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中國人殺中國人，深仇大恨為哪般？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8月26日17:20: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清華大學秦暉教授說：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中國在歷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麼慘烈呢？《紅樓夢》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高伐林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是我素所佩服的學者。記得世紀之交時，左右之爭開始浮出水面，有人將他列為“自由派”，有人將他列為“新左派”，後來發現這些帽子戴在他頭上，無一合適。這些頭腦簡單偏執的人士，不是反省這些帽子的質量和尺寸，乃至反省帽子的製作工藝，而是責怪秦暉“頭長得不合適”，又似左來又似右。 　　那年在新澤西開一個小型研討會，從中國、歐洲和美國，請來七八位學者關門討論，秦暉也來了。我不是學者，但有地利，得以聆聽高見。他的發言是讓我收穫最大的。   秦暉教授（高伐林攝，下同） 　　例如，他講起中國的發展模式在其內部形成的“尺蠖效應”，讓我茅塞頓開。 　　尺蠖被俗稱為“弓腰蟲”，這種昆蟲一屈一伸地往前進，屈起來像個拱橋，伸直了像條直線——所以中國古話有“尺蠖求伸”的成語。 　　秦暉用尺蠖這種昆蟲打比方說，政府的政策一放一收，左一下右一下，結果如何呢？—— 　　“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 　　“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 　　“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 　　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 　　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 　　他歸納說：“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 　　後來我看他在另外的場合，還用老百姓的話說：“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他”是誰，就不用說了。 　　如果秦暉來到萬維博客發言，想必某些人士會痛斥他“騎牆”？說不定還會揚言，如果左右派爭論得上火乃至動起手來的時候，要首先把他給“斃了”！ 　　還真巧，秦暉真寫了一篇文章《晚清以來西儒關係的演變和影響》，其中說：“比如大家都講儒家，大家都講仁義道德，這個仁義道德到底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取決於你用這個仁義道德來針對誰”；“從董仲舒以來，兩千多年，幾乎人人都講儒家，沒有什麼人說他是反儒的，但是講儒的人中區別非常大”。 　　扯遠了。秦暉教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如噴髮式地問世，讀者若有興趣不妨在網上檢索，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收穫。 　　這裡我想推薦的，是秦暉在《南方周末》發表的關於反思“辛亥百年”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 　　秦暉在《南方周末》的這一組系列文章，到今天為止，已經發表了四篇，分別是： 　　《“演員”越來越清晰，“劇本”越來越模糊》 　　《南方周末》 2011-07-21 　　《“改朝換代”與君主和平立憲的可能——“封建”與帝制的比較》 　　《南方周末》 2011-08-12 　　《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 　　《南方周末》 2011-08-18 　　《不仁不義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憲政——辛亥之變的價值觀思考》 　　《南方周末》 2011-08-25 　　其中這第三篇，題目是問“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但相當大的篇幅，卻講述了從西漢末年以來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時，大規模殺戮導致人口劇降之慘。他講的這些史實，過去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但是讀他的這些文字，還是讓我悚然而驚！他所提出的問題，他自己在這篇文章和後續文章中不斷在回答，願所有中國人深長思之。 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 秦暉，《南方周末》2011-08-18 【帝制興衰：辛亥百年話“傳統”之三】   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 大災難的形成機制   　　與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以後中國歷史的明顯特徵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制”不像“封建”那樣領主林立多內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國崛起”的成就。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傳甚廣，我以為難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則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歷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國秦以後歷代王朝的壽命不但比“封建”時代的周“王朝”和歐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更幾乎是人類歷史上獨有的。  　　古代沒有精確統計，惟一能反映國家興亡、社會榮衰的指標就是人口的增減，而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固然，人口（在農業時代基本也就是經濟）的升降並非傳統中國獨有。羅馬帝國極盛時人口據說達到一億，帝國崩潰後原領土上的居民估計還有七千多萬。在整個中世紀“封建”時代，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是有起有伏、時進時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與氣候，而不是政治與戰爭。六七世紀之交與14世紀的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嚴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則有說減少四分之一，多則說減了三分之一，並由於生產破壞引發了社會失序和動亂。但這兩次大衰退與“改朝換代”和政治變故並沒有什麼關係：那裡的“盛世”並無秦皇漢武，“末世”亦無漢獻唐昭。黑死病之災後，又有以“三十年戰爭”為谷底的16－17世紀危機，據說使戰爭波及地區的人口損失三分之一。根據如今學者的研究，這次危機是“小冰河期”宏觀氣候異常導致的。 　　而所有這幾次“封建”歐洲史上的大難，都與“改朝換代”無關。近幾十年，歐洲中世紀史學界關於中世紀危機原因的爭論，主要發生在強調“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論”觀點和強調瘟疫與氣候災變的“偶然”論觀點之間。前者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認為危機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過剩，瘟疫只是過剩嚴重後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種表現形式。“瘟疫是中世紀舊大陸人口數量增加和活動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產品之一”，“即使沒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況仍會發生”。