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25日刊文說，在美國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動盪的陰影下，中美不僅面臨着一場新的經濟危機考驗，兩國關係也加速從之前的高度不對稱轉向均衡化。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導致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的政治悲劇，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種事實，不容迴避，這無疑考驗美國包容度。

　　文章摘編如下：

　　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抵北京赴任還不到一周，美國副總統拜登又旋即來華，中美關係在盛夏的8月掀起了一波波熱潮。不過，在美國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動盪的陰影下，雙方不僅面臨着一場新的經濟危機考驗，兩國關係也加速從之前的高度不對稱轉向均衡化。《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即哀嘆：“這次也許不是拜登就人民幣問題向中國施壓，而很可能是中國官員就美元的穩定性問題向拜登施壓。”北京和華盛頓的風向轉變，將是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化。

　　中美關係在小布什第二任內處“歷史最好時期”，奧巴馬2009年上台伊始也是“高開高走”。不管是否將對方視為“真朋友”，雙者至少能維持表面上的“和合”局面、不相互拆台。然而，去年情勢陡然逆轉。兩國不論在雙邊經貿、安全，還是在地區或全球問題上，都陷入了糟糕境地。兩國小心累積數年的互信之柱轟然倒塌，重新退回到9年前的脆弱狀態。

　　雙方關係的惡化在東亞地區體現得最為明顯。在這裡，華盛頓利用周邊國家對中國權力增長的憂慮，高調宣布“重返亞洲”。在經歷了一場金融危機後，中國相對美國實力的大幅成長也讓後者憂心忡忡，隨着美國逐漸步出兩場戰爭的泥潭，奧巴馬政府開始騰出手來對付中國。華府意圖在於，一方面抑制“北京日益膨脹的自信”，削弱其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藉以穩固美國在這一蓬勃發展地區的地位和利益。

　　東亞現階段特殊的政治氣候讓華盛頓順利達致目標。從朝鮮半島到南太平洋，華盛頓對北京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凌厲攻勢，包括宣稱南中國海爭端的解決“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批准6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對東京保證釣魚島“屬於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在朝核問題上邊緣化中國，並在中國周邊頻繁軍事演習等，直擊中國的東部海域軟肋。

　　容納而不是排斥

　　不過，不論是美國，還是東亞國家，都無法繼續安睡在美國一國所主導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內，並安然自得地將消除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作為未來的政策選擇。原因在於，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種事實，不容迴避。就在去年，中國一舉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亞第一大經濟體，並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成為對其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塑造能力在穩步提升。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不是尋求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力圖將中國容納進來，使之成為區域體系內負責任的大國，而是處處提防、限制其權力和影響力的拓展，這種政策不僅難以持續，而且相當危險。它將使區域治理結構難以順利演化，由於區域瀰漫着不滿和不安，衝突陰影始終難以消散，一體化自然成了奢談。

　　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導致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的政治悲劇，缺乏開明的制度設計去緩衝相互間的摩擦，以及被過分放大的恐懼才是罪魁禍首。“和平崛起”也遠遠不是哪一國可以承諾和實現的，若沒有全球和區域各國共同營造氛圍，最終只會淪為空泛的政治口號。因之，它應該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在人類高度相互依賴的今天，這點尤其值得強調。

　　中美的地位決定了它們間的互動，無論是對區域還是對全球，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兩國關係的改善，首要的挑戰在東亞。這不僅是由兩國在這一地區生死攸關的利益決定的，更是隨着全球權力重心，從大西洋區域向太平洋區域轉移過程中，東亞地位的迅速提升決定的。

　　從二戰以來，美國已經習慣了處於輪轂這一中心位置，分別與東亞諸國發展親疏有別的雙邊關係，這與在歐洲青睞多邊機制形成鮮明對比。由於美中戰略關係遠低於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關係，這就導致其不時受制於東亞地區形勢，出現震盪波動。

　　這種模式很顯然有待變革。只有中美解決他們在東亞地區權力的重新結構化問題，兩國關係的發展才會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