雖然也很珍貴，但其中缺乏真情實景和事件 的來龍去脈。讀者也只有通過真實場景，了解事實真相，才能懂得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能知道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何等殘酷！才能理解毛澤東《炮打司令 部》大字報中所說的“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 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 也！”的深刻含義！這對於沒有參加過文革的後來人尤為重要。

　　《清華蒯大富》一書，通過蒯大富的回憶，參閱資料，特別是參考對立派的文革回憶錄以及被蒯大富鬥爭的黨委第一書記劉冰的回憶錄等，再現了這些場景：蒯 大富寫了質疑工作組大方向的大字報後，又在一張大字報上寫道：“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權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我們每個左派應 當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就成了蒯大富的“反革命”的證據。王光美親自坐鎮清華，指揮全校大辯論，把鬥爭 矛頭指向了蒯大富。把蒯大富罵成“牛鬼蛇神、反革命”，造成清華園各班、年級、系大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團”的局面。並對這些人 實行隔離、看管、沒收日記、審訊、按手印等手段，凡是和蒯大富有聯繫的人都得檢查，承認自己犯了“立場錯誤”，方能過關。期間，自控系一青年教師被逼自 殺，學生朱德義被逼走臥軌自殺的路，兩隻腳被壓壞，成了終身殘廢！在朱德義住院期間，發着高燒，昏昏沉沉，每日還要向他們交出兩份檢查。……兩條路線的斗 爭何等觸目驚心！

　　蒯大富至死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清華園沒有人敢支持他，他卻無視這萬眾圍剿，每天寫大字報照常去應戰，以一對萬。蒯大富的大字報成為清華每天的焦 點，實際引領着清華運動的方向。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第一次到清華看大字報，竟被不知情的蒯大富稱為“胖老頭”，還當眾和他辯論。試想，如果蒯是高乾子弟， 哪能出現這種情況！？薄一波第二次親臨清華，又和正在貼大字報的蒯大富相遇，薄副總理當眾講話，批判蒯大富。這樣一來，蒯大富的處境更加艱難了。他哪裡知 道，劉少奇對他下了三點指示：（1）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3）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7月4 號，蒯大富被剝奪了人生自由權：不准出門，不准貼大字報，於是，他開始了捍衛人權的絕食鬥爭。……這正像文革中一首詩所寫的：“假如我們不造反，／走資派 就會整死我們，／然後，／指着我們的骨頭說：／看，這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在被平反後，進入他短暫的輝煌期：去上海、南京串聯，受到張春橋約見；帶王洪文見周恩來和江青；召開三十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會後再審王光美； 當上首都首都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清華園興建毛主席塑像請林彪題字（開創全國興建毛主席塑像的先河）；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 席。……蒯大富在社會上可謂風光無限！然而，在校內卻地震不斷。清華大學是高乾子弟、知識精英、理論精英雲集的地方，蒯大富一介平民子弟，沒有一定理論政 策水平和領導藝術，是很難駕馭的。何況蒯大富自己又頭腦膨脹，聽不進反對意見，不能主動團結反對派，只知進不知退，對反對派的行為應對過度，致使反對派發 展壯大，最後宣布成立“414總部”，與井岡山兵團抗衡。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414”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理論”就是要蒯大富把 權交給他們掌管。414的理論家周泉櫻曾聲言“參加414就是為了搞垮蒯大富”，更能說明問題。清華大學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始終停留在“籌備”階段。為 了取得清華大學的領導權，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兩派政治勢力表演得淋漓盡致，最後激化成百日武鬥，清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蒯大富也身敗名裂！清華大學 的這段“絕版”歷史，在這部著作里有十分詳實的描述。

　　文革註定要影響蒯大富的一生。蒯大富離開學校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僅僅一年多時間，就以清查 “五·一六”名義被叫到北京隔離審查，關押三年後，到工廠“監督勞動”，直到1978年4月已失去人身自由8年的蒯大富，又以清查“四人幫”名義被逮捕入 獄，判刑17年。從蒯大富服刑到出獄，書中披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情節：國慶35周年，鄧小平搞閱兵，蒯大富、韓愛晶和魏京生一起被轉移到大西北青海塘格木 勞改農場；和蒯大富一起服刑的韓愛晶刑滿後留勞改場工作，像電影《牧馬人》一樣，找一個18歲的四川姑娘結婚；蒯大富刑滿後在胡耀邦的幫助下重反寧夏鋁 廠。服刑期間，蒯、韓每逢節日或是生日，寫詩填詞，互相贈送，讀着那些閃耀着思想、智慧之光的詩句，總讓我百感交集。