而後者則認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與氣候變遷一樣，屬於偶然性災變，與歐洲社會上的人口“過剩”與否沒有什麼關係，正如後來的工業革命在一些人看來就是因為煤和鐵恰巧同時富集於英格蘭一樣。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並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麼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現象。應該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種爭論都是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提出了許多、並且解決了其中的一些實證問題，而且從方法論上對過去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並且把差異很大的前近代中國與歐洲都歸結為來自“奴隸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模式是一個很大的糾正。由於這種模式改革前在中國史學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壟斷性，因此這場爭論在中國的意義尤其大。 　　但是，如果說過去那種關於“封建社會”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有問題，那麼如今這種圍繞“人口、氣候和瘟疫”做文章，並且熱衷於爭論古代GDP數值的新西方中心論史觀，恐怕也有同樣的毛病。過去那種史觀是“制度決定論”，尤其是經濟制度（即所謂生產關係）決定論，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今天無論講“必然”、“偶然”都不談制度，恐怕也有問題。如果說必然性的“人口規律”與偶然性的氣候、瘟疫災變對西方中世紀的盛衰確實有某種作用，那麼在中國它們也有同樣作用嗎？——就像過去說中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封建社會”因而有同樣的“規律”那樣？ 　　這顯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這樣的氣候災變，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紀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明顯不同步。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卻出現“貞觀之治”；14－15世紀發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災時，中國卻又出現永樂、宣德“盛世”。而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 　　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麼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為殘酷的戰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疊。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麼中國歷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為“人禍”了。 　　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於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漢末年人口將近6000萬，王莽時期發生大亂，幾十年間就使人口損耗三分之二，東漢光武帝恢復天下太平時，人口只剩下2100萬。 　　東漢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桓帝時人口又恢復到5648萬，但馬上又發生了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與軍閥戰爭，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重歸一統時，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只有760萬，可以說消滅了七分之六。西晉維持統一三十幾年，末年人口1600萬，只有西漢盛期的四分之一。 　　緊接着又大亂幾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時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盛世，人口發展到4600多萬，接着又發生了隋末大亂，也是毀滅性的，到唐高祖統一的時候，第一個人口統計是200萬戶，按中國傳統的五口之家計，200萬戶，當時的人口有1000萬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經過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發展，在安史之亂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有5291萬，仍比西漢平帝時要少。第二年“漁陽鼙鼓動地來”，又陷入了百年大亂，到了唐代宗時期，中國的人口又劇減70％，降為1692萬。 　　歷經晚唐藩鎮，五代十國之亂，到了宋太祖統一的時候，剩下309萬戶、1500多萬人的樣子。 　　宋代人口發展比較快，經濟比較繁榮。南北宋之交的戰亂對人口的影響也相對小些，到1190年，宋金對峙的雙方人口合計達到7633萬，第一次超過西漢末年，再創高峰。 　　元滅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從南宋的259萬戶劇減到元初的20萬戶。元朝的太平只維持了八十幾年，元末大亂又使中國人口受到嚴重打擊。 　　明代的人口記錄很怪，在明太祖統治的31年內，人口增長出奇地快，到朱元璋臨死時據說已經達到5987萬，以後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到了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前，人口大概是5200萬左右，經過農民戰爭與明清戰爭又一場浩劫，清初恢復統一後，統計數字剩下1900多萬。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長很緩慢，乾隆中葉以後，人口增長突然加速，這是中國人口史上的第三個謎，在100年間中國人口先後超過1億、2億、3億，到咸豐元年達到4.3216億，形成中國人口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亂，太平天國戰爭加上回捻之亂，1863年即太平天國滅亡的前一年，中國人口的數字已經掉到2.3億。以後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數字一直都在咸豐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與“亂世增長”   　　當然，上述都是史書上的官方數字，其中宋代的戶、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滯”，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這三大謎都存在着嚴重的統計爭議。一些研究認為實際情況沒那麼駭人。其中，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掛帥的集體項目六大卷《中國人口史》可以說是對歷史上歷次大亂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該書綜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潛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當代水準，尤其對以上三個“人口之謎”的真相作了具有說服力的澄清。 　　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萬降至2500萬；安史之亂後以訖五代，戰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清初順治至康熙初的戰爭損失還有約2000萬。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亂，人口由4.36億降至3.64億。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儘管實際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戰禍不斷，屬於兩個穩定“朝代”之間“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亂世增長”，從1910年的4.36億增至1949年的5.417億。 　　因此根據該團隊的研究，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現象，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第二階段是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國人口史》作者所說，這種變化其實主要是因為元以後中國人口基數大了，分布廣了，而且出現了多個人口稠密中心，大亂不可能席捲所有這些地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 　　第三階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時期人口的“亂世增長”是此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其意義我們以後再說。   　　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被維蘇威火山爆發吞沒——老高注），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民國時期外敵（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永不能忘的慘痛記憶。可是兩千年前，在短短幾十年內，秦一次坑殺趙降卒40萬於長平，楚一次坑殺秦降卒20餘萬於新安，而當時整個中國人口也不過才兩千多萬！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國看到好幾本書說美國南北戰爭是人類迄那時為止最殘酷的內戰。真是少見多怪了。國人自相殘殺的殘忍讓人聽來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國戰爭，雖然全國人口減少的比率沒有元以前那麼高，可是戰爭波及的那些地區，人口減少之驚人絕不遜於前代。按地方志記載，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成為戰場的江浙一帶，人口耗減都達到一半以上，像蘇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縣，不是僅蘇州城）耗減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減了五分之四，屠城、屠鄉的記載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為哪般？   　　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反滿大力渲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漢族的內戰中更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僅就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統計，四川有人口385萬，到清初順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後統計，只剩下一萬八千丁！丁是納稅單位，加上婦孺，加上未錄人口，充其量也不超過10萬人吧。從385萬到10萬，要說是人口滅絕，一點都不假。現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後移進去的。 　　我當年治明清之際史，喜歡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現入清以來第一輪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為的。那都是一批怎樣的志書啊！亂後之作，紙差印劣，篇幅單薄，不少註明是縣官或同仁私人湊錢印的，因傳世極少，如今多屬善本。而其中內容，賦役志則多有一縣僅數十丁者，有縣官和移民來到無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來移民數十戶一年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藝文志》則多為虎口餘生孑然倖存者的恐怖紀實，令人不忍卒讀。 　　清初十餘年間，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與遺民在山中結寨自保。當時清朝的四川巡撫駐川北邊遠的保寧（今閬中縣），明朝（南明）的巡撫則駐川南彝區邊緣的洪雅縣一處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雙方你攻我伐，多次路過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駐守，因為那時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沒的灌木叢，鄰近府縣皆無人區，駐軍則無處覓食。直到順治末年，清朝的巡撫才回到廢墟成都重新設置。 　　過去傳統文人把“屠蜀”歸罪於“流寇”，說是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光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意識形態出發，為了維護張獻忠這個“農民領袖”，很多人寫文章論證“不是張獻忠屠蜀，而是統治階級屠蜀”。改革後有人就說，其實兩說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瘋狂殺人。 　　清代文人記載說，張獻忠為證明他殺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許多“聖諭碑”，就是張的語錄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又被稱為“七殺碑”。到底有沒有“七殺碑”？經過1950年代以來的研究，的確發現了幾塊傳說中的“大西皇帝聖諭碑”，如今四川廣漢市的公園裡還豎着一塊。只是碑文與清人的說法有點出入，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後面不是七個殺字，但正如當代著名南明史家顧誠先生評論的：此碑殺氣之明顯，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爺對（四川）人百般照顧，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該殺。刀下鬼們，你們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該吧！顯然張獻忠殺人如麻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老實說，川人的確不是他張獻忠一家可以殺光的。尤其是，張獻忠發狂地進行滅絕性屠殺，是在他敗象已露、絕望掙扎的順治三年，那時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被明將曾英控制，以嘉定（今樂山）為中心的川南，則是明將楊展的地盤。張獻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帶。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軍屠戮、賊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實上，那時四川何止“官軍”與“流寇”，一般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下，為了自利甚至僅僅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幾乎已如那句老話說的，“人對於人是狼”了。 　　