　　蒯大富出獄後直到今天的種種經歷，更有些傳奇色彩，被稱為“蒯大富現象”。在同學、朋友，工人、農民、老電影演員眼裡，蒯大富不是“勞改釋放犯”，更 不是反革命，仍是紅衛兵領袖、名人，大家幫他結婚成家，聘請他當“經理”，讓他養家糊口。不少人爭相和他合影留念。可是社會不是普通人說了算的。蒯大富被 聘到北京創業，王光美不容被趕出京城；戚本禹約他去常州謀生，省委下令把他趕出江蘇；最後，終於在深圳安了家。蒯大富利用“名人效應”，加上自己靈活機動 的生意經，事業做得紅紅火火，給深圳創了不少稅收。但是，在燈紅酒綠、吃飯應酬、風風光光的背後，蒯大富活得並不輕鬆。儘管政治上非常低調，還是會經常被 公安局派人請去“喝茶”；為了孩子上學，愛人的戶口需要遷到深圳，因為是蒯大富的配偶，有房有車有文憑也不行，無奈採取“協議離婚”的變通手段。蒯大富 說：中央有關部門 1993年說過，六十歲我們就不管他了。愛場面、愛熱鬧的蒯大富藉此在六十歲時大宴賓客，高朋滿座，其中有原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和韓愛晶等文革人物，有文 革中被他認定為反革命集團頭子、深圳大學首任校長，有廖承志的親屬，賈春旺的侄子親屬，深圳市原市委宣傳部長，企業黨委書記、企業家等等，當年的死對頭、 414理論家周全纓參加並朗讀自備的祝詞。整個宴會是“蒯大富現象”的典型寫照，展示了蒯大富的身份與風格。

　　《清華蒯大富》一書在介紹蒯大富的同時，“還詳略有異的展示王光美、周恩來、陳伯達、康以及江青、張春橋等人在不同處境時的所作所為，再現文革之 源”。這樣一來，一些歷史事件真相就展現出來，對讀者了解文革，研究文革彌足珍貴。比如，1970年前後清查“五·一六”問題。1967年夏天北京出現過 一個秘密組織“五·一六兵團”，主要矛頭對準周總理。人數很少，早就處理過了。時隔兩年，為什麼又在全國範圍清查五一六？不少省市借清查“五·一六”大抓 造反派（據資料披露，湖北省抓68萬人，還有的省市更多更慘。）許多優秀的已經進到革委會領導班子的造反派頭頭被誣為“五·一六”隔離審查，長期關押。這 樣大的全國性的事件，源頭在哪裡？是毛澤東、周恩來，還是林彪？本書雖然沒有真正說清楚，還是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解答了部分疑問。

　　本書採取“還原加討論” 的方式，在敘述歷史事件的同時，加上討論和評述，儘量歷史地公正的評價文革，評價毛澤東。不像有的回憶錄，只談個人或自己那個組織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和悲 慘遭遇，不敢深究文革，更不敢觸及現實社會。比如，書中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話題時，作者感嘆道：“住房改革讓房地產商和批地的官員暴富，讓土地的主人 買不起房；教育改革讓學校成為發財的高雅之地，而平民子弟上不起學；醫療改革讓藥品流通增加吃回扣環節，老百姓看不起病；經濟體制改革把人民幾十年艱苦奮 斗創造的財富改到少數個人名下，兩極分化。”——切中時弊，直率，精闢！

　　《清華蒯大富》一書的可貴之處除情節真實外，還在於再現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革命的理論。基本上是在理解毛澤東文化革命理論的前提下闡述歷史的。

　　《清華蒯大富》一書中有插圖、照片70餘幅，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為本書增光添彩，十分珍貴。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清華蒯大富》是一部值得認真研讀的史書，無論是文革研究者，還是對文革有興趣的人，無論是文革親歷者，還是青年人，都應該讀一 讀。至於本書的不足，筆者認為有兩點：一是對毛主席的文革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沒有明確闡述出來，有吞吞吐吐、猶抱琵琶的感覺。對 此，筆者能夠理解，畢竟有人對蒯大富和作者還不放心，還要定期請“喝茶”！第二，書中多處把清華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報，寫成《井岡山報》，這樣就和 414派的《井岡山報》混淆了。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立場不同，對事物的看法必然不同。對一本書也是一樣。文革中，無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聲稱自己是真 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少人信誓旦旦，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少地方群眾組織為了爭“正確”，正“響噹噹”，打得頭破血流。但 是，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文革的基本理論是什麼？恐怕很多人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很多人是在失去領袖以後的社會現實給予的啟示 和教育下，去思考文革，理解文革的。著名軍旅作家魏巍文革初期受到衝擊，對文革很不理解。後來，國際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教訓，國內人民公社解體，國有企 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貧富兩極分化、黃賭毒泛濫、環境資源破壞、道德淪喪等等現狀，使他不得不思考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2006年，魏巍在為 拙作《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尚未出版）寫的序言中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40年了。隨着歷史風雲的變 化，這場大革命越發顯出重大深遠的意義和耀眼的光芒。儘管對它的評價依然存在着種種爭議，甚至巨大爭議，而且還會持續下去，但那種盲目的否定和輕率的否 定，顯然越來越難以立足了。我以為，只有從人民長遠的利益出發，廣泛收集歷史資料，嚴肅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麼是成功的地方，什麼是不成功的地 方，並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利於未來的實踐，才是正確的路子。”魏老的這段話意味深長、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