如今國際上對“中國”或“中國人”往往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或者說中國人在“傳統”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極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其實抽象地談論“中國”和“中國人”是很少有意義的。中國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們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樣，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陰暗。當權力不受制約時，在社會衝突爆炸之際，人性之惡便會導致種種殘暴不仁之事。對本族人是如此，對其他民族，又何嘗例外！中國古代的專制者與別國的暴君一樣搞過領土擴張，搞過種族屠殺乃至種族滅絕。遠的不說，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準噶爾人就幾乎被清朝軍隊殺絕。被稱為“進步思想家”的漢族著名學者魏源記載說：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此外數千裡間無瓦剌一氈帳。 　　漏網之厄魯特各賊眾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軍）分兩路圍獵，所至獮剃，搜山網谷，櫛比擒馘，無孑遺焉。 　　甚至連親清的準噶爾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誠清朝，竟然也被清軍將領“襲坑之”，全部活埋了。   　　與頗為得意於“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維新志士譚嗣同則痛斥“本朝”對準噶爾人的滅絕： 　　《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   　　他甚至憤而說出了這樣的話：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 　　這話今天聽來，怕要被指為漢奸。幸虧人人皆知譚嗣同是為救國變法而死的烈士！ 　　這當然是過激之言。實際上專制權力如果不受制約，“欲尚存噍類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國人自己。即使國力孱弱談不上擴張，專制暴政下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照樣有遭屠殺乃至滅絕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際的“蜀難”，後者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冉魏政權對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滅，這次大屠殺不僅使時稱“五胡”之一併建立過後趙王朝的羯族從此絕跡，大量漢人也僅僅因為長相“高鼻多須”疑似羯人而橫遭“濫死”。   重審歷史上的“制度”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於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併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來解釋歷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筆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農民戰爭”？ 　　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麼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併”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儘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的土地兼併，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級官員”。 　　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制的“制度決定論”衰落之後，完全不談制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時代的制度問題當回事。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生在中世紀制度早已終結、現代化早已完成的發達國家，爭論只涉及人口劇減的機制，並不涉及其他方面，爭論雙方都無意於肯定中世紀制度，也無意於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但我們如果也去趕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生過，或者發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於“小冰河”？惟獨中國歷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我們不能迴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些問題並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制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中國在歷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麼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裡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麼兇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歷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歷史說得花團錦簇。 　　（注釋略） 秦暉教授 【秦暉簡介】 　　生於1953年12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主要研究方向先後為：明清農民戰爭、明清經濟、古代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形態、商品經濟史、農業農民史、地域史（關中、雲南等）、改革革命與現代化問題的中外歷史比較，作為比較對象的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經濟、近代俄國與美國史、現代南非史等。近年來，秦暉在對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模式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比較和解釋了中國與東歐改革的不同進程。並提出了以“契約轉換”為核心的轉軌經濟學理論。 　　秦暉著有《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問題與主義》、《傳統十論》、《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天平集》、《耕耘者言》、《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江浙鄉鎮企業轉制研究》、《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現代化：中西社會公益史比較研究》、《思無涯，行有制》、《五四新論》（合著）、《實踐自由》等書，並與金雁合著有《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十年滄桑：中